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段時間，以色列對伊朗的連續襲擊已經造成納坦茲鈾濃縮基地、導彈製造工廠及伊斯蘭革命衛隊多處重要目標遭到毀滅性打擊，數十名高階軍官與專家身亡，伊朗的安全體系受到重創。
儘管伊朗隨後發起了代號為“真實承諾3”的反擊，但總體上，基本處於單方面捱打的狀態。
就在前幾天，美國也實施了對伊朗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三處核設施的襲擊。對這種攻擊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管下的核設施的行為，中國外交部表示強烈譴責。
以色列公然侵犯他國主權、違反國際法準則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對伊朗的襲擊，讓伊朗這個擁有8500萬人口、面積達以色列近百倍、坐擁豐富自然資源和戰略優勢的國家，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
回望過去幾十年伊朗經濟的跌宕沉浮、社會的撕裂動盪，人們不禁要問：伊朗為什麼走到了今天？
現代伊朗的國運一直不能算平順，即便它上世紀70年代曾經依靠石油財富實現了經濟騰飛——當時伊朗的人均GDP達約1500美元，同時期的以色列也只有2300美元，中國更是隻有100美元出頭。當時的德黑蘭高樓林立，中產階級迅速崛起。
但繁榮的背後是嚴重的結構性問題。石油收入高度集中於王室和權貴階層，財富分配極不均衡，腐敗盛行。到1976年，巴列維家族透過石油積累了高達數十億美元財富（約佔當時GDP的10%以上）。
王室奢華享受和社會不公形成鮮明對比：經濟快速增長卻加劇了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石油紅利並未惠及廣大底層民眾。同時，巴列維政府推行的過度西化、世俗化改革（如“白色革命”）觸及宗教和傳統勢力利益，引發保守派和宗教人士強烈不滿。
換言之，少數“精英”獨享經濟成果，絕大多數民眾感受不到福祉，社會各階層怨氣累積。
步入70年代後期，伊朗經濟出現嚴重過熱和失衡。石油繁榮帶來的政府過度支出引發通貨膨脹率飆升，貨幣購買力停滯不前。到1978年前後，伊朗通脹率據估計已超過30%，許多低收入伊朗人不得不在20%以上的通脹中掙扎度日。
為遏制物價，政府倉促緊縮開支，卻導致企業大規模裁員，特別是年輕無技能工人大批失業。失業潮與物價飛漲直接刺痛了底層民眾的神經。1978年，伊朗爆發全國性抗議浪潮，數百萬心懷不滿的市民走上街頭，與長期受壓制的宗教勢力合流，矛頭直指巴列維政權。
王室鎮壓未能平息動盪，反而造成流血事件激化民憤。“經濟搞砸”的巴列維王朝在內外交困中喪失了最後的合法性。在1978年底通脹飆升、失業激增的背景下，一場社會大危機一觸即發。
1979年初，巴列維被推翻，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實現了王朝更替。其根源固然複雜，但經濟崩潰和社會不公無疑是最重要的導火索之一：當一個政權不能為大多數民眾創造體面生活時，政治危機終將一觸即發。
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新政權（1979～1989）在經濟上採取了國有化和去西方化方針，其中大批企業被收歸國有，禁止外國資本進入經濟領域，伊朗實質上開始“閉關鎖國”，並與全球技術和資金脫節。
這種政策選擇在和平環境下或許尚可支撐，但兩伊戰爭的爆發讓伊朗經濟雪上加霜。1980年，薩達姆政權發動入侵，伊朗被迫進行長達8年的消耗性戰爭。戰爭耗資巨大，據戰後統計伊朗直接經濟損失超過3000億美元，基礎設施大面積毀壞。
戰時政府入不敷出，被迫向海外舉債，到兩伊戰爭結束時伊朗累積了約450億美元外債。戰火與制裁雙重打擊，讓80年代的伊朗經濟幾近癱瘓。美國因人質事件和伊朗反美立場對其施加了嚴厲制裁，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和高科技裝置輸入。西方的技術封鎖導致伊朗石油產業技術斷層，生產難以擴大。
同時，伊朗原油出口因戰爭被迫腰斬，大量石油設施受損。GDP連續負增長，通脹惡性攀升，民生物資匱乏。長達8年的戰爭不僅造成約35萬人陣亡、75萬人傷殘的人道慘劇，更使伊朗發展程序至少倒退了20至30年。
霍梅尼時代末期（20世紀80年代），伊朗經濟“失血過多”：戰爭消耗了王朝時期積累的家底，國際孤立令國家無法透過貿易和投資回血。至1988年霍梅尼去世時，伊朗經濟產出遠低於20世紀70年代峰值，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1989年哈梅內伊接任最高領袖後，伊朗進入戰後重建期。
