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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的作家、翻譯家孔亞雷
搬到莫干山腳下生活已經9年。
他在湖邊租下一棟老房子，親自裝修設計，
傢俱幾乎都是二手的。
莫干山腳下的家
住在村裡的日子，
孔亞雷與一屋藏書和一院花草為伴，
閱讀、寫作、做咖啡、聽唱片，
“不能方便地點到外賣，
但能方便地聽到鳥鳴，看到落日。”
他曾經是銀行職員和報刊主筆，
28歲辭職寫作，
第一部小說無人問津，歷經6年才出版。
此後他搬到鄉下，
一邊寫作，一邊週末帶孩子，
小說和譯作多次獲獎，
幾年前兒子也考入北京大學。
他說20年了，自己寫作從來沒有順利過，
但是還沒有放棄，
“難的事情是有價值的。
就做你想做的事情，瘋狂一點，
這一代人什麼樣，並不意味著你要怎麼樣。”
5月底，一條拜訪了孔亞雷的家。
編輯：馬詩韻
責編：陳子文
打理花園
孔亞雷居住的小村莊位於莫干山腳下，距離湖州德清縣高鐵站約半小時車程。我們抵達時是正午，孔亞雷站在自家小院門口，頭戴草帽，向我們遙遙招手。正值繡球花期，他身後幾叢藍色的無盡夏，大朵大朵地從籬笆探出頭來。
2016年初春，孔亞雷在村裡租下了一棟兩層老房，親自裝修設計。他保留了房子的外觀與結構：石基，黃土牆，木樑和灰瓦，內部則按照自己的喜好進行混搭：老木頭地板，整面牆的白色書架，黑膠唱機，鑄鐵壁爐和尼泊爾地毯……一切簡潔而和諧。
孔亞雷習慣聽黑膠，左圖為他收藏的黑膠唱片
家裡的傢俱都是二手的，有些是從莫干山上撿的，有些則是一件一件從舊貨市場淘的。他十分迷戀舊日的事物，覺得它們“散發出美妙而無價的時間感”，在他家裡還藏有大量黑膠唱片，他所駕駛的二手車上仍然（並只能）使用CD機來播放音樂。
不過，書才是這座老房子的靈魂所在，幾乎佔領了每一處空間。“我對書有一種生理性喜歡。經常有人問我，這些書你讀得完嗎？其實書並不一定要讀完，你讀到一段甚至一句，可能一輩子都記得。”
拍攝那天，灶臺邊放著一本羅蘭·巴爾特的《小說的準備》，這是一本關於寫作的書，做咖啡的間隙，孔亞雷就隨手翻上兩頁。
客廳幾乎被書淹沒
客廳更是一片浩瀚的書海，隨著新書不斷增加，書的海平面還在持續上升，幾乎淹沒了孔亞雷的辦公桌，只留下一小片檯面供他寫作、翻譯，猶如汪洋裡的一葉扁舟。
就在這張書桌上，他寫出了第二本長篇小說《李美真》和文學評論集《極樂生活指南》，譯完了詹姆斯·索特的《光年》和塞薩爾·艾拉的《音樂大腦》——前者為他拿到了第四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的年度文學翻譯獎。
從寫第一本長篇小說算起，孔亞雷已經寫了20多年。雖然出版了不少作品，也拿過一些獎項，但他坦言自己的寫作從來沒有順利過，也尚未寫出真正偉大的作品，“但是我還沒有放棄，難的事情是有價值的。”
孔亞雷接受一條採訪
這是孔亞雷鄉居的第九年，他仍在踐行一種理想主義的生活，“這裡的生活成本非常低，而精神成本比較高。”他告訴我們，自己唯一值得驕傲的，就是這麼多年來竭盡全力地做想做的事。
“一個文學雜誌主編曾經開玩笑說，孔亞雷被文學害了，收入越來越低。但是恰恰相反，我覺得我被文學救了。”
以下是孔亞雷的自述。
窗外的風景
搬到莫干山之前，我從來沒有真正在鄉村生活過。1975年，我出生於安徽縣城，後來在上海讀大學，又去了杭州工作。最早來莫干山是因為一個朋友在山頂租了房子，邀我去住。我翻譯的第一部作品《幻影書》，就是在那裡完成了結尾部分。
契訶夫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一旦你在鄉村生活過，醒來後或入睡前聞到的是鄉村的空氣，你就再也無法在城市裡生活了。我特別能感同身受，因而萌生了搬到莫干山的念頭。
2016年，尋覓許久，我看中了一棟莫干山腳下的老房子。首先吸引我的是房子外觀，有一種分寸感，這種分寸感並非是設計師設計出來的，而是民間智慧。房子不大，但有個寬敞明亮的庭院，周圍被茶園、群山和湖水環繞——我常常會去湖邊散步。
家的細節，花磚與老櫃子
我包攬了所有的裝修設計，這個房子像我的一件作品，一點一點用細節來豐滿它，就像在寫一本小說，大到牆面顏色，小到一個門把手，一切都要由我決定。我希望這個房子從不同的角度看進去有不同的景觀，像一幅幅畫。
有人問我是不是要改成民宿，否則裝修得這麼好乾嘛？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當成藝術品來打造呢？
我給房子取名為“莫蘭迪”，這是我非常喜歡的藝術家，他幾乎一輩子沒有離開過義大利，永遠在畫室裡畫些瓶瓶罐罐，那種專注神秘而美妙。
灑在餐桌的光線
江浙一帶的農村挺宜居的，但也有不便之處，比如不能下樓就拿到外賣，買到日用品。不過一切都是有代價的，不方便意味著有別的方便，能夠方便地聽到鳥鳴，看到落日，在濃郁得令人窒息的植物氣息裡散步。
平時起得早些，我會在清晨的陽光裡吃早餐，感受光線微妙的變化。在一些日子裡，暮色將至的時候，整個世界會變得像藍寶石一樣，那種藍只有在鄉村才能見到。湖對岸遠處的群山正是滿月升起的位置，有時會突然在窗外發現巨大的月亮，猶如奇蹟一般。
