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釣魚人說的左家橋上，我真的遇到一位引路者。一位戴著頭燈的大爺，扶著腳踏車站在馬路邊上。我過去問他，您知道曉市在哪嗎？他掏出手機開啟微信對話方塊，問了句，老趙，今天在哪擺？接著，他就招呼我去找輛腳踏車跟著他。

我們騎著車在凌晨3點的二環路，暢通無阻，白日里繁忙的馬路和街景在晦暗不明的路燈下一點也看不出熟悉的樣子，只有睡在路邊的流浪漢說明，北京已經到了溫暖的季節。

大爺在大路和小路間輕車熟路，他說，來福士廣場負一層的超市下個月5號關門，“賣的東西太貴了”。他看過一條新聞，拼多多的市值已經超過京東，他分析原因也是賣得貴。我說，京東好處是送得快。“你們年輕人就是不看價格。”他只在拼多多買東西，但不想就購物習慣與我詳談，他的結論是“又有一批人要失業”。大爺問我年輕人失業了是不是都跑去地攤撿漏。他發現曉市來了一批年輕人，他們在市場淘貨，放在網上賣。接著他問我，上班了嗎？我說是的，他沒有追問，但顯然已經將我歸入淘貨的失業青年一類。

我知道曉市時被告知，它是一個會賣二手內褲的市場，莊嚴北京之外的暗角，它包容任何人和任何破爛。網際網路只有兩段關於曉市完整的記錄，釋出於2021年，就連無處不在的自媒體人也不曾在小紅書上留下隻言片語。“凌晨三點營業，六點鐘，在城管來之前收攤”，“不要對別人賣的東西感到大驚小怪”，是我從中得到的建議。一條2023年的官方訊息還告訴我，曉市非法無照佔道經營行為會被徹底取締。

騎到中途，我們遇上一位蹬著三輪的大爺，“來啦”。那是一輛改裝過的三輪車，有一頂木板和防水布搭的頂棚，不是流水線的產物，車斗的容量只能坐下一名兒童，被他塞得滿滿當當，用一張布掩著。

三輪大爺騎得慢，我們很快就超過他。帶路的大爺說，那是去擺攤的，他也帶了一隻包，打算去找個人收了。他不常去曉市，正事是釣魚，自從城管加強管控之後，市場的位置一天一變，要知道正確的地點只能靠熟人。這就解釋，為什麼我按網上的位置找不到曉市。

又過了幾個路口，路邊的步道出現了好幾個人，白色的光在其中時隱時現，大爺說：“就是那兒了。”

還沒到凌晨4點，人不多，那些在地上擺著物品的攤位就是曉市。後來的人打著招呼，還不多的攤位前蹲著三三兩兩的人，打著手電筒端詳、挑揀。這是不提供照明的市場，一切從簡，有的攤位鋪張布把貨物碼得齊齊整整，有的攤位維持著剛從麻袋裡倒出來的樣子，還有的攤位連張布都沒有，就這麼散在地上。

我在一個裝滿了舊書和雜誌的口袋裡翻到一張2005年皇馬中國行和現代足球隊對抗賽的紀念門票，不消想，這東西一點用沒有，我也不是球迷，但當攤主開價5元時，我立馬付了錢，心裡想的滿是在閒魚上賣給一個球迷。後來，我總聽曉市上的人說：“能用就用，不能用就賣了，反正便宜”，他們總結為淘貨原則。

沒有經過市場的任何訓練，我自然就成了帶路大爺口中倒買倒賣的青年，我想是因為曉市賣的東西實在便宜。這裡的定價大多在十塊以下，一塊錢可以買件帶吊牌的衣服，也能買一根全新的充電線，三塊錢拿下一個公牛插座，八塊錢帶走一雙二手的美產新百倫運動鞋。如果不計較款式和新舊程度，市場可以滿足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瓶裝水兩元的時代，我對一塊錢的購買力缺乏想象，即便我已經把生活消耗品的需求放在拼多多。

北京，馬路邊的曉市

麗麗是曉市最年輕的賣家，但她大部分時間不在自己的攤位上，淘貨是她的主業。她告訴我，一定要還價，對半砍，五塊砍到一塊。她指著攤上的一盒戒指說，那是她三十塊兩盒買來的，共七八十枚，就算一塊賣出去，她也能賺。

