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採寫｜朱凡
過去，人們一般認為只有被確診患有某種心理疾病，或者出現了某些會影響到正常生活的心理症狀的人才需要接受心理諮詢，但近些年，隨著心理疾病的去汙名化以及心理諮詢市場的蓬勃發展，心理諮詢不再僅僅是一種治療手段，也在成為一種進行自我探索、實現個人成長的途徑。然而，對於鼓起勇氣決定接受心理諮詢的人而言，從心理諮詢師的選擇到對心理諮詢師敞開心扉都是需要面對的難題。在《心的表達》一書中，李沁雲記錄了自己在34歲時重新去做學生、投身心理治療行業一路以來的經歷和思考，既包括從學徒期開始接受治療的體驗，也包括從新手從業者到獨立執業的心理諮詢師、精神分析候選人的成長和感悟。雖然精神分析只是心理治療中的一個流派，但李沁雲真誠而專業的介紹為我們理解心理諮詢的龐大世界提供了一條光亮的通道。
近期，澎湃新聞思想市場以文字形式對李沁雲進行了專訪。談及精神分析對童年經歷的關注時，她指出和網路上流行的“原生家庭決定論”不同，精神分析雖然會“追本溯源”，卻絕對不鼓勵來訪者一直停留在對個人歷史的自憐自艾和創傷感受中，她認為，“父母在孩子面前對於自己的不足和缺點做到誠實且坦然，這樣就能給小孩兒的心靈發育打下健康的基石”。關於精神分析今天在臨床領域遭遇的邊緣化危機，她豁達地表示“小眾”並不代表精神分析不好，它只是不遵從現代社會所預設的效率邏輯，“但是人生中真正美好的事情，又有哪一件是遵從效率邏輯的呢？”對於AI心理諮詢產業的興起，她也抱持樂觀態度，她認為在難以獲取合適的心理服務的時候不妨使用AI，但真實的人際溝通與聯結是這個世界上最最寶貴的幾樣事物之一，絕不可能被AI取代。以下為訪談全文：
澎湃新聞：面對紛繁的心理治療流派和術語，人們在尋找治療師時常常會感到迷茫。您在書中說精神分析是一種最深入、最深刻的心理治療方式，為什麼這麼說？精神分析與其他主要的心理治療流派的本質區別是什麼？
李沁雲：我在書裡說精神分析是一種最深入的心理治療方式，是由於臨床精神分析追求人格層面的改變，也就是最持久最深入的一種改變。在我的印象裡，那些教給人一些有關“怎麼做”的方法的治療流派都像是往破損處打補丁或往傷口上貼膏藥。打補丁和貼膏藥不是不行，在人們有一些急性發作的症狀時絕對是很需要的。可是我們中文裡有個詞叫“故態復萌”，如果僅僅是打補丁或貼膏藥，故態復萌很容易，因為補丁和膏藥都有可能會鬆動、脫落。如果一個人的人格沒有獲得成熟或得到修復，那麼隨著生活事件的不斷衝擊（大家不妨把這想象成是貼了膏藥的手肘不得不動作起來），那些對我們自己有害卻為我們所習慣的應對模式常常還會回來。精神分析並不會告訴來訪者“你應該怎麼做”，卻能在漫長而反覆的對話、言說及思考之中使訪客認識到自身以及生活的真相、發掘自身的潛能，以至於最終能夠有力量、有願心也有一個積極的態度去靈活且富有創造性地面對他人和世界。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多次提到，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很多時候就像是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諮詢師要先“懷上”來訪者，然後將其“生下”並重新養育；您也談到很多病患的心理症狀都是源自兒童時期對父母的愛與憤怒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感受無法調和而造成的衝突，強調要去傾聽重重帷幕後的幻象世界裡，那個孩子在呼喊著什麼。精神分析對於童年的關注和所謂的原生家庭決定論有什麼不同？從精神分析的視角來看，在孩子的童年時期，父母怎樣才能與孩子建立相對健康的親子關係，讓他們擁有較為強健的心靈應對未來生活的挑戰？
