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決心
得知丈夫欠下百萬鉅債的那晚，梁戈麗徹夜未眠。
意識到不對勁是在2021年底。彼時，梁戈麗發現，丈夫每天回家後的神情越來越疲倦，時不時還低聲嘆氣，“我好難，真的好難？”
次數多了，梁戈麗隱隱感到不安，忍不住追問丈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誰知得到的回答卻讓她如遭雷轟。原來，自2016年她不再過問自己和丈夫共同經營的養殖場後，丈夫就開始胡亂借貸、盲目投資，以至於債務如雪球般竟滾到了三四百萬元之巨。
怎麼辦？
經過幾天深思，梁戈麗做出了決定：為了兒子和這個家，她試圖挽救局面。於是，梁戈麗回到養殖場當了一年會計梳理賬目，卻發現自己根本無力迴天，她又與丈夫約法三章，要求他停止賒賬、分擔家務、花更多時間陪伴自己，“不然我就離開”。丈夫答應了，還鄭重簽下了協議。
她鬆了口氣，以為一切會好轉。畢竟，他們是校園情侶，一畢業就結婚，已攜手走過28年。丈夫雖欠債，但人品不壞，也從未出軌，甚至時常製造些小驚喜。
然而，這些溫情終究只是表象。沒過多久，丈夫便將承諾拋諸腦後，依舊“爛好心”地賒賬，家務也一概不做。梁戈麗的勸說無效，他也始終沒把她的離婚警告當回事，債務赤字也持續擴大。
梁戈麗心生絕望，不禁質疑：他真的尊重過我嗎？
更讓她心寒的是，在這28年裡，她從未擁有過獨立賬戶。養殖場和其他業務所得工資直接打入家庭賬戶，就算她偶爾存下一點錢，丈夫也會說：“家裡資金週轉困難，把你攢的那點錢拿出來用用。”可這一用，就再也沒還。這讓梁戈麗在經濟上變得格外被動。
無數個輾轉反側的夜晚後，梁戈麗再也無法忍受一切，下定決心要離婚。然而，丈夫堅決不同意，她感到厭煩，卻無計可施。這時，遠在國外的弟弟給她出了個主意：“那就先離開新疆，走出去再說。”
就這樣，梁戈麗第一次有了出走的想法。
如果說壓倒梁戈麗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來自枕邊人的冷漠和高傲，那麼，促使靜謐決心遠走他鄉的，則更多來源於外部環境對她整個人生的擠壓。
“你結婚了嗎？有孩子嗎？”剛聊完專業問題，面試官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靜謐心中猛地一緊，心想這個問題終於來了，臉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一個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回答道：“已婚未育。”
“已婚未育啊……”面試官以一種意味深長的語調重複了靜謐的回答，隨即低頭在紙上寫了什麼，靜謐知道，這場面試大抵又黃了。
這樣的場景在過去幾年裡曾反覆出現，讓靜謐深感無奈和委屈。她今年39歲，曾在瀋陽的一家日企擔任銷售助理和企劃等職務，原本幹得好好的，誰曾想，2019年公司改組，計劃搬遷至上海，靜謐不願離開瀋陽，只能拿著賠償金離職，開始在當地重新找工作。
時隔多年，重新踏入求職市場，靜謐很快發現自己的處境頗為尷尬。一方面，瀋陽當地與日語相關的行政類文職崗位並不多，而自己又不願捨棄積累十多年的日語技能，所以選擇餘地較小；
另一方面，年齡偏大且“已婚未育”的身份，讓她在招聘市場上成了敏感話題，成為不少企業眼中的“隱形雷區”。
工作毫無進展，生活也異常寂寞。靜謐的愛人是發電所運維人員，平時要上班，沒有太多時間陪她，至於孩子，兩人結婚初期因為被父母催生也努力過，但是沒有結果，早已打算一直丁克。而同齡的朋友大多已為人父母，忙於帶娃，鮮少有時間聚會，而她也很久沒結識新朋友了。
就這樣，在日復一日如死水般的生活中，靜謐迎來了自己的38歲生日。此時，她內心壓抑多年的夢想蠢蠢欲動，“再不瘋狂一把，自己就老了。”
早在大學時期，身為日語專業學生的靜謐就十分憧憬日本，渴望到那兒去生活，但現實的重擔將這份夢想一再壓下。
畢業後，為了生活，她選擇在瀋陽工作，找物件，結婚，然後失業，再找工作，才恍然驚覺自己已人到中年，選擇日漸稀少，現實也越發殘酷。
還要再等下去嗎？靜謐捫心自問，答案早已浮現。過完生日的第二天早上醒來，她下定決心推進赴日工作的計劃，並在社交平臺發帖記錄：“剛過38歲生日，下定決心去日本的第一天。”那一刻，死水般平靜的生活，彷彿被攪動，重煥生機。