在城裡你會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鄉下你會發現一切都是無中生有的。那麼小的一個種子撒下去，會變成那麼巨大的一個果實，連一顆南瓜都是奇蹟，人會因此變得有敬畏心。
孔亞雷的兒子長大後，仍然時時來鄉下住
剛搬來鄉下那幾年裡，一邊寫作一邊帶孩子。孩子平時住校，每到週末和長假都會來住。幾年前他考入北京大學，朋友問起我育兒心得。其實他基本沒有上過培訓班，大人經常在看書，他自然就會看書。不管是真正的書，還是生活和大自然這本書。
湖邊四季
我剛剛過完50歲生日，現在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就像第二次青春。孩子也大了，我也還在創作，沒有太大的生存壓力。
看書，寫作，做飯，打掃衛生，打理花園……每天都有無數的事情，是沒有時間孤獨的。住在鄉下，遠離人群，感覺自己像一柄刀鋒在大自然裡接受磨礪，變得更加鋒利，人不再會那麼優柔寡斷，甚至不會那麼多愁善感。
孔亞雷的小說和譯作
年輕時我辭職過好幾次。
上大學時我讀的是外貿專業，畢業後就去了銀行上班。之所以沒有一開始就走文學這條路，也許和我的父母都是作家有關。在那樣的家庭中長大，反而對寫作有些牴觸，想去過另一種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自己過不了那樣的生活，因為我真正發現了文學的樂趣。我愛上了讀村上春樹，當時在國內連《挪威的森林》都還很難買到。在銀行工作的第四年，我辭職去了一家報社。
很快我發現報社的工作也不適合我。在報紙上寫文章，經常是為了版面和話題去寫，那種寫作是快速的，而我特別想寫一些能夠留存下去的東西，這也是後來選擇文學作為職業的原因之一。
28歲那年，我離開報社，全職寫作。被一股強烈的年齡焦慮驅使著，特別想在三十歲來臨之前寫完一本小說。小說寫得很快，不到半年就完成了，之後一直沒有任何地方願意出版。我只好重返社會，又去報社和雜誌社工作。
2007年，第一本署上我名字的書出版了，那是我翻譯的《幻影書》，保羅·奧斯特的作品。一年之後，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不失者》才因緣際會地出版，此時距離寫完它已經過了六年。小說出版後，我再次辭職，只是這一次之後就沒有再上過班了。
我決定辭職是受到好友李劍鴻的影響，他是世界頂級的噪音音樂家。有天他到我家蹭飯，離開時我送他去車站，一路上和他訴說自己的種種痛苦。他反問我，難道人一定要上班嗎？我幾乎是突然頓悟，是啊，我為什麼一定要上班？我要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全力以赴，竭盡所能——於是，我一直做到了今天。
2020年，在我的第二本長篇小說《李美真》裡，我借主人公之口描述過鄉居最初幾年的感受。
“一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彷彿正在緩緩展開。每個早晨都閃閃發光（即使外面陰雨連綿）。每件事——煮咖啡、看書、散步、去超市購物，甚至入睡——似乎都散發出新的意義，都閃爍著新的光芒。”
但是很快我就不得不直面寫作焦慮，無處可逃，時至今日我仍然有一些焦慮的軀體化症狀。“在報社時我之所以沒那麼焦慮，是因為我對那份工作的厭惡抵消了，或者說遮蔽了我的焦慮。而當那股厭惡消失了，被徹底解除了，焦慮便悄然聳現——就像濃霧散去後的黑色山峰。”
其實不上班的感覺是挺可怕的，甚至需要一定的心理承受力。當你有工作的時候，其實你不是對一切負責的，可以把你的失敗歸咎於上司，歸咎於公司，歸咎於地鐵，歸咎於各種原因，卻把自己排在很後面。
很多人一邊工作一邊抱怨無法實現夢想，如果他冷靜下來想想，一旦所有實現夢想的條件都符合了，他反而會非常焦慮。其實沒有什麼可以真正阻礙你，除了你自己，其他的都是藉口。
我的人生沒經歷過特別大的波折，但是我為自己設計了一個磨難，那就是寫作。我也寫了20年了，從來沒有順利過，但是我還沒有放棄。它教會了我很多東西，難的事情是有價值的。消費主義的邏輯是讓人覺得一切都很簡單、便捷，事實上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住在鄉下，身處消費主義社會的漩渦之外。這裡的生活成本非常低，完全可以過低物慾的生活，但是精神成本會比較高。
你可能覺得一個月需要1萬塊才能活下去，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月要讀多少本書，看多少部電影才能活下去？我們是不是太關注物質的成本，而太不關注精神的成本了呢？
每一代人面臨的時代和問題都是不一樣的，但是這一代人什麼樣，並不意味著你就要什麼樣。我還是相信，人應該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瘋狂一點。法國詩人瓦萊裡有一句話，如你想象的那樣去生活，否則，你會如你生活那樣去想象。
我一直希望把自己的人生當成作品看待，因此得處理好每個細節，不能做低劣惡俗的事情，不能糟蹋這件作品，這甚至是得體和尊嚴的來由。
我唯一值得驕傲的一點，就是這麼多年我一直堅持創作，不管最後能不能寫出真正偉大的作品，我都將竭盡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