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子】第35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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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民
對2025年以色列-伊朗衝突期望
及對1979年前伊朗的看法
2025年6月爆發的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直接軍事衝突標誌著兩國長期敵對關係的重大升級。
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軍事基地和能源基礎設施的空襲，以及伊朗的報復性導彈和無人機攻擊，造成了雙方平民與軍人的傷亡，引發全球對地區穩定和核擴散風險的擔憂。
在這一背景下，伊朗人民對沖突結果的期望複雜且多樣，受到社會、經濟、政治和歷史因素的深刻影響。
2025年以色列-伊朗戰爭
2025年6月12日，以色列啟動代號為“崛起之獅”（Operation Rising Lion）的軍事行動，對伊朗的核設施（如納坦茲和福爾多）、軍事基地和能源設施發動大規模空襲，旨在削弱伊朗的核計劃和軍事能力。
以色列宣稱此舉為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稱其為“對以色列生存的直接威脅”。
行動導致伊朗革命衛隊多位高階指揮官被殺，核設施受重創，平民傷亡嚴重（伊朗官方報告至少224人死亡，包括大量平民，例如德黑蘭一棟14層公寓樓被炸燬，造成60人死亡，其中29人為兒童）。
伊朗以發射近400枚彈道導彈和數百架無人機進行報復，但因以色列的先進防空系統，多數攻擊未造成重大破壞。
衝突引發伊朗國內混亂，德黑蘭等地出現平民撤離，能源危機加劇，網路攻擊導致銀行系統癱瘓。
國際社會反應不一：美國總統特朗普支援以色列行動，同時呼籲伊朗透過談判解決核問題；歐洲和阿拉伯國家則呼籲剋制，避免衝突升級。
伊朗人民對沖突結果的期望
伊朗民眾對沖突的期望因社會階層、政治立場、宗教信仰和經濟狀況而異。
1. 渴望和平與穩定
許多伊朗人，尤其是普通民眾，最迫切的願望是衝突儘快結束，以避免進一步的生命損失和經濟惡化。
以色列的空襲引發了對1980-1988年兩伊戰爭期間轟炸的集體創傷記憶。
德黑蘭居民Dena（化名）在接受NPR採訪時表示，政府未提供有效的保護資訊，僅宣傳對以色列的導彈攻擊，讓民眾感到無助和憤怒。能源短缺、電力中斷和網路攻擊加劇生活困難，許多伊朗人表達了對平民傷亡的悲痛，並對政府應對的無能感到失望。
民眾普遍希望恢復正常生活，結束戰爭帶來的混亂。
2. 對現政權的不滿與變革期望
伊朗民眾對伊斯蘭共和國政權的不滿由來已久，根源包括經濟困境、言論自由受限、女性與少數族裔權利受壓以及腐敗問題。
2025年的衝突加劇了這些不滿，以色列空襲暴露了政權在軍事與安全上的脆弱性，例如革命衛隊高層的精準斬首顯示出以色列對伊朗內部的情報滲透。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民眾批評政府將資源用於強制執行頭巾政策等社會控制，而非應對外部威脅或改善民生。這種“無能”被認為比壓迫更具政治殺傷力。
部分民眾希望衝突能引發內部變革，甚至導致政權更替。
然而，這些聲音多來自流亡社群或反對派，未必反映伊朗國內的普遍民意。
國內民眾對變革的期望更多集中在經濟改善與社會自由，而非簡單的政權更替。
3. 民族主義與抵禦外敵
儘管對政權不滿，伊朗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在面對外部攻擊時往往被激發。
以色列的空襲被視為對國家主權的侵犯，部分民眾支援政府進行報復以維護國家尊嚴。
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宣稱以色列將面臨“嚴厲懲罰”，在政權支持者中引發共鳴。
革命衛隊對以色列軍事目標的攻擊也得到部分民眾支援，認為這是對侵略的必要回應。
然而，伊朗導彈攻擊效果有限（大部分被攔截），民眾對政府軍事能力的失望可能削弱民族主義情緒的永續性。
民族主義與對政權的不滿形成複雜交織，民眾在支援國家尊嚴的同時，對政府的無能感到沮喪。
4. 對核計劃的複雜態度
伊朗核計劃是衝突核心，但民眾態度複雜。
一些人視其為國家主權與安全的象徵，支援繼續發展以對抗外部威脅。哈梅內伊多次宣稱伊朗無意製造核武器，並提及禁止核武器的宗教法令（fatwa）。
然而，以色列空襲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對伊朗違反《核不擴散條約》的指控加劇了民眾對核計劃後果的擔憂。
