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華爾街日報記者張彤禾，第一次來到東莞。
當時，這片土地上的第一批工廠，差不多已經開了20多年。她去了東莞的第一家外資工廠。一家叫太平的手袋廠，來自香港。
除了太平，還有很多奢侈品皮具代工也在東莞。慧達手袋、勵勤皮具、衛仕皮具，做的包袋品牌，都是：
Gucci、Prada、Dior、Burberry……
這類工廠做的事，大多相似。他們把香港運來的材料做成成品包袋，再運回去。最後，這些包袋會掛進品牌商店的櫥窗，出現在世界各地。
這樣簡單粗暴的加工，讓太平在第一年就賺了到一百萬港幣，並開啟了中國消費品批次生產的啟蒙期。
太平的方式很快被複制。東莞32個鎮，每個鎮子都搶佔了一門製造領域。大朗做毛衣，厚街做鞋子，長安做電子，寮步開三星工廠，南城就做：
諾基亞基地。
一家叫裕元的製鞋廠，老闆夫婦倆來自臺灣。這是東莞最大的加工廠，幾乎包攬了全世界三分之一份額的運動鞋。都把生產環節放在這裡的品牌，包括：
耐克、阿迪、銳步、彪馬和亞瑟士……
張彤禾把自己的所見所聞，都寫進了專欄裡。歪果仁這才意識到，東莞裕元這些中國工廠，能夠擠進國際分工，成為生產鏈的關鍵在於——他們擁有一套垂直整合的模式。
裕元做一雙鞋子，從鞋底、模具、定型，一直到裁斷、縫紉、組裝成品，全都在東莞這幾家分廠裡搞定。
一開始，裕元做一隻鞋子還需要至少25天。他們只用了四年時間，就讓這個過程變成了十個小時。
在中國工廠亮相之前，深入歪果仁消費觀的，是涇渭分明的原產地。
時裝和皮鞋，得是義大利製造的；法國和美國的產業優勢，是包袋；手錶必須是瑞士產的；土耳其做牛仔褲最先進。
在那時，幾乎沒有中國工廠意識到品牌和品質的重要性。很多工廠和政府的KPI，都是實打實的數字。
小工廠會為了節省成本，乾脆把廠房搭建在鐵皮棚子裡。政府也無心孵化和引導產業，甚至都沒辦法認識所有工廠。在東莞，就算是一天查一家工廠：
也要花上50年。
裕元鞋廠這樣的大型工廠，即使憑規模贏得了效率的優勢，但仍然甩不掉代工的底色。企業管理落後，甚至還會動用玄學。
臺灣來的老闆娘，每個工資日除了拎著皮包發現金，最重要的事是繞著工廠拜佛求福。
2006年後，人工、關稅、匯率各種因素疊加下，裕元這樣低成本加工廠就撐不下去了。但東莞模式，像野草一般，在全國各地瘋長。
那些從世界各地轉移而來的產業，在適宜的稟賦地帶圍攏、聚集。中國的產業帶，就這麼出現了。
金華的小商品，順德的家電，杭州廣州的女裝，寧波泉州的男裝，南通的床上四件套，河北安定的紙巾。
河南許昌，生產全國50%的假髮；浙江江山，生產全國65%的羽毛球；江蘇丹陽，生產了全國75%的眼鏡；河南虞城縣，生產了全國85%的鋼捲尺。
1982年，製造針頭線腦、衣服玩具，才剛成為寫進檔案的經濟任務。二三十年後，中國大多數鄉鎮城市的命運，已經和某種消費品牢牢地繫結在一起。
2011年6月，重奢品牌PRADA準備在香港上市了。
直到看到白紙黑字的招股書，人們才知道，這些動輒上萬元的昂貴包袋，大多是時代皮具工廠裡的產品：
MADE IN 東莞厚街。
當時，除了東莞，在深圳和中山，還有一大批為PRADA生產手袋和鞋子的代工廠。為了管理龐大的廣東代工廠體系，PRADA甚至開了一家全資公司：
普拉達貿易。
上市後，PRADA立下軍令狀，要撕掉質量差的標籤。在他們心目中，代工廠就是質量差的代名詞。但高管們看到報表才發現，每年因質量返修的手袋：
義大利產的比例，遠高於中國產。
在廣東工廠，人力成本更低，產品檢驗都是100%必查。在義大利就不一樣了，因為工人少，只能抽查。
同一年年底，時代皮具也上市了。但代工奢侈品，在資本市場不是個好故事。老闆乾脆花了60萬歐元，買了一個歷經35年的義大利牌子。
時代皮具面對的，是無數中國工廠共有的難題。比如，浙江杭州的盛宏服裝，專門為Armani品牌生產外套和襯衣；傑尼亞等品牌男裝的背後，是溫州企業夏夢。
但它們想要擺脫代工廠的包袱，從幕後走到臺前，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品牌。
