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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想好好聊聊一個很重要，但卻很少談起的話題：
“性同意”。
前不久，或許你也注意到了著名的山西大同“訂婚強姦案”。
兩年前，席某某與被害人經婚介機構介紹後戀愛；幾個月後，二人訂婚；次日，席某某不顧被害人反抗，強行與其發生性關係。
被害人及其家人報警。
2025年4月，該案二審宣判。法院判定，席某某的行為構成強姦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
自宣判後，輿論場關於“性同意”的爭議極其對立和撕裂。
有人認為，兩人既已訂婚，發生的性行為，就不能叫強姦；還有人擔心，法院這麼判，是鼓勵女性把“強姦罪”當作要挾和敲詐男方的武器。
訂婚是一種“性同意”嗎？
法律界定“性同意”的標準是怎樣的？
親密關係裡的性侵案，維權難度大不大？
為了搞清以上話題，我們採訪了長期代理性暴力案件的鍾夏露律師。
——什麼是“性同意”？
——性同意，絕不是一次性的。性同意，意味著我們需要持續地去確認對方的意願。
以下是我們和鐘律師的對話。
01. 性侵案，最容易出無罪結果
甄珍：你關注大同的“訂婚強姦案”了嗎？為什麼判決結果會引起這麼大的輿論爭議？
在一些人的固有觀念裡，兩個人只要進入親密關係了，就享有了對對方的所有權和支配權，包括在“性”上，他不太理解每個人對自己的身體都是有自主權的。
我國《刑法》對“強姦罪”的規定是，違背婦女意志，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的行為。從法條來看，只要對方不同意，你就不能侵犯別人的身體邊界，否則，就涉嫌犯罪，不管你們是什麼關係。
目前輿論場的爭議，更像是新舊價值觀的交鋒，但從好的一方面想，這個案子最起碼讓更多人瞭解了“性同意”這回事。
甄珍：你以往接觸的案件中，發生在親密關係裡的性侵，被害人維權勝訴的機率大嗎？
鍾夏露：在性侵案中，要證明被害者是非自願的，需要一條完整、且能相互印證的證據鏈。
但在親密關係裡，證據的獲得是非常難的，無論是直接證據，還是側面證據。
因為親密關係裡的“強姦”，很多都是在某一個時刻，被害方是不願意的。你前幾次同意，這一次不同意了。為什麼呢？怎麼證明？
現實中，很少人會在事前就這個問題進行溝通；事後，也很少有人馬上報警，這就導致直接證據的缺乏。
如果是同事或朋友關係，事前，男、女方沒什麼曖昧關係，突然一下子進入到性關係裡，這明顯是不符常理的，這也形成了一個側面證據。
在親密關係裡，這些都很難獲得，這也導致被害人勝訴的可能性普遍偏低。
在我經手的類似案件中，只有一個案子是有直接證據的。當時，男方趁女方無意識時，侵犯了她，並拍了影片。女方無意間翻看男方手機時，發現了這些影片，全部轉發給了自己，這成了一個非常直接的證據。
甄珍：在一般的性侵案，被害人勝訴的可能性大不大？
鍾夏露：我是從2018年起，開始大量代理性侵案的。當時，一些刑事律師就跟我說，強姦案是刑事案中，最容易出無罪結果的案件。
因為要證明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發生過性關係很難。
很多女孩在被性侵後，很少會有保留證據的意識。她因為恐懼，可能只想逃離現場，讓自己冷靜一下；或出於想讓自己乾乾淨淨的想法，馬上去洗澡。
就像電影《初步舉證》裡的女主，她是一位成熟的刑事律師，在她被性侵後，她也無法立刻拾起理智，收集證據，甚至還做了一個對自己很不利的行為——把侵害她的男方留在她家裡。
