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浙江省人民醫院，鄭有卯（右一）為一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做頸深部淋巴靜脈吻合術。
作者｜杜佳冰
編輯｜從玉華
阿爾茨海默病可以手術治療了——許多患者家屬都是被這個新訊息引到醫院裡來的。
他們從手機上看到的訊息是：在脖子上切個口子，把堵塞的淋巴管和靜脈血管接在一起，排出大腦內致病的β-澱粉樣蛋白、tau蛋白等“垃圾”，過不了多久，失去記憶的父親就能重新叫出孩子的名字，站不穩的妻子就能嘗試行走。這堪稱神奇的手術效果，使他們半信半疑地把患病的家人用各種方法帶到醫院裡，甘願再試一試。
2月27日上午，浙江省人民醫院淋巴外科及顯微重建外科主任鄭有卯的診室裡，1/3的號源都來自阿爾茨海默病患者。這個以治療淋巴水腫為主的診室，如今要抽出相當一部分精力去應對這種神經系統的疾病。診室裡常常站滿了帶著各地口音的人。手術已經排到了12月，費用在5萬元以內。
任何一個嘗試進行這項手術的科室都在經歷新的變化。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血管外科主任祿韶英此前在社交平臺上釋出的手術訊息，播放量一度高達930萬人次。3月6日，他在社交平臺上特意強調，諮詢要帶上患者，才好作明確的診斷，否則浪費了門診時間，“很多血管外科的患者因為這個事情掛不上號”。
一度停滯的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如今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熱潮。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統計，不超過30家醫院在“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官方網站上進行了登記備案，但開展手術的醫院數量遠不止於此。儘管《醫療衛生機構開展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管理辦法》明確提出，醫療衛生機構不得以臨床研究為名開展超範圍的臨床診療活動，未經醫療衛生機構批准立項的臨床研究不得實施。
動手術的醫生來自淋巴外科、顯微外科、整復外科、血管外科、神經外科、口腔頜面頭頸外科……“現在的狀態是一擁而上，都想做。”山東省濰坊市人民醫院神經外四科主任秦時強說。有些醫生宣稱手術有效率在90%以上。有些醫生保守評估長期有效率“不足四成”。
新訊息甚至引來了世界各地的人。一位75歲的加拿大患者聽說了這個前所未有的療法，專程到哈爾濱做了手術。一位南非的外科醫生到鄭州大學附屬鄭州中心醫院參觀了手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送走了西班牙的醫生，又要有美國的醫生來訪。人們觀望著，這個世界上阿爾茨海默病患病人數最多的國家，正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探路
起初是外科醫生謝慶平操作淋巴靜脈吻合術（lymphatico-venous anastomosis，簡稱LVA）後的偶然發現。
2月27日，浙江省人民醫院正在進行一臺頸深LVA手術，透過顯微鏡看到流淌著造影劑的淋巴管。
LVA不是一個新鮮的手術。1979年我國醫生就開始將其應用於少量病例的淋巴水腫治療。它的過程可以被理解為“修路”——在顯微鏡下，將堵塞的淋巴管截斷，接入靜脈血管，讓淋巴液改道匯入通暢的靜脈，重建人體代謝廢物的通道。
2018年，浙江省人民醫院手外科和修復重建外科前主任、現杭州求是醫院院長謝慶平一如往常為病人進行了LVA手術，解決其頸部的淋巴系統問題。術後，一位伴有認知障礙的病人反饋自己的“頭腦清楚”了一些。