李沁雲：正如我書中所寫，人有自變化其氣質的能力，這是改變可以透過自我修養或精神分析而發生的一個前提。目前在網路上，“原生家庭”似乎已經成了一個負面詞彙，但實際上它原本指的只不過是我們每個人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組成的那個最初的家庭，是一箇中性詞。在我看來，中文語境裡的“原生家庭決定論”有些誇大了嬰幼期和童年期養育的作用，甚至據我在網上所見，“原生家庭”這個詞對一些經歷過成長創傷的人來說，成了一個會喚起創傷體驗的語彙。精神分析雖然會“追本溯源”，卻絕對不鼓勵來訪者一直停留在對個人歷史的自憐自艾和創傷感受中——這會妨礙人的心靈成長，也不會慫恿訪客去和自己的父母進行“對質”——這或許會又一次帶來現實層面的創傷性後果。在臨床情境中我們能做也需要做的是幫助身心裡攜帶著來自家庭傷害的諮客去對他們的創傷體驗進行充分哀悼，同時也幫他們建立起對自我（self）的信心、增強其自我（ego）的能量感和確認感，最終使來訪者明白：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它的影響或許仍在顯現，但它作為一個（或一些）事件本身已經過去了，現在我是一個有能力把日子過好、有能力展開屬於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成年人。
對於如何做父母，英國分析家溫尼科特說得非常好，父母不需要完美，也不可能做到完美，做“足夠好”的父母就夠了。具體來說我個人認為，身為父母肯定會有犯錯的時候，但是不要害怕也不要試圖去掩飾錯誤，父母在孩子面前對於自己的不足和缺點做到誠實且坦然，這樣就能給小孩兒的心靈發育打下健康的基石。
澎湃新聞：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也是在關於心理諮詢的討論當中經常出現的一個話題。在書中，您分別從接受分析和提供諮詢的兩種視角分享了您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並且指出精神分析中獨特的“躺椅”並不是一種不平等的設定，而是愛的體現。但在現實中，當來訪者來到心理諮詢師的辦公室裡接受付費治療時，可能很多時候並不容易體會到一種平等的關係。在近期的熱門美劇《診療中》（Shrinking）當中，一名遭遇了喪妻的治療師（就職於一間採用認知行為療法的診所）決定打破心理諮詢的規則和倫理，轉而對來訪者給出直接的建議、和他們成為朋友乃至提供實際的幫助，結果來訪者和他自己的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當然是娛樂作品的誇張呈現，但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對諮訪關係進行反思的迫切性？在您看來，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良好的關係是怎樣的？
李沁雲：我自從出書以來已經數次被媒體問到這同一個問題，顯示了大家對諮訪身份中權力關係的巨大關切。首先我想說的是，我們對任何關係都應該去反思，那就肯定亦免不了要去思考諮訪關係裡不對等的權力地位和動力。其次，我認為這個問題在中文語境下這麼突出，仍然跟普遍存在著的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息息相關。只不過心理諮詢師提供的並非有形商品，而是既看不見也摸不著的一種服務，所以信任問題尤為凸顯，使大家會擔心臨床心理行業的從業者會不會透過濫用權力來讓自己受傷害或承受損失。我覺得大家的擔心是很正常、很自然的。
如果我們身體不適了需要去看病，我們會不會質疑“醫生的地位比我高”呢？如果多數人的答案是“不會”，那提供心靈療愈的諮詢師和提供身體治癒的醫生區別何在呢？我覺得這很值得思考。我的意思是，顯然，大家在面對諮詢師時，會帶入許多情緒和感受，而尋求醫生幫助的時候，則往往目標更為明確，把身體的不適治好就行了，而不太聚焦於情緒與感受的層面。所以我們在面對諮詢師時肯定會發生信任與否的問題，可是對醫生，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已經有了先入為主的信任感。我這麼講絕不是想說大家應該一開始就毫無顧慮地信任自己的諮詢師，這一定是不現實的；幫助訪客建立對諮詢師本人、對談話過程以及對來訪者自身的信心，都是諮詢師工作的一部分。還需要思考的是，在電信詐騙防不勝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日漸稀薄的今天，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已經超越了個體的層次，是社會上的一個常見現象？而當它在某個具體的諮訪關係裡呈現出來的時候，它又具有什麼樣的文化意義和個人意義？
