渡十娘｜上海尋根之七：八千里路雲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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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編輯｜渡十娘

作者簡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讀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學文學院，1991年赴美留學，獲PurdueUniversity心理學博士學位，現為紐約州立大學（UAlbany）教授

（一）

2002年，我大姐戴辰一曾到過安徽的屯溪老鎮。據說，當年的瑤溪村還在，離屯溪鎮老街15裡地。晚上，她在一個小店用餐，偶爾店主問到瑤溪村，店主說他們家90歲的老太太，就來自瑤溪村，而且也姓戴！正欲向她打聽，無奈老太太已經睡覺，只好作罷。

一百四十年前，我的曾祖父離開了他的出生地瑤溪村，由此衍生了幾代人的滄桑。

2007年，我到常州看望我的常州嬢嬢（我在《上海尋根之四》裡寫過她），她90歲的人了，腦子煞清，跟我回憶當年她到上海，住的是徐家彙孝佑裡65號，如今的太平洋百貨（見《上海尋根之二》）。

我出國前，父親好幾次提到我的曾祖父。我就向常州嬢嬢詢問。她說了兩件父親從未向我提及的關於我曾祖父的兩件事：一件是他在生意上成功後，又在一位吳姓鹽城著名鹽商的的提攜下成立了經營地方鹽業的“東興公司”，這事發生在十九世紀末。第二件事是他從青樓裡贖買了一位叫楊玉仙的女子，收入房中為妾，這事發生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他當年四十多歲。

黃山腳下山坳裡的村莊

1885年左右，剛滿十六歲的戴曉峰走出大山，離開故鄉徽州的休寧縣瑤溪村，跋山涉水，到了東海之濱的東臺，投靠同鄉人呂老闆，當起了呂家典當鋪的學徒。據說，按徽州的老規矩，十六歲的男孩就應該出外打工給家裡掙錢了。

曉峰顯然是個聰明又勤快的人，很快得到呂老闆賞識，在打拼了十年後，呂老闆乾脆把女兒嫁給了曉峰，讓他自立門戶經營典當業。戴曉峰經營鹽業，創立“東興公司”，一定是後來的事。

我從父親和姑婆（戴曉峰的獨生女）那裡早就得知，戴曉峰與我的曾祖母呂氏結婚後育有三男一女，分別出生在1897到1905年之間。二十餘年後，戴曉峰的大兒子娶了杭州的祝家小姐，生了鳳喜（即常州嬢嬢）和戊喜（即我的四川峨眉山伯伯），他的二兒子（我祖父）娶了張家的三小姐，次年還生了個兒子（小名閏喜，即我父親，見《上海尋根之三》）。戴曉峰看上了青樓女子，並娶回家當小妾，看來戴曉峰在當地混出了點人樣，而且頗為放浪。

一切似乎人生圓滿。

（二）

2010年六月，我去合肥有公事，順便看望合肥嬢嬢，即戴曉峰三兒子的女兒，然後去南京大學。合肥嬢嬢說那我們可以先去黃山附近的休寧老家看看，然後送你去南京。一不做二不休，由表弟培軍開車，我們坐了他的小車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向南。

從合肥到黃山，鬱鬱蔥蔥的皖南山巒，一路通途。我不由想到，當年那樣的崎嶇山地，曾祖父是怎樣走出大山的。我們在黃山腳下造訪了我的一個素昧平生的叔叔的家。我們在屯溪老鎮吃了午飯（我第一次品嚐了安徽名菜臭鱖魚），隨後驅車約一小時，彎彎曲曲，直到右前方漸漸開闊起來，一條大河展現眼前。極目遠望，是靜靜躺在大山裡的一條清澈的大河。我們的左前方，也出現了村落。一個六十多歲模樣的老人在那兒閒坐。我們停車上前詢問詢，原來，這裡就是瑤溪村的村口。那條河，便是率水。

