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你或許不曾發現的真相：所有的顛覆式創新，一開始都是毫不起眼的；幾乎所有創新都出現在它們的時代之前。
無論是自然界的物種進化，還是人類文化的創新，許多突破性成果並非誕生於其黃金時代，而是早在環境成熟前就已萌芽，卻因認知侷限、技術瓶頸或時代錯位沉寂數百年，直到某個契機被喚醒並重塑世界。
奧地利進化生物學家安德烈亞斯·瓦格納在其新作《喚醒創新睡美人》中為我們詳細闡述了這個道理。他用豐富的案例告訴我們，創新並非依賴個別天才的靈光乍現，而是機率、環境和偶然性的共同產物。
那麼如何喚醒創新“睡美人”？瓦格納指出：最偉大的創新或許就藏在最不起眼的角落，而你需要的，或許只是一份耐心、一雙發現的眼睛，以及敢於打破邊界、擁抱不確定性的勇氣。
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是什麼？許多人給出的答案是獅子或大白鯊這樣的頂級掠食者，還有一些人可能說是鳥、昆蟲或細菌。很少有人會想到，草也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最成功的生物。
草這種生物至少符合“驚人的成功”的兩個標準。
第一個標準是極其豐富。北美大草原、非洲稀樹大草原、歐亞大草原，以及無數其他草原，全都被草覆蓋著。單是歐亞大草原就從高加索一路延伸到了太平洋，綿延8000多千米。
第二個標準是物種數量大且極具多樣性。草自從在生命進化歷史上出現以來，已經進化出了1萬多種。從適應南極洲冰天雪地的只有數釐米高的毛草，到印度北部可以隱藏整群大象的高聳的草，再到亞洲的竹林，這種像“樹”的草可以長到30米高。
但草類並不是一直都如此成功。在數千萬年的時間裡，或者說在它們的大部分進化史上，草類都只是勉強維持著生存。無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它們都遠遠談不上繁榮興旺。
草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6500多萬年前的恐龍時代。自那之後的數千萬年裡，草類留下的化石極其罕見，這意味著，在那段漫長的時期，草類不可能是非常豐富的。事實上，一直要等到距今不到2500萬年時，草類才成為優勢物種，這比它們的誕生足足晚了4000多萬年。
為什麼草類要等到4000多萬年後才能在陽光下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一旦你瞭解到，進化從一開始就賦予了草類很多種增強生存能力的創新，這個謎團就會變得更加複雜難解。這些創新包括草類擁有木質素和二氧化矽這樣的化學防禦物質，它們不僅會損害食草動物的牙齒，還使草類更能耐受乾旱。此外，在代謝方面，進化讓草類擁有了有利於儲存水分的複雜創新。
你可能會認為，既然有了這些創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創新，草類應該可以很快就繁盛起來。然而，在那長達4000多萬年的難以想象的漫長歲月裡，它們一直未能做到這一點。草類這種延遲的成功蘊含著關於新生命形式的深刻真理——
一種新生命形式的成功，不僅取決於它的特定內在特徵，也不僅取決於它的某種內在品質，比如一項創新所帶來的能力增強或所賦予的新能力，還取決於這種生命形式誕生的世界。
草類並不是唯一一種經歷了漫長歲月才獲得成功的生物，它們只是無數新生命形式中的一員。若以物種的豐富性或多樣性來衡量，一些新生命形式的成功也推遲了數百萬年，甚至數千萬年。
例如，第一批螞蟻出現在1.4億年前，但直到4000萬年後，螞蟻才開始分化，到今天已有1.1萬多種；
哺乳動物有著各種各樣的生命形式，如生活在地上的、會爬樹的、會飛行的或會游泳的，它們起源於1億多年前，但直到6500萬年前才開始蓬勃發展；
鹹水蛤蜊科動物，它們更是不得不等待了長達3.5億年才大獲成功，分化成了500多個物種。
上述新生命形式以及許多其他的新生命形式有一個共同點，即在大爆發之前一直處於休眠狀態。它們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的“睡美人”。
這些“睡美人”讓我著迷不已，它們讓我對關於成功和失敗的所謂真理產生了懷疑，而人們一直認為這些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這些質疑不僅適用於自然的創新，也適用於人類文化的創新。
