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井俊樹一再向中國提出“草之根的法西斯主義”，即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像草一樣，從根部逐漸滋生、蔓延、瘋長。日本的侵略行為是自下而上產生的。】
前言：
侵華戰爭中，日本普通民眾是不是也是受害者？中國給出的定論是：戰爭是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發起的，日本大部分普通民眾也是受害者、是無辜的。
日本東京學藝大學的教授坂井俊樹等人，對此表示不認同，並多次來到中國，與中國多所大學的學者們辯論，聲稱：“日本民眾怎麼可能是無辜的！？”
【東京學藝大學：一所歷史悠久的師範類國立大學，被譽為日本國內乃至整個亞洲教育學科的代表。相當與我國的北京師範大學。】
1995年4月，上海復旦大學舉行了“韓國獨立運動研究”的國際學術會議。坂井俊樹作了題為《今日日本和平意識的課題》發言，引起轟動。
隨後《探索與爭鳴》雜誌，將坂井俊樹論文中“關於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日本民眾的戰爭責任問題”的部分，翻譯並加標題後刊登。
坂井俊樹認為：侵華戰爭是日本民眾與官方共同推動的，而不是中國定論中認為的“日本官方裹挾民眾發動戰爭”。
1.坂井俊樹：“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像草一樣，從根部逐漸滋生、蔓延、瘋長。”“持續15年的戰爭，有著土壤和基礎，這種土壤和基礎，確實是由日本民眾培植的。”
2.日本這個國家很特殊，它不是現代中央集權式的國家，其社會整體制度還停留在戰國時期，國家的發展走向由中下層推動。
3.日本民眾如果是無辜的，不支援戰爭的話，那麼侵華戰爭大機率就不會發生。即便發生，日本高層也會被中下層下克上，根本不可能持續15年！
1992年-1995年，以坂井俊樹為首的日本大學教授們，多次在北京與中國的大學教授和研究人員們，討論“侵華戰爭中日本民眾的責任”。
坂井俊樹等人一再向中國提出“草之根的法西斯主義”（即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像草一樣，從根部逐漸滋生、蔓延、瘋長）。日本的侵略行為是自下而上產生的，而不是統治階級裹挾被統治階級發動的。
但中國用自己國家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硬帶入日本，形成了錯誤的見解。
坂井俊樹表示，自從他1979年首次到訪中國時，他就感覺到，中國對“戰爭責任的問題”，有一種公式化的見解（即普通民眾無辜）：
一方面，中國用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往日本身上套，想當然地認為日本也和歐美一樣：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統治階級和
被
統治階級的階層構造。
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想當然地認為戰爭責任僅僅在於統治階級（即日本軍部、內閣和天皇）；而作為
被
統治階級的普通民眾，則是沒有責任且無辜的。
另一方面，中國在譴責、批判侵略者時，卻認為中國自己也有責任，因為中國覺得是自己的弱小才導致了被侵略（受害者也有錯）。
兩方面結合起來，中國得出了結論：戰爭的主要責任在於侵略方的統治階級，次要責任是中國自身的弱小。至於侵略方民眾的責任，被中國完全忽略了。
坂井俊樹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觀察戰前許多日本人的集體行為，認為日本對外侵略是有相當大的民意基礎的。
坂井俊樹說：“持續15年的戰爭，有著土壤和基礎，這種土壤和基礎，確實是由日本民眾培植的。在當時，那是迫不得已，但如果今天也同當時一樣，那將是危險的。”
坂井俊樹教授雖然認為日本民眾不是無辜的，但從上邊紫色的那句話可以看出，他也覺得當年日本的侵略行為情有可原。
坂井俊樹雖然在認真反思日本的錯誤行為，但其立場仍然是日本人的立場。從日本人的立場出發，拓展日本人的生存空間是沒有錯的。
