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前，法官王佳佳在自家小區被原告割頸身亡。
看到司法戰線上的尖兵如此殞命，媒體泣訴：
“那個如春風般的女法官走了。”
半個月後，網友仍在為這場悲劇激辯。
隨著各路大V扒出更多資訊，公眾對這位女法官的態度也從緬懷轉為質疑。
今天，我們就梳理一下這事引發的爭議，討論一下它們是否站得住腳。
“壓榨誤工費”？
案情通報，相信大家都看了。
行兇者黨某某今年50歲，今年四月騎電動車外出時，被小貨車撞傷。
他希望肇事者和保險公司賠償18832.93 元。
這個數字和保險公司做的方案有差距，雙方一直談不攏。
於是，他把對方告上了法庭。
三個月後，這起案件由王佳佳開庭審理。
王法官發現，原告自稱住院29天，其實只住了14天，醫生後來開了1盒口服止痛膠囊、3盒外用消痛貼膏就讓他回家了。
所以，酌情按15天給他計算住院伙食補助費、營養費、誤工費。
加上他主張的醫療費、施救費，判令保險公司賠他9384.89元。
這個結果讓老漢心生不滿，進而決定和她同歸於盡。
……
通報公佈不久，就有人吐槽判決不公。
他們認為，老漢即便出院，也不代表他可以馬上工作。
誤工費不該只按實際住院天數計算。
有“知情人士”添油加醋，說保險公司開的賠償方案都有12000，王法官愣是幫他們省了3000。
當然，這個說法目前沒有任何證據支撐，很可能是謠言。
還有人發現，王法官在好多案子裡都不支援被害人休養期間拿誤工費。
批判她不食人間煙火，只懂壓榨勞工。
“某個腦出血患者被車撞了，造成九級傷殘，醫囑限勞一年。對於他限勞期間的誤工費，王佳佳就沒有支援。
還有一個人跟別人打架，被對方打斷了三根肋骨，住院57天，出院後休養了三個月。王佳佳也沒給他算那三個月的誤工費。”
這些批評靠譜嗎？
根據相關規定，受害人因傷住院或在家休養但未定殘的，誤工時間根據病歷本或住院小結中醫囑的休養時間為準，從交通事故發生之日計至休養終結之日。
這次的案子，我們看不到黨某某的醫囑和卷宗，無法妄加評論。
可批評者舉出的那兩個例子卻可以從判決書中發現端倪。
第一位當事人，事故發生前正在家休息，壓根沒工作，也就不存在“誤工費”。
第二位當事人，出院時醫囑就寫了四個字：“不適隨診”。
根本沒提他需要休養。
他之所以休息三個月，是因為覺得“頭部昏昏沉沉、記憶力下降、肋骨部位時不時有陣痛”。
這種抽象的感覺確實很難作為休養誤工的依據。
而且他既拿不出勞動合同、社保證明，也給不出六個月以上的工資流水，自己給自己定了個工資標準，算了筆誤工費。
那王法官肯定沒法支援他的訴求了。
從專業主義的角度看，王法官對無證據的誤工費不予支援，並沒有問題。
可如果兼顧社會現實，你就會發現一個很尷尬的事情——
許多靈活就業者如果遭遇事故，導致傷殘，休養期間基本只能躺平在家吃老本，因為他們根本開不出誤工證明。
沒有證明，法官就很難支援他們申請休養期誤工費的訴求。
這種情況不是王法官造成的。
也不是她一個人能解決的。
“草率斷案”？
通報還提到，王法官相當勤勉，去年審結了428件案件，今年也已經審結了271個案件。
可網友卻從中讀出了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懷疑，王法官平均每天就要結1-2個案子，在這高到誇張的效率背後，會不會存在草率斷案的情況？
還有，兇案發生在六點多。
“勤勉的王法官那天是早退回家了嗎？”
實際上，司法資源緊張，一個法官每年要斷好多案子是基層常態。
隨手搜搜都能找到不少報道：
杭州上城區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九堡法庭”，每年要收到5000多件案子，可法官卻只有8位。 浙江仙居，一線法官2023年人均結案333.12件。 還有江蘇，全省法官人均結案306.2件。
因此，根據“結案量大”反推“法官斷案草率”，邏輯上講不通。
至於王法官有沒有早退。
我查了一下，郾城區人民法院政治部的工作時間是朝九晚六。
不知道法官的上班時間是朝九晚五，還是朝九晚六。
可能她當天只是沒加班吧。
“生活作風太小資”？
王法官罹難後，一篇緬懷文章追憶了她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其中寫道：
