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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周璟豪編劇、執導的長片首作
《花漾少女殺人事件》正式上映。
11年前，他從哈佛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
曾在美國矽谷科技公司做程式設計師。
周璟豪與主演張子楓、攝影餘靜萍戛納電影節亮相
在拍攝片場的周璟豪
因為始終找不到對這份工作的熱情，
2015年，周璟豪從矽谷辭職，
回國嘗試拍電影，
從自學寫短片、拍短片開始，
之後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進修。
今年5月，他帶著《花漾少女殺人事件》
走上了戛納電影節的紅毯。
在這部電影裡，
他講述了一個花滑少女，
如何對抗“想贏”的慾望，
尋找“冠軍”之外的答案。
這與周璟豪的人生選擇也不謀而合：
“學霸”“優秀”之類的標籤，
從中學階段就一直圍繞著周璟豪，
他也許想跳出這一套遊戲規則：
“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從中獲得某種價值感，
好像對我來說更重要一些。”
編輯：陳必欣
責編：魯雨涵
周璟豪在戛納電影節接受採訪
為了電影宣傳，周璟豪連續做了幾場直播。佈置簡單的直播間裡，他一個人面對鏡頭，回答問題時總是習慣低下頭，顯出幾分侷促，i人氣質盡顯。
有網友調侃“第一次見啥都能聊的電影直播”，導演不僅能聊電影幕後細節，還分享了理科學習心得，甚至大方談起當年在矽谷工作，因為不喜歡加班獎金墊底的往事。
周璟豪中學就讀於南京外國語學校，曾擔任北京奧運會火炬手，多次被媒體報道
在做導演之前，周璟豪稱得上是“別人家的孩子”的典範。
中學時期，他是學生會主席，擔任過北京奧運會聖火傳遞火炬手、南京申辦青奧會形象大使，計算機、數學、攝影、書法競賽都曾獲得獎項，當過校乒乓球隊、籃球隊、足球隊主力，還曾舉辦個人書法展覽……
2010年，周璟豪獲得全額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後進入矽谷科技公司做程式設計師。
“作息規律，有明確的任務，有明確的彙報機制，”周璟豪回憶起這份在大多數人眼裡都足夠穩定的工作：“你知道你要做什麼，也總會有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直不斷地往前推進。”
如果繼續留在矽谷，周璟豪的人生大概也會這樣，穩紮穩打地向前推進。但這條看起來前景廣闊的職業道路，他卻只走了10個月，就中途掉頭了。
來到戛納，相比壓力，周璟豪說自己更加被創作的氛圍鼓舞
2015年3月，周璟豪辭去工作，回國從零開始嘗試做電影。十年後，他交出了長片首作《花漾少女殺人事件》，一舉入圍今年戛納電影節“導演雙週”單元。外媒評價他作為初露頭角的新人導演，“對視覺敘事有著敏銳的直覺”。
電影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周璟豪經歷和思考的一件簡單的事情：“當一個人很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時候，他會面對什麼樣的困境？”
電影中張子楓、馬伊琍飾演一對各有慾望與偏執的母女
影片裡，花滑運動員江寧（張子楓飾）一度被“想贏”的慾望裹挾。處在壓抑的競爭環境下，她渴望用一座冠軍獎盃證明自己，但反覆的失敗卻讓她陷入自我懷疑的怪圈。
江寧與母親王霜（馬伊琍飾）的關係也彷彿無數東亞家庭的縮影——她是母親實現理想的寄託，也瘋狂地希望得到母親的認可。
“現實中，我們會遇到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周璟豪坦誠地說：“我也是會給自己壓力的人。當你執著於某個明確的目標時，往往會在某個時刻觸碰到自己的極限。”
這成為電影探討的核心情境：“當人被一個高壓環境逼到極致時，可能人的那一點脆弱，那一點真實的東西就會出來。”
當對輸贏的執著與自身的侷限將江寧逼到懸崖邊的時候，周璟豪說，這是一個“特別誠實的瞬間”：“這樣的瞬間對我來說是很有魅力的，可以透過這樣的瞬間，去認識我們自己。”影片最後，江寧終於不再在意旁人的眼光，單純地享受在冰面上滑行的暢快恣意。
影片戛納首映後，周璟豪向起立鼓掌的觀眾們致謝
戛納電影節期間，周璟豪每天泡在影院裡。前後左右的人都在討論電影，這種純粹的氛圍和創作的快樂，讓他覺得比光鮮的紅毯更有感染力。
在電影節首映式上，周璟豪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行與觀眾介紹自己：“對我來說，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我心懷感激。”
以下是周璟豪的自述，根據我們的對談內容整理。
