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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亞文 | 上海外國語大學
✪ 鄭海洋 | 魯東大學
【導讀】近日，特朗普的態度出現反覆，稱將與中國達成新的貿易協定，這一表態被視為對中國“對等關稅”反制措施的回應。特朗普上臺後推行的激進“脫鉤斷鏈”策略，與本文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學派”構建的隔斷型發展具有內在的相似性。作者認為，美國透過與英國和歐洲主導的全球化程序保持距離，實現了自身的工業化發展，最終構建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美國體系”。特朗普的“貿易戰”，可以看作是對“美國中心”國際體系的重新錨定。
作者進一步指出，參照美國的經驗來理解現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可以發現新中國在前三十年同樣執行了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為改革開放後應對全球化的衝擊奠定了基礎。然而，如今的美國對華脫鉤和遏制政策，表明中國仍然面臨著（逆）全球化可能帶來的風險。已經深度捲入全球化的中國，不能機械地固守“國內”談“內迴圈”，而是應當繼續扶持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培育和壯大全球南方共同市場，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創造新的外部條件。
全球南方國家的市場潛力巨大，對中國來說，這不僅是一個擴大出口的機會，更是推動共同發展的平臺。如今的中國，已從資本稀缺國轉變為資本大國，從渴求引入外部資本轉為重要的資本輸出國，在人才、技術上也有了深厚積累，尤其在一些新興技術的研發應用上，已從被動跟隨轉變為引領示範。透過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強化經濟合作，提升消費能力，不僅能夠為中國企業創造新的市場空間，進一步擴大內需，也能促進全球南方的共同繁榮，推進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培植全球南方共同市場
——19世紀美國構建“內迴圈”的啟示
在1978年轉向改革開放後，中國奉行的乃是融入世界市場的聯絡型戰略，高度重視技術和投資引進、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特別是1987年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建提出《關於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發展戰略的構想》被中央採納後，我國基於人力、土地、資源等方面的成本優勢，在沿海地區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形成了原材料和製成品“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格局。在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的過程中，中國成為這一輪全球化的弄潮者，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功。然而，這也引來了一些西方國家的疑慮和排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當政期間對華髮起“貿易戰”，而在拜登擔任總統後，美國繼續對華推進“小院高牆”“脫鉤斷鏈”戰略，實際上就是從以往的全球化程序中脫身，打造符合美國利益的國際新議程。面對當今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美國挾持其他西方國家對華“脫鉤”的態勢，中國近年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國內大迴圈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迴圈質量和水平”，“依託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迴圈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與以往高度重視“國際經濟大迴圈”、中國主要以客體身份參與全球化程序有別，“雙迴圈”是以國內大迴圈為先導和牽引，中國在溝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需要以主體身份發揮更大能動作用。“雙迴圈”之路能否走得通，又該如何走？美國19世紀透過國內迴圈實現工業化、經濟崛起和推進現代化的歷程，對當代中國仍有啟示價值。
▍“美國學派”與“隔斷”發展