她應該把這個男的立刻趕出去，或當場報案，讓鄰居知道自己被侵害了。
但這些錯誤示範恰是很多普通女性在被侵犯後的正常反應，你沒辦法去苛責她。
甄珍：特別是中國根深蒂固的“貞操”觀念，女性被性侵後，可能會產生強烈的自我厭惡感和恥感，不敢對外說。
鍾夏露：是的。而且絕大多數的性侵案都是發生在熟人之間的。
圖片來源：香港風雨蘭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
這種基於信任關係的性侵，被害人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去消化，才能理得清，原來自己是被操控、被傷害的。
另外，打性侵案最難的一點是，要證明被害人是非自願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法律界對“性同意”的認識，都是傾向於被害人要有暴力反抗的證據。
但有些女孩被性侵時，因為看到對方體型比自己大很多，不敢反抗，但這能說明女性是同意的嗎？這是不是違背婦女意志的“強姦”？
02. 沒說“NO”，就是同意嗎？
甄珍：羅翔曾提到了國內外法律界，關於性侵案中，“不同意”標準的四種立場，從“最大限度反抗標準——合理反抗標準——NO Means NO（不就是不）——Yes means Yes（沒同意就是拒絕）”，在具體的工作中，你有感受到這四種立場的衍變嗎？
鍾夏露：過去，被害人必須要有非常明確的暴力反抗，或有一些傷痕，才能證明自己是非自願的，這就是“最大限度的反抗標準”。
現在，在主流的判決中，有一個完整、能相互印證的證據鏈，也能證明受害者是不自願的。
比如，2022年底，我代理了一個案子，一個在藝術機構學習的藝術生，被她的帶教老師——一位40多歲的已婚男性性侵了。
在酒店，這個老師對女學生實施性侵時，她是完全僵掉的，腦袋一片空白，沒有當場說“不”。但最後法院也把這位老師判刑了。
因為我們的證據鏈很完整——在酒店性侵之前，這個老師已經有一些強制猥褻的行為，女學生恰好和好朋友傾訴過“老師很噁心，不知道應該怎麼去面對”；
再加上我們發現，這個老師是個累犯，找到了其他受害者的證人證言；
我的當事人在事後做了精神鑑定，是“重度抑鬱”，我們接著找了一個心理領域的專家出了一個專家意見，讓對方從心理學的視角解釋，人在受傷害、恐懼的情況下，是有可能出現木僵反應，做不出明確的反抗語言和行為的。
現在國內法律界在“性同意”上採用的立場，基本是結合“合理反抗標準”和“NO Means NO”這兩種。
我體感，在2018年之後，隨著一些比較有名的性侵案被媒體大範圍報道，公眾、司法系統更多的關注到了性侵案，側面推動了國內的法律界對“性同意”認知的更新。
甄珍：在性犯罪裡，性別觀念的變化對判決結果的影響似乎非常大？
鍾夏露：是的。在性犯罪中，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的。比如，在上面這個案子裡，我們提交的心理專家的專家意見，它不是證據，只是一種輔助性意見，法官可以參考，也可以不參考。在這個案子裡，法官是參考了的。
當公檢法人員的性別意識隨著社會觀念去迭代，在他們的自由裁量權的空間內，就會做更多有利於被害人的判決。
甄珍：性別觀念的變化也會影響法律的修訂嗎？
我查到一條關於“強姦罪”的司法解釋叫“半推半就”，感覺這是一個挺男性視角的法條（現已刪除）。
鍾夏露：“半推半就”比較多用於熟人性侵。以前，我會覺得，它是我們把犯罪嫌疑人成功定罪的一個障礙，但沒從一個批判的角度去看，這是一個基於男性視角的司法解釋。因為我們大多數法學生，都是抱著對法律的絕對信念入行的。
