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網紅”雲貴川，經歷的“戲劇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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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雲貴川近代之前的變革」

寫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博士有一個疑惑：“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抗戰時期，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的李約瑟博士曾訪問過遍佈鹽井的自貢。而我，也帶著同樣的問題深入西南大山之中。

主筆｜邢海洋

那是從成都去往都江堰的城際輕軌上，車廂很安靜，只有奔赴青城山的一群旅行者，一身盛裝要去打卡的樣子。而我，要去流淌著碧綠透徹河水的錦江源頭看一看。突然之間，時間如同凝固了一般，有了置身童話世界的感覺，車窗外的房舍都是獨立的，一棟一間的，不像大城市裡高低錯落、交疊密集。白牆青瓦的房舍立於田野之中，樹林環繞，筆直的杉木、松木成排成列，竹林叢叢團簇著密不透風。房前屋後除了偶有田地，更多的是苗木，那些觀賞用的樹木被剪成蘑菇頭，綠茸茸地在大地上靜立著。河渠則和道路相伴，筆直地伸展。火車飛馳，河床裡淌著綠瑩瑩的透亮的河水。河流、道路和田中的樹木把大地畫成一個個格子。偶爾經過一所學校，孩子們在操場上跳操走隊，你聽不到車窗外的聲音，可畫面是那樣飽滿——遠處是黛色的大山，近處是詩意的田園，大城市周邊的商業樓宇和遊樂場隔一會兒就冒出來一片，然後是田野和行道樹的矩陣，那美妙的韻律不斷地重複著，彷彿永遠不會有休止符一般。

也只有我們人類，才能把世界改造得如此美妙吧，我想。

深入歷史，當大部分時間都如這錦江河水靜靜流淌，你會發現也存在著不那麼平凡的戲劇時刻，今日的世界無疑就是鉅變時期。成都平原，這片大西南最大面積的平地吸引著西北、西南的人民入住生活，成都的建成區規模正在急速擴張，環繞城市的道路已經擴充套件到了七環路，中心城區建成區面積已經擴充套件到上千平方公里。而改革開放之初，成都的建成區還只有40平方公里。

四川都江堰風光（張銓生攝 / 視覺中國供圖）

在大西南的深處，山脈連綿雪山屹立，更是另一番情景——就在這最近的幾十年時間裡，那些南北走向的山脈一個個被炸藥、電鑽和盾構機打穿，一條條隧道、橋樑縮短了山脈之間的距離，曾經的“望山跑死馬”變為“所見即所得”的通途。雲貴高原上的貴州省，於是有了世界橋樑博物館的美譽，喀斯特高原上2萬餘座橋樑橫臥縱連，橋樑型別之豐富、技術之複雜、建設之艱難，找遍全球都難見可與之匹敵者。一旦你在上面走一走，就會屏住呼吸。更不用說建設者在萬山叢中披荊斬棘，搭建“天橋”時的情景，圍觀者都會魂飛天外。

而云南，處於中國與東南亞大通道的樞紐地帶，橫斷山脈南北走向的山體肌理給鐵路、公路的修建提供了地理基礎。百餘年前當法國從其殖民地安南向亞洲腹地滲透，中國大西南第一條鐵路滇越鐵路便由此誕生。這條鐵路也是命運多舛，世界很快陷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混亂，1910年建成後的鐵路還曾因戰爭被拆毀。這條當時和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並稱為“世界三大工程奇蹟”的鐵路，後來的影響力遠沒有另外兩條運河那樣顯赫。不過，一個世紀後，當2021年中老鐵路建成通車，中國的高鐵網路得以第一次“走”出國門。雲南，這片曾經的國土邊陲之地，轉眼間已成為聯通東南亞國家的交通樞紐。中老鐵路的成功，吸引著東南亞國家，連越南也放棄了滇越鐵路建造時採用的“米軌”，計劃採用標準軌距接入中國鐵路網路。泰國也緊鑼密鼓地連通中老鐵路，計劃最快在2030年從中國可以坐著高鐵直達泰國曼谷。中國人的東南亞旅行，又將多出一條便捷的陸路通道。

雲南的省會昆明，透過滬昆鐵路、成昆鐵路等多條高速鐵路伸向內地，已進入了全國大多數城市的八小時交通圈，讓內地和雲南之間的旅程從過去的數月甚至半年縮短至一天。隨著“八縱八橫”高鐵網路的建成，中國旅客越發習慣了快捷準時、說走就走的“跳城”生活。將來中泰高鐵通車後，中國旅客不僅可以在自己的國家“跳城”，還可以“跳”到海外。當然，在我從昆明到西昌再從西昌到成都的回程火車上，習慣了高鐵速度的我，還是被時速160公里的成昆鐵路複線速度“折磨”了。不過好訊息是，重慶與昆明之間時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鐵正在加緊建設，四川盆地與雲貴高原間也將高速連通了。