“花茶、艾灸錘、護手霜、潤唇膏、綠植……走進王佳佳的辦公室，桌子上擺著的生活小物，提醒我們這是一個在用心生活的人。” “在好友張華的眼中，王佳佳是一個靈魂超級有趣的人。熱愛生活、興趣廣泛，戶外運動、手工、戲曲、動漫、歷史、書法……‘她好像沒有知識盲區，不管哪方面，或多或少都懂一點。”
這些描述又讓網友們不爽了。
他們覺得王法官的愛好太多了，多到花裡胡哨影響工作。
這種小資情調讓她不懂民間疾苦。
更不懂“百萬漕工衣食所繫”的道理。
不過，質疑者好像沒把全文讀完。
文章後面明確講了，這些愛好只是王佳佳調節工作壓力的方式。
她並沒有在辦公室裡發揚愛好，追求雅趣。
據同事回憶，“用艾灸錘捶幾下肩頸，眺望一下窗外”就是她在工作時難得的放鬆。
（王佳佳的工作日曆）
我覺得，廣泛的興趣愛好恐怕不應該成為逝者的黑點。
畢竟，法官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會有愛好，就會對美好生活充滿嚮往。
汽修廠的李師傅還喜歡看高階姐賣成功男士專屬西褲呢。
當然，基層工作人員如何把個人生活中的小愛更好地轉化成對社會、對弱者的大愛，又是另一個大哉問了。
“和保險公司利益輸送”？
質疑完王佳佳的生活習慣，網友們又開始懷疑她和保險公司存在利益輸送。
論據是，她所在的法院與保司簽過合作協議。
可細想想，雙方要真有內幕交易，完全可以放到檯面下悄悄進行。
為啥大張旗鼓地寫通稿告訴你呢？
新聞報道告訴我們，這種合作各地都有，且早在2018年就有先例，初衷是為了提升司法效率。
比如交通事故發生後，保險公司按照自己的計算公式算出來應該賠10萬，當事人想要20萬，法院調了12萬。
12萬這個數字，保司未必能批。法院和它搞個合作，就便於雙方充分溝通，免得保司找理由拖延打款。
還有，一旦被告惡意規避執行，就是不給原告賠錢，法院也可以用投在保司裡的司法救助資金，優先救助原告。
王法官的事蹟裡，同樣提到：
“她發現，經常有保險公司為了延遲支付理賠款，採取上訴的方法來拖延時間。如何減輕原告的二審訴累，加快理賠進度，成了王佳佳一直思考的問題。 一次機會，王佳佳聽說保險協會要開個會議，參會的保險公司很多，就主動去參加，藉機會跟各家保險公司充分溝通，答疑解惑。”
那次會議之後，他們法院類似案件的和解率大幅提高，當事人也能快速拿到賠償金。
如果“法院+保司”的模式能實現共贏，確實很好。
可面對輿情，也有專業人士覺得，公眾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
“雙方可以合作，但合作的範圍多大、邊界在哪裡，監管方需要有個清楚的界定。”
透過王佳佳案，大家好像又發現了一個亟待填補的漏洞。
事情發展到今天，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種真相。
但不管怎麼說，用暴力犯罪的手法洩憤，終歸不可取。
黨某某即便再窮再苦，還是可以透過司法援助，為自己維權。
可他偏偏選擇放下法律，拿起武器。這種極端行為不配得到任何憐憫與共情。
也許法律可以更有溫度，但這絕對不是施暴的理由。
而這起悲劇如果真能推動基層司法實踐查漏補缺、最佳化一點，或許也能為逝去的王法官提供些許告慰。
90年代末，法學家蘇力評《秋菊打官司》的時候，說過一段話：
“任何法律和政令的貫徹，如果沒有習慣的支援，就必然需要使用更大的國家強制力。而且即使如此，也未必能夠貫徹下去。 例如，如果美國人不具有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中所分析的那種對司法程式的高度尊重的習慣，辛普森的判決會帶來什麼樣的社會後果？ 由此，我們再回來理解中國當代法治建設，就可以理解其複雜性了。”
不知道如今法學界流行什麼理論。
看著大家為王法官的故事吵成一團，我總覺得蘇力的分析還是很有現實價值。
法條很重要，讓公眾理解並認同法條，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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