如果這個偶然的發現來得再早一些，或許就不會帶來任何改變。過去，這項“修路”的技術由四肢延伸至指尖，唯獨與大腦無關——人們普遍認為大腦內不存在淋巴系統。
2012年，一位丹麥學者首次揭示了大腦內的類淋巴系統。2015年，美國神經科學家又在小鼠腦內發現了功能性淋巴管。該團隊於2018年發表後續研究，闡述了腦膜淋巴系統迴流障礙與AD（阿爾茨海默病）之間的關係。這或許是一條通路。
大腦內β-澱粉樣蛋白與tau蛋白的沉積，是目前公認的阿爾茨海默病的關鍵致病因素之一。人們能從影像報告中看到它，卻無法得知它為何產生，又如何消滅它。去年AD特效藥在國內上市，想把這些“垃圾蛋白”直接消滅在大腦裡。這訊息曾給家屬們帶來希望，但只限於輕症患者，並且一年的用藥費高達十幾萬元。
現在似乎有了一條新路，面向中、重症患者開放。
2020年9月，謝慶平正式為一位老年認知障礙患者進行了頸深部LVA手術。術前患者臥床，不能正確對答，不能自主進食和控制大小便。術後9個月，謝慶平評估其恢復基本認知和生活自理功能。他把自己的發現寫成了一篇病例報告，認為這“可能是臨床上利用顯微外科技術治療老年認知障礙的一種創新方法”。
2021年年底，《中華顯微外科雜誌》總編輯顧立強收到投稿。“因是新技術在新領域的臨床‘探索性’應用，雜誌編輯部本著積極、慎重原則，先後多次請上海、廣州多位淋巴顯微外科專家、神經內科專家審閱。”顧立強回憶，顯微外科專家肯定了作者的創新探索，但神經內科教授審閱後均表示術前對患者的診斷證據不足，對該術式及其機制分析也有異議。
這篇論文歷經半年多的審稿修改，在3次專家討論之後，認為“有繼續探索的價值”，因此得以發表。中華醫學會主辦的《中華醫學資訊導報》後來將這一手術評為2022年中國顯微外科七大進展之一。但和阿爾茨海默病打了幾十年交道的神經內科專家始終對此持保守態度。這種爭議一直持續到今天。有人說：“從來沒有診斷過AD的一群人在治療AD，一群從來沒有操過刀的人在談論操刀效果。”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常務副院長、神經病學中心首席科學家王伊龍認為，資訊偏倚也加重了這兩種聲音的分化。“病人效果好了，他就願意接受外科大夫的隨訪去報喜，效果不好了，他就跑到內科大夫那兒繼續去訴苦。”
然而審慎是必要的。20世紀60年代就有國外的醫生髮現，腦脊液分流對痴呆患者的症狀有短暫改善。直到21世紀初，有醫生針對AD患者進行了一項大型雙盲、隨機、安慰劑對照研究，結果顯示該方法“並無任何益處”。
過去的50年中，針對阿爾茨海默病，國內外學者嘗試了各種外科療法，包括腦脊液分流、組織移植、腦室內輸注、神經電刺激、幹細胞治療，均無明顯療效或無法長期改善。
問路
11年前，馬玟的母親出現記憶力減退。漸漸地，她外出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家裡找不到衛生間。乘坐電梯和走樓梯都會使她感到恐懼。確診阿爾茨海默病後，馬玟帶著母親先後跑了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8家醫院，很少有醫生主動向她提起手術的治療方法，但她還是決定要做。
2月24日，杭州求是醫院，謝慶平在與家屬溝通手術事宜。
“因為他們（醫院）發出來的那個東西太吸引人了。”在浙江農村經營農家樂的許英霞說，“人家都說你不要被人騙了，老年痴呆哪裡可以看？”但她也要給母親做。她覺得沒有人能理解24小時照護者的心情。
“家屬的忍耐基本上到了極限。”上海第九人民醫院整復外科重建顯微外科中心主任章一新說，“治療的意願太強了，我們原來沒想到有這麼多的病人”。
2023年，謝慶平頻繁在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交流分享這個“國際首創”的手術經驗。當時國內仍少有醫院開展。謝慶平在自己創辦的二級民營醫院——杭州求是醫院進行手術，費用是20萬元左右。一些患者慕名而來。
