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離內地的外資所，又湧向了這個市場？

作者 | 智合研究院

在全球貿易規則重構的浪潮中，香港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了。

又一律所去香港，全球化服務的“前哨戰”打響

國際律所的香港佈局持續升溫。繼英美頂尖律所之後，上週日本律所Miura & Partners（“M&P”）宣佈將於今夏開設香港分所，成為該所繼西雅圖、吉隆坡及曼谷後第八個國際辦公室。新辦公室將由香港經驗豐富的Junko Shiokawa及中國業務核心成員Norika Yuasa領導，執業領域包括國際貿易、爭議解決、投資基金、併購重組等。

M&P表示“香港是整個亞洲地區的重要商業中心，在促進日本與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的投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透過設立香港辦事處，我們可以為涉及該地區公司的入境和出境案件提供無縫支援。”

目前，香港法律服務市場已形成多元競爭格局，截至2025年4月9日，註冊登記的香港律師事務所共921家，外地律師事務所82家，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多個地區，其中，以外地律師行身份運營的中國內地律所已達到37家。

以香港外地律師行身份運營的中國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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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種佈局香港的方式來看，目前香港聯營所達到37家，其中香港與內地聯營律所有26家，佔比達70%，內地佈局聯營所正不斷加速。

以聯營方式運營的內地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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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為何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香港之所以成為律師行業深耕國際市場的核心戰場，是因為香港憑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區位與制度優勢，始終扮演著中外經貿往來的核心樞紐角色。

作為港澳灣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和“一帶一路”的重要建設節點，香港既是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的門戶，更是中資企業叩響全球市場的“戰略跳板”，更被譽為連線全球市場的“超級聯絡人”。

近年來香港持續加碼科創生態建設，配套政策支援，吸引企業落戶，2024年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數目創歷史新高。香港投資推廣署和香港政府統計處的年度統計調查顯示，2024年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達9960家，年增幅達10%創歷史新高，其中，內地企業以2620家的絕對優勢位居首位，遠超日本（1430家）、美國（1390家）、英國（720家）和新加坡（520家）等。

這一成就背後，得益於香港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深受國際社會的認可。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中，香港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165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一。在五大評估分項中，“國際貿易自由”和“監管”列細分項首位；“穩健貨幣”躍升至全球第三名；“政府規模”及“法律制度和財產權”位居全球前列。

世界經濟自由度排名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曾指出，受惠於“一國兩制”的獨特製度優勢：包括實行普通法制度、法治優良、司法機構獨立行使審判權；資金、貨物、人才、資訊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稅制簡單、稅率低；營商環境便捷、市場高效透明，監管制度與國際規則銜接等等，這些要素令香港成為理想的營商城市。

憑藉豐富的國際化經驗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資源不僅能夠幫助企業滿足不同市場的合規要求，自身也是企業的全球資金管理中心。某人工智慧企業高管在談及海外佈局時提到，隨著該公司海外業務的不斷發展，管理成本開始不斷上升，他們將香港作為出海第一站，就是希望透過在香港建立企業全球財資中心，集中管理和調配資金，降低管理成本。

香港像一個視窗，可以給企業帶來更多機會。這種功能在當下關稅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更具示範意義：企業可藉助香港國際化資源網路實現全球供應鏈調整、產能調配、成本分攤、市場多元化佈局，讓這座城市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中轉站，更成為企業應對全球貿易規則變化的“制度緩衝帶”。

面對關稅挑戰，近日，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的國際自由港，轉口貿易和物流業會面對壓力。對外貿易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及跨境電商等，短期內無可避免會受到影響。香港特區政府會實施包括加快融入中國國家發展、擴大經貿朋友圈等七項策略來應對挑戰。

香港法律服務的縱深

有競爭就有市場。當前內地企業出海目的地集中於歐美成熟市場與東南亞新興市場，因香港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通常會選擇在香港中轉，在這其中，法律服務涵蓋從出海企業落地到發展的全流程。

企業初涉香港市場時，首先面臨的就是制度銜接的問題。內地企業不熟悉規則國際規則，通常會先諮詢熟悉的中國律師。在這個過程中，律師的工作是幫助企業熟悉香港的法律法規和商業環境，參與公司治理架構搭建，在監管合規、股權結構、勞動保護、環境標準、稅務合規等多個領域建立初期風險防控體系。

隨著企業出海程序從“實體落地”轉入“價值創造”，律師的服務邊界延伸至產品及技術出海的更多核心領域。在產品研發環節，企業可能需要律師協助在香港及其他目標國佈局境外專利，以應對智慧財產權問題。當企業進入銷售端，更要面對國際貿易規則、國際貿易合同、跨境結算、反洗錢合規審查、運輸風險等一系列相關法律問題。

同時，隨著國際貿易和商業環境的複雜化，出海企業的跨境交易不斷增加，因多種因素髮生矛盾及違約事件，造成糾紛的可能性增加，也促使了香港市場國際爭議解決及仲裁業務需求的增加。

而香港在涉外國際商事中扮演著法律服務及爭議解決中心的重要角色——中國與國際的“超級聯絡人”，因此。跨境企業所簽訂的國際合同中都很可能引用香港法律，使用香港法律管轄仲裁協議，並以香港作為解決商事糾紛的仲裁地。

爭議解決的市場空間，在如今關稅戰中更為明顯。跨境交易受影響之下，涉外律師的重心將更多轉換到業務合規層面，為關稅合規、原產地規則、出口管制、反制裁方案、供應鏈重構等多項政策風險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

最近連續多家上市公司也集中披露了對關稅政策的影響，一位長期服務跨境公司的律師表示，“最近，我們已經收到了多家客戶的法律風險評估需求，當前客戶的諮詢焦點高度集中在關稅政策衝擊的關稅對業務影響的評估以及如何反制上，真正的難點在於如何將法律研判轉化為商業決策支撐，為客戶緩解對政策不確定性的焦慮。”

除此之外，資本運作領域同樣具備業務空間，中資企業在港開展跨境融資時，律師需協調內地法律法規與香港的相關條例，為企業設計符合國際投資者偏好的融資架構。同時A股上市路徑的收縮也加速了企業轉舵去香港的資本市場，相關業務覆蓋從法律盡調階段核查業務合規性、到境內境外上市檔案的準備，併購重組等多個環節。

結語

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當下，中國製造業正經歷從“產能出海”到“全要素出海”的深度轉型。當新能源汽車、光伏、鋰電等“中國智造”加速叩響全球市場大門，企業面臨的已不僅是傳統貿易壁壘，更有供應鏈審查、ESG合規、資料跨境流動等制度性門檻，疊加地緣政治衝突、關稅政策等多重挑戰，出海之路波譎雲詭。

在這片暗流湧動的出海航道上，香港以獨特的制度優勢亮起導航燈：作為中國唯一的普通法管轄區與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這座自由港正架起內地企業出海的橋樑，為中國律師開拓全球化服務版圖錨定戰略支點。當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選擇從香港完成國際化合規體系的“壓力測試”，中國律師的國際化征程，也從這裡駛向更廣闊的海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