原本，愛人和父母都不贊同她的想法，但靜謐很堅定，拿出詳細的計劃，跟愛人說：“之前考慮你我已經耽擱許久，這次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去。”愛人勸說無果後，開始積極瞭解起赴日工作的可能性，也轉變想法支援起靜謐。
此後，她馬不停蹄地籌備：尋找語言學校、提交資料、匯款、遞交簽證材料……終於，在今年3月，靜謐如願拿到了赴日簽證，並順利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新徵程。
無獨有偶，遠在北京的孟珂也陷入了中年女性的職業困境。她今年35歲，未婚未育，曾在香港從事多年記者工作，後於2020年初回到北京。
與工作機會有限的瀋陽不同，北京企業多、機會多，儘管因年齡和婚育狀態，在面試時偶爾會遭遇一些隱晦的質疑，但孟珂仍相對順利地找到了一份對口工作，進入一家網際網路公司。然而，這卻成了噩夢的開端。
北京的工作節奏極快、壓力巨大。剛入職時，孟珂幾乎每個週末都主動加班，領導常在下班時間佈置新任務，一篇稿件接著一篇，她形容自己當時像流水線的女工一樣產出文章，經常陷入一種完不成但要趕進度的虛無中，毫無自己的生活時間。
那時，每天晚上七點半，孟珂下班，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回到家，此時已接近九點，匆匆吃完飯後洗澡睡覺，第二天睜眼又投入無止境的工作。生活儼然變成了睡覺、工作和通勤的機械迴圈。
更讓她痛苦的是，自己在工作中感受不到任何尊重。領導提出的要求像是對待流水線上的零件，時間緊，任務重，缺乏對創造性勞動的理解與重視。她逐漸意識到，在這樣的節奏下，她學不到新東西，自己也毫無生活和未來可言，逐漸淪為純粹的賺錢機器。
更早之前，孟珂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在香港的大學畢業後，她順理成章進入媒體工作，過上朝九晚五的穩定生活，平淡到她覺得需要一些“衝勁”，加上覺得收入有點低，父母都在北京，這才萌生回去的想法。
回到北京後，孟珂開始與父母同住，另一種無形的壓力也隨之而來。儘管父母並未直接催婚，但她依然能感受到那種沉默而無聲的期待。
工作和家人的雙重壓力，讓孟珂開始感到窒息，她明白自己必須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後來，得知蘇州的親戚公司在招人，她經過一年多的掙扎，終於決定離開北京，坐上去往蘇州的火車。
逃離
離開丈夫家那天，跟《出走的決心》主人公李紅一樣，梁戈麗帶上自己所有的行李，開車遠行。
不一樣的是，梁戈麗還帶上了自己的父母。她清楚地記得，那是在2023年2月下旬的某個清晨，彼時新疆冬意尚存，天灰濛濛的，樹木光禿禿的，沒有一絲綠意。她從睡夢中醒來，和父母一塊收拾家當，準備齊全後，三人吃過早飯，坐上車，開啟旅程。
緊握手中的方向盤，梁戈麗腦子裡什麼也沒想，只是雙眼全神貫注盯著前方，開遠點，再開遠點。時間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流逝，轉眼已過一天半，他們也來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市的最東部——星星峽。
原來開車駛離新疆要一天半這麼久，梁戈麗突然有些悵然。或許，這是自己此生最後一次路過星星峽了，這樣想著，她又不捨地拍了張照，留作紀念。
從星星峽繼續向南駕駛兩千多公里，足足七天七夜，梁戈麗和父母才抵達雲南。剛下車，她實在太累，顧不得其他，找了家旅館倒頭就睡，這是她近幾年睡得最香最沉的一次。在此之前，冷漠的丈夫，高達三四百萬元的鉅額債務，都讓她不堪重負，徹夜難眠。
也許，雲南的土地不像新疆那樣廣袤，這裡的人也如此陌生，50歲的自己也不知道能否找到謀生的活幹。一切的一切，有太多的未知和挑戰，但躺在雲南某個小旅館的床上，梁戈麗還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放鬆。
她恍然發現，離開丈夫的廕庇後，她似乎才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原來在新疆時，梁戈麗不僅要操持家務，還要協助丈夫打理養殖場，免不了與各種對方認識的人打交道。