鄭有卯是公立醫院中較早開展該手術的醫生之一。2024年5月，當山東省濰坊市人民醫院組建了一個包括神經內科、神經外科、骨科、麻醉科、檢驗科、影像科等在內近10人的多學科會診團隊，前往浙江向鄭有卯學習這一手術時，功能神經外科的秦時強仍然覺得“不太可能”。“透過一個手術能使神經退行性疾病逆轉，這個可能性應該是微乎其微的。”
結果他們去病房看了患者，家屬非常興奮。“他們做完手術只有一天，就說進步非常大，強烈推薦我們開展，說這是一個好事。”秦時強有了一些信心。回到山東後，他向倫理委員會提出申請，著手籌備手術事宜。據他了解，同期有其他醫院也提出申請，但沒有透過倫理審批。
2024年7月，貴州省遵義市第一人民醫院神經外科醫生付曉紅付費報名參加了謝慶平在蘇州舉辦的手術培訓班。一開始，他也說，“我們還是有點持懷疑態度”。兩個月後，他為一個患病老人做了手術。術後，失憶已久的老人認出了自己的女兒。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醫生們看到了不同的手術效果，但並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家屬寄予的希望和取得療效的成就感使他們不斷往前。
截至今年2月，謝慶平已經完成600多例手術，宣稱有效率在90%以上。面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他展示了一些手術愈後良好的病例影片，但迴避談論手術效果不好的病例情況。“各種原因引起的。”他說，“人（和人）當然有區別”。
接受中青報·中青網採訪的醫生們的手術量總和已經超過1400例。“有時候我們一天要做六七臺，一臺手術3小時左右，要做到晚上（甚至）凌晨。”付曉紅說。
沒有專家共識，沒有高等級的醫學證據，家屬們懷揣著一線希望，能夠參考的只有醫生的經驗和病例數。一些醫院因此接納更多的患者湧入。
患者家屬馬玟談到一次就診時的體會：“他們給我一種直觀的感受，是他們只想要積累案例量，上來看了一眼病例，就說你這個樣子是可以去做手術的，然後直接開了個單子，說要排隊。”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九人民醫院口腔頜面-頭頸腫瘤科副主任醫師任振虎是最早一批在“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網站上註冊臨床研究的醫生，備案時間是2024年5月。在他的研究方案中，只計劃收入10例患者：5例進行手術，5例保守治療對照。
任振虎介紹，一項新的藥物或治療方法，是先從基礎理論上證實有效，繼而過渡到動物實驗，再進行臨床試驗。而臨床試驗的第一步不是證明有效率，而是先在小樣本量中驗證安全性，然後再擴大樣本量進行研究。
目前他的研究已完成資料收集，正在整理結果。“至少從目前的臨床證據來講，安全性是沒問題，有效率還不太可以。”他說，要按部就班、紮紮實實地做這個事情，“不是你說有效就有效”。“現在有一些醫生出於各種目的，就在網上說（這個手術）已經是好得不得了，可以治癒這個病，相當於把一些關鍵環節跳了過去。”
“奇蹟”的力量催人振奮。有醫生在個人社交賬號上分享成功案例，影片裡一個又一個的患者好起來了。
2024年5月，在母親手術前一天晚上，許英霞躺在病房裡，就是這樣想的：“可能做了，就會叫我們（的名字）了。”
儘管沒有人承諾手術效果，但許英霞“總感覺肯定會有用”。她說：“反正他們在網上放出來的全部都有用。第一天做，第二天就可以講話講得很清楚了。我們都盼著有奇蹟。”
修路
LVA不是一個原理複雜的手術，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容易成功。
淋巴管最細的只有0.1mm-0.2mm，相當於指紋的間距。要找到它，將它從脂肪、肌肉、筋膜中分離出來，剪斷，將針頭從中穿過，與血管吻合——沒有高倍數的顯微鏡支援是很難做好的。
受限於顯微裝置和縫合技術，這項手術在早期的有效率很難保證。後來，手術顯微鏡的放大倍數由10倍上升至40倍甚至60倍，並引入術中熒光導航技術，手術的有效率才隨之提升。