中國以往透過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推進改革開放和實現經濟發展，其發展戰略之要，在於高度重視自由貿易和引進外資，以及面向國際市場、深度融入全球化程序。這符合最近幾十年來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預設，它認為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是經濟增長的圭臬。然而，它與19世紀以來一些順利完成工業化和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的普遍經驗，卻並不相符。德國學者迪特·森哈斯（Dieter Senghass）透過研究歐洲國家以往的發展歷程，指出工業化有兩種進入路徑：一種是聯絡型戰略，即發展理論通常主張的，一個國家為尋求更好發展，應當進一步融入世界市場，加入全球化程序；另一種是隔斷型戰略，即第三世界國家在追求發展的初始階段，應當與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脫鉤，與此同時主要致力於拓展國內市場，以及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合作，爭取集體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礎上才能審慎地選擇聯絡型戰略，與發達國家合作。森哈斯通過歷史比較分析指出，歐洲那些實現發展突破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曾選擇過隔斷型戰略，是在與世界市場或多或少顯著脫鉤的時期，才取得工業化的成功。歐洲如此，美國又是如何？在《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一書中，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Michael Hudson）也向我們展示了一幅與流行之見大相徑庭的19世紀美國實現工業化和經濟崛起的圖景。
與人們的普遍印象或想象迥然有異，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並非19世紀美國經濟崛起的必要條件，相反可能是制約因素。衡量一個國家經濟開放度的兩個重要指標，是關稅稅率和對外資的態度：給對外貿易設定較低關稅和允許外資低門檻進入，意味著較高的經濟開放度，反之表明經濟開放度較低。崛起時期的美國並不是一個通常所說的開放型經濟體，而是在相對封閉中發展的。在美國完成工業化的時間段，當時世界曾經歷一輪全球化浪潮，它主要是由英國和歐洲推動，美國對此做出的選擇並非“融入”，而是“隔斷”，也就是有選擇、有限度地參與全球化，甚至刻意與其保持距離。整個19世紀，美國都維持了很高的關稅水平，這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期更是如此。1890年透過的《麥金利關稅法》（Mckinley Tariff），使得美國成為工業化國家中關稅稅率最高的國家。19世紀的美國與當時的全球化浪潮保持距離，還體現在它對外資及對外投資的態度上。南北戰爭結束後，歐洲國家為了躲避美國設定的高稅率，加大了對美國的直接投資（FDI），但外國直接投資在最大時也只佔美國總投資的10％，而當單獨考慮製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時，如果再考慮到1870~1914年間美國國內市場的規模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數字就更小了，遠遠達不到控制美國經濟的程度。
19世紀美國選擇隔斷型發展和實現經濟崛起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視透過培育國內市場和擴大內需實現工業化。赫德森在其書中，描述了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美國學派”，認為只有當美國經濟與英國以及其他發達的工業國隔離開來時，美國才能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於國內需求的增長可以為其經濟擴張融資，美國因此不需要依賴國外市場，這種理論指導了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崛起為世界工農業強國的經濟政策的制定，特別是南北戰爭之後美國的關稅政策和發展戰略。19世紀的美國工業保護主義者們高度重視關稅保護和國內市場的培育，並認為工農業間可以形成互哺關係。著名出版商馬修·凱里（Mathew Carey）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欖枝》（The New Olive Branch）一書中，強調了農場主和工業家之間的相互依賴與相互提供市場的重要性，提出了保護性關稅的“國內市場（內需）說”，這一觀點很快得到了國會議員喬治·梯比斯（George Tibbits）和安德魯·斯圖爾特（Andrew Stewart）的支援，他們在國會大力宣傳凱里的主張。第九任國務卿亨利·克萊（Henry Clay）同樣贊同凱里之見，他在1824年向美國國會提出一份政治綱領，建議組織以美國為中心的“美國體系”（American Systems），其主要使命是鼓勵東北部地區發展工業經濟，以代替英國的工業經濟，美國本土的工業地區將成為西部農業的市場，而西部的農業地區又將為東部工業提供市場。美國的經濟增長並不像其他一些工業化國家那樣嚴重依賴海外市場，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出口量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6%~7%，“其製造業立足於國內市場完成了工業革命”。為培植全國性市場，美國在19世紀格外重視全國性交通體系的建設，以連通南北東西，使全國成為一個經濟體系。此外，很多人可能以為1862年成立的美國聯邦政府農業司（1889年改為現名：美國農業部），是在農業利益集團的推動下設立的，其實不然，它是一個為工業化而生的標誌性機構和制度設定。為啟動內需、深耕國內市場，19世紀美國那些傾力推動工業發展的人士對農業高度重視，他們反對西進運動，認為工業化需要人口集中，相反，農業的南方對建立農業部並不那麼積極，但熱衷於西進運動，以擴大農業種植範圍。