雲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箇舊市，雞(街)個(舊)一級公路和建(個)元高速公路宛如兩條巨龍，在雲端山脊間延伸（張洪科攝 / 視覺中國供圖）

隨著中泰兩國互免持普通護照人員簽證協定的生效，泰國遊客來華數量翻倍增長。與其他國家遊客湧向京滬不同，泰國遊客的最愛竟然是山城重慶。甚至有泰國大學生喊話：“一生至少來一次重慶。”看輕軌、吃火鍋、打卡電影取景地是泰國人在重慶的必玩三項，夜晚洪崖洞吊腳樓的燈火漫山遍野，如同給江畔的山城施了魔法，輕軌穿山過江，如同過山車一般在山與水之間起伏翻越，在李子壩站還鑽入了居民樓，這對生活在熱帶大平原的泰國旅人來講全是太過奇異的體驗。

另一個高光時刻

在大西南行走，不由得不勾起探究之心，回望歷史，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嶺之間，是否也同樣存在著那些閃光的、濃縮了時間程序的戲劇性時刻。

大約在400年前，也就是清朝初年，四川盆地還是一個老虎橫行的野生環境，潮溼悶熱，植物蔥蘢，老虎在河邊聚集，在廢墟瓦礫間棲息。四川的《榮昌縣誌》第十九卷記載了這樣一件慘案：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榮昌知縣張懋嘗帶著七名隨從前往榮昌縣城履新。正值春天，草長鶯飛的時節，可一路上田園荒蕪、人煙稀少。那時候的四川大地，田地已經幾十年無人打理，高大的喬木、簇生的灌木和一叢叢野竹林吞噬了阡陌良田。一行人披荊斬棘，曉行夜宿，終於在第五天下午走進榮昌縣城洞開的城門。進了城，推開官府的院門，一群老虎撲了上來，五名隨從當場喪身虎口，另外兩名軍士拼死力保知縣逃出。

這是明清鼎革之際四川大地的“野生”圖景。新舊政權交替之際，戰亂不斷，大西、大清、南明三股勢力在四川連年混戰廝殺，尤其是張獻忠的大西軍“屠蜀”後人口驟減，四川屢經屠戮。學界普遍認為，在此期間川人大約有685萬人死亡，至清初四川僅餘50萬人殘存。按照順治十八年（1661）清朝在基本統一中國後的第一次戶籍統計，當時四川在籍人丁僅餘1.6萬戶，若按每戶大約5口人估算，四川剩餘人口約8萬人。人口既然少了，老虎就成患了。

在這片近乎野生狀態的土地上，當清人進入四川時，成都城已是一片廢墟。清政府的總督衙門最先設立在四川盆地的北部川陝甘要道上、嘉陵江畔的閬中。選擇閬中除了其戰略位置重要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相比大西、南明兩個政權主要活動和統治的川南、川中地區，川北的閬中相對來說受損較少。後來“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中，川北和陝西居民近水樓臺，也是獲得土地紅利最多的一個群體。

插圖老牛

成都的秩序恢復是從打虎開始的。順治十六年（1659）清廷將省治遷回成都，這時候並無官署，野獸環伺，官員們想到的辦法是居於高處。巡撫司道於是先建設城樓，在城樓上居住。清代學者王培荀記載：“順治十六年，重經恢復，城中草木蔽寒，麋鹿豺虎，縱橫民舍，官署不可復識，各官棲於城樓，兵則射獵於城內，蜀王府野獸聚集，二三年捕獲未盡。”野獸橫行，官員們居住於高處，百姓其實也是用這個辦法躲避虎害。如清初的四川廣安文人歐陽直在《蜀亂》裡如此描述：“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順治五年）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

繁榮只在一夕間，讓人驚訝的是，一個充斥野生動物的世界，且並非小範圍的一片土地，而是佔到如今中國面積的6%的大片地區，竟然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完全擺脫虎患的影響，成為中國經濟和人口增長最快的區域。從荒蠻之地恢復到天府之國，似乎一瞬就發生了。

按照官方統計，若從順治十八年（1661）的人口統計算起，到乾隆十四年（1749），短短90年間四川人口就恢復到明朝水平，達到250萬人口，隨後更是突飛猛進。乾隆是歷史上掌權時間最長的皇帝，當朝60年，禪位後訓政3年，僅僅其在位時四川人口就已經超過了之前的歷朝歷代。《四川通志》（嘉慶十七年，1812）歷史文獻中第一次分別記載了大致相當於今四川省全境的各縣戶口數，這也是第一次區分男丁女口統計。《四川通志》記載，當時四川人口數已達 2165.8萬。到19世紀中葉四川人口數更躍升到4400萬。