這個率水之濱的瑤溪村，建村於宋朝德佑年間約1275年左右。當年一支戴氏家族可能是逃避饑荒或戰亂，由江西樂平（景德鎮附近）遷徙到休寧，看到這裡一片窪地地勢平坦，依山傍水，遂決定安營紮寨，到現在，這個瑤溪村已經有七百五十年曆史了。這裡共有四支戴氏宗族：前門，中門，後門，和金竹。村口那位老人告訴我們，他也姓戴，已經是第三十八代戴家傳人。因為和外村人通婚，這裡還剩一半人姓戴。

我站在那兒發呆，從曾祖父1880年代後期走出大山算起，到2010年，也將近一百三十年了。

率水之畔的村落

率水從這裡向東而去，與橫江匯合進入屯溪，就是新安江了。據說，這裡“農夫山泉”採水的水源地。再從屯溪往下，就到了千島湖，然後是新安江水電站。

1981年夏天，我和三個大學同學去黃山觀光，我們決定不從原路返回，而是從黃山的背面下山。走到山腳下，是一個寬闊的淺灘和渡口，一副野渡無人舟自橫的景象。我們順水而下，先是坐小船，然後坐能擠四五個乘客的小機動船，在馬達的突突聲中過千島湖，經新安江水電站，最後在桐廬上岸，吃了尚好的河魚，然後去杭州，從杭州坐火車回到上海。說不定，戴曉峰是走了這條水路，然後由京杭大運河北上抵達揚州？

在上海四川北路的家裡，我的姑婆戴季清（即戴曉峰的獨生女）跟我們姐弟說過，1930年左右，戴曉峰的大兒子和二兒子一路用船送載有父親遺體的棺木回屯溪鎮瑤溪村下葬，入土為安。我想，他們也來到了率河之濱。

掐指一算，戴曉峰從子孫滿堂到人去樓空，最後悽慘地死去，也就短短的幾年時間（見《上海尋根之二》）。闖蕩了四十餘年的江湖，他最後又回到了那條流淌了千年的率水。

戴曉峰當年十六歲走出大山，是父母的期待，還是自己的決定？從後來的發展看，他是個不甘寂寞，敢說敢為的人。但他後半生為什麼會窮途末路，以至於他一死，他的兒女不得不紛紛離開東臺去上海、去南京討生活？

（三）

東臺，一個隸屬鹽城的縣級市。我去年夏天（2024）坐沿東海行駛的京滬高鐵，第一次看到了我父親的出生地。窗外看過去，雖不如福建長樂或溫州郊外有海外背景的村落，但大差不差，農田，民居，錯落有致。

京滬高鐵過東臺

江蘇東臺條子泥海灘

當年揚州、鹽城一帶的商人，一定頗為風光。戴曉峰也一定透過鹽業賺了一票，否則家境優越的杭州祝家大小姐（常州嬢嬢的母親）為何遠嫁給蘇北的戴家大兒子。估計，當年揚州和鹽城的經濟地位，一定不在杭州之下。要知道，宋朝以來，中國最耀眼的城市不是蘇東坡眼裡的青山綠水的杭州，而是馬克波羅眼裡的商業和藝術互相輝映的水城揚州。

無奈好景不長。戴曉峰這樣的新富扛不住1925年的亂世，更不用說是當地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鹽業的衰落，水旱災害、軍閥和流寇的猖獗、社會自助組織的潰散……有錢人落荒而逃，擠進了上海的租界。

揚州好景不再，鹽城毛將焉附？大量在這裡生活不下去的人去了上海，這也和上海的經濟發展迅速，工作機會多，租界相對安全穩定有關。

但是，戴家衰敗的一個更隱秘的原因是缺乏文化根基，發家後戴曉峰和老婆呂氏都染上鴉片煙癮，最後戴家老大（常州嬢嬢四川伯伯的父親）鴉片成癮，老二（我祖父）賭博成性，戴曉峰還經常逛妓院，可見當時的奢靡之風，為後來的家庭敗落埋下伏筆，這一點，新富的戴家和書香門第的張家（我奶奶家）成為鮮明對照。