最近幾年，人們為這群工廠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名字：
白牌。
區別於大牌，白牌撐起了中國製造業最純粹的中堅力量。講究設計和品牌的日本，商人堤清二在80年代就意識到白牌的潛力。於是有了無印良品。無印良品名字翻譯過來就是：
沒有牌子的優質商品。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階段，無印良品喊著我是白牌我驕傲。它們率先成了世界的白牌，成為祛魅大牌的排頭兵。
2015年，無印良品在中國賣了近30億。當年，諮詢機構麥肯錫做了一個調查。在中國，各類供應商的數量超過日本的五倍，製造業的工人，超過了1.5億。
但在以牌子論價值的年代裡，白牌工廠一直都是沉默的大多數，它們被有意地忽略了。
等到人們注意到白牌，已經是2018年了。那時候，電商走在火熱朝天的半道上，殺出了一個拼多多。
同時，人們也開始回過神來，白牌的宇宙盡頭，其實就在中國工廠裡。給無印良品代工的，是做毛巾的南通大東、河北華恩，做收納盒的台州利客來，做分裝瓶的浙江駿豐。
2018年底，作為平臺的拼多多，開始了一項新品牌計劃。在這之前，他們已經嘗試合作了做生鮮農產品的白牌商家。成功之後，才謹慎地把經驗複製到工業製品上：
萬物皆可拼多多。
從拼多多開始，一個全新的消費時代出現了。貼牌、代工不再是行業諱忌。
在新能源車領域，李想就撕過豪華車的底褲。他說，選裝的高階汽車音響品牌，不研發軟體、不生產硬體，設計喇叭，甚至連調音都懶得做：
只是授權貼牌而已。
從收納盒到汽車音響，沒人能逃得過真香定律。不是大牌用不起，而是拼多多更有價效比。
2007年後，在成本邊緣試探的港資加工廠，率先倒下。一鯨落萬物生，當地很快長出了專業分工的小廠子。
精明的工廠主們發現，只做一個生產步驟，規模不用很大，小廠反而是效率是最高的。但前提是，這些小廠必須都圍聚在同一個地方，才能保證生產高效執行。
類似的策略，曾經讓服裝巨頭ZARA擁有了快準狠的核心競爭力。
在西班牙拉科魯尼亞的生產基地，ZARA總部周邊連線了20多個染色裁剪中心，還有400多家小工廠和家庭作坊。
為了達到一體化供應鏈的目的，他們甚至打起了地道戰：
挖空地下的方圓200英里。
在地下，他們架設了傳送帶網路。一旦有新訂單，面料、輔料、裝飾品就會透過地下網路送達終端製作成品。
同樣是服裝產業帶，廣州得到的，遠遠不止是生產管理的優勢。像廣州、杭州、義烏這些城市，擁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產糧區。
這是一個在物流體系裡的概念。意思是快遞發貨量最多的城市，相當於物流界的北大倉——幾乎養活了整個快遞行業。
很長一段時間，義烏憑著盛產小商品的產業優勢，成了物流的絕對窪地。用規模打下快遞單價，低價繼續吸引更多電商，把發貨倉建在這裡。
有了物流成本的絕對優勢，這批南方商家把精力都投入了爆品打造。他們鑽研千禧一代，用6G網速衝浪，只為了第一時間搶佔爆款。
但在數百公里外的河北，悶聲不響，把快遞費打到了2塊出頭。幾乎離杭州只剩下一兩毛的差距。
人們這才發現，光是河北高碑店的白溝鎮，一年快遞量就超過了2.5億。在這之前，河北這樣的地方，是絕對的非產糧區。
兩座稟賦差距甚遠的城市，就這麼上演了一場龜兔賽跑的故事。
大多數河北小商家，人生的電商初體驗，大都在拼多多。他們手握低價優勢，在拼多多學到了獨有的生存智慧。拼多多起量快，帶來規模效應，也促成了非產糧區的逆襲。
2019年10月，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遭遇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
一開始，是美國記者暗訪發現，亞馬遜上有賣黑名單工廠的產品。事情爆發後，人們要求亞馬遜：
公開自己的供應鏈。
亞馬遜當時做自有品牌已經整整十年。他們做電池、溼巾、美妝服飾，拿下了上百種品類的市場份額。