事實上在我的工作經歷當中，絕大多數帶著中國文化背景的訪客在心理諮詢開始之初是特別願意把諮詢師看作一個權威形象甚至全知者的，也會很自動地把我稱作“醫生”或“老師”。對這樣的訪客來說，不去破壞他們對我的這一理想化想象才是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當然，不論來訪者是以何種心態開始與諮詢師面談，只要關係走得足夠深入，權力關係的問題肯定會浮出水面。但是我不覺得這有太多特殊之處，因為在任何關係中都可能含有權力的不對等，例如夫妻間吵架時，常常雙方都各自想“佔上風”。對於一個合格的諮詢師來說，諮訪關係裡的權力關係並不是由於諮詢師想“佔上風”造成的，而是來自諮詢師這份職業自帶的權威特質，畢竟在漢語當中，它是一個“師”字結尾的詞，與“老師”同列。不過，只要是有人際關係的地方，就一定有權力關係。諮訪關係的唯一特殊性在於，諮客可以獲得一個對它進行討論的空間，來訪者的感受可以得到探索、接納和理解。而且在精神分析治療當中，幫助諮客建立起足夠強大的主體性是我們工作的目標之一；當一位來訪者談及他在諮訪關係中感受到的不對等，我會把它看作是主體性的萌發，這實際上是令人喜悅的成長訊號。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精神分析在當下的心理治療實踐中遭遇了變得越來越小眾的危機，心理諮詢師當中也有不少人對精神分析抱有不理解和拒斥的態度。但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在大眾文化當中一直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近年來更是出現了一股精神分析迴歸的熱潮，弗洛伊德在當下似乎又重新流行了起來（《紐約時報》《紐約客》《衛報》等媒體都刊登過相關文章），如何理解這一現象？您在學習和工作中有沒有觀察到這樣的趨勢？和弗洛伊德時代的經典精神分析相比，當代精神分析發生了哪些變化以適應時代的發展？
李沁雲：我的工作裡還沒有見到這樣的趨勢。事實上根本沒有來訪者會找到我（也包括我在精神分析學會的同學和多數老師們），開門見山地說想要接受精神分析。與此相反，多數訪客的要求都是面談頻率越低越好。其中對映著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現代性話語裡的效率邏輯，它有特別強大的把人異化為“機器”的傾向。因此今天的分析師在能夠進行一週四次或更多次的精神分析工作之前，必須經歷一個往往很漫長的“培養病人”的工作階段，把本來不瞭解或無意於精神分析工作的來訪者發展成願意透過帶有古典主義色彩的高頻面談來緩慢地改善自己人格的精神分析訪客。當代精神分析也已經發展出了許多更加人本主義、更強調關係質量的流派以應對精神分析被邊緣化的趨勢。不過我個人對精神分析在臨床領域的邊緣化持比較放鬆的態度，我覺得“小眾”並不代表精神分析不好，它只是不遵從現代社會所預設的效率邏輯而已。但是人生中真正美好的事情，又有哪一件是遵從效率邏輯的呢？
澎湃新聞：您除了在美國與本地的來訪者開展治療，也會和國內的諮客進行遠端的心理治療，作為在美國受訓的中國背景的諮詢師，與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對話時是否會有不同的感受？社會文化環境是否也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在結構性問題面前，針對個體心靈展開的精神分析和心理諮詢是否有其限度？
李沁雲：我的工作物件裡既有國內的訪客，也有在美工作、讀書的中國人，還有對中國文化毫無瞭解的美國本地人和已多代定居在美的華裔人士。與這些背景不盡相同的人工作，的確會有不同的感受。雖然文化、族裔、語言和性別背景都是我在工作中會考量到的方面，但我覺得一位諮客和另一位之間的差異，或許大於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意思是說，一位說中文的訪客和另一位說中文的訪客之間的不同，有可能會大過一箇中國青年與一個美國青年之間的不同。畢竟所有的工作都是一對一地做個案，而每個人都是非常獨特的，我們沒有辦法拿適用於一個來訪者的方法不加思考地去套用到另一人身上。不過總體來說，由於心理諮詢行業在西方已經有了相對漫長的發展歷史，西方人對尋求諮詢師幫助大多持比較開放的態度，人們對此的羞恥感比來自中國社會的訪客要低不少。