醫生對手術的理解各有不同，落實到手上的功夫也不同。秦時強說，很多醫院一時沒有高倍數的顯微鏡，醫生也不具備精細吻合的能力，便選擇另一個更容易“看見”的方案——做淋巴結吻合。
淋巴結的大小約在0.2cm-0.5cm之間。如果淋巴管是纖細的項鍊，淋巴結就是上面的珠子。秦時強看過一些醫院的手術錄影，“（他們）把淋巴結剖開，和靜脈縫起來就是了。甚至可以不用顯微鏡，肉眼就可以做。”
鄭州市中心醫院顯微外科主任王飛雲坦言，在去年1月開展河南首例手術的時候，確實“沒有最好的顯微鏡”，只能在放大16倍的顯微鏡下，從淋巴結開始做。“因為淋巴管太細，要一根一根給它捋順分離出來，要求確實高。”他說。
直到半年後，醫院花400多萬元買了臺新顯微鏡，放大倍數提升到了40倍，在技術熟練的基礎上，王飛雲才逐漸過渡到吻合淋巴管。
他對比了20多例淋巴結吻合和200多例淋巴管吻合的手術結果，認為後者的有效率更高。
淋巴管和靜脈是兩個管道的介面吻合，而淋巴結被剖開之後放進靜脈裡， “相當於有個傷口暴露在血液之中”，秦時強擔心會出現血栓。而鄭有卯覺得，如果淋巴結之後壞死，“管道”可能又會堵。
“但是我對（淋巴）管都有所懷疑。”在手術中，秦時強發現有些患者的淋巴管質量非常差，“吻合後看著也不是那麼通暢，但是病人的術後改善了，反應覺得挺好。有幾例我簡直太自信了，淋巴管這麼粗，吻合後也是看見造影劑明顯跑到血管裡去了，結果效果是不好的。怎麼回事？”
也有人認為，可能不是管道本身的問題，“切不切淋巴管可能都有用”。手術過程會鬆解淋巴管周圍的軟組織、神經、脂肪，這在無意中減輕了它們對淋巴管的擠壓。“有些人認為把頸深部的脂肪組織去掉一部分，是不是也能引流更通暢一些？”王飛雲說。
為了驗證這些問題，任振虎創新術式，在頸部雙側做四個切口，綜合淋巴結靜脈吻合、淋巴管靜脈吻合和頸淋巴幹/胸導管鬆解術，將其稱為頸顱類淋巴分流疏通術。“這是一個綜合工程，我們現在很難確定到底是哪裡起的作用，所以我就把行之有效的技術（都用上），在最合適的區域做最合適的術式。”任振虎說，“如果有效，之後再找更精確的手術點”。
如果一切順利，完成吻合後，醫生們會在顯微鏡的熒光模式下，看到淋巴管中的造影劑緩緩流入靜脈，像黑暗中一條瑩瑩的河。但在病人真正醒來之前，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迷路
術後，81歲的父親醒來，看著女兒楊怡嵐，重新認出了她。
“他說很想我，好久沒有見到我。”為了這句話，自從2024年9月30日手術後，楊怡嵐每天都在記錄父親術後的變化。她的社交賬號“我和神仙爸爸抗擊阿爾茨海默病的每一天”發了100多條影片，已經成為一份隨時可查的隨訪記錄。
10月2日，父親術後第二天，早上5點醒來的第一句話是“我要刷牙”。“近一年多沒有主動刷牙了，還會自己擠牙膏。”楊怡嵐說，護工也很高興，找來刮鬍刀給他刮鬍子。
她和父親長談，“我已經有3年沒有和你聊天了”。
他的表情有點驚訝，問：“3年啊？”
楊怡嵐覺得手術值得。“至少在那一刻，爸爸醒來了。”
術後的兩個夜晚，他有些亢奮，自言自語。但過去一年多來半夜起身遊走的情況沒有了。上完衛生間，還能繼續呼呼大睡。
10月4日出院時，父親的狀態已經不如2日。楊怡嵐停下工作，24小時貼身照護父親。她引導他寫字、算數、打麻將，訓練認知。又帶他趕集，摘西紅柿，每天創造機會讓他跟小區裡的小孩玩，找話題和他說話。雖然他多數時間還是不認識她。
10月7日，他喝咖啡知道燙了。還會自己刷臉進小區門，按電梯。楊怡嵐說，這都是術前做不到的。
10月8日，記憶恢復還是不如術後，但主動坐下來看電視了。
10月9日，走路不如之前，“可能是手術還沒調整好”。
10月13日，認知下降很嚴重，寫不了數字了。“寫不了字就意味著慢慢吃飯也不會知道了，是很危險的訊號。”
過了一天，他又願意寫毛筆字了。楊怡嵐透過這個活動觀察父親的病程有沒有下滑。兩個月後，她回看這條影片，又留下一條記錄：“最近的字好像也沒有這個好。”
10月15日，數字從1寫到了40。“從潛意識感覺到他在努力。”
10月18日，又開始頻繁起夜，不願意做任何事，包括寫字。