當生命第一次從原始湯（primordial soup）中爬出來時，當生命第一次發現從礦物質、有機分子和陽光中提取能量的方法時，當生命第一次學會在浩瀚的原始海洋中游泳並藉此謀生時，當生命第一次變成多細胞生物時，當生命第一次學會應對挑戰時……它必須創新。
每一個挑戰都可以用多種方式來應對，每一種應對方式都是生物進化的創造性產物，而且都體現在擁有獨特生命形式的物種身上；它們數以百萬計，隨著進化的推進，數量還在不斷增加。
當然，創新從來沒有隨著生物進化而停止。
那些擁有複雜神經系統的物種，如黑猩猩、海豚和烏鴉，已經發現或發明了用於狩獵或採集食物的簡單技術和工具。
人類文化自農業革命以來的1萬多年裡，產生了眾多革命性的創新，如數學和文字，以及從車輪到桌布的大量小創新。此外，人類也已經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發現了自然的基本規律，創作出了無數的創造性作品，從詩歌到歌曲，再到交響樂和小說。
這些創新中就有不計其數的“睡美人”：比如像雷達這樣的被忽視的突破性技術，像孟德爾的遺傳定律這種一度被埋沒的科學發現，還有像維米爾的畫作《戴珍珠耳環的少女》這類被遺忘的藝術作品，還有像心臟起搏器雖然從19世紀末就被髮明，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被喚醒的機械發明。
誠然，自然和文化並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進行創造的。牛頓撰寫《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時所用的墨水和紙與藍鯨的細胞、組織和器官是兩類不同的創造力基質。在一位作家十易其稿的勇氣背後，是一種完全不同於DNA的隨機突變的創作動力。一項專利的商業價值與大腸桿菌每天分裂的頻率是衡量成功的不同標準。不過，在這些差異之外，不同的創新還有一系列更深層次的相似之處，其中之一是：很多創新都是遠遠超前的。
“睡美人”是一種創造性產品，剛出現時也許沒有明顯的優點、價值或實用性，但只要時間足夠長，它就能改變生命和生活。這種產品在自然和文化中無處不在。
它們將幫助我們理解一個事實，即被忽視的遺傳定律和被遺忘的畫作都是創新史的一個普遍模式的一部分，而這個模式可以一直追溯到生命的起源。
大自然中的“睡美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創新可能很容易，但創新要取得成功則很難。成功與否是創新者無法控制的。
一個例子是一些全新的基因，它們是在基因組進化的過程中自發地產生的，而且數量巨大。每一個這樣的基因都在尋找某個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可能在該基因誕生之後很久才出現，也可能永遠不會出現。
另一個例子是，每當突變改變了生物體的DNA時，它最終將會改變該DNA編碼的一些分子，還會改變這些分子的功能，並影響其工作的效率和質量。這些變化最終促成了進化所創造的一切新事物。從細菌旋轉的鞭毛到獵鷹銳利的眼睛，再到人類大腦中使語言、藝術和科學最終成為可能的神經連線。
“睡美人”無處不在。
這些“睡美人”的覺醒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從氣候變化到小行星、技術發展、社會文化的變化。它們的喚醒取決於環境，並且超出了創新者的控制範圍。它也無法被預測，並且常常被質疑質量與影響力，因為這種質量可能往往不如環境重要。
所以，我們需要理解創造性生產的更廣泛模式，包括從生命起源開始的進化。進化不是飛躍向前，而是小步前進。在邁出下一步之前，之前的每一步都必須儲存下來，這是自然選擇的關鍵任務。
而且，沒有一項創新單憑自身的優點就能取得成功。一個新基因的價值並不是來自它的“內在品質”，而是來自它誕生的世界，一個生物體無法控制的世界。
換一個角度說：創新的本質是一個適應環境的過程，即使微小的靈感也可能在未來成為改變生活的“睡美人”。我們應該學會像進化生物學家一樣思考——關注跨領域趨勢，記錄哪怕看似無關緊要的日常靈感，為未來的“覺醒時刻”埋下種子；我們要用“長變焦視角”透過跨界學習激發創造力，成為喚醒“睡美人”的參與者；要培養一項長期技能，如培養批判性思維，這可能在時代的轉折點給你帶來巨大的價值；最關鍵的是，要有敢於打破邊界、擁抱不確定性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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