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尤其擔心核競賽會導致更嚴重的國際孤立與經濟制裁，進一步惡化生活水平。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的攻擊可能反而促使伊朗加速核武器研發，作為未來威懾。
是否渴望迴歸1979年前的伊朗？
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建立以什葉派神權為核心的伊斯蘭共和國。是否希望迴歸革命前的伊朗，民眾看法因代際、階層和意識形態而異。
1. 巴列維時代的懷念與侷限
巴列維王朝（1925-1979）時期，伊朗經歷快速現代化，石油收入推動經濟繁榮，城市中產階級生活水平較高，社會相對世俗化，女性享有較多自由（如無需強制佩戴頭巾）。
伊朗是美國盟友，與以色列保持外交關係，國際地位顯著。許多流亡伊朗人，尤其是年長一代，懷念這一時期的繁榮與開放。
流亡王儲禮薩·巴列維二世（Reza Pahlavi II）積極倡導推翻現政權，恢復世俗化、民主化的伊朗。
他在2025年6月宣告，強調巴列維時代伊朗是《核不擴散條約》簽署國，與現政權的核野心形成對比。
X平臺上，部分使用者稱巴列維時代為“光輝時代”，認為當時伊朗與西方關係密切，人民生活更自由。
流亡社群常使用帶有獅子與太陽圖案的舊國旗，象徵對革命前伊朗的懷念。
然而，這種懷念在伊朗國內共鳴有限。
1979年革命的推動力是對沙王獨裁、腐敗和親西方政策的不滿。
沙王的秘密警察（SAVAK）鎮壓異議，經濟不平等加劇，引發廣泛抗議。
因此，許多伊朗人對巴列維時代的負面記憶（如政治壓迫與貧富差距）依然深刻。
2. 對君主制復辟的懷疑
儘管禮薩·巴列維二世得到部分流亡社群支援，君主制復辟在伊朗國內支援度較低。年輕一代（1979年後出生，占人口多數）對巴列維時代缺乏直接記憶，他們的不滿針對現政權的經濟失敗與社會限制，而非對君主制的浪漫化想象。
伊朗反對派高度分散，包括君主主義者、左翼團體、民族主義者和宗教改革派，缺乏統一領導。
人民聖戰者組織（MEK）等團體主張世俗共和制，但因歷史汙點（如兩伊戰爭中與伊拉克合作）缺乏廣泛支援。
即使現政權因衝突削弱，迴歸巴列維時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民眾更可能希望建立新的民主政治體制，而非復辟舊王朝。
巴列維時代的現代化成就雖具吸引力，但其政治壓迫與經濟不平等的弊端使許多人持保留態度。
3. 現實考量與未來願景
伊朗民眾的期望聚焦於實際問題：經濟改善、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而非簡單迴歸1979年前的模式。
2025年衝突加劇了經濟危機（如能源短缺與網路攻擊），民眾更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的政府，能夠應對外部威脅並改善民生。分析指出，以色列空襲可能引發內部不滿與抗議，但目前無證據顯示這會立即導致政權垮臺或大規模起義。
外部攻擊可能暫時鞏固政權，因民眾在危機時往往團結對抗外敵。長期來看，衝突後果（如經濟崩潰或國際孤立）可能推動變革，但具體形式尚不明朗。
1979年前伊朗的回顧
為理解民眾對巴列維時代的看法，回顧1979年前的伊朗至關重要。
1. 國際地位：冷戰中的戰略盟友
1979年前，伊朗是冷戰中的地緣政治要角，作為美國盟友遏制蘇聯在中東的擴張，與土耳其、巴基斯坦構成“北方防線”。
其石油資源使其成為西方經濟的關鍵供應商。沙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與美國、英國關係密切，並與以色列保持外交關係，伊朗是OPEC創始成員，影響全球油價。
伊朗軍事力量在中東首屈一指，配備美國提供的F-14戰鬥機，被定位為波斯灣的“警察”。然而，親西方政策引發國內宗教領袖與左翼團體不滿。
2. 經濟：石油驅動的現代化
1960-1970年代，伊朗經濟因石油收入激增而快速增長。沙王推出“白色革命”，推動土地改革、工業化與基礎設施建設。
鋼鐵廠、石化設施、高速公路和德黑蘭地鐵規劃象徵現代化野心。
然而，土地改革執行不力，農村貧困未顯著改善，城鄉差距擴大。
石油財富集中於精英階層，經濟不平等、通脹與腐敗引發社會不滿。
伊朗計劃成為“亞洲的日本”，但過度依賴石油使經濟脆弱。
3. 人民生活：現代化與傳統交織
城市中產階級享受現代化生活，擁有汽車、電視與西式餐廳，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進入職場，穿著自由。
德黑蘭大學等高校成為思想中心，識字率顯著提高。文化上，音樂、電影與文學繁榮，西方流行文化流行。
