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東亞經濟的發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女性視野的拓寬，高頻率的社會流動和地理遷徙重新定義了東亞性別關係的實踐和想象，但父權文化和家庭體制仍被人們通常預設為是東亞地區特有的文化烙印。現有研究逐漸認識到地理遷徙中的性別特徵，但關於地理遷徙和社會地位變動之間關聯的討論仍然不足，特別是在經濟增速放緩和社會流動性下降的情況下，女性可能面臨著新的結構性限制和挑戰。為了更好地理解東亞地區女性在地理和社會層面的流動歷程和境遇，本文推介的是宋婧（香港中文大學）和Stevi Jackson （University of York）兩位學者在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上主編的特刊“遷移，躍升與迴流：東亞社會流動和地理遷徙的性別維度（Moving away, moving up, and moving back: Gender dimensions of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in East Asia”）。本期特刊從性別視角探討東亞女性如何應對和建構她們的流動機會與流動方式，為我們理解性別關係和社會發展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 | 宋婧 Stevi Jackson
編譯 | 陳江怡
01
東亞地區的人口遷移往往被置於區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框架下被研究，如儒家文化和父權思想等文化特徵。然而，不同社會因發展過程的不同而展現出顯著差異。即使許多東亞社會的現代化具有“壓縮型”（compressed）的特徵，在幾十年間完成了西方社會兩個世紀的旅程，但不同的發展模式和經濟格局造就了不同傳統和現代中西方元素交織的社會文化格局。儘管東亞社會家本位和父權文化對女性的流動和遷徙有著深遠的影響，婚姻和家庭中性別化的勞動分工的影響力還與當地的家庭政策、意識形態和性別期待緊密相關。許多東亞社會中，生育和婚姻依然深度捆綁。一方面，家本位意識形態仍在強調女性承擔育兒和家務的責任；另一方面，社會現代化和個體化程序也促成了女性退出家庭生活或者選擇晚婚少育，從而影響著女性在地理和社會層面的流動性。與西方社會相比，東亞社會中的常態異性戀婚姻家庭制度也推動人們在婚姻移民、勞務遷徙、城鄉及職業流動等過程中探索和維繫自己在家庭、職場和社群關係中的定位。
東亞地區的人口遷移模式，特別是女性遷移者，大多遵循從較貧困地區向更富裕地區遷徙的路徑，這體現了性別、階層和區域等多方面維度上的社會分化交織作用的結果，指向人們為了增加收入、逃避原生環境、追求生活質素等多元化的動機。但是這種遷徙模式並非絕對遵循單一方向而一成不變，而可能會隨著自身境遇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而指向遷移者多元目標、多重身份的轉變，帶來女性的返鄉流動或者迴圈往復流動，反映著女性為改善自身或家庭生活所作出的多樣化努力。
本期特刊的討論聚焦於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主題：（1）性別化的職場流動；（2）女性流動與家庭角色；（3）女性的遷徙與迴流趨勢。圍繞這三個主題，本期特刊探討職場女性、勞務移民、婚姻移民及女性迴流者如何努力追尋機會並應對社會結構限制和意識形態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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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社會的教育擴張和經濟結構調整推動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她們的職業選擇不僅僅集中於工廠、服務業或家政等傳統女性行業，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開始湧入公職崗位或成為大城市中的“白領麗人”。Miliann Ka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等人的研究指出，韓國的公職崗位與中國的“鐵飯碗”類似，為女性提供了經濟保障和家庭友好的工作環境。從“碗”代表的穩定和安全的意象進一步延伸，Kang等人結合“玻璃天花板”的概念，提出韓國女性公務員面臨“玻璃碗”現象—工作環境雖穩定安全，但職業上升空間受限。這項研究揭示了女性在安全感和職業流動性之間的權衡，指出了所謂女性的“理想”工作環境中所隱藏的職業困境。
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面臨相似的挑戰。Arianne Gaetano （Auburn University）透過民族誌研究，聚焦上海年輕和高流動性的職業女性，發現儘管她們憑藉高學歷和國際視野在大城市取得了一定的職業成就，但晚婚的她們常被貼上“剩女”的汙名化標籤。現代職業追求與傳統性別規範之間的衝突，使她們承受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力。
低技能女性面臨的情況則要更為嚴峻。跨國勞務遷徙為她們提供了看世界和追求自我實現的機會，但她們大多成為全球市場的低端勞工，工作條件差，職業發展空間受限。根據對香港外籍家政工的調查，Jing S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等人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為年輕未育的女性家政工帶來了遷徙機會，但從長期來看，人力資本對她們的流動性影響有限。這些女性在法律上被界定為臨時移民，受限於固定期限的勞務合同，很難在現代社會中實現職業願景。
這些研究表明，女性的教育、技能、經驗和視野使她們能夠在變化的機會結構中獲得有限的社會與地理流動機會。然而，即使在現代經濟部門和發達地區，女性在依靠自身素質獲得更多上升空間的同時，仍然面臨職場刻板印象和社會性別期待的制約，傳統性別化的勞動分工秩序持續存在。此外，女性的收入能力和職業經驗可能被視為對男性權威的威脅並引發傳統性別秩序的防禦性反應。