“養雞的、借錢的、談合作的，他常帶我一起應酬。可我完全不擅長那一套，以為自己的社交能力特別差，還曾試圖改變自己。但越努力，越覺得彆扭，最後只能放棄，儘量少與那些人接觸。”梁戈麗回憶道。
但遠離新疆和丈夫後，她意外地發現自己並不排斥社交，或者說她曾經排斥的是，與自己價值觀截然不同的丈夫圈子。
在雲南，梁戈麗總能輕鬆融入比自己小二十歲、甚至三十歲的年輕人圈子。她主動結識那些對生態課程感興趣的同學，見網友，一起吃飯、交流，還共同前往不同的農場探訪、觀察、勞動。從零開始，她和夥伴們用雙手搭建自己的生態社群，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
美國作家貝蒂·弗裡丹在《女性的奧秘》一書中感慨，“女性的困境不在於她們的能力，而在於她們被困於一個狹隘的定義中。”
脫下妻子的角色，摘下兒子母親的面具，在陌生而遙遠的雲南，不被定義的梁戈麗，終於迎來自己的時刻。
如同梁戈麗一樣，靜謐和孟珂也在出走後奪回了各自命運的“主體性”。
抵達日本後，靜謐只用一個字能形容自己的狀態：“忙！”
每天都有主任務和副任務等著她去完成，要安排入住宿舍、辦理電話卡、打掃房間，還要參加開學典禮、辦理相關手續和認識新的朋友等，對靜謐來說，一切都是如此新鮮，“雖然累，從來沒有感覺如此充實過。”
靜謐透過語言學校來到日本，持有的是留學簽證，需要按規定上課。不過對於她來說，這樣的課程並不費力——畢竟她是日語專業出身，過去十幾年也一直用日語作為工作語言。
課餘時間，靜謐忙著交朋友、打工和體驗新生活。
“在這兒的朋友越來越多，大多數都比我年紀小，跟年輕人在一起真的很開心。平時沒事兒就出去吃飯，我的活動範圍也比以前更廣了。”靜謐笑著說。
靜謐年輕時愛看日漫日劇，喜歡其簡約的設計風格，她經常去日本的線下商場逛街，尤其喜歡裡邊充滿設計感和創意的各類服飾、科技產品。
還有那些充滿創意的小物件，比如扭蛋、手辦、漫畫，以及掛在牆上一頁頁撕下的精美掛曆，靜謐至今記得自己在商場裡看到一整層樓都被這種掛曆佔據的震撼場景。
“如果有錢，我真想留在日本，因為好東西太多了，什麼都想買。”她感慨道，來到日本後的她簡直就像是掉進米倉裡的老鼠。
不同於迅速融入的靜謐，初到蘇州時，孟珂的心理防線迎來了一次全面潰敗。那是今年6月的一天，她跟隨親戚來到新住處，一打眼就是空空如也的房間，沒有桌椅，只有一張床，“那瞬間感覺自己好像失去了所有，人生一直在下墜。”
這一刻，她清晰地意識到，自己要從零開始了。崩潰過後，她開始給房間添置物品，一張桌子，一張沙發，再添幾盆綠植。
當一切都安置妥當，她坐在沙發上，看著夕陽落下，夜幕掛上天空，發覺夜晚蘇州的街道比北京安靜許多，內心竟也奇異般的平靜下來。她想：生活本應如此簡單，幾件傢俱，六七件衣服、無需為搭配煩惱。
在蘇州，孟珂找回了對生活久違的掌控感和踏實感。剛到工廠時，她對製造業幾乎一無所知，過去從未接觸過工廠生產，更不瞭解那些技術細節，老闆給了她一本行業相關的書，就這樣，她每天上午學習專業知識，遇到不懂的就請教同事，偶爾去工廠轉兩圈，下班後六七點就能回家。
儘管這些工作看似簡單，孟珂卻覺得是從實際需求出發，讓她感到每一步都是實實在在的積累。雖然剛開始面對陌生的領域有許多困難和不懂的地方，但她認為這是正確的工作方式：學習、解決問題、與客戶溝通。
即使是在工廠的日常巡視中，她也能找到一種踏實感。這種感覺與她在網際網路公司時那種缺乏實體成果的空虛感截然不同。現在，她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和成長，與機器和產品的接觸，給了她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和滿足感。
出走後的娜拉
但出走後的日子，不總是那麼美好的。
初到日本，靜謐一開始興致滿滿，沉浸於久違的校園生活，認識新朋友，約飯，出遊，但很快就不得不為了生存，開始在免稅店打工，同時，四處求職。
作為已經在職場浸淫十多年的老人，靜謐的計劃是透過留學簽證抵達日本後，直接向各大企業投遞簡歷，然後入職。
但在日本找工作這件事，並不如靜謐想象中順利。她原本計劃去日本大一點的企業入職，簡歷投了很多，面試也不少，卻總在最後環節因為各種原因被淘汰。