然而，農村生活艱苦，醫療與教育資源匱乏，貧民窟反映城鄉差距。沙王的世俗化政策引發宗教保守派反對，秘密警察（SAVAK）壓制異議，埋下革命種子。
4. 旅遊業：波斯的明珠
1970年代，伊朗是全球旅遊勝地，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伊瑪目廣場與設拉子哈菲茲墓吸引遊客。裡海度假村、阿爾伯茲山滑雪場與基什島海灘展現自然魅力。
德黑蘭梅赫拉巴德機場成為航空樞紐，豪華酒店服務完善。
設拉子藝術節提升文化吸引力，旅遊業為非石油收入重要來源。遊客對伊朗的熱情好客印象深刻，體驗傳統與現代的融合。
5. 社會矛盾：革命的根源
儘管經濟與國際地位成就顯著，沙王快速現代化導致傳統與現代衝突，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壓迫加劇不滿。
宗教領袖霍梅尼批評沙王背棄伊斯蘭傳統，1978-1979年全國抗議推翻巴列維王朝，建立伊斯蘭共和國。
伊朗王室的歷史與現狀
伊朗王室歷史跨越數千年，從阿契美尼德王朝到巴列維王朝，展現波斯文明的輝煌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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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居魯士大帝建立世界首個超級帝國，波斯波利斯象徵權力，亞歷山大大帝終結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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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提亞與薩珊王朝（公元前247-651年）：帕提亞抵禦羅馬，薩珊復興波斯文化，推廣瑣羅亞斯德教，7世紀阿拉伯入侵終結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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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法維王朝（1501-1736年）：伊斯瑪儀一世確立什葉派國教，伊斯法罕成為文化中心，18世紀因內亂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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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爾王朝（1789-1925年）：統一伊朗但受列強幹涉，1906年憲法革命削弱王權，1925年被禮薩·汗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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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維王朝（1925-1979年）：禮薩·沙推行現代化，1941年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禮薩·沙透過“白色革命”打造現代化強國，但獨裁與不平等引發1979年革命。
1979年後，巴列維家族流亡海外。禮薩·巴列維二世在美國倡導民主與世俗化，但其在伊朗國內影響有限。
沙王妻子法拉赫·巴列維致力於文化與慈善，家族成員在僑民社群中低調活動。
王室遺產如波斯波利斯遺蹟與什葉派傳統仍影響伊朗身份認同，但國內對王室看法兩極分化。
2025年的以色列-伊朗衝突對伊朗人民而言是一場複雜的危機。
多數民眾希望衝突儘快結束，恢復和平與穩定；部分人對現政權不滿，渴望經濟改善與社會自由，但這不等於普遍支援迴歸巴列維王朝。
1979年前的伊朗在流亡社群與年長一代中被浪漫化，象徵現代化與開放，但其獨裁與不平等的弊端使國內支援有限。年輕一代更關注現實問題，而非君主制復辟。
衝突可能為伊朗未來帶來變數，但是否引發類似1979年的劇變，取決於局勢發展和民眾反應。
伊朗王室的歷史與1979年前的輝煌為理解當前民意提供了背景，但未來的道路更可能通向新的政治模式，而非舊時代的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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