現在想來，“半推半就”確實包含了一種推定——如果你們是熟人關係，被害人沒有做出強烈反抗，事後也沒有馬上報案，好像這就屬於“半推半就”了。
甄珍：它讓我不舒服的點是，這似乎又在講，女性的拒絕是在欲拒還迎。
鍾夏露：對，這是很多年來，男性文學裡對女性的想象，包括日本情色片裡的女性，她又要純潔，又要滿足男性的性慾；要反抗，又要享受。
但這種觀念也在慢慢扭轉，這條司法解釋現已失效了。
法律雖然有時有一定的滯後性，但它隨著社會觀念的變化，也會調整。
比如，2020年，我國通過了刑法第十一修正案，裡面把基於信任關係的性同意年齡從14歲提高到了16歲。
03. 誰在共情施暴者？
甄珍：國內關於“婚內強姦”的案子，受害者勝訴的可能性大嗎？
鍾夏露：我查了過去的案例，沒見到“婚內強姦”案中，受害者勝訴的案子。只看到了在離婚判決生效後，男方強行和女方發生性關係，男方被判刑的案例。
我感覺，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大家似乎還是預設：只要是在婚姻內，對方對你的性是有支配權的，很難去把它定性為一個“強姦罪”。
甄珍：你個人接過這類案子嗎？
鍾夏露：暫時還沒有。現實中，很少有這樣的案例走到法院，需要找律師諮詢的地步。
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婚內的女性和丈夫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把丈夫定罪，無論在經濟、家庭，還是社會輿論上，女性都面臨很多阻礙。
另外，一些女性是沒意識到自己被強姦了的。她自己可能也覺得，進入了婚姻了，就要配合對方的需要。在很長時間後，可能有人才會意識到，其實自己的丈夫是在犯罪。
甄珍：大同“訂婚強姦案”宣判後，一些網友會擔心，當女性認為“告就能贏”，以後在婚戀關係裡，女性就可能將法律當籌碼，去要挾或勒索男性。你怎麼看待這種觀點？
鍾夏露：我想有這種想法的人，是對中國司法制度的認識太過侷限。
正常的刑事案件的司法程式，需要經歷被害人報案——公安立案——公安遞交證據到檢察院——最後到法院的過程。這其中的每個程式，不同的公檢法機構都要層層判斷證據是否詳實。
法律給一個人定罪的門檻是非常高的，不可能僅憑一條口供，就把人定性為“強姦罪”了，更不存在“告就能贏”的情況。而且走完這整個流程，短的要1至2年時間，長的要2至3年。
甄珍：山西訂婚強姦案宣判後，確實也有一種聲音說，這是“仙人跳”，你怎麼看待這種聲音？
鍾夏露：當前的網路環境，讓很多詞彙都被解構成了另一層意思。
“仙人跳”，它一定要有事後的敲詐勒索，但我們看到很多案例事後並沒有索要錢財，這也能被叫做“仙人跳”，我還挺疑惑的。
甄珍：那如何理解一些人的恐慌情緒，甚至去共情“強姦犯”的行為？
鍾夏露：我揣測不了他們的想法。但可能因為女性的主體性越來越強，給一些男性造成一種不適感，讓他們覺得這是在侵佔他們的空間，讓他們有不安全感。
畢竟在很長的歷史裡，女性是沒有自主權的。
甄珍：想起一句古話，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一些人認為，女性拿了男方的彩禮，還把男方告上法庭，很惡毒。這背後有一種預設是，拿了彩禮，就是一種性同意。
可這不是兩件事嗎？如果你覺得要彩禮的行為不合理，你可以不給，或透過法律途徑追回；但別人不同意，你就是不能侵犯別人的身體。
鍾夏露：說到底，還是對女性的物化。
我想，如果男性真的把女性當作一個平等，和他一樣有主體意識的人，他自然會了解，為什麼對方有些事情是願意的，有些事情不願意，並會理解和尊重她。
當然這也是一個複雜的議題。
現在有那麼多非自願單身的男性，他們其實是被整個社會結構壓迫的，基於這個社會結構，他把女性想象成了一個昂貴的商品。