與國內不同，日本大企業多實行終身僱傭制，即員工被錄用後直到退休始終在同一企業供職，這也導致他們在篩選員工時異常謹慎，週期非常漫長，要經歷好幾輪面試，還要測試員工的性格是否與公司契合。
每面完一家公司，靜謐都不敢松下神經，緊張等待後續的二面、三面，往往半個月就過去了，被告知不予錄取後，又繃緊神經，持續奔波在下一家公司的面試路上。她覺得，這挺折磨人的。
年齡確實是一大阻礙，靜謐有時候瞭解面過企業的錄取候選人，並不覺得對方工作能力比自己強，但確實更年輕，“好像無論在哪，大齡都是地獄求職難度。”唯一比國內強的是，日本企業不過分看重學歷，也不會過問候選人的婚育狀態，靜謐基本能得到面試機會。
但這也不意味著靜謐就競爭得過別人，尤其是靜謐投遞的工作崗位多為銷售助理、企劃等文科類行政職務，“在日本文科生也比理科生更難找工作，”靜謐無奈地表示，“這種崗位也很看重學歷和語言能力。”
面試頻繁被刷，失望不停累積，靜謐偶爾會想，自己是不是不適合留在日本，她決定給自己最後的機會，如果到明年三月還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就回國躺平。
適應之外，經濟也是女性出走後無法迴避的問題。靜謐目前並不擔心這點，日本打工的時薪很高，基本能覆蓋自己的日常所需開支，梁戈麗卻為此發愁不已。
離開新疆七個月後，丈夫終於鬆口，答應離婚，梁戈麗和丈夫商量好自己什麼也不要，而債務也由丈夫一人承擔。原本，年近五十，她以為自己能靠領養老金度日，誰曾想，政策一夕驟變，梁戈麗在社保局被告知不符合退休條件，還要再等五年。
這意味著淨身出戶的梁戈麗，還得自食其力五年。這不是件容易的事，畢竟梁戈麗前半輩子只上過三個月的班，結婚後就一心一意幫著丈夫管理養殖場，還短暫辦過自己的美育學校，但就是沒有打過工。
梁戈麗沒有自己的存款。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她與前夫共用一個賬戶，偶爾存點錢，也會被前夫以家庭資金週轉困難的名頭拿走，卻再無迴音。雪上加霜的是，她還被前夫的貸款擔保牽連，銀行卡被凍結。
回是不可能回去的，要在雲南生存下來。這樣想著，梁戈麗剛到雲南，就到處找工作，卻因為年齡處處碰壁，好不容易謀得一個生態農莊的工作，又因為與老闆理念不合，只上了一個半月的班，她就離開了。
但工作依舊要找， 作為一名曾經的家庭主婦，梁戈麗似乎什麼都會，養雞種菜、洗衣做飯、編織縫補、開車卸貨、算賬寫字，但沒有一樣是精通的。她此前從沒想過要專精一門手藝，作為養活自己的技能，一心把家放在首位，直到來到雲南後。
為了養活自己，成為獨立自主的人，梁戈麗決定開始創業做手工皂。她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習製作手工皂，在線上推銷，線上下襬攤。
有時候，梁戈麗會覺得不適應，手工皂的專案推進並不算順利，她時刻想著賺錢，每天都在思考怎麼開啟手工皂的銷路，導致自己沒辦法像以前一樣專心看書，經常被短影片吸引走注意力，度過無用而焦慮的時間。
出走後，梁戈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卻也得直面生活的風雨與生存的煩惱，尤其是金錢方面的壓力，確實令人喘不過氣來。
更長遠點來說，人都是需要社交的。人類學家項飆說，人是你所有社會關係的總和。脫離原有社會網路後，出走的女性們該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如何生根落地？
儘管滿足於如今的工作狀況，但孟珂依舊會時常焦慮。蘇州是個新一線城市，比之北京的繁華，這兒要冷清不少，每天晚上七點後，蘇州人很少出來閒逛和娛樂，她偶爾會覺得自己與這個城市有些格格不入。
從辦公室到工廠，孟珂也遇到了一些新挑戰。她偶爾會想起《大江大河》裡的宋運輝，儘管時代、經歷不同，但那種“書生”初入基層、與工人和基層部門打交道時的陌生感卻很相似。過去她在大城市或大公司慣用的溝通方式，用到這裡卻往往顯得“死板”。
劇中，宋運輝推行改革時，水書記提醒他要注意人際關係，兼顧各方利益。孟珂的老闆也曾囑咐，工廠裡的“老人”可能會將她排除在外，讓她改革慢慢來，不宜大張旗鼓。
在北京時，孟珂的社交活動很頻繁，和閨蜜出去聊天喝茶逛街，參加各種聚會，來到蘇州後卻幾乎沒什麼社交，也接觸不到什麼新的單身男性。她並未拒絕自己結婚的可能性，也偶爾會陷入“現在這個年齡再不找物件就晚了”的焦慮。