這一切，為戴曉峰的獨生女兒（我姑婆）和孫女（常州嬢嬢）二十年代去了上海，為我父親和我的四川伯伯1946年抗戰勝利後去了上海，提供了重要的註腳。

1934年上海航拍，最醒目的是左上角的“百老匯大廈” Broadway Mansions，現在的“上海大廈”。和平飯店，滙豐銀行大樓，旁邊帶鐘樓的上海海關大樓，都歷歷在目。黃浦江對岸的一片灘塗，是如今高樓林立、爭奇鬥豔的陸家嘴

（四）

十九世紀中葉，有近兩百萬愛爾蘭人，由於愛爾蘭遭受大饑荒（Great Famine，1845–1852)，先後湧進美國新大陸的都市，包括紐約，波士頓，費城，水牛城，巴爾的摩。

馬丁斯克西斯導演的《紐約黑幫》，寫的是當年兩個幫派的大打出手，一個是以愛爾蘭人天主教為靠山的黑幫，一個是有安格魯新教背景的黑幫，地點就在曼哈頓下城那個擁擠、骯髒、混亂、犯罪率極高的貧民窟所在地 “五點”（Five Points），位於現在曼哈頓下城的唐人街的運河街以南一帶。紐約市由於種族、經濟地位、宗教（天主教）因素形成的社會和經濟歧視，持續了上百年。

當年的上海，在1842年《南京條約》開啟“五口通商”後，除了洋人的資本和商界進入，還有大量以江浙商人為主力的新移民湧入，其中不少是躲避“太平軍“的殺進江南而逃進上海租界的有錢人家。據說上海的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家綢布店、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染織廠、第一家化學制品廠、第一家印刷廠、第一家中藥店，等等，都出自寧波人的手筆。

尤其是民國後，不單是寧波人，廣東人在南京路上經營的百貨公司，蘇南的容氏家族經營的麵粉業和紡織業，在上海都做得風生水起，他們是中國民族經濟的先驅，是新上海人的上層階級，大部分住“上只角“的英租界、法租界（現在的黃埔靜安一帶）。

以揚州為中心的蘇北廣大地區，由於鹽業的衰微，京杭大運河失去物流樞紐的重要地位，早已經衰落，而整個蘇北的土壤種植條件遠不如蘇南，1866年又遭遇大饑荒。所以大量的蘇北窮人、難民湧進上海討生活。他們大部分居住在閘北、楊浦、南市、徐匯肇嘉浜路的棚戶區。

蘇北人在上海的命運，類似當年愛爾蘭人當年落腳紐約時只能集聚在髒亂差的“五點”一樣。當年的上海政府，為了維護大都市的秩序和“上等人”的體面，還曾經設法遣返蘇北的經濟難民，但是，當時並無戶籍制度，最後這些“低端人口”成為上海的不可忽視的存在，也幾乎包攬了上海的苦活髒活累活，職業以澡堂、理髮、小販、拉黃包車為主。

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1992年在耶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社會學專著《上海的蘇北人：1850-1980》。她認為“蘇北人”（或“江北人”）是這些經濟移民進入上海後被杜撰出來的一個概念。確實，對蘇北人的社會歧視和經濟歧視在上海一直存在。只要誰說一口蘇北話，或者上海話裡有蘇北口音，就會被貼上“江北人”的標籤。中國別處來上海的人基本沒有同等的待遇。

我在四川北路老宅的左鄰右舍大部分是寧波人、無錫人、本地人（松江人）、蘇州人，只有一家蘇北人。我從15到25歲之間對父親上海話中的蘇北口音特別敏感，母親是安徽巢湖人，安徽人說上海話也帶江淮官話的腔調，上海人有時也分辨不出。

在上海，地域歧視主要是以方言為標誌的，對“江北人”尤其如此。在弄堂裡，同樣有心照不宣的地域和方言鄙視鏈。以至於我跟對門一個蘇州好婆還有過一次爭論，她說我家是蘇北人，我說我家戶口簿上“籍貫”一欄明明寫的是“安徽省休寧縣“。

“正宗”上海人（不管三代前是不是廣東人，蘇南人，浙江人）對“鄉下人”，“蘇北人”的態度，是一種源於身份和教養的優越感，“鄉下人”是沒見過世面、不懂城市規矩，因此劉姥姥至少還“憨態可掬”，“蘇北人”則是野蠻邋遢沒教養的代名詞，如同紐約市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被有些移民到紐約的上海人罵成“蘇北人”，最好眼不見為淨。賈府的焦大高攀不了林妹妹，主要還不是經濟地位和階層問題；你焦大再怎麼財運亨通，也不入林妹妹的法眼！