一開始，短暫的復甦令人矚目：20世紀90年代由於國際油價上漲，伊朗石油收入增多，加上拉夫桑賈尼等技術官僚推行務實的經濟重建政策，GDP一度恢復增長。然而好景不長，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和石油價格波動，再度讓伊朗經濟承壓；
緊接著在2000年代中後期，伊朗因核計劃問題遭遇新一輪國際制裁：2006年起，美國和聯合國對伊朗實施一系列金融和能源禁運，石油出口量和出口收入驟降，經濟增長急劇放緩；
再到2010至2020年間，伊朗實際GDP年均增速已降至不到1%。尤其2012年歐美全面禁運伊朗原油時，經濟一度陷入衰退，通脹率突破40%。此後幾年雖因油價反彈略有喘息，但整體呈低速徘徊。據估算，2010～2019年伊朗年均經濟增長率僅0.9%左右，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導致人均收入停滯甚至倒退。
不管誰掌權，伊朗都存在石油依賴與產業結構極其脆弱的頑疾。哈梅內伊時期伊朗經濟反覆陷入困境，一個根本原因在於“資源型經濟”的單一執行模式。
石油和天然氣至今仍佔伊朗政府財政收入的60%左右。石油既是支撐國家執行的命脈，也成為最大風險源：油價下跌或出口受限都會讓財政瞬間陷入赤字。
反觀非石油部門，多年來發展滯後，產業多元化嚴重不足。據統計，伊朗非石油出口僅佔出口總額的不到20%；非油工業和製造業只佔GDP不到三成，服務業也缺乏國際競爭力。相當多產業效率低下、競爭力弱，無法在制裁壓力下提供穩定就業和收入。
更嚴峻的是，伊朗未能建立包容性經濟制度：國有部門和半官方的宗教基金會掌控經濟命脈，民營企業受到管控和權貴尋租的困擾，腐敗和低效普遍存在。
在這種“資源的詛咒”下，伊朗龐大的石油美元非但沒有轉化為可持續發展動能，反而養肥了既得利益集團，削弱了經濟韌性。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伊朗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非正規經濟規模往往佔到GDP的40%左右。
這些灰色和黑色經濟（如走私、逃稅、地下交易）不僅反映出官方經濟治理的失靈，也進一步侵蝕了官方經濟的穩定基礎。
綜上，哈梅內伊時代的伊朗經濟始終在“制裁–緩解–再製裁”的迴圈中蹣跚前行，資源依賴和結構弊端使得每次外部衝擊都對民生和發展造成巨大破壞，經濟增長缺乏可持續動力。
過去十年，伊朗經濟歷經了一波“過山車”。
2015年伊核協議（JCPOA）簽署後，國際制裁一度緩解，伊朗迎來過短暫的經濟喘息：原油出口迅速恢復到每天約250萬桶的水平。貨幣里亞爾也從長期貶值中稍有企穩（2015年時非官方匯率約為1美元兌4萬里亞爾）。
然而2018年，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並恢復“極限施壓”制裁，對伊朗經濟造成沉重打擊。伊朗石油出口量自2018年後斷崖式下跌，到2020年末一度降至日均僅35萬桶。
儘管在某些國家支援下，伊朗近年透過灰色渠道逐漸將出口回升到每天約130～160萬桶，但與制裁前相比仍減少一半以上。以2024年為例，伊朗石油出口量徘徊在每日120～150萬桶左右，不到2018年協議未破裂時的一半。石油創匯驟減直接導致政府財政收入砍半。
隨之出現的是伊朗本幣里亞爾匯率在黑市上狂貶不止，從2015年的1美元≈4萬里亞爾，暴跌到2023年初約60萬里亞爾（2025年也一度超55萬，貨幣價值較十年前縮水逾90%）。由此造成的物價飛漲自然令民眾苦不堪言。貨幣崩潰和高通脹造成實際工資大幅下跌，大批中產墜入貧困。
據伊朗議會研究中心資料，當前約35%的伊朗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接近2800萬人營養攝入不足。貧困率之高，已回到了革命前夕令人絕望的狀態。
可以說，美國製裁引爆了伊朗新一輪民生危機：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甚至負增長，2020至2022年間又疊加新冠疫情衝擊，GDP總量跌至4500億美元上下，與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峰值相當。過去十年，魯哈尼和萊希兩屆政府均未能破解制裁困局，反而見證了民眾生活水準和社會發展指標的全面惡化。
與經濟困境相伴相生的是伊朗社會不滿情緒持續發酵。
在高通脹與高失業的煎熬下，民眾抗議此起彼伏。其中震動最大的是2022年的“頭巾抗議”浪潮。當年9月，22歲女性瑪莎·阿米尼因佩戴頭巾不當被捕身亡，引燃全國範圍的群情激憤。