03
女性的遷移和流動往往需要與她們的家庭角色進行協調。在東亞社會，家庭仍然被視為女性身份塑造和社會定位的重要部分。Gaetano發現，上海高學歷“剩女”向上的社會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與她們的婚姻機會相沖突，教育和職業成就反而導致她們被貼上“不適合結婚”或“剩女”的標籤。然而無論已婚還是未婚，她們都面臨著職場性別歧視對人才流動性的限制，而女性也在努力定義自我併為自己尋找另外的出路。
與高學歷女性不同，低技能女性移民面臨的性別困境主要圍繞她們在家庭中的照護者角色展開。Song等人的研究揭示了女性的遷徙和母職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些女性需要在不同空間場域中協調工作和家庭角色的衝突，例如將自己的照護責任轉移給其他家庭成員以便在異地靠家政工作獲得勞動報酬。同時，遷徙也成為她們實現母職的途徑之一，女性勞工的異地勞務實踐和收入被用於維繫與子女的聯絡和對家庭的責任，而勞動遷移也往往終結於女性迴歸家鄉並重拾家庭角色。
與勞務遷徙相比，婚姻遷徙體現了女性流動和家庭角色之間的另一種聯絡。Sohoon Yi （Korea University）的文章發現，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女性在透過婚姻遷徙至韓國的過程中受到國家的嚴格管控，當地政策更強調保護本國丈夫的權益，同時邊緣化外籍妻子。儘管這些女性試圖透過婚姻遷徙實現社會流動，但外籍人士和女性的身份使得她們在試圖融入新的社會過程當中面臨著種種阻礙。
這些研究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父權傳統下女性的流動性和家庭角色的對立是如何被建構的，而家務勞動外包和跨國婚姻的新趨勢使得兩者的關係更加複雜。在流動vs.家庭的對立框架下，女性的經濟追求被質疑，技能被低估，私人生活被管控。儘管勞務與婚姻遷徙為女性提供了流動機會，但其社會經濟地位未必能得到改善。
04
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女性往往傾向於遷往發達地區尋找機會，然而，隨著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更大職業抱負的形成，她們的流動模式變得更為多元化，她們的目標不僅限於獲得就業機會，還包括追求更大的自主權、更好的生活質量、更自由的生活方式。但是，高學歷女性來到大城市後往往發現她們的上升機會是有限的，而地方政府對市場經濟和新興產業的支援，也使得部分女性著眼於新的機會，選擇離開大城市，迴流家鄉。根據Lulu Li(Lingnan University)等人的研究，高學歷年輕女性的迴流不僅源於大城市的生存壓力，還與她們的職業目標和家庭資源地位有關。研究將回流女性分為四類：“冒險型”依靠個人能力回鄉創業，“整合型”動員當地資源創業，“安頓型”和“補償型”以與家人和朋友團聚為主要目的，但前者缺乏家庭資源和本地社交網路的支援，後者則擁有當地資源和人脈作為後盾，這種差異影響了她們作為迴流人才的向上流動空間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這項研究聚焦於知識型和技術型遷移，超越了傳統“人才流失”和“人才增益”的框架，從性別視角豐富和擴充了學界對人才迴圈、流動和歸屬感等遷移軌跡複雜性的理解。在傳統中國家庭中，女性面臨著原生家庭和婚姻當中不同但有限的家庭資源動員能力，然而隨著教育普及、生育政策和家庭觀念的轉變，許多女性得到了更多提升教育、發展職業和遷移流動的機會，得以部分地改變由於性別化的人生目標和資源配置的錯位情況導致的困境。但是，她們所獲得的新的自由和話語權依然是有限的，依然處於性別化家庭責任和生命時鐘的無形壓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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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刊探討了東亞女性在多樣化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社會與地理層面的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女性的遷徙和流動增強了她們的收入能力和對人生的掌控力，幫助她們擺脫從屬地位，重新定義家庭角色。然而，女性的流動性仍然深嵌於性別關係以及社會和空間的等級結構中，需要她們在家庭責任和社會期待下獲取艱難的平衡。這些研究發現了社會流動和地理流動之間複雜的交叉關係。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女家政工和外籍妻子在地理上實現了“向上”流動，但她們在遷入地的社會經濟地位卻面臨著更為惡化的處境。高學歷女性在職業和地理層級上的向上流動能力更強，但她們的社會家庭地位則不一定得到改善。女性向外流動、向上流動或迴流的過程，無法簡單歸結為核心與邊緣區域的二元對立，而是涉及家庭責任、個人願景、經濟獨立和社會文化歸屬，需要人們在不斷變化的社會期待和和制度限制中進行多重權衡。
原文出處：Song, J., & Jackson, S. (2024). Moving away, moving up, and moving back: Gender dimensions of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mobility in East Asi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241242948
原文作者：Jing Song & Stevi Jackson
編譯作者：陳江怡（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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