美國在19世紀與當時的全球經濟體系保持距離，在政策層面與英國“脫鉤”，並在經濟思想和知識體系上與英國的自由貿易理論拉開距離，一開始是著眼於“美國特性”，是將美國特殊化，但在當時美國的保護主義者的持續努力下，又逐漸將工業化優先、與國際市場“脫鉤”、立足國內市場、技術樂觀主義的思想，轉化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國家發展知識。只不過隨著美國在進入20世紀後崛起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繼續奉行隔斷型戰略和關稅保護已不利於其海外擴張，美國才放棄了以保護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學說和政策，轉而擁抱起全球市場和自由貿易。
▍與當代中國的比較
談起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人們多願意關注其“開放”的一面，對其曾經有意與“人類文明主流”和全球化程序拉開距離的一面，往往避而不談。無論森哈斯所撰寫的《歐洲發展的歷史經驗》還是赫德森的著作《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所談內容都是美國和歐洲國家現代化經歷的另一面，而且是更加符合歷史事實的一面，它在以往也曾被人傳播談及，但並未成為大音。“老黃曆”重提，不外關乎三個現實存在的實踐和理論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與19世紀美國是在相對封閉中興起不同，當代中國是在融入全球化浪潮、運用聯絡型發展戰略實現經濟增長的，兩種相悖的發展策略，就當前來看卻達到了相似的結果，這該如何解釋？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選擇實行改革開放；進入20世紀80年代，又主動選擇加入國際經濟大迴圈；世紀之交，還選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 前後，不少人主張對美“脫鉤”，對中國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充滿擔憂，為何所預見的不良後果，在後來可見的時間段內大多並沒有出現？不僅美國，實際上，19世紀同時作為當時世界“新興經濟體”的日本、德國，其實都深受李斯特主義的影響，選擇的也都是隔斷型戰略，與當時的全球化潮流若即若離，但都實現了矚目的經濟增長和國家整體性發展。把它們與當代中國走過的歷程相對照，中國透過改革開放產生的高速經濟增長，倒像是近代以來國家興起的一個例外。真的是例外嗎？筆者曾經對此充滿困惑，現在卻並不這樣認為，原因在於，在最新一輪全球化程序中，透過聯絡型戰略實現了工業化、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其實同樣屈指可數，只有韓國、新加坡、以色列等為數極少的國家。是不是隻要“跟著美國走”，就能發展起來？應該說，最近幾十年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想透過追隨和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程序獲得發展，但從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提供的經濟社會發展資料可知，真正實現了較好發展的國家並不多，這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這個結果仍然驗證了森哈斯和赫德森的總結和理論，也證明了賈根良等人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單純從賬面資料來看，最近幾十年來，中國是為數很少的經濟發展成就突出的國家。中國為何會成為“例外”？其實，從發展道路來論，如果將中國式現代化置於1949年新中國成立甚至中共早期政權建設以來的歷程中，可能看到的又是另外一幅光景。其中，中國同樣有過脫鉤，選擇過隔斷型戰略，也經歷了先政治後經濟的發展過程，與那些早期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總體來說並無二致。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19世紀的“美國道路”才是處在世界體系中相對邊緣位置的國家推進工業化、實現經濟崛起和現代化的正途，那麼，最近幾年來的“逆全球化”，也正在檢驗作為“例外”的中國最近四十多年來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成就的成色。美國在19世紀的經驗是與當時的全球化保持距離，以防受其所傷；當代中國選擇融入全球化，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如果不能禁受住“逆全球化”的衝擊，那就會重演以往一些在全球化程序中左支右絀的國家的經歷，也驗證了賈根良等人的擔憂並不為虛。在一戰前夕的那一次“逆全球化”之際，隨著外資的大量撤離，原本在19世紀後期因大量吸收外資而出現高經濟增長率的沙皇俄國，很快陷入國家崩潰。美俄在19世紀後期推進工業化過程中的不同選擇所產生的不同結果，啟示當代中國要在長久程序中觀察發展模式的韌性。從目前來看，美國近年來的對華“貿易戰”和“脫鉤”，並沒有“打倒”中國。筆者透過比較，也感受到當代中國在政治機制、國家能力和發展戰略選擇上，與以往那些沒有禁受住全球化或“逆全球化”衝擊的國家，並不相同，所以對中國能夠闖過“逆全球化”帶來的消極影響，總體持樂觀態度，但又覺得的確不能掉以輕心。