長年壓抑的民怨（既有對經濟困苦的不滿，也有對社會管控的反感）藉機全面爆發，以大批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走上街頭，直斥政權專制無能。面對最大規模的挑戰，政府祭出了強硬鎮壓手段：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及其下屬巴斯基民兵傾巢出動，在清場和情報監控中發揮了骨幹作用。數月衝突造成至少500多名抗議者喪生、逾2.2萬人被捕拘押。
隨後當局又透過最高領袖釋出“大赦令”，宣稱赦免了22000名涉抗議者，以求平息怒火。
雖然運動被強力壓下，但伊朗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的“離心力”明顯增強。青年一代對現狀極度失望：官方資料顯示，15-24歲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1%；相當比例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選擇移民海外謀求前途。
據估計，2020年以來每年都有十餘萬技術和高學歷人才流出伊朗，流失規模創歷史新高。例如僅2021年就有約11.5萬名伊朗專業人士離開祖國。這意味著伊朗用寶貴教育資源培養的人才卻在為別國創造價值。
人才出走、投資停滯、消費疲弱等問題交織，使普通民眾對國家未來普遍感到黯淡無望。在國際民調中，伊朗人的國家認同感和對政府信任度降至谷底。許多家庭如今關心的只是如何在每日漲價中餬口，對政治改革或國家發展已不抱期待。政權統治的社會基礎正被經濟失敗侵蝕殆盡。
儘管經濟江河日下、民怨沸騰，伊朗伊斯蘭政權仍保持了相對穩固的統治。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三大支柱的支撐：軍經複合統治、意識形態控制與高壓鎮壓機器，以及灰色經濟下的替代生存網路。
首先第一個支柱是革命衛隊主導的軍經複合體。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不僅是伊朗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也已深度滲透經濟領域，形成“軍商合一”的龐大利益集團。經過數十年經營，革命衛隊直接或間接掌控著伊朗石油、天然氣、電信、基建、銀行等關鍵行業的大量企業。
據多方估計，IRGC關聯企業覆蓋範圍之廣，使其控制著伊朗20%～40%的經濟活動。其中，革命衛隊旗下最大的工程財團——“蓋達爾”營建總部擁有逾13.5萬員工、800多家子公司，累計承包專案價值約500億美元，相當於伊朗GDP的12%。
透過這種軍工複合體，IRGC在經濟領域呼風喚雨：他們承包政府基建工程、壟斷鉅額預算資金，並利用制裁背景下的灰色貿易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這一經濟帝國綁定了廣泛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高層神職人員、保守派官僚以及成千上萬依附於IRGC企業就業的人群。“有奶便是娘”，當政權把石油等國家財富分肥給衛隊及其裙帶網路，就確保了這些集團對體制的忠誠支援。
換言之，革命衛隊的經濟帝國是政權穩定的物質基礎：它不僅為管控機器提供了自我供養能力，還透過利益輸送將社會精英牢牢拴在體制戰車上。面對任何變革威脅，這個軍經聯合體都有頑強的動機和資源去捍衛現狀。
伊朗政權的第二個支柱是意識形態話語與管控機器的結合。在經濟困境面前，當局一直反覆強調是美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聯合絞殺伊朗經濟，很多保守民眾也相信，伊朗的貧困和通脹主要源於外部封鎖。
同時，伊朗政權不斷以“維護伊斯蘭價值”和“抵禦文化入侵”為由，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學校教育、宗教儀式和官方媒體日夜灌輸伊斯蘭革命思想，使一部分保守派群眾形成認同共同體。
隸屬於情報部和革命衛隊的安全機構則嚴密監控社會通訊和社交媒體，對網際網路實施極為嚴格的審查過濾，民眾獲取外界資訊受限。巴斯基（隸屬於革命衛隊的民兵組織）民兵則深入社群，一旦發現異議分子的苗頭，立即向上彙報，進行處理，這些異議分子往往被迅速逮捕關押。2022年抗議中大量公民被關押就是明證。
最後一個支柱是灰色經濟支撐下的替代性生存網路。在嚴苛制裁和官方經濟凋敝的環境中，伊朗社會部分地轉向了非正規渠道維持運轉。這個龐大的灰色/地下經濟網路，某種程度上緩解了民生壓力，降低了整體社會爆發的機率。國際制裁封堵了伊朗的常規貿易，但同時催生了走私和黑市的繁榮。
透過與周邊國家的邊境走私，伊朗人依然可以獲取汽油、藥品、食品等緊缺物資。例如，據估計伊朗約13%的對外貿易是在黑市走私中進行。海灣水路和陸地邊境線上，活躍著大量軍方或私人背景的走私集團，將原油、黃金乃至毒品等運出換匯，再從國外偷運耐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回國。