更現實的問題是，父母老了後，該怎麼辦？自己老了後，該怎麼辦？
出走能解決一時的困境，卻解決不了一輩子纏繞的各種難題。
後不後悔？
女性出走的敘事由來已久。19世紀挪威劇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寫道：“下樓砰的一響傳來關大門的聲音。”娜拉就這樣離開家，遠離丈夫和孩子，遠離自己作為“玩偶”的角色與生活，實現自我的覺醒。
無論是在家庭還是職場，無論是小天地還是大世界，女性似乎始終難以獲得同等的尊重與資源。於是，對於許多女性而言，出走成了不同時代、不同境遇中，奪回主體性的共同方式。
然而，娜拉出走之後，怎麼辦？
一百年前，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時，提出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他指出：只有獨立的意識，沒有獨立的經濟權並參與社會生活，娜拉出走後大概只有兩條路：墮落或迴歸。
還記得那個在《半邊天》裡發出“我寧可痛苦，我不要麻木”吶喊的劉小樣嗎？她幾度出走，又默默迴歸家庭，不甘心轉化為失望，在50歲後，終於接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平淡的農村婦女”。
後悔嗎？劉小樣的回答是，我沒覺得這是個悲劇。
梁戈麗也不這樣覺得自己的出走是失敗的。儘管在金錢上仍有巨大的壓力，但她可以享受一個人的空間，不用再忍受誰的鼾聲與冷漠，她每天寫作，種地，做手工皂。或許有時候會害怕後退幾步，發現自己走錯了，但梁戈麗覺得自己一直在往前走，就像外公曾給她的名字那樣充滿衝勁。
戈壁戰馬，這是梁戈麗在自己公眾號文章的署名。很多人聽到戈麗的名字，總以為含義是“戈壁上的花”，但戈麗後來聽母親說，原本外公給她起的“麗”是“驪”，寓意一匹黑色小馬，但當時上戶口的工作人員打錯了字。
曾有網友建議梁戈麗換掉這個筆名，說別搞得那麼有衝勁，讓自己那麼累，但梁戈麗沒換，她想，我不想當戈壁灘上的花，我要當一匹戰馬。
“前夫打電話幾次來挽留我，但我知道，他沒改。”梁戈麗在電話那頭平靜地說起，她提到一個小細節，離婚前，她小心翼翼地問兒子怎麼看他倆離婚這事，兒子平靜地說，你早該和他離了，你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聽到兒子這麼說，梁戈麗徹底釋然了。
至於靜謐，抱怨之後，收拾心情繼續出發，奔波於各大面試場所。她終於還是調整心態，在網友的建議下放低要求，決定投遞派遣公司，前幾天剛剛拿到百貨店免稅櫃檯的工作offer，提交換工籤資料。
“算是滿足我來日本前的初衷：有個工作就行。”靜謐笑著說，她也算滿足了，這份工作雖然工資不高，但不用動腦，雖然費腿費舌，可是不用起早，還能為愛人來日本做兜底，等著愛人來日本學日語打工。
她並不擔心養老問題，靜謐提到自己和愛人沒有孩子，也提前瞭解過日本養老福利制度，只要自己和愛人按時交稅，永駐不難拿到，等老了也能享受和日本國民同等的養老福利。
孟珂也覺得自己在蘇州的每一天都幹勁滿滿。她思考過未來，但發現提前焦慮也無濟於事，況且雖然她和父母多年未回蘇州，但許多親戚朋友仍在，“所以回蘇州有很多強聯絡的社會關係，父母也提到願意回蘇州養老。”孟珂說，她感覺到血緣的牽絆，讓自己對這個陌生的城市多了一絲牽掛。
孟珂發現，影視劇裡可能很多女性出走以後的生活都比較文藝和理想化，比如開花店、開民宿、經營咖啡館或者去旅遊，不像自己從辦公室轉到工廠，感覺更“腳踏實地”。
她越來越相信這句話：生活之所以如此之大，不就正因為我們有勇氣離開狹小的安全之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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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 | 曠曉伊
● 主編 | 宋函
● 圖源：《分手的決心》《重啟人生》《東京女子圖鑑》
（文中靜謐、孟珂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