第三個問題是，回顧19世紀美國的現代化歷程，也給當下中國的國家建設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參照。當今世界已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美國對華“脫鉤”的態勢，中國近年提出“逐步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構建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迴圈”之路能否走得通、又該如何走？美國當年透過國內迴圈實現經濟崛起的歷程，是否對當代中國有啟示意義？19世紀“美國學派”重視美國內部市場，實際上是要將工業化相對落後的地區和大量農業人口共同納入同一個市場體系，即透過“先發”幫助“後發”提升後者的消費能力，從而既為“先發”的可持續發展也為包含“先發”“後發”的經濟共同體創造更加廣大的發展空間，當時的美國也由此形成了工業化國家中規模最大的內部市場。這對當代中國的借鑑意義，是中國需要進一步溝通東西南北，透過扶持相對落後區域、省份的發展和相對弱勢人群的收入提升，進一步打造全國性市場，發掘發展潛力。在以往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內部不同區域間的發展失衡有所拉大，與沿海地帶相比，“騰衝－璦琿（黑河）線”以西的地區仍然明顯發展不足，“逆全球化”是否其實也給中國提供了倒逼重塑有機聯結的國內市場、實現更有內涵發展的機會？同時，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如今中國的市場規模已擴大四五倍，被工業化、城市化捲入的人口數量，已約等於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的人口之和，它對中國繼續推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和意義，是否還沒有被充分認識？在一個“逆全球化”和重塑新型全球化並存的時代，中國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和積極參與金磚國家機制建設等方式，擴大與南方國家的合作，幫助相對落後國家共同發展，其重要前提之一，就是中國今天已形成了能夠大量吸納其他國家出口的巨大市場，透過主動設計與這些國家產生更加密切的經濟關聯和推進共同發展，是否類似於當年美國北方將南方編織進同一個市場體系？
▍重新定義“國際”
當下中國需要重新理解19世紀美國選取“內迴圈”發展之路的經濟機理，但不可機械地守著“國內”談“內迴圈”；也需要對“國際經濟大迴圈”“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的“國際”，做出重新解讀和定義。由於以往的改革開放主要面向相對發達的西方國家，上世紀80年代提出“國際經濟大迴圈”中的“國際”，實際所指也是西方國家，中國以其為師，學習其技術、經驗，吸納資本和產業轉移，也以其為商品出口的主要海外市場。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出現，南方發展中國家雖然並沒有取代西方國家以往在全球經濟政治中的優勢位置，但已大大稀釋了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中心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和全球貿易中的佔比越來越大，它們之間的貿易、投資對彼此的重要性也已不同以往。東盟國家已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物件，亞洲內部的貿易規模已超出與域外國家的貿易。更重要的是，從商品貿易、投資的角度看，全球南方國家已構成一個新的全球化體系，它們作為新的“國際市場”，對中國的重要性也顯著提升到了與西方國家幾乎等量齊觀的水平。與上世紀80、90年代相比，“國際經濟大迴圈”中的“國際”，已由西方國家拓展至全球層面。來自西方國家的技術、資本、產業轉移和市場仍然是寶貴的，但中國對此已不再嚴重依賴。相反，中國已由資本稀缺國變成資本大國，由渴求引入外部資本轉為重要的資本輸出國，在人才、技術上也有了深厚積累，尤其在一些新興技術的研發應用上，已由被動跟隨轉變為引領示範。