日本人的思維大概就是：我快餓死了，我殺掉並吃掉你，是很正常的事情。這也就形成了日本對外侵略的民意基礎，也決定了日本無論如何不可能放棄對中國的侵略。
【日軍佔領天津火車站後歡呼】
坂井俊樹等人提出“草之根的法西斯主義”，說日本對外侵略是有民眾基礎的，是自下而上的。
但由於我找不到他論文的完整翻譯版，不知道他是怎麼詳細分析的。
剛好我最近在讀日本戰國史，我把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頂層對中下層的控制力度比較弱，基本是由中下層決定日本的走向。這個事情要追溯到日本戰國時代。
日本戰國時代（1467-1615年），非常類似於中國的戰國時代（公元前476年-公元前221年）
人類社會早期受限於科技和地理環境，國土一旦過大，頂層就會脫離底層，無法控制並從底層吸取到能量，因此需要中層連線頂層和底層。
中國戰國時代的階層架構是：周天子（被徹底架空的名義最高統治者）→諸侯（頂層）→卿士大夫（中層）→百姓（底層）。
日本戰國時代的階層架構是：天皇和幕府將軍（被徹底架空的名義最高統治者）→大名（頂層）→大名的家臣（中層）→國人眾、一揆眾（不受管轄的偏底層勢力）→農民（底層）
隨著時間的發展，一方面頂層由於接觸不到底層，財政軍大權逐漸被中層架空；另一方面中層想發展壯大就必須代表底層的利益，獲取底層的支援。
當兩個條件都具備時，就發生了中層奪權頂層的事情。
中國是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之類的；日本是家臣各種下克上，奪取主公的地盤。
中層奪權頂層後，成為了新的頂層。此時，他們最需要防備的就是別人也走他們的老路，所以他們要強化自己（新頂層）與底層的連繫，弱化中層與底層的連繫。
於是就有人開始考慮廢除分封領主制，不再分配土地和人口給卿士大夫和家臣們去管理了，而改為郡縣制，官員由頂層統治者直接委任，定期更換。
這就強化了新頂層與底層的連繫，避免了被中層架空的局面，最終形成了中央集權制度。同時，底層因為過於分散且無人組織，也再無力反抗頂層（非常極端的情況除外）。
中國在這條路上走得很順，此後中央掌握了最高權力，上層的意志通常可以很好地在下層推行，上層可以裹挾下層發動戰爭。
所以中國想當然地認為日本也一樣，可偏偏日本就是不一樣，日本在這條路上走得很不順。
日本戰國那些有名的大名，什麼毛利元就、上杉謙信、武田信玄、北條早雲，他們雖然也像中國戰國的卿士大夫一樣，中層奪了頂層的權，可他們並沒有解決頂層與底層連繫弱的問題，也沒有完成中央集權。
毛利元就打出“百萬一心”的旗號，團結國人眾和底層，甚至派兒子加入國人眾。但毛利元就一死，國人眾就越來越聽調不聽宣了。
日本戰國大名中，唯一一個完成中央集權的大名就是織田信長。
織田信長花了20多年，不斷削弱自己領地內的中層力量，不斷中央集權。當他大致完成集權的時候，他對自己領地的控制力度，達到了日本前所未有的高度，動員出來的軍事力量更是對其他勢力形成了降維打擊。
相互攻伐幾十年都滅不掉的勢力，織田信長兩個月就能攻滅，而且織田信長還是四面出擊（天下布武）。
當信長完成集權時，日本戰國的統一基本就是幾年內的事情了。可是48歲的織田信長被自己的軍團長明智光秀背刺，和長子織田信忠一起死在了京都本能寺。
此後的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雖然名義上統一了日本，終結了日本戰國。但日本的社會形態依舊沒有改變，依舊處在領主分封的制度下，頂層對底層的控制力度依舊很弱。
天皇依舊是被架空的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幕府將軍變成了德川家康掌握實權，不過德川幕府也隨著時間流逝權力越來越弱，逐漸被下克上。
【這大概相當於中國戰國結束後，不是進入秦漢中央集權制的統一狀態，而是又回到了周王朝初期領主分封制的狀態，重新迴圈。】
1853年，近代日本被美國開啟國門後，德川幕府的行為跟清政府並沒有太大區別，都是想著成為洋人的代理人，剝削本國人民來維護自身的統治。
這個時候，日本的中下層不幹了。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肥前藩（合稱四強藩）在民意的支援下，打出“大政奉還”、“還政於天皇”的旗號，進行“倒幕運動”，最終推翻了德川幕府。隨後開啟明治維新，日本自立自強。