甄珍：你是如何理解“性同意”的？
鍾夏露：性同意，它肯定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別人這次願意跟你發生性關係，不代表第二次也是同意的。可能上一秒是同意的，但下一秒，因為某些場景讓Ta不舒服，Ta可能就不願意再同意了。性同意是波動的，所以，我們需要持續地去確認對方的意願。
04. 落後的性別觀念也在傷害男性
甄珍：一般講性侵，我們都預設為，受害者為女性，男性會不會成為性侵案的受害者？
鍾夏露：會的。我曾經接過一個案子，在一個三四線城市的高中，非常多的男學生一起站出來指控他們某一科的男老師性侵犯。但這個案件最後不了了之了——當事人迫於校方的壓力，以及孩子們的家長、包括孩子自身，不太敢把這個事情公開。
據我瞭解，目前這位老師還在教書。
甄珍：或許困於男性尊嚴，不太敢去維權。
鍾夏露：對，很多男性遇到這種事，確實恥感更重。因為從小生活在倡導“男子氣概”的社會里，他難以面對自己是一個“受害者”的身份，也很難站出來去講，這也導致發生在男性身上的性侵更隱蔽。
而且，目前我國的法律暫時還不承認男性可以是強姦罪的主體，針對男性的性犯罪都是把它定性為“強制猥褻罪”或者“故意傷害罪”，這也是需要完善的地方。
社會輿論也不會把男性定性為一個“弱者”，當男性去維權，會讓他迎來更多的批判和質疑。
甄珍：落後的性別觀念不光傷害女性，也在傷害男性。
鍾夏露：對。前一陣子，我給深圳的一個公益機構做了關於性騷擾的工作坊，特別介紹了一位男童被“怪大叔”性騷擾的案例，就是想讓大家能夠意識到，其實男生也是會被侵犯的，這是我們性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環。
05.改變現狀，不能只靠受害者的維權和自愈
甄珍：當一個人被性侵害時，Ta該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
鍾夏露：性侵發生之後，最有力的證據是當場報案，讓身邊的人馬上知道你不願意的態度。之後，不要洗澡、打掃房間，配合警方做一些取證動作，比如，對身體做一些檢查。如果精神狀態不太穩定的話，可以跟辦案的警官說，給你一點時間，讓你先冷靜一下，有邏輯地去做第一次闡述，對案件會更有利一些。
甄珍：理智上是這麼說，但發生的那一刻，可能心裡百轉千回，什麼都做不出來。
鍾夏露：是的。我也在想，這是不是對被害人的要求太高了？
我們應該反過來要求辦案機關，要求他們給被害人一個安全、有耐心的空間，讓Ta慢慢去表述。
甄珍：被害人在維權過程中，向警察、法官、律師等一遍遍講述自己的遭遇，也是一種二次傷害。
鍾夏露：一些女性在報案時，遇到過一些性別意識很差的接警人員，還會對被害人進行評判，說對方“不自愛”等。
在一些國家，對於女性的性犯罪，警察局會有專門受理女性報警的機構，裡面會有一些性別意識較好的女性警官負責接警，這可能能給我們一些參考。
甄珍：你接觸了那麼多被害人，你觀察性侵對一個人的傷害有哪些方面？
鍾夏露：當事人報案後，周邊的人肯定都知道了，即便犯罪嫌疑人被定罪了，對她來說，也是有恥感的；沒定罪，恥感更深。
一些被害人還會承受生理傷害，比如，陰道撕裂，患婦科疾病等。
最嚴重的是心理上的傷害。她對人會不信任，不止是對男性。一些被傷害的女性還會一次次陷入到很壞的關係裡。她們渴望被關心，遇到一個“救世主”，但往往引來一個對她進行精神操控的“惡魔”。
上野千鶴子的一句話說得很精準，不好的性，就是把自己的身體和心靈都扔進陰溝裡。
撰稿：甄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