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雖然是主動選擇，但在進入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全球經濟迴圈體系時，是處在相對被動的位置。中國不可能引導這個體系，只是適應性參與，也會隨其波動和受其節制。這決定了在“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概念下中國的發展上限，即只要中國的發展衝擊到西方國家的中心地位，就必然會遭到後者的打壓，這也是全球化在國際關係層面的平等限度。誠如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研究上世紀80年代日本遭到美國打壓時所說，“西方人一直要求日本取得成功，但是不能成功到對他們造成威脅的程度”。當前美國將中國定義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不懈打壓中國，道理同樣在此。時至今日，“雙迴圈”中的“國際”，既是新的既成事實，即南方國家已形成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聯絡，彼此構成相互連線的國際市場；也有賴於中國的主動推動塑造，即中國可以利用作為全球最大實體經濟體和最大單一國家市場的優勢條件，與其他有意願的國家一道，共同引導建立與中國有機關聯、緊密互動的國際市場，它以南方國家為主體和發揮主導作用，但又秉持開放性，可以吸納任何有意願的國家加入。“金磚國家”近年來的擴容，正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南方發展中國家構建共同市場、推進國際體系公平正義性的一種努力。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國際機制，是構建新的“國際經濟大迴圈”的主要載體，也是中國需要重點參與、積極發揮能動作用的關鍵場域，中國的多邊主義也要以此為重要平臺和路徑。
高度重視南方發展中國家市場，不能複製以往以西方國家為中心、其他國家為邊緣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而是要幫助南方國家共同發展，推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世紀的美國更加註重國內市場，但其“內迴圈”也經歷了一個不斷向外拓展的過程。比如“門羅主義”就以美洲為後院，將美洲納入美國的經濟迴圈體系，它解決了美國透過擴充套件國際市場來實現本國工業化的問題，但沒有真正幫助美洲國家共同發展，這是今天的中國需要引起警戒的。中國近年來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主要是為發展中國家而謀，推動國際發展問題的解決，其實也有益於中國的長遠發展，它會為構建“雙迴圈”發展格局創造新的外部條件。回顧19世紀的美國工業化歷程，不能僅僅看到它主要是透過國內迴圈實現的，更要看到它構建國內市場的經濟邏輯。
一是工業部門幫助農業部門和落後地區發展，會提升後者的購買能力，從而為工業品生產創造更大市場。只有落後的地區、階層也發展起來了，才能水漲船高，為工業化提供更加廣闊的市場條件。中國今天同樣需要在打通內迴圈、協調內部不同區域共同發展的同時，向外延伸幫助落後國家共同發展，從而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開拓更大空間。在近年來美國策動西方國家一起對華“脫鉤斷鏈”後，有人認為，以往中國參與全球化程序，實質是中國吸收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零部件並完成最後加工，西方國家是中國生產的終端產品的最後接收者。因此，他們擔心，沒有了西方市場，中國所生產的工業品也就沒有了最終去向。這種擔心有一定依據，西方國家是世界的主要消費市場，直到今天仍是。但是也要看到在全球消費市場中，西方國家所佔的比重在進入21世紀以來已明顯下降。因此，中國更需要透過幫助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培植髮展中國家市場，提升其消費能力。這也是中國公司成長為有著世界影響力的大公司的必由之路，華為公司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
二是注重培植自主可控市場。19世紀美國對國內市場的重視，在政治層面上看，是為了建構美國的“大一統”；從經濟層面看，是為了使自己的發展儘量減少來自全球經濟體系的負面影響，防止被後者所左右。後進國家一般都無法左右全球經濟政治體系，相反容易為後者所左右。因此，選擇“脫鉤”、與全球化程序保持距離，對後進國家來說，是取得發展主動權、實現自主發展的不得不為。在南北戰爭發生之前，美國內部市場是割裂的，美國南方與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因棉花貿易構成了有著內在關聯的“國際市場”，這個市場是美國聯邦政府無法有效干預的。相反，美國的經濟政治程序卻受其擺佈。最近幾年來，隨著美國持續對華經濟“脫鉤”，中國商品進入西方國家市場，遇到了巨大困難。這突出表明，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對西方國家市場的利用，是沒有自主性的，帶有被動跟隨性質。反而言之，培植自主可控的國際市場，對中國來說至關重要。
重思19世紀美國透過培植國內市場走上工業化之道的經驗，並不意味著21世紀的中國可以對其簡單機械模仿，而是需要理解19世紀美國注重培植國內市場道路的緣由和機理。中國也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有過以國內市場為重的經歷，但在後來還是轉向“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主要原因是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術、資本很難僅僅依靠國內市場就能獲得。同時，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的生產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革，尤其是在產業鏈上，在一國之內完成所有產業環節並製成終端產品的模式，已被多國協作和跨國產業鏈所取代。在以往的“國際經濟大迴圈”之路被嚴重堵塞的情況下，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推動構建新的國際迴圈，以及實現國內迴圈與國際迴圈的結合。