但是！“大政奉還”之後，天皇的權力還是不大。日本陸軍由長州藩控制，日本海軍由薩摩藩控制，日本陸海軍在二戰中相互掣肘，天皇連自己的軍隊都管不動。
以上一系列的日本歷史，我們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事實：日本自古以來頂層對底層的控制力就很薄弱，全靠中層在連繫頂層和底層。
在日本，如果頂層要強迫中下層執行一項政策，基本上就會被中下層聯合起來下克上，徹底失去權力。
所以，從日本的國情出發，如果日本民眾是不願意發動戰爭的，是無辜的，那麼侵華戰爭大機率是不會發生的。即便發生，也根本無法持續15年。
實際上，自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全國上下都瘋狂熱衷於發動戰爭。
1895年，清政府戰敗後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賠償日本二億兩白銀，相當於日本四年的財政收入總和。
拿到“賠款”的日本，大力發展了教育、工業、軍事等。
條約簽訂後不到十年時間裡，日本的近代企業數量，從兩千多家增長到了將近九千家；運營鐵路里程，從原本的3200公里，猛增到了7250公里；農業人口占比從1895年的70%，迅速下降到1903年的60%···
1912年，嘉仁天皇登基，日本進入大正時代。日本拿著馬關條約的賠款，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經濟一片欣欣向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自顧不暇，無力經營東亞市場，東亞市場出現了巨大的空白。
具備了工業能力的日本，趁虛而入，搶佔大量市場份額。加上歐洲交戰國巨大的戰爭需求，日本淨出口激增。
到了1918年，日本淨出口佔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0%以上。日本的商船船隊從戰前的7.8萬噸升至51.3萬噸，總噸位位居當時世界第三。
出口貿易的大爆發，產生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積累了大量資金，為日本國內的投資和消費奠定了基礎。
大正時代裡，江戶時期（德川幕府）的矮小木屋不見了，東京城內一座座西式建築拔地而起。原來貴族才喝得起的咖啡，尋常百姓也可以時常喝上幾杯。
全盤西化之下，人們紛紛穿起西裝，戴上禮帽，學吃牛排。日本三大洋食:可樂餅、咖哩飯、炸豬排也是在大正時代出現的。
經濟繁榮，工業生產力充足，消費需求旺盛。精英階層從中漁利，賺得盆滿缽滿，中下層跟著喝湯，日子過得不錯。
整個大正時代，日本發展繁榮，還誕生了一個詞：“大正浪漫”。
時至今日，日本人還心心念念大正時代，不少日本影視漫畫作品的時代設定，都是大正時代。
日本人自中日甲午海戰之後，就認定是戰爭帶給了他們大正時代的好生活，絲毫不覺得他們的好生活是建立在中國人的痛苦之上。
1919年一戰過後，歐美“眾神歸位”，日本出口收入銳減；1923年關東大地震；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
不斷的衝擊之下，日本中下層百姓快速返貧，生活越來越差，苦不堪言。農民夏季耕種，冬季進城務工，仍然難以維持一家溫飽。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華。日本人從上至下都認為只要再取得一次類似中日甲午戰爭的勝利，日本的好日子就會回來。
日本當時幾乎沒有反戰人士，有的只是聯合中國侵略蘇俄，還是侵略中國，這樣的爭論。
所以，諸如“侵華戰爭中的日本民眾是無辜的”、“是日本高層裹挾民眾發動的戰爭”、甚至說“日本民眾也是受害者”的這類觀點，是絕對錯誤的！
以日本的歷史來看，正是日本民眾推動的侵華戰爭。也正如坂井俊樹教授所說：““持續15年的戰爭，有著土壤和基礎，這種土壤和基礎，確實是由日本民眾培植的。”
END
後記：關於侵華戰爭，我們不能說全體日本人都有罪，畢竟也確實有反戰和幫助中國的日本人。但我們必須清晰認識到：侵略中國，是日本絕大部分民眾的共識，是有完全足夠的民意基礎的！因此絕大部分的日本民眾都絕對不是無辜的，更加不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