周璟豪在哈佛攻讀計算機專業，同時輔修了政治學
進入大學之後，我逐漸開始感覺到一些茫然。倒不是因為這裡競爭有多激烈，而是我發現，大學裡大家都在忙著做各自的事情，有很明確的規劃。很多同學會計劃大一暑假要做什麼，大二暑假要做什麼，能積累怎樣的經驗，在大四的時候拿到什麼樣的offer。
但我就是比較遲鈍的人，大二覺得寫程式碼有意思，就選了計算機，但其實一直沒有想得特別清楚，按照自己的興趣上了各種各樣專業之外的選修課。直到快畢業了我才意識到，是不是應該要找個工作。
做程式設計師的10個月，我主要是寫一些產品的新功能，有時候修一些別人程式碼裡的問題，始終沒有找到那種熱情高漲的感覺。也因為沒有那麼喜歡，所以領域內的新技術我也學得很慢。
身邊會有同事特別狂熱，主動加班。一頭扎進自己熱愛的事情裡，那個狀態很感染我。我也會想，哪一天我也可以有這樣的狀態，是不是會更好一點？
回國後，周璟豪埋頭寫了三四年劇本，參加短片訓練營
做電影這個選項，不是某一個具體的瞬間出現的，而是很長一段時間積累的結果。我一直很喜歡影像，大學的時候選修了戲劇導演、紀錄片製作，是我整個大學最喜歡的課了。所以逐漸就做了這個決定，想辭職，試一試去學拍電影。
當時我的老闆勸我留下來，說我反正不加班，週一到週五下了班也可以去拍。但我就比較一根筋，我覺得必須全心去做這個事情我才能做好。
剛回國的三四年，我先自學了一段時間。不斷地寫劇本、推翻、再寫、再推翻，然後嘗試去拍，發給我周圍的人看，再拿著這些反饋看看書上是怎麼說的。
會有焦慮的時候，晚上睡不著覺就爬起來繼續寫。但我可能會開啟一個自我保護的機制，遮蔽掉一些懷疑焦慮的時刻，也儘可能地不去想太遠的事情，當下有一場戲沒寫好，我就先解決這場戲好了。
2020年，周璟豪參加FIRST訓練營，拍攝短片《洞穴愛情》（電影《孤島》篇章之一）；2021年，在北影節創投訓練營拍攝短片《洛桑》，擔任導師的陳正道也是《花漾少女殺人事件》監製
這樣反覆嘗試之後，我覺得有一些進步，但還是有瓶頸，所以去北京電影學院進修，到有更多同行的環境裡去交流。我也開始報名一些影展的訓練營，找到資源支援，能有機會拍短片。
有時候寫劇本卡住了，就去運動一下，突然靈感就來了，這樣的瞬間真的能感受到創造力帶來的快樂。開心，焦慮，開心，焦慮，就一直在這兩種情緒之間波動，但那些開心的頻次，足以讓我喜歡上這件事情。
關於經濟上的壓力，我一開始也會做一點兼職，但一年一年過去，我當然希望這份工作最終能養活我自己，所以經濟上的焦慮肯定也會增加。但你問我是否有後悔過，其實沒有，因為我很清楚，原來走的那條路我並不喜歡。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挺天真的，覺得做電影好像並沒有太難，結果真正做了才知道，比我想象的要難太多了。但我也會想，如果當初我在做這個決定之前就很理性，去計算這件事情能做好的機率有多大，我可能就不會那麼篤定地開始了。
所以有時候，這種盲目和天真其實還挺有幫助的，不去過多地想會不會失敗，覺得喜歡，就選擇去相信，相信總會慢慢有進步。
高中時周璟豪曾擔任校乒乓球隊、籃球隊、足球隊主力
“好學生”這種標籤，坦白說，肯定有一個時期，它們會給我帶來一個比較好的自我感受。但成長過程中也會慢慢意識到，標籤跟一個人真實是什麼樣子，其實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就像我喜歡運動，就會常常聽到一個“愛好廣泛”的評價。但其實這就是我的習慣，小時候學習學累了，每天放學都要打球的。
標籤背後是一套遊戲規則。當你在這套遊戲規則裡被認可了，被認為是所謂的“好學生”之後，也許人會本能地想繼續往那個方向去夠。
就像江寧，她小時候拿過冠軍，她知道拿冠軍的感覺，所以當她開始走下坡路，她就會無法接受自己。
但除了拿冠軍之外，真正找到滑冰很爽的那種感覺，其實也是一種價值感的來源，是在遊戲體系之外的一種感覺。
電影結尾，江寧終於放下執念，享受滑冰帶來的快樂
現實中很多孩子也是揹負著父母的期待長大的，兩代人之間相互糾纏，這段關係裡有很多犧牲感，有愛，也有自我。
但在影片最後，我們發現這兩個人其實可以跳脫出母女關係，她們都是有野心、有慾望的人，都是為自己而活的。
接受法媒採訪時，周璟豪談到會“本能地被複雜的、充滿矛盾的角色吸引”
關於怎麼看待期待背後的優績主義，我覺得是複雜的。有的時候對於一個所謂的“成功”的追逐，它的確可以幫助人進步；但如果這種追逐變得特別的極端，又會帶來問題，有一些真摯的東西會丟失，關於我們自己，關於我們與他人的情感關係。
所以野心不是一個貶義詞，如何處理野心難以達到時遇到的落差也同樣重要。
也許遊戲規則是可以豐富的，標準可以是多元的，相比於一些標籤，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後就投入地去做，從中獲得某種價值感，好像對我來說更重要一些。
我以後肯定要接著做電影的。希望自己在做得更“好”的同時，繼續抓住影像最初帶給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