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編譯
導語:
在全球地緣政治動盪、國際秩序面臨多重挑戰的背景下,歐洲深陷發展困境。本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充滿不確定性,歐洲內部矛盾重重,外部面臨烏克蘭戰爭與中東動盪等危機。同時,特朗普政策的影響使美國偏離傳統西方理念,令歐洲前景迷茫。本文認為,歐洲正處於類似二戰時期的關鍵時刻,急需像丘吉爾那樣的領導人,明確發展方向、重塑自我,並勇敢應對挑戰。那麼,歐洲究竟該如何突破困局,在新時代找準定位?又能否凝聚力量,重塑輝煌?
本文編譯自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在數十年最黑暗的時刻,歐洲亟需一位新的“丘吉爾”》(In its darkest hour in decades, Europe needs a new Churchill),作者是西班牙前外交部長、世界銀行集團前高階副總裁兼總法律顧問、喬治城大學訪問講師、大西洋理事會董事會成員安娜·帕拉西奧(Ana Palacio)。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絡刪除。
本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充滿了不確定性。自冷戰以來,該會議一直作為保障跨大西洋安全與防務決策的重要平臺。歐洲陷入內部分歧之中,目睹著世界在烏克蘭戰爭、中東動盪等諸多挑戰中陷入混亂。而歐洲自身也舉步維艱,即便有所應對,也往往成效甚微。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貫穿於歐洲當前所面臨的一系列戰爭與危機之中:西方世界如今還剩下些什麼,歐洲又希望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
冷戰結束時,“西方與其他地區”這一框架成為理解全球動態的主導模式。但今天,這一二元對立已然式微。許多因素共同導致了這一解構局面的出現,但有一位人物站在這一裂痕的中心: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在其首個任期內,他僅對這一轉變略有暗示,如今他已採取實際行動,試圖切斷與“西方”這一地緣政治集團及其共同使命的聯絡。他對國際關係的“交易性”看法,將北約降格為滿足美國即時利益與財政平衡的管理者。

美國不再願意充當其一手建立的體系的支柱角色。正如馬德琳·奧爾布賴特所恰如其分地表述的那樣,華盛頓已經背棄了成為“不可或缺的國家”這一理念。對於歐洲而言,問題已不再是如何融入華盛頓的戰略,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剩下的東西:其權利與自由的根基、法治原則、各類制度以及多邊主義。
如今,甚至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舉辦地——巴伐利亞霍夫酒店的大廳內,人們對歷史的談論也是不絕於耳。尤其是二戰常常被人提起,並被頻繁地與波茨坦會議相提並論——其無疑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1945年7月的那段歷史餘音至今仍在迴盪。當時德國戰敗,太平洋戰爭仍在繼續,美國和蘇聯為即將到來的冷戰奠定了基礎。雖然官方討論的焦點是德國的命運與歐洲的重建,但實際上,歐洲分裂已然成為定局。

▲美國第64任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
隨後,華沙條約組織的成立便是二戰談判的成果之一。在這場談判中,莫斯科和華盛頓並沒有直接對抗,而是透過事實上的平衡來建立對峙。被摧殘和分裂的歐洲淪為棋盤,任由他國擺佈。最終,歐洲和美國攜手崛起,走上了一條獨特的協調發展之路,並帶來了和平與繁榮。如今,美歐關係正面臨壓力,甚至歐洲社會對這些決定性原則的承諾也在動搖。然而,美歐合作的根基尚存,歐洲能夠並且必須做出回應。
歐洲並非第一次面對至暗時刻。1941年8月,在軍事前景極其嚴峻的時刻,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橫渡大西洋。英國孤軍奮戰,抵抗納粹德國,後者幾乎稱霸了整個歐洲。而就在不到兩個月前,德國剛剛入侵了蘇聯。美國公眾深深陷入其歷史上最為明顯的孤立主義階段,根本不願捲入戰爭。然而,就在紐芬蘭海岸外的兩艘軍艦上,丘吉爾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共同簽署了《大西洋憲章》,傳達了無比堅定的充滿信心的訊息,更重要的是,它勾畫出未來世界的美好藍圖。

▲左為富蘭克林·D·羅斯福,右為丘吉爾
即便在今天,丘吉爾的膽識依然令人驚歎。儘管歐洲的命運充滿不確定性,他仍能挺身而出,在必要時甘願做出犧牲。這不僅僅是為了贏得戰爭,更是為了塑造隨之而來的國際秩序。《大西洋憲章》終結了英國在貿易方面的“帝國特惠制”,轉而讓位於白宮所倡導的自由市場理念。它確立了民族自決原則——這實際上也為大英帝國的命運定了調。它為多邊主義奠定了基礎,也為美國承擔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保障者這一角色鋪平了道路。這便是羅斯福的願景,儘管他因美國民眾專注於國內事務,且對局勢的利害關係理解狹隘而受到限制,無法公開承諾參戰。
如今的局勢與當年的相似之處令人矚目:歐洲再一次處於關鍵時刻。但不同於1941年,今天已沒有了丘吉爾式的人物。也沒有任何聲音能夠清晰地闡述一個明確的規劃。歐盟在技術官僚主義與政治無力之間搖擺不定。烏克蘭戰爭考驗了其領導力,而其結果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模稜兩可。儘管在對俄製裁、以及對基輔的軍事支援與援助上各方達成了一致,然而,對未來的遠見仍舊缺失。

▲丘吉爾
在美國逐漸背離傳統西方概念的世界中,歐洲應當扮演何種角色?歐洲要如何發展真正的戰略自主性,避免陷入無足輕重的境地?
在對華事務上,它又該採取何種立場和目標呢?慕尼黑安全會議並未給出答案。演講中充斥著對迫在眉睫的威脅的警告,卻缺乏解決方案。人們談論著加強國防、深化一體化、提升戰略自主權,但卻始終缺乏一種信念,即這些言辭背後並沒有與之對應的具體規劃。
1941年,丘吉爾在克服重重困難橫渡大西洋時,心中也並無十足的把握。他的這一趟旅程充滿風險,不僅是政治上的風險,更因為德國潛艇在海洋中潛伏而導致的實實在在的人身危險。但他明白,歷史並非由那些坐等有利時機出現的人所決定。言辭至關重要,而領導力體現在用實際內容和明確方向來提振士氣。今天,歐洲必須重新找回那份膽略。歐洲的定義不應僅僅侷限於它所反對的事物——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全球的不穩定局勢以及專制主義的威脅,還應基於它努力構建的目標。

▲2025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英國首相凱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圖下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圖下右二)和其他世界領導人在倫敦蘭卡斯特宮舉行的峰會上合影留念。斯塔默接待了澤連斯基和其他十多位歐洲領導人,討論如果與俄羅斯停火,歐洲大陸可以為基輔提供的安全保障。
倘若沒有明確的方向,沒有能夠闡明目標的聲音,歐洲將依舊是這樣的一個社會: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沉重負擔,因移民問題帶來的挑戰而動盪不安,擁有極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在科研方面成果卓越,並且是一項宏大的內部建設專案的主角。但這一專案過於自顧自,而在一個不斷自我重塑的世界中,顯得愈發無關緊要。正如1941年一樣,如今又是一個黑暗的時刻。但歷史證明,“最黑暗的時刻” 絕不能成為無所作為的藉口。讓我們去探尋——並找到——團結的力量和領導力。然後,讓我們勇敢地付諸行動。
編譯:劉佳音
編務:鄭思宇
責編:王加特
圖片來源:網 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