10月23日，上衛生間知道關門了，還反鎖了。楊怡嵐很高興。術前父親已經到了大小便失禁的邊緣。“我的目標就是大小便自理，不自理就意味病程嚴重了。人最後的尊嚴也沒有了。”她說。
10月25日，父親可以睡整覺了，會自己開燈關燈。術前他分不清白天黑夜。
11月7日，術後37天，父親第一次大小便失控，不想吃飯不張嘴，上衣褲子分不清。楊怡嵐帶他輸液3天，有所好轉。
繼續訓練寫數字。11月20日，楊怡嵐發現，只要父親能聽寫數字到200左右，大小便就能自理。
11月23日，第一次聽寫數字到308，上廁所知道沖水了。
29日，寫到378，並且連續4晚睡了整覺。楊怡嵐堅持鼓勵他。
12月2日，迎來“回家以來認知最好的一天”。出門吃飯的時候，父親主動掏出了錢。
12月3日，能認識表了。這一天，一個關注她的網友帶患病的父親去做了手術，告訴她，“感覺爸爸回來了”。
12月8日，解鎖了新的愛好，打籃球。慢慢地，他不願意寫數字了，覺得無聊。楊怡嵐覺得，這也是一種認知進步。雖然還是記不得以前的很多事情。
12月27日，給父親洗腳。“他突然說對不起我，我抱著他哭了。”
1月9日，父親又不認識她了。楊怡嵐會躲起來偷偷抹眼淚。
無論如何，她覺得手術幫父親按下了暫停鍵，使他的病程延緩了。3月10日，是術後第157天，父親大小便自理的狀態穩定，睡眠穩定。她說，目前來看，手術和藥物治療都只佔3分，7分在於理解和照護。“如果沒有家屬的陪伴，讓患者生活在一個有愛的氛圍，即便手術有效果，也會下滑。”儘管再也沒有回到術後48小時的那段“黃金時間”，她也覺得，“如果沒有手術， 即便我付出十分的努力，爸爸也不會像今天這樣”。
在母親術後剛醒的那幾個小時，許英霞也發現確實不一樣了。
母親盯著她，問：“你怎麼牙齒都掉了一個？”以前她讓母親看自己，她連頭都不轉一下。
可以下地了，許英霞把她帶到窗邊，原本她已經沒有方位感和空間感，“那天她說，這裡的樓那麼高，下面那麼多車子開來開去的。”許英霞欣喜地記著那句話，“我以為有用了，開心死了”。
但過了兩三天，一切又恢復原樣。直到出院後，她覺得母親再也沒有過好轉的跡象。醫生讓她再等等。
過了一段時間，她發信息問醫生，要不要把藥停了試試。
“他也不知道。”許英霞沒有別的辦法，“我把藥停了，更糊塗了，後來我又給她吃上”。
直到現在一年多過去，她終於認定，手術對母親就是沒有效果，甚至越來越差。“比開刀之前更嚴重了。”她不清楚是手術的影響，還是病程的自然發展。“以前身板是直的，現在背駝得厲害，也不愛說話。”這幾個月來，母親已經大小便無法自理。
弟弟抱怨手術的錢白花了，但許英霞覺得不做她不會死心。她甚至考慮給母親再開一刀。
2023年考慮為母親手術時，錢奇往杭州求是醫院跑了3趟。“說實話，有不好的，也有當時改善了一點，之後陸續下滑到之前的認知的，但是那個時候總感覺到還有希望。”2023年10月，錢奇最後一次去諮詢，親眼看到一個患者的手術愈後“反饋非常好”。他決定把母親送進手術室。“我們是充滿了希望，這麼多年都沒有這麼開心過。”
但他的母親只在術後24小時之內出現過一個好轉的訊號——擰著門把手，打開了門。“她以前不行，但只持續了一天，之後還是擰不開。”
一個更明顯的變化是，母親術前可以自己拿筷子吃飯。但在術後，她拿著筷子，對不準嘴巴。
“慢慢就吃不了飯了，她又生氣、著急，開始需要別人餵了。”後來，母親的情緒也變得更加狂躁，“罵人，罵4個小時都不停，手舞足蹈，吐口水，扔東西，我在旁邊她也打我。”再到後來，吞嚥功能也出現問題。她是2019年確診的，今年57歲。
錢奇組建了一個群聊，裡面有40餘個做過手術的人，多數愈後效果不明顯。其中一個輕症病友，39歲，當時是自己開著車去做手術的。“做完回來以後，就像中風癱了一樣。他物件在群裡發過，狀態一塌糊塗。”錢奇說，這個人後來再也沒在群裡說過話。
“群裡好多人現在已經不回覆了。”錢奇說，“我也知道。我們已經被病人折磨得不行了，沒有精力再去發聲了。”
再往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接觸到更早的一例患者2021年在求是醫院手術，目前85歲。術前，家屬主訴的問題是其大小便不能自理。術後，他曾主動上過廁所。如今4年過去，老人雖然已不能主動如廁，但家屬可以透過詢問“要不要上”來引導他，不至於全天都穿紙尿褲。家屬對手術的效果大體滿意。