我曾經問一個常年住紐約市的猶太人同事，紐約市有沒有類似上海的“上只角”，“下只角”，她說這在紐約市由來已久，非常明顯，從住的地方，上哪個學校，甚至穿著、口音，都能知道這些小孩的家住在哪隻角。嘴巴不說，內心也是有鄙視鏈的，這隻要看紐約市中城那些喜歡“攀比”不餘遺力雞娃孩子拼死擇校的中產父母就能看出。

上海文化是由租界的城市文明定義的，說上海人“洋氣”主要還是指最早接觸西方文明的那些住在武康大樓或烏魯木齊路以西的法租界裡的上海人。我在大學裡認識了很多出生在“上只角”的“鉅富長”一帶的同學。他們周邊住的人家和我住的四川北路是不一樣的。比如我的好友家住“鉅富長”附近的太原路，他上的“永嘉路小學”就比我上的小學有名。他在中學裡已經讀過大量外國文學作品，我在讀大學前幾乎沒有讀過什麼像樣的文學作品，只看過巴金茅盾的一些作品。十六七歲發現家裡不知從哪兒冒出來一本有些破舊的張恨水的《北雁南飛》，剛想一睹為快，還被母親發現，立即沒收了。

身份認同，永遠是貫穿戴家幾代移民的隱秘的主線。我少年時曾羞於父親的蘇北口音。回頭看，是一種莫大的精神包袱。一個動盪的時代和不斷遷徙的人群，作為移民城市的上海，匯聚了各種身份故事。最近幾十年，常住上海的最大外來群體來自安徽（23%）和江蘇（16%），其中鹽城排名第一。如此，類似戴家的百年家族史還在許許多多家庭中延續。

（五）

去年（2024）10月，去波士頓參加一個活動，因為要趕回Albany教課，錯過了去附近薩樂姆小鎮參觀蔭餘堂的機會。蔭餘堂，十八世紀建造、坐落在休寧縣的黃村的一棟即將被拆除的徽派老宅，十幾年前被波士頓地區的一個博物館買下、花九牛二虎之力一磚一瓦地搬到了美國，然後一磚一瓦的被完全被複原。

整體搬遷到美國波士頓地區的蔭餘堂

蔭餘堂木雕鏤窗

雖然沒有看到蔭餘堂，我2010年在西遞宏村看到了大戶人家的屋樑上的精美木雕，從建築到村落的設計。感受了一把老徽州的精緻。什麼是文化，這就是。文化本質是一種不滿足於溫飽的講究。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大的徽派建築，一種被李安的電影《臥虎藏龍》放大了的靜穆和厚重，一幅幅天然的現代派水墨畫。

宏村印象

休寧自古文風昌盛，書院、私塾星羅棋佈，“十戶之村，不廢誦讀”，我的曾祖父戴曉峰，應該也受過一些耳濡目染吧。徽州多山，可耕地少，生活相對比較清貧，所以要想改變命運，必須走出大山，要麼出外讀書投身科舉，要麼混跡商海出人頭地，休寧在這兩方面都成績斐然，無論是馳騁江湖數百年、名噪一時的徽商，還是屢屢金榜題名的狀元。自宋代到清末，休寧人斬獲狀元十九人之多。其中的戴有祺，便是出自瑤溪村（他最後定居於位於上海的金山縣）。

我2010年看到的徽宅，給孩子讀書的廳堂開有天窗（下圖），據說就是要讓小孩經受冬天的寒冷，而不是為了採光，大概是激勵孩子從小鍛鍊意志吧。

父親多次提起清朝的哲學家語言學家戴震，說戴震原籍休寧，很可能和我們戴氏家族同宗。我2010年去瑤溪村時，還特別問那位村口的老先生。他和另一位族人交換資訊後，回答是戴震屬於休寧縣隆阜的戴姓家族。父親的猜測，透露了他對孩子們的一種期待。不管怎樣，能成為讀書人在中國總是一種身份的提升，這是他從早逝的母親那裡領悟到的。儒商，冥冥中契合了上海氣質：面子上的精明能幹和裡子裡的見多識廣。

