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逛街會打瞌睡，不奇怪。
年輕男生積極逛街，就比較罕見。
在中學期間，我們幾位同學，曾有這麼一兩年，經常星期天結伴逛街。不是因為男生女性化，而是另有原因。
在記憶中好像延續了一段時間，但不可能三年。中學一共四年，初一時我們沒有動機逛街，高二時有了準備高考的正事，不可能逛街。
估計是初二，也就是1975年左右，三舅到南昌住一段時間。南昌沒有市區地圖出售，三舅讓我手畫了一張區域性街道地圖。
當時，同學姜瑜的母親在江西省“新華書店”總部工作，給我們做航模的書（估計不是買的，也不是正式渠道手續借的，反正是可以看、可以用，後面也應該還了）。一個船模，船體就做不出來。“紙漿”就做不好，其他材料也基本沒有。只能望“京滬”興嘆，以為上面寫的各種材料都在書上寫的各類商店。
三舅說，我教你裝收音機。在書店買了一本“怎麼裝電晶體收音機”的書。一開始是借了一個電烙鐵，後來是姜瑜和徐南強兩家怎麼給他們“匹配”了。
買了簡單零件，做起來了。
三舅後來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誘發這一記憶的是北京長大的科學院子弟爭論他們從半導體所得到裝收音機的零部件是撿垃圾撿到、還是半導體所有小賣部出售處理品）
五個南昌孩子或多或少受了影響。我估計，其中有一個受影響最大，如果不是這件事，估計其對於物理的興趣不可能這麼大，後來就不一定會去中科大念物理。
也許，折騰的人是社會前進的動力，折騰產生的可能性、多樣性和挑戰性滿足少年的好奇與熱情。如果不折騰這些或許就無所事事逛街、閒聊，打牌，躲著父母老師抽菸（不過，我不可能受抽菸喝酒的影響，父母不管這些，我試過，味道都非常不好，估計我自己缺乏某些基因）。
沒一家人有足夠的錢讓幾個孩子容易購買零部件。姜瑜家在江西是“高幹”（廳級），徐南強家“先前富過”。餘卓華在家最小，但父母都是中學老師，家裡人口多，他就是在父母那撒嬌也要不出多少錢。薛峰數學奇佳，但最不可能要父母掏腰包給自己“玩”。
外婆在南昌短住幾次，有點同情傻乎乎的我而專門給過一次經濟資助，加上母親給的資助，有了試驗的實操機會，但不免父親譏諷：什麼時候可以聽見你的收音機有響聲。父親這種說法比較不符合現代父母“讚美、鼓勵”的原則。
父親自己動手能力差，所以他不敢做外科醫生、只敢做內科醫生。他放過自己的弱點、貶低外科醫生是木匠，而對自己兒子不善於動手卻不放過。把自己的不安投射到後代身上，恐怕是很多父母容易犯的錯誤。昨天（依寫文章的日子、不是發文章的日子）在散步時候看到一個七八歲小孩奔跑中沒注意腳下被石頭絆倒，明明是痛心的母親，不安慰他、反而一邊打一邊教訓“不知道碰石頭痛嗎、不知道危險嗎”。
我們幾個裝收音機，需要零部件。當時南昌有幾個無線電廠。一個是軍用的，兩個民用的。
我們曾在軍用的無線電廠勞動過兩週，那時一個學期“學工勞動”，另一學期“學農勞動”。對於裝收音機、又缺乏資金、且有錢也難以購置比較高檔零件的初中生來說，每天接觸二極體、三極體，軍用高階三極體，是何等的誘惑？簡直就是黃鼠狼給小雞看門。
我們高一還在南昌無線電廠學工勞動。徐南強的父母第一次讓寶貝兒子和我們一道住遠郊。結果他就被同學踢的很慘，回家了。
但是，幾個貪生怕死的“書生”，就是不敢偷。有黃鼠狼的心、沒有黃鼠狼的膽魄和技術。
不過，那個學期最“積極”、老師最喜歡的男班長，卻下手了。還有一位最英俊的男同學，也不客氣。
需要交代背景：我們初中的班，約50-60人，其中有五位是有問題、比較大問題的，雖然有人不承認，說只是“羅漢”，不是流氓，但肯定有至少一個是偷盜、一個畢業後是殺人犯。
但是，這些人好像沒有偷無線電廠的器件，或者我不記得他們偷過。偷了也沒用。
班長和英俊小生也不裝收音機，但他們肯定偷了。我們很多人知道。