非正規經濟規模十分驚人。有研究稱，伊朗的地下經濟總量相當於官方GDP的35%～44%。這意味著除了政府統計的約5500億美元GDP外，尚有三分之一產出在體制外流動。
雖然走私違法且造成稅收流失，但在制裁背景下，它起到了某種“替代性市場”的作用，讓普通人不至於在短缺中絕望。很多小商販透過地下匯兌和走私人脈照樣能取得進口零件、藥品，百姓也能在黑市上換到美元、採購外國商品。
官方默許這些活動一定程度上存在，也是為了避免經濟崩盤——畢竟一旦灰色市場完全斷絕，真實生活物資將極度短缺，社會恐將難以為繼。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灰色網路背後往往有權勢背景，包括革命衛隊控制的隱秘商業帝國。因此，從另一個角度講，灰色經濟不僅支撐了民生基本需求，還成為體制內既得利益者的搖錢樹，強化了他們維護現狀的動力。
走私—尋租網路和政權形成了共生關係：它讓民眾勉強度日，亦讓統治集團大發不義之財，從而一起度過經濟風暴。這張龐雜的非正規生存網路，某種意義上成為伊朗經濟在制裁下免於完全崩潰的“減震墊”，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衝了社會矛盾的激化。
目前伊朗當局雖成功平息了一次次抗議，但治標不治本：青年人的憤怒、貧困群體的絕望仍潛伏於社會之中。一旦新的經濟衝擊或政治變局到來，先前被壓下的火種可能再度燎原。
伊朗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始終沒有擺脫對油氣資源的高度依賴。這種“資源詛咒”不僅使其經濟結構單一、抗風險能力弱，更迫使國家在財政和外匯收入上嚴重依賴外部市場。
在全球油氣市場長期處於買方主導、替代能源逐漸興起的格局下，伊朗本應優先改善與主要能源消費國的關係，以確保其原油出口的可持續性和定價權。
然而，德黑蘭多年來卻固守對抗性外交路線，與主要買家長期敵對，導致自身在國際市場上被邊緣化。這種地緣政治上的自我孤立，實際上就是一種“外交反比較優勢”現象——一個天然擁有出口優勢的國家，卻拒絕與最具購買力的市場正常往來，等同於主動放棄最佳化國際分工的機會。
這種制度性誤判，既暴露出伊朗對現代全球經濟邏輯的無視，也註定其經濟多元化嘗試始終停留在口號層面，難以形成內生增長機制。
真正穩固的政府，必然是能持續創造經濟發展、讓絕大多數百姓共享繁榮的政府——這才能讓國家和社會長治久安。
同時，伊朗的教訓也引發人們對“民主/專制”這一表層分類之外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
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成敗與政權穩定的，在於其制度是否包容、治理是否良善。西方自由民主絕非放之四海皆準的唯一答案，被美國強行改造的伊朗鄰國就是一個不算成功的案例。一國治理體系好壞的關鍵在於能否建立有效的問責機制、遏制腐敗並激勵經濟創造。
譬如，和伊朗相比，當年經濟基礎很差的我們，透過改革開放，透過釋放市場活力、引入技術專業治理和漸進式改革，實現了經濟騰飛和貧困大幅減少，從而贏得了民眾對政府的高度認可和充分信任。
反觀伊朗，政權在意識形態上高舉反美反西方大旗，卻未能在發展經濟、反腐分配上拿出與之匹配的成績。神權體制對政治和社會的嚴密控制，壓抑了經濟活力和制度彈性，資源錯配與低效累積成痼疾，最終拖累了整個國家的進步。
可以說，伊朗不是輸在沒有照搬西方模式上，而是輸在沒有建立起符合自身國情的包容性制度：既無有效監督制衡防止權力濫用，亦無專業治國能力實現經濟振興。
治理邏輯重於價值口號。伊朗政權若要走出困境，必須痛定思痛，在制度改革上下功夫，包括削減特權、反腐肅貪、重用專業人才、推動經濟多元化等。
然而在神權桎梏下，要觸動既有利益格局殊為不易。目前看，伊朗統治集團更傾向於守成保權而非改革求變。這也意味著在可預見的未來，伊朗仍將徘徊在低效穩定的怪圈裡，難以釋放其人民應得的發展潛能。
伊朗的故事提醒我們：一國政府的治理績效這筆基本賬誰也無法逃避——經濟興衰終究決定民心向背，民生冷暖才是治國硬道理。
讓我們拭目伊朗可否在本次危機中成功闖關。
—— · END · ——
No.6417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朱兆一
作者：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中東研究所執行所長，長期關注中東和以色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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