（六）

從1925年間戴曉峰的大家庭分崩離析，到這個家族的生生不息。這是一個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故事。晚年異常淒涼的曾祖父可曾想到，他的孫輩都頑強地存活了下來，五歲去了上海的常州嬢嬢，後來成為了一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自後定居常州，而她失散的弟弟卻在四九年被徵兵進入國民黨軍隊，最後定居四川峨眉山頤享天年。戴家的衰敗，也把我的父親逼到了上海做學徒，經歷過戰亂和饑荒，後來靠一己之力撐起了一個家，然後才有我的兩個姐姐和我。

1988年，常州姑父嬢嬢到上海小住。他們的到來總讓我開心不已。晚上坐下來搓搓麻將，姑父、嬢嬢還是那麼認真。有天，姑父約我到樓上談心，我還以為他和父母親串聯著向我催婚。在我父母住的前樓坐定，常州姑父跟我談起了當年他還是八路軍幹部時的一些往事。記憶最深的是他講道有人用“還我荊州”來表達奪回日佔區的決心。劉少奇把“還我荊州“改成了”還我河山”，改了兩個字，境界和氣魄提升不止一個檔次。我當時頗為詫異，原來姑父要我更為大氣地面對人生啊。這有點像劉震雲的舅舅，對外甥說，你要走出去，才會開啟一片天地。

我1993年回滬探親，得到了父親的讚賞，因為在他眼裡，能在美國讀研堅持兩年而依然不倒，就值得慶賀。父親去世三十年了。我從來不曾好好想過，我的父母的經歷，他們兢兢業業的持家，跟我和兩個姐姐的命運有何關聯。父母把我生在了上海，也算是一種幸運吧。我申請美國大學時，父親寫信給在臺灣的表叔張家燕，請他幫忙出具經濟擔保書，父母最後拿出所有積蓄支援我出國。

父親三歲喪母，他的父親無能撫養兒子，遂把他送了人。或許是因為童年的經歷，他會覺得要儘可能支援兒子出國的努力。在我年少氣盛的年紀，父親總是忍受我的少不更事。他默默的支援我，但從來不給我壓力，也許是他給我的安全感，讓我生活在一個陌生人的世界裡而從未感到畏懼或退縮。直到今天，我都覺得我是個赤腳的，從不怕穿鞋的。我本來就一無所有，無所忌憚。I’ve got nothing to lose。

（七）

在瑤溪村村口的戴姓老人說，村裡祠堂早在50年代就被毀掉了，宗祖的墳地也在文革中被毀。所以戴曉峰出自哪門戴氏兄弟，已無從查考。從黃山到東海，從上海到紐約，1880年代到2025年，五代人，走過了多少坎坷歲月！而在即將退休之際，回望我自己在美國的歲月，真可謂，六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我的孩子，出生在印第安納的女兒，和出生在紐約的兒子，兩個都大學畢業了。一個落腳西海岸的灣區，一個在東海岸的新澤西獲得了人生第一份工作。他們生長在新世紀的網際網路時代，同時又遇上了一個戰爭頻仍和衝突不斷的亂世。

在歷史長河裡，每個人都是人類生殖樹上的一片落葉，隨風飄搖。從生物學角度，似乎每個人的使命是傳承基因。但從家族史角度，則是一代代人在苦難、挫折和逆境中的成長和堅持。而這一切留給個人的，則是海德格爾的“存在和時間”，還有普魯斯特想牢牢抓住的“流逝的時間”。

“上海”是一個符號，代表我前半生的歲月和記憶，“上海”在我的家族史上留下了印痕。但到了我孩子的孩子那一代，這種歷史符號和印痕很可能被抹去了。他們（如果有他們的話）更不會知道大山裡的瑤溪村和屯溪老鎮。非常可能，他們除了還有一張或半張亞裔的臉，連漢語都不會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