我們幾個裝收音機的，至少姜瑜、餘卓華和我三人，去過他們兩人那裡（或者至少去其中一人那裡），要他們給我們一些“戰利品”。是否得逞不記得，但當時膽戰心驚的場景記憶猶新。我們三人同年，但那時姜瑜個子最高，可以用來唬人。
自己不敢偷，但是敢要挾小偷，這…。
道德上，讓自己堂而皇之：我們沒有讓他們偷。我們也沒有自己偷。他們偷了沒用，不如我們“廢物利用”、避免浪費。
我們也肯定不會背後去告發。那是班長那種人做的，我們可不是那種人。
徐南強短短的時間就與小師傅關係很好，她給我們兩團焊錫。後來讓我轉。這是我們在南昌無線電廠的戰績。也沒敢偷，雖然可以用的零部件更多，應該說對於電晶體收音機來說，各種零部件應該是應有盡有。現在回想起來，脅迫班長和英俊小生的事情，到底是在軍工廠之後、還是南昌無線電廠之後，恐怕難以分清。
民用無線電廠在南昌開有門市部。其中一個基本沒有顧客，現在記不清叫什麼了。而南昌無線電廠的門市部在鬧市的中山路中段，東湖百花洲不遠。
門市部很小，就一間房，五六十平方米左右。而居然有個星期天在旁邊再開個小門，賣“處理品”。各種零部件，因為質量不過關而被“處理”。廉價出售。二三十人，年輕男性，撲上去搶購。理論上都是讀書人，才可能裝收音機。但遇到“處理品”，像狼狗一樣。
那時，各種“處理品”都是緊俏商品，一般是家庭婦女、至少是婦女的主攻。也就是日常用品，衣服布匹、吃的用的。如果有高檔商品（就是手錶、腳踏車），出現“處理品”，估計不打破頭不太可能買到。當然，如果有“後門”，是另外一回事。
那時，顧客搶有限的商品；
今天，企業推無窮的商品。
恍如隔世。
姜瑜說，他個子高，與書生競搶，可以勝出。所以，矮個子的餘卓華和我就在後面等。（我後來長高比較多，不僅高於他們幾個。就是說我後來是那一屆南昌十中最高的，估計也沒錯。南方人大多數只這麼高。姜瑜的父親是東北人，母親是江西人，是當時典型的北方“南下幹部”與南方地主富農女兒結婚的模式，拉低了姜瑜父系基因的高度）
這種等其他人搶購，讓記憶有聯想。母親偶爾也搶購用品。有一次，我就在後面等，結果目睹幾個偷盜專家，一個放風，一個拿著小刀擠進人群割其他人的包。我嚇得不敢出聲，到今天寫出來可能是第一次說出來。
我們在無線電廠門市部沒遭遇小偷。但絕大部分時候，它並不出售處理品，一共肯定沒有五次，說不定不到三次，但足夠成為我們至少十次或二十次星期天逛街的理由。姜瑜和餘卓華家住在勝利路後面，我從象山北路去找到他們兩人，再沿勝利路、去中山路，逛了當時南昌百分之八十的商業街道。
在資源匱乏、社會貧瘠的時代，幾個茫然無知的小男孩。
忘記了說：我自己裝的收音機，曾有過一架的收音效果不錯，不過可能只是一、兩架，後來再也沒有。有段時間被同學指派只能繞線圈，漆包線繞啊繞，既然也有我繞的線圈就無效的情況出現，百思不解，線圈能夠繞出什麼問題來？
但是，其他人裝的收音機，肯定有我根據書上的圖進行設計方案進行改造，而他們動手成功的。
我也就沒被父親的譏諷壓倒，而是透過瞎折騰而瞭解到自己的缺點、找到優點。也體會，無論什麼條件下，母親充滿了愛，讓孩子感受愛、追求有趣。
1975年裝收音機，從孩子到大人沒一個人認為是培養科學家。父親認為就是玩物喪志的一種形式（也沒另外要求有什麼“志”）。當時，完全是無事生非，哦，無事找事。五個裝收音機的同學，1978年有大學可以上的時候，是初中同班同學裡上大學的全體男生，分別念：南開大學數學系（1978年全國統考是先報學校而後考試。他是當年全校最高可上任何大學，但他最高報南京工學院，我不同意，死命給他改，他只敢南開大學，同級另外一班分數低於他的上了北大數學系）、中國科技大學近代物理系、浙江大學化工系、江西師範大學數學系、江西醫學院醫療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