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金融時報》
編譯 | 智合研究院
美國溫斯頓律師事務所（Winston & Strawn）最近關閉了其在上海的辦公室，這是溫斯頓繼去年關閉香港辦公室後最新關閉的一處辦公室，自此全面從亞洲撤出。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隨著中國併購和資本市場領域業務的放緩，瑞生（Latham & Watkins）、盛德（Sidley Austin）和威嘉（Weil Gotshal & Manges）等十多家美國律所陸續關閉了在北京或上海的辦事處。
這種國際律所從中國撤離的現狀為中國的“紅圈所”創造了機會。
在國際律所縮減在香港和中國內地業務後，中國頭部律所正從國際競爭對手那裡招聘更多高階律師。他們透過聘請大牌律師和高昂收費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尋求業務擴張。
中國律所日益增長的雄心反映出了香港市場的變化：中國內地企業更喜歡在香港而非海外進行二次上市，而曾經在中國內地企業赴港上市中賺取鉅額費用的國際律所正在縮減規模。
據招聘人員和律師透露，中國內地律所過去一年從像凱易（Kirkland & Ellis）、普衡（Paul Hastings）這樣的國際律所中，至少招聘了14名高階律師和合夥人，其中一些人還帶領團隊一同加入。這些人大多駐紮在香港，主要專注於資本市場或金融領域。
君合律師事務所主任華曉軍表示，在過去半年中，國際律所的合夥人轉向大中華地區的頭部中國律所是一個明顯的趨勢。
今年2月，凱易常駐香港的私募股權和併購業務合夥人李光從凱易跳槽到中倫律師事務所。同樣位於香港的A&O Shearman資本市場合夥人胡芷筠去年10月則跳槽至嘉源律師事務所，並且帶去一支由9名A&O Shearman律師組成的團隊。
胡芷筠告訴《金融時報》，我們之所以作出如此調整，是因為我們認為中國律所是市場中更有活力的一邊。
相關檔案顯示，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70家公司中，中國內地律務所擔任了其中20% 的發行人首席法律顧問，高於2018年的15%，這一領域傳統上由國際律所主導。律師們還表示，許多中國內地律所的報價比國際同行低30%甚至更多。
隨著大批中國企業在香港進行二次上市，香港今年將迎來200億美元的上市復甦。胡芷筠表示，“香港資本市場充斥著中國內地的發行人，他們覺得中國律所同樣有能力完成交易。”
法律招聘機構SSQ駐香港高階主管李子傑表示，國際律所在調整收費費率方面缺乏靈活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許多國際律所的合夥人也一直在努力爭取業務。
另一位最近從美國律所跳槽到中國律所律師表示，美國頂級律所在全球範圍內收取“極其昂貴”的小時費率。“（在這家前美國律所）我的小時收費約為1600美元……這種小時收費對中國客戶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現在我在一家（中國）律所工作，小時收費是500美元……這讓我們獲得巨大的優勢。”
一位常駐香港的美國律所高階合夥人承認，由於與美國市場盈利水平的差異和歷史包袱等問題，許多大型美國律所已經縮減了在亞洲的規模。
但他補充稱，國際律所仍有優勢，許多中國律所還不具備完備的基礎設施，無法做好涉及美國法律意見或與美國監管機構有效打交道的IPO工作，在香港進行IPO的公司往往需要這一領域的法律諮詢。
一位駐香港的律所招聘人員表示，“以前，許多國際律所的合夥人會對中國律所Say‘No’，但現在他們被迫考慮中國律所，因為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在美國律所）帶來（同樣水平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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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 吳夢奇Scott編輯 / 顧文倩Aro
分類 / 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