正路
對於臨床研究來說，術後隨訪至關重要。但對阿爾茨海默病的家屬而言，帶患者出一趟門，並且讓他們配合檢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有電話和影片隨訪又是不夠的，認知障礙量表需要醫生來評估，影像報告、血檢和腦脊液檢查的資料才是更客觀的標準。
秦時強註冊臨床研究時提出的方案是納入30個病例，但直到現在，只有兩例回來做了檢查。“我們也一直在爭取病人回來，甚至給一些優惠措施，免費做一部分檢查。”如果病人術後效果不明顯，隨訪的配合度更低。
從他做的42例患者中，秦時強評估的有效率是60%-70%。“從目前有限的資料來看，短期效果是有的，但是長期療效都不明顯。”他說，“說句實話，我現在也不認為這個手術就能夠解決問題。這是一個臨床試驗，我們是在前進著總結經驗，要對一切保持警惕。”
任振虎的評估更加保守，他認為手術的長期有效率可能不足四成。
王伊龍介紹，國家衛生健康委已組織行業內專家，要求對這個手術的現狀、安全性、科學性、有效性等內容進行評估。
2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作為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國家神經疾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的承擔單位，與求是醫院等多家單位計劃聯合開展一項多中心、前瞻性、終點盲法、隨機對照試驗。該專案已申請到科技部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支援。
王伊龍認為，一個醫學技術從發現到試驗再到應用，可能需要十幾年的時間。如果是難以攻克的疾病，“10個都是晚期的病人，能透過探索性的治療方式救活1個也很了不起”。在有一定理論基礎、透過倫理稽核、風險相對可控的情況下，可以進行逆向轉化，透過療效評估，過渡到臨床資料驗證。
這個研究專案正在計劃分中心招募和研究培訓考核，已經有100多家醫院報名。王伊龍表示，“可能會留下50多家醫院作為登記研究的後備軍，選出15家到20家進入試驗。”從倫理角度考慮，本次研究只納入中重度患者，入組的前提是需接受長期隨訪，可能會招募700餘例。這項研究預計將在2027年完成，屆時將成為一份醫學高等級的證據。
“科學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證明安全性、有效性，如果這個方法是錯誤的，也需要研究去證偽，證明這條路走不通。”王伊龍說。
歷史的經驗告訴後人，證偽和證實同樣重要。曾經被譽為醫學突破、獲得194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前腦葉白質切除術，後來就被認定為一個“殘忍的錯誤”。20世紀30年代，一位葡萄牙的神經外科醫生髮明瞭這種“切開前額葉以減輕精神疾病嚴重症狀”的外科手術。截至1950年，約有兩萬名美國人接受了這種手術。科學界對此評價甚高。直到後來，越來越多證據顯示該手術會引起嚴重的後遺症，這一手術才被廣泛停用。
“歷史上我們在這個行業內，大概有1000個研究實驗才可能最後留下1個結果。尤其是在神經賽道，更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可能。有些沒有走到臨床階段，有些是到了臨床的最後一步，失敗了。”王伊龍說。
四處求醫的家屬們能夠得到唯一確切的訊息是，可能還需要等待。
（應受訪者要求，馬玟、許英霞、錢奇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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