▍構建全球南方共同市場
中國以往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是在一定的政治經濟前提下展開的，它們包括：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精英階層形成改革開放共識，中國缺少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及其他現代化知識體系，中美關係取得緩和並實現建交，美國拉攏中國共同對抗蘇聯等。又因政治經濟因素的變化在當前遇到重大阻礙，主要是美國將中國定義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並組織盟友對華“脫鉤斷鏈”和戰略包圍。鑑於此，構建“雙迴圈”的新發展格局，既在經濟，也在政治。由於“參與國際經濟大迴圈”在當前遭遇的挫折，是來自中心－邊緣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壓力，當代中國的“雙迴圈”之路，因此要以破解國際體系的中心－邊緣權力結構、推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為政治前提。
在19世紀美國透過國內市場即“內迴圈”實現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政治變革和破解中心－邊緣格局的制約，就為其提供了保障條件。在1860年南北戰爭發生之前，美國的工業化深受政治問題的困擾。一方面，美國內部長期陷於州主權與聯邦主權的爭執，對美國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國家有幾乎完全對立的想象，聯邦政府無力協調州際事務，對來自州層面的否定性意志不能很好約束，也就很難整體性地制定合理的政策，推進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美國在當時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相對處於邊緣位置，對來自“外部”的全球化程序也缺乏抵禦能力。在全球化所產生的拉力，將美國南方的棉花生產牽引脫離北方的工業化追求，反而與英國和歐洲的紡織業需求融為一體時，聯邦政府卻無法扭轉這一態勢。這表明美國對全球化程序缺乏駕馭能力，美國內部無法形成有機關聯的統一市場。“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全面禁絕了自由貿易，透過重構市場以促進生產率、利潤和工資的同步增長，力圖改變現狀”。能夠做到這一點，有賴於兩個方面：一是內政層面，南北戰爭後的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具備足夠的統攝力，能夠約束全國共同實施關稅保護及其他政策；二是在對外關係層面，美國在採取關稅保護政策時，能夠承受來自外部的壓力，這個壓力很大程度上與當時的全球化程序有關。這兩方面能力的形成，又在於經歷南北戰爭，美國透過政治重組和國家重建，在美洲破解了當時以歐洲為中心的中心－邊緣國際格局，形成了更高的國家自主性，掌握了發展主動權。
從19世紀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歷看，政治變革與工業化、經濟增長構成了一個整體程序。從內戰結束後美國迅速成長為當時最大的工業化國家來看，美國的現代化其實經歷了先政治、後經濟的過程：透過國家建構以及重構，加強了聯邦政府權威，鑄造了能夠協調國內意志和對沖全球性中心－邊緣格局帶來的外部壓力的強大國家能力，由此很好地保障了美國的經濟騰飛和將美國轉變為新的中心國家。在回顧南北戰爭前後美國的制度建設時，不能簡單認為它僅僅是應對美國內部事務而發，而要看到也是為回應外部挑戰而生。19世紀美國的內迴圈之路之所以能夠走得通，是因為美國在內戰結束後對內外關係都做出了重大改變。
20世紀的中國革命，也是一場政治革命，徹底重構了內外關係，它為當代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國內政治前提。在以往的革命和建設中，中國雖然會根據國內外環境條件的變化靈活運用不同的多邊主義策略，但一直稟持發展中國家立場，反對霸權主義，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張國際關係民主化和世界多極化。在美國推進對華“脫鉤斷鏈”的新現實下，當代中國更需要與其他南方發展中國家一道，以金磚國家機制、上海合作組織、全球發展倡議等為平臺和議程，進一步推進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增進全球政治體系的公平正義，培植全球南方共同市場，為“雙迴圈”新發展格局創造新的外部條件。
* 此文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2023年度開放課題《世界主要大城市國際影響力形成發展與趨勢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編輯 | 韓書敏、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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