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這邊又準備幹一件大事，那就是遷都。根據多家媒體報道，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提議將伊朗東南部欠發達的馬克蘭地區作為該國新首都的潛在選址，訊息一經發布便引發廣泛爭論。雖然伊朗政府官員表示遷都還沒有明確的時間表，但過去30年以來，伊朗一直在考慮遷都。
德黑蘭作為伊朗長達200餘年的政治心臟，如今面臨的的困境是多維度且嚴峻的。首先就是水資源極度匱乏，年均降水量不足250毫米，地下水的過度開採也導致城市年均沉降達 25 釐米，北部山脈阻擋了汙染物的擴散，使得空氣汙染在全球範圍內都名列前茅。基礎設施老化嚴重，資源分配失衡，貧富差距等都讓這座有1800萬常住人口與200萬流動人口的城市不堪重負。另外，德黑蘭距離波斯灣戰略水道超1000公里，增加了貿易成本，削弱了伊朗在國際市場競爭力。
至於馬克蘭，並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條橫跨1000公里長海岸地帶的廣闊區域，獨特的海洋經濟發展潛力，而馬克蘭地區的恰巴哈爾港被認為是伊朗新首都的最佳選擇。恰巴哈爾港直通印度洋，為伊朗提供了擺脫霍爾木茲海峽束縛的可能。
地理位置上，透過恰巴哈爾港，伊朗能與中巴經濟走廊實現聯動，拓展貿易版圖，加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地緣安全上，遷都使伊朗與以色列的距離增加1000公里至2500公里，有效降低了軍事威脅，同時依託海岸線可以發展海軍防禦體系。
然而，地理優勢帶來經濟潛力的同時，也伴隨著地緣風險。恰巴哈爾港距阿曼灣美軍基地僅400海里，處於航母打擊半徑內，這會使得伊朗面臨巨大的防空壓力。更為重要的是，恰巴哈爾港與我國運營的瓜達爾港存在潛在競爭關係，這可能引發中巴伊三角關係的微妙調整，這需要伊朗巧妙平衡自身發展訴求與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伊朗遷都背後蘊含著深刻的國際政治隱喻，是伊朗“向東看”戰略的重要體現，“去歐洲化”戰略轉向明顯，佩澤希齊揚政府雖有親西方派系背景，卻延續保守派遷都構想，這反映出伊朗精英層對歐洲影響力衰退的清醒認知。
透過政治中心南移，伊朗可以強化與印度、東盟的經濟聯絡，減少對歐洲能源市場的依賴，實現能源出口多元化。另外恰巴哈爾港的擴建，如戈雷-賈斯克輸油管道專案，直接衝擊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和石油布局。
伊朗強化“印度洋國家”身份，一方面與沙特爭奪波斯灣主導權有了更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縮短了與葉門胡塞武裝的聯動距離，從德黑蘭的2000公里縮減至800公里，能增強在中東事務中的影響力。
巴西1960年遷都巴西利亞、緬甸2005年遷都內比都這些案例都表明遷都既是風險對沖，也是發展豪賭。對伊朗而言，需警惕三重陷阱。經濟上，在制裁背景下，伊朗現有外匯儲備僅400億，如何籌措資金用於新都建設是一道難題。
安全層面，沿海都城面臨“更快打擊” 風險，伊拉克戰爭模式就是前車之鑑，如何構建有效的防禦體系至關重要。認同方面，德黑蘭積澱了深厚的文化符號，如何將歷史文化影響力轉移，是伊朗必須思考的問題。
雖說伊朗遷都計劃尚在計劃階段，但折射出的戰略焦慮與突圍意志已成為觀察中東地緣裂變的關鍵切口。在俄烏衝突未平、中美博弈加劇的大變局中，除了找一個更適合發展的地方外，“向東看”、“去歐洲化”無疑是非常重要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