如此鉅變，在更為廣域的國土上發生的被史家稱為康雍乾盛世，在四川這一程序又表現得更為濃縮。一代歷史變革是否僅僅是量的積累，還是因為社會的劇烈變化、財富的迅速增長生髮出更為深刻的、包括制度層面和技術層面的變革？這正是我再度踏訪雲貴川，渴望找尋的細節和線索。

四川雅安市名山區紅星鎮雙河村，一列動車疾馳而過，與周圍的橋樑和茶園構成了一幅動靜相宜的畫面（張銓生攝 / 視覺中國供圖）

爆發與熄火

1835年，鴉片戰爭還未爆發，中國的國門還未被列強的洋槍洋炮開啟，大西南群山之中自貢的打井工開鑿出全球最深的一口井——燊海井，這是世界上第一口深度超過千米的井。那個時代，中國人的打井深度一騎絕塵。1838年，美國打成120口井，平均深度只有110米；直到燊海井鑿成10年後，西方鑽井的最深紀錄也只有燊海井的一半——518米。

並且，自貢的鹽井不只產出熬製食鹽的滷水，還產出了天然氣。鹽工們用天然氣煮鹽，食鹽的生產還使用十分複雜的滷水和天然氣的傳輸裝置，頗有機械化工廠的雛形。甚至在穿越自貢城的釜溪河——井鹽運輸的主要河道上，人們約定俗成地形成了船運規則——運鹽船被製造成“歪頭船”，船隻在狹窄的河道上都是沿著左岸行船，船頭也歪向左邊，如此這般當船隻交會時不會“頂牛”，即使在擁擠的情形下也僅僅是小摩擦，不會攪擾在一起。

可中國的鹽井打到地下1000米的5年後，鴉片戰爭爆發了。英國只派出皇家海軍的16艘戰艦、4艘武裝輪船和27艘運輸船就完敗了清朝的軍隊，當時英國大約有400艘軍艦，派出的戰艦數量佔其海軍戰艦總數的4%。派往中國的戰艦中有3艘是蒸汽動力船，其餘為風帆動力船，彼時的世界已經進入了蒸汽時代，蒸汽機還只是剛剛嶄露頭角。

190年後的燊海井還在以旅遊專案的名義出產鹽滷。燊海井的蒸滷車間裡火光熊熊、蒸汽繚繞，即便有千米深井，有天然氣資源加持，大山之間這被譽為“中國古代第五大發明”的火光之處，也似乎並不能給國運帶來什麼。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嶺間旅行，不由地感慨，我們的先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打出世界最深的井，用的卻是農業社會的辦法，這種不斷擊打的鑿井術，當深入到地下一定深度時，的確需要配合各式各樣的巧思和技藝，卻和西方工業革命所依賴的動力和機械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

燊海井的灶房裡，工人用天然氣煎煮滷水製作井鹽（黃宇攝）

抗戰時期，時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的李約瑟博士來到了遍佈鹽井的自貢，他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對中國的深井鑿井技術讚賞有加，還對自貢使用竹筧輸滷的技術深表讚歎。可他這15卷本的鴻篇鉅製也留下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中國古代的經驗科學很發達，但為何中國沒有產生近代實驗科學呢？李約瑟試著給出了自己的解釋：中國不具備宜於科學成長的自然觀，中國人太講究實用了，很多發現滯留在經驗階段，科舉制度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封建官僚制度”、墨守成規等等。社會學家趙鼎新在《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裡則將中國的停滯歸因為自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政權與儒士緊密合作相互依存的制度慣性。

環境史家伊懋可（Mark Elvin）給出的是“高水平均衡陷阱”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假說，認為中國之所以被歐洲所趕超，是因為中國受到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的限制。人口眾多就必須全力發展農業技術，可農業技術的改進所帶來的收益又完全被新一輪的人口增長所吞噬；人口多又導致勞動力便宜，人可以做的事情就沒有必要發展技術，不需要用技術代替人工，結果是人口紅利成了技術發展的阻礙。但在明清鼎革後的四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人口稀疏、資源豐富，人均佔有巨量的資源，但仍沿用著農耕時代的技術路線。

在滷水輸送上，穿山越嶺綿延數十里的竹筧管、漫山遍野伸向天空的井架，似乎有了工業文明的味道。離海洋如此遙遠的四川盆地內，農人們廣植甘蔗，作坊裡夜以繼日地熬製蔗糖，大山深處的川人參與著大航海時代的商品分工。為了穩定貨幣，雲南大山裡的銅礦和鍊銅廠僱工動輒上萬人，供給了全國九成的鑄造貨幣的銅。這複雜的生產和轉運，背後有合夥經營，有股份經營，為了克服長期投資過程中的風險因素，鹽井投資者還發明瞭“做節”的制度設計——前期投資者能安全退出，後期投資者只揹負“節”後的責任。頗類似於現代工商制度的投融資體制，在清代中葉似乎已經在西南的大山深處萌芽併成長起來。

