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楊希枚
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楊希枚（1916—1993），著名人類學家、歷史學家，原任臺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二十世紀30年代曾參與殷墟考古挖掘工作。1983年自美歸國，定居北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全國政協委員。
著作有《先秦文化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楊希枚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 諸神的起源》國內共十二個版本
［第一篇］
何新老弟：
信收到幾日，因感冒擾人，未及時筆復，請諒。
關於尊著太陽神崇拜的研究稿已拜讀。
1.文中擬訂的方法，主要該用進行研究的主題來證明。因此，似不須先據仍須證明始可成立的“小”型神話的例子為之證明。何況主題旨在太陽崇拜的系統研究。因此，我以為序文中僅提出方法理論即可。
2.序文似應指出提出問題的動機——是從來沒有人研究過中國太陽崇拜？研究的不徹底或誤謬？或其它原因。
而我認為，過去研究只是不成系統地有說明中國古代“也有太陽崇拜”的零星史實；縱的和橫的方面均多有不足，而尤重要的是，視這種崇拜似只是祖先崇拜的“陪襯”，卻不知其普遍性以及地位的重要性，實更勝於祖先崇拜。（這一觀念似迄無人提出過）
3.雖說明擬訂的方法以分析主題，而實質上應是據史實反證擬訂的方法。因此，希望不“自投羅網”，即不用自制的框框來硬裝找到的材料，而應客觀地用史料來證實你的方法論（否則便必將失敗，結果只是變成為別人提供一些未能善用的史料）。
因此，方法論也可不必過於強調，尤不必強調可如何改觀以後文史各方面的結果；只提綱挈領地說明方法即可。
4.在20頁以下的“六書”問題，似無討論之必要。
5.方法上似應說明擬從哪些習俗或制度方面，闡釋太陽崇拜。（如祭祀、服飾、建築、思想，或語文各方面。）
關於由我指導研究一事，我感到不僅學不足為人師，更感到有些不便。
所中因理解我曾表示不從事教學的意思（包括研究生），而未與我再談及此事。此時，張（張政烺）、胡（胡厚宣）二先生已公開招生，我自不能毛遂自薦，以免有與人競爭之嫌；尤其不願使人認為我在爭取你。
如真承你雅愛，無妨以朋友或同道之誼，以餘暇研究我可以協助的問題。我的材料，如你有用，均可使用，只在你的論著完成後，在文中提一下，也就夠了。
以上所說均出於願望，非有別意，務請見諒。
祝研安！
希枚
六月二日晚（1984）
【何新案】
楊希枚回國後我與他在會議中認識，後多有來往而為忘年交。1984年《諸神的起源》初稿草成我即先送楊先生審讀。此信即是他讀拙稿後所復的讀後感。
楊先生於此信中所談，主要即是《諸神的起源》之主題——中國遠古文化中的太陽神崇拜問題。這個問題，此前屬於史學界諱言少言之禁區，權威如郭沫若更曾經斷言中國古代並無太陽神崇拜。而我於楊先生處聆教獲益至多。楊先生之博學之謙虛及扶持後學之厚德大愛，於此信中句句可見之。
往事已隔多年，楊先生早已是故人，餘亦垂垂老矣。每重讀舊信，則不免乎哀思而仍心嚮往之。】
（參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訊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二篇］
何新老弟:
大著《論馬克思的歷史觀點與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公式》、《文史新考》、《經史雜考》、《需、胥、儒》與《上古史官演變考》各篇均已逐篇拜讀。
尤其《論馬克思》一篇拜讀數次。
你最後引的馬氏一段話，使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據我自己的淺陋理解，即重視客觀事物的科學思想的卓越性。
你所論述的原是我近年所感受的，因而也是我最傾心的看法(不是具體討論的問題)。特別是“不先打破……教條主義傾向，是不能使歷史真正成為一門有價值的社會科學”這個根本論點。
其實，任何一門科學似乎都沒有僅此一宗或一家之談的、宏括萬事萬物之理的“真理”。
而所謂“真理”、科學學說，不過是“此時此際有效的說法(working hypotheris)”(因此，牛頓的力學定理便不如愛因斯坦的學說更適用)。
如果“不惜割裂歷史的肢體，削足適履地歪曲活的歷史以適應於死的教條概念"，不僅不能使史學成為科學史學，而是會使人的思想，整個社會思想都會僵化。
真佩服你，竟然在1981年如此大膽地寫出這麼精闢的論文!