但那時供應鏈仍然是一件諱莫如深的事情。亞馬遜婉拒了人們的要求。
美國人民憤怒的情緒被點燃了。在重壓之下，亞馬遜趕在當年聖誕節前一週，公開了自有品牌的製造工廠名單。上面不僅有企業名稱，也有具體的地址、國家和地區。
當時，亞馬遜也已經是一家歷經25年、市佔率超43%的老牌電商企業了。即使美國有著成熟悠久的電商市場，對供應鏈透明化的監管，還幾乎為零。
黑工廠事件後，一家獨大的亞馬遜，決定投入數十億刀，來監管自家網站上的產品。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2022年，亞馬遜知難而退，開始大幅削減自有品牌的商品規模。這麼做，還是為了減輕監管的壓力。
到現在，亞馬遜乾脆就錨定了倉配體系。這是亞馬遜一家獨大的競爭壁壘，做了已經有20多年了。
2000年那會兒，亞馬遜決心開始挖自配物流這條護城河。那時正是網際網路泡沫破滅，沒辦法拓展業務，只能慢下來做些需要耐心的事。
五年後，亞馬遜終於憋出了大招，付費Prime會員，支援兩天內送貨上門。那會兒，淘寶網才剛成立一年，京東商城也剛露面。
成立三年後，京東做出了亞馬遜五年磨一劍的事情。而通達系五家快遞公司，也在一片草莽之中，共同建起了一套物流基礎設施。
2019年，一心挖河的亞馬遜，硬是把自己做成了美國第四大快遞公司。幾乎同時，初出茅廬的拼多多，在阿里、京東當中不僅擠出了自己的生存空間，還光速進入了GMV萬億俱樂部。
要知道，萬億GMV這道分水嶺，阿里和京東分別用了10年和13年，而拼多多隻用了：
不到5年。
與亞馬遜完全相反的是，拼多多們用上的，都是完全開放的物流體系。也是在快遞公司的競爭中，物流拿出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配送服務。
站在物流的同一起跑線，拼多多、抖音、快手這樣的新晉平臺，有了差異競爭的機會。
不僅僅是物流基建，電商生態的方方面面，監管、支付，乃至包括前段時間討論很多的僅退款規則，都是大家夥兒共同摸索出來的。
僅退款的初衷，是當初為了給白牌商家剔除山寨假貨。也正因為擊中了消費者的痛點，淘寶、京東也很快跟進，最終，僅退款演變成為電商標配。
拼多多剛上市時，創始人說，拼多多其實是：
時代的產物。
拼多多炙手可熱的那一年，人們開始廣泛用上了一個接頭暗號：
平替。
在製造大省廣東，務實精明的當地人最喜歡用平、靚、正，形容那些稱心如意的消費品。可以說，生產力和消費力，在張彤禾造訪的25年後，終於找到了雙向奔赴的默契。
相似的趨勢，日本學者三浦展在十年前就總結出來了。人們開始剔除品牌溢價，反向追捧便宜的好東西。一種全新的消費觀開始了：
實用主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消費觀。放在90後和00後身上，平替消費觀已經深入人心。
瑞幸是星巴克的平替，完美日記是歐萊雅的平替，就連國慶假期的旅行，也在用小縣城平替五A景點。
即使是靠著價效比崛起的優衣庫，也失去了絕對的競爭力，淪為被平替取代的物件之一。
羽絨服昂貴，年輕人就衝向軍大衣。保暖效果也能媲美波司登。
26歲的店主孫晗，就專門在拼多多上賣軍大衣。孫晗老家在石家莊市藁城區，那裡有一大批專門生產軍大衣的工廠，是名副其實的棉衣產業帶。
一件1.2米長，加厚加長的軍棉大衣，靠著源頭工廠自產自銷，孫晗賣的價格不到100塊錢。
去年冬天寒潮來襲，孫晗的店一度被擠爆了，軍大衣斷貨又斷碼。而石家莊的工廠們，清一色地在加班加點：
縫紉機踩到冒煙。
最終，這些軍大衣都被送到了大學宿舍的地址。
同樣的劇本，也在國產衝鋒衣、國產瑜伽褲等品類上，一遍遍上演。拼多多上的白牌商家，開始揚眉吐氣。
2001年，電影大腕用的精闢臺詞還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貴。
23年後，這句話，已經像隔了一個世紀那麼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