插圖：範薇

歷史學科不斷發展，學說層出不窮，每一種都務必推陳出新，觀點獨特。加州學派的漢學家們則相信中國在清代初中期已和西方的經濟狀況類似，雙方站在了同樣的起跑線上，都處於工業文明臨門一腳的狀態。《大分流》的作者彭慕蘭試圖用資源與地理因素解釋中國與歐洲尤其是英國在近代的“大分流”，他認為這其中最顯著的區別是英國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且其煤礦滲水問題促使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進而推動了工業革命。而中國的煤炭主要在西北，難以運到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此外，歐洲透過殖民美洲獲得了大量的白銀、黃金、農產品、木材等資源，還擁有廣闊的市場和原材料產地，這有助於歐洲迴避生態危機並實現經濟發展，而中國沒有這樣的海外資源和市場。

可彼時的滇銅生產關係著中國的經濟命脈，政府扶持，利潤豐厚，而銅礦其實也面臨著礦道排水問題，礦主雖有著強大的動力解決積水問題，可雲南的銅礦並未促生出機械提水，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與我們是無緣的。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稱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與農業發現並列的兩個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工業文明的發生就如同一個有著很多個節點的密碼鎖，英國的幸運就在於它在恰當的時刻按對了每一個密碼，集齊了觸發人類邁上下一個臺階的條件。誠如斯言，回望歷史，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可對於未來，確定性卻幾乎是不存在的。正如舊石器時代歐亞大陸上的一隊人深入了美洲大陸，從此便與舊大陸的人類天各一方，可他們也獨立馴化了農作物進入了農耕時代，人類進步的路徑雖然曲折卻是有方向的，假以時日，總有那麼一個時刻，中國人也會有機會對準密碼鎖上的所有數字。但歷史不容假設，我們最終成為被動融入工業文明的那一群人。

四川成都人民日常生活（張浪攝 /IC photo 供圖）

在大西南探訪中帶著諸多歷史學家的觀點，我把眼光聚焦在那些原本可以產生制度和技術創新，進而有可能給中國的近代化帶來不同軌跡的地方。可歷史不容假設。自貢的鹽井不缺乏能源，鹽井裡除了滷水往往還伴生有天然氣，這些低壓天然氣的供應還頗為豐富，可除了用來點火加熱蒸發滷水，這些天然的燃料並未激發出更為先進的技術創新。天然氣是工業革命中的第二代燃料，它和石油的應用需要更為精密複雜的機械裝置。

清初四川盆地幾乎淪為空曠的荒原，人口稀少，當移民們遠道而來，這裡的資源無疑是異常豐富的。人口壓力既小，也就不存在人口紅利下的低人力成本現象，同處於戰爭破壞最嚴重的川南，自貢附近的內江土地資源之豐富讓外省人如入蜜罐。正因為土地成本低，他們在河谷乃至山坡上廣植甘蔗，塘坊林立，內江很快崛起為中國“甜城”，鼎盛時期內江糖產量佔到四川的70%、全國的48%，橘糖和冰糖產量幾乎獨攬全川。可豐富的土地資源、溼熱的作物生長環境，並未給全球尺度上中國與歐洲的“大分流”帶來逆轉的力量，川人只是參與了國際分工，為富裕起來的歐洲工人間接提供了甜品。

可偏居於版圖的一角，雲貴川也享受到“天高皇帝遠”的優勢，僵化的體制並不能迅疾覆蓋過來，且完全地執行。或許在微觀層面，四川盆地獨特的歷史際遇帶來了很多微觀層面的制度創新和技術發展，這也正是我希望探究的。這微觀層面的變化，或為後來的驚天鉅變提供了能量。辛亥革命的前夕，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晚清的四川盆地灼燒開來，井鹽產地之一的榮縣是第一個武裝起義、宣佈獨立脫離清朝統治、建立革命政權的縣，被世人譽為“首義實先天下”。若尋根溯源，其火種或許很早就埋藏在川人對經濟變革的探索中。

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雖然仍處於與外界隔絕的閉關鎖國之中，但即便是大西南也間接地被大航海時代全球物質財富大交換所影響，一大影響是清初中國突然缺少鑄造貨幣的金屬銅。而自川西到雲南高原的一條巨大的金屬礦脈的存在使得雲南在清朝金融方面的作用凸顯出來。清初相當長的時間內，滇銅從遙遠的金沙江畔轉運到京城，給康雍乾盛世注入了活力。

一次雲貴川的踏勘之旅，千絲萬縷的線索正如這莽莽大山的脈絡，我只取一個方向去觀察去思考，希望帶著讀者一道去想象那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