顯然，國人，尤其中青年人的思想並未僵化。中國人的思想，正如現在大力推行的開放經濟政策一樣，會日見開放活躍起來的!真正的科學史學會日趨發展起來的，而你正是這個希望實現的倡導者之一。
而且前些日讀到1980年《學習與探索》陳平的《關於社會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說明這個趨向也正是方興未艾!令人深受鼓舞。我的思想是落伍了。
寫到這，又看到今天的《光明日報》的《加深對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解》和《從歷史的發展中認識科學社會主義》兩文，跟我們的看法正是一樣，證明“這樣的思想路線，必然要求解放思想……從種種錯誤的或陳舊、不符合發展了的實際情況的傳統觀念、固定觀念中解放出來，破除條條框框的束縛……使思想更符合不斷發展著的實際”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證明過去思想上“有種種錯誤”受“條條框框的束縛”!如此錯誤的束縛，還談什麼科學研究?
其餘各篇論點都持之有故，僅小地方或有可論，略示拙見:
一、《鍾馗考》論點均同意，據下列各詞音韻比較:(仲)虺Xwə̂d，(仲)偎Kwə̂d，(仲) 儡Liwə̂d，偎佩Xwə̂dKwə̂d，鬱儡 Siwə̂t Hiwσd，頗疑①原文或即虺儡、偎儡、鬱儡，②省言，則為虺、偎或儡，③雄、伯、中(仲)或是附加詞如風伯、雷公的伯、公)。
二、勞軒似有《釋史》之類的一文載《大陸雜誌》(題名期數已記不清)認為“史”或即巫史持鑽鑽龜:較之吏、使持“旗杆裝置有鼓”的令旗或令鼓，似更容易(旗杆上置鼓實在太重)，因而也較合理。尤其史契刻卜辭，正是記事。實際引《周禮》也只說“以旗物……各師其民而致”，不必就是手舉旗鼓(將旗鼓先建於場地上而後致之)。
又既雲劉節先生釋尹字說“甚確”(即司冊命書記，史佚即尹佚)，則“史”至少也當是記事之官。何以又據甲骨文“另一類史官”……因而強調史為“授令使人之官也"?這個論點既失之矛盾，也失之勉強，顯得吃力。然否?何不詳舉右史的職務及各司其職之史，而不必肯定泛稱之“史”必為司令之史?
引論徐中舒先生文的“需”字是否為“x”字之誤印?《說文》解釋的是“需”，不是x，也不能認為“從而的形訓不確”。或只能指出當是或需字。儒或即x，即主持祭典者的論點則是也。
墨子出身木工，及鉅子為墨子派下的執法領袖說，應是不易之論。
鄒衍為東方“方仙道”說，論點或發揮陳寅格先生說，蓋可論定。惟總覺得歷來發揮鄒衍說或考證其說者，所引資料均不出《史記》、《應同》篇、《淮南》等主要秦漢人論著。鄒氏原著均已無存，甚難確論。或不如就漢儒論著，以論九州島、陰陽之說，或更可論。
以上所見，卑之無甚高論，也不影響大著基本論點。尤有敢於突破舊說的同好之感。
社林崇拜。據漢畫羿射林上之“鳥”，當與太陽崇拜有關。太陽既關乎自然界萬物之生，及其炎旱，也為生物和人類的最大敵人，因而既是崇拜，又與之鬥爭!人與大自然力的抗衡!
我最近譯完《文化演化及研究史》一文，主旨與前面所論問題頤可參證。不悉有無刊載價值。容日即擬撰“漢代太陽崇拜”一文，俟寫好，請你批評。
附上近日發表的《先秦所謂姓及其相關的問題》抽印本。主要對過去研究作一概括介紹，同時對“姓、甥”二字訓詁與社會結構演變關係，提出新的看法。而主要論點提出周代至漢代仍是濃厚母系姓族(即通常所誤稱之氏族)，從母系，從母姓制的遺緒。問題頗覆雜，所論不必正確，只提出供有興趣同道參考而已。
先秦所謂姓，正是這樣一個複雜而需要全新肯定的問題。其豈不然?
祝新年安好!
楊希枚
二月四日（1985）
《 諸神的起源》日本、韓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