在結構性問題面前，比如美國社會存在的階級壁壘和種族鴻溝，針對個體心靈展開的精神分析和心理諮詢當然是有限度的。弗洛伊德的理論本身也只針對個體層面上“心靈內部的衝突”，精神分析並非萬能靈藥。但我對此也比較放鬆，因為我們仍然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內去關注內心的衝突，在儘可能的現有條件下讓自己過得更自由自在一點。
澎湃新聞：書中寫到您的精神分析受訓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間甚至還經歷了退學的極端情況，能否介紹一下在美國想要成為一名獨立執業的心理諮詢師需要經歷怎樣的訓練過程，這個過程中會遭遇哪些困難或挑戰？
李沁雲：在美國要成為心理諮詢師主要是透過學歷教育的路徑。畢業以後在督導的監督下，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積累一定量的臨床小時數之後，便可以考取獨立執業的執照。如果沒有繼續受訓的願望，那麼正式的專業訓練基本上就停止了。精神分析訓練是心理諮詢師考取執照後可以考慮的一條更深入的專業道路。這個過程中需要經歷的挑戰可能讀者們多多少少都聽說過一些了，在金錢、精力和時間的投入外，這個訓練過程裡也包含對內心世界以及情感的淬鍊。精神分析師主要是以自己的人格為工具去工作的，所以發展出相對健康的人格以及相對自由、空曠的內心世界是培訓過程裡非常重要的事。
澎湃新聞：在心理治療資源稀缺的現實背景下，隨著以ChatGPT為代表的聊天機器人的興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向人工智慧尋求心理健康支援。一些人認為，與人類治療師相比，心理治療機器人具有隨叫隨到、更易負擔等優點，即便不能取代人類治療師，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但也有觀點認為人工智慧提供的隨時生成的、無邊界的心理支援蘊含著潛在的危險。您如何看待心理治療機器人在當下的流行及其可能對心理治療行業造成的影響？
李沁雲：整體上我很樂觀。我覺得假如AI諮詢師真的能給一部分人帶去慰藉，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我並不認為臨床心理行業會被AI造成根本性的衝擊。比如書裡提到我曾問過一個督導：如果來訪者旁邊坐的是一條狗，是不是也行？（或許這條狗也可以是AI狗。）督導給我的回覆是：不行，因為一條狗沒辦法產生諮詢師在當時可能產生的情緒，而這種情緒往往是訪客需要在一個客體身上喚起的。AI並無真實的情緒，它話語當中所含有的關心和照顧的感覺，我們當然都清楚，是演算法的一種最佳化結果。因此我同意你提到的後一類觀點：“隨叫隨到”的談話物件短期看來固然很好，但這種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陪伴物件在日常生活裡是不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對AI諮詢師的依賴其實是我們嬰幼期“全能幻想”的一種延續，久而久之，它會使人退行並停留在一個較為原初的心理功能水平，妨礙我們的心靈成熟，讓我們越來越不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自己的生活負責。不過在難以獲取合適的心理服務的時候，我覺得不妨考慮使用AI，但或許可以提醒自己，當我們在和AI聊天的過程中因它的某些回覆而感覺很舒服時，潛意識中我們可能仍然是在幻想AI背後是一個真實的人。總之我認為真實的人際溝通與聯結是這個世界上最最寶貴的幾樣事物之一，它絕非AI可能取代的。否則科學家們為何要把AI發展得越來越“人性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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