曉市的買手都有自己擅長的門類，麗麗主要淘手錶、衣服和一些用得上的雜貨。我們一起逛市場，她指著一個擺放整齊的衣服攤說，淘衣服就得淘那些看上去熨貼乾淨的貨，有吊牌的優先選。她拿起一件無袖連衣裙，翻出吊牌問我：“認識這個牌子嗎？”

那是一個全球連鎖的快時尚品牌，不久前我去過它的線下門店，正是打折季，紅色的特價籤蓋上原有的價格，醒目的59元、79元、99元，人們在試衣間門口大排長龍似乎必須買點什麼才會離開。

麗麗攥著連衣裙，又拿了一件黑色短袖，付給攤主兩塊錢，麻利地將衣服塞進自己的口袋裡。她告訴我，穿不了就掛閒魚，“賣個三十沒問題”。她開始算賬，假使郵費10元，她還能賺19元。在閒魚，人們的價格預期顯然更高，麗麗靠兩個市場的價差賺錢。

我看到手錶都是壞的，問麗麗，這有什麼可淘的？她反回：“這兒有能走字的表兒嗎？”買手的門道是技術，有人懂工藝、材質，有人有手藝。麗麗是後者，她會修手錶，低價買入地攤上的機械錶或石英錶，修好就轉手幾倍賣出去。另一位修表匠告訴我，他淘到過一隻壞掉的金錶，專賣店要賣四萬多，但他只花六十塊就買到，修好後兩萬賣了。不過，這屬於曉市的傳奇，他逛市場三十多年就碰上過一回。

與北京知名的大柳樹鬼市和潘家園鬼市相比，曉市的定價最低。一位賣古玩的大姐容許我用二十塊買下一隻她口中的紅玉吊墜，她說，要是在潘家園，沒有八十她不會賣，那裡攤位費都要五十塊一天。在北京，幾乎沒有什麼個體經營行為是不納入集中管理的，以至於我向朋友介紹，曉市就是一段擺在馬路邊、沒人管的地攤，他很驚訝。我說城管說說不定會去趕人。他問，城管凌晨三點跑起來上班？

我在曉市上沒有見過一個穿著城管制服的工作人員，但據說城管的眼線無處不在。我加入了一個曉市的群，指望有人能發擺攤的位置，除了固定的人每天發天氣資訊，那個群不主動提供資訊。後來我知道人們是擔心城管的人在群裡。有次，我和麗麗看到一個遛狗的人對著市場拍照，麗麗告訴我，那可能就是向城管舉報的人，理由可以是吵、髒、佔道或是籠統的不文明。

如果人們把某種行為視為文明的反面，我好奇，他們的文明標準是什麼？官方訊息中寫著，徹底取締東直門曉市鳥市是為了打造美麗休閒運動健身園。這座公園在2022年建成，位於香河園北街、香河園西街與西壩河南路交匯處，一塊老城牆根下的三角窪地，是曉市過去的固定場所。20世紀90年代，這裡先聚集了遛鳥、販鳥的人，後來賣生活用品的、賣文玩的、賣小吃的也來了。

一篇宣揚治理城市頑疾的報道描述了東直門曉市鳥市的鼎盛狀況，“2020年初，鳥市高峰時段能聚集三四百人”，“每到週末，除附近居民外，來自城區、遠郊區的居民更是樂此不疲地紛紛至此進行交易”，“每每執法，光是和遊商兜圈子，工作人員一上午就能走2萬多步，反覆講理講法，嗓子都啞了。”報道還解釋了參與人數多的原因，“隨著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的不斷開展，曾經在二環內的不少花鳥魚蟲市場搬遷到了較遠的位置，因而，東直門鳥市逐步顯現出其地理位置的優越性。”2017年，北京城市規劃明確提出要疏解“非首都功能”——比如低端製造業、批發市場、部分學校和醫院等，與此同時有超過400個花市和菜市場被拆除和遷移。

趕走小販後，這塊三角窪地建成了“青鳥園”。管理人員介紹，命名“青鳥”不僅是因為公園與鳥有緣，還象徵著理想與追求。

出於好奇，陌生人常常就口袋裡買來的“寶貝”進行交流。一箇中年男人說：“我住在車裡。”我們曾在地攤上討論要不要花30元買一支沒法開機的iphone 4，就算認識了。他拎起口袋一一介紹，一件黑色的衣服，一根充電線，一口只有300瓦的電熱鍋，攏共不到10元。由一個人的購物清單想象他生活所欠缺的部分，這位男士可能還需要在車裡做飯，雖然他說通常在食堂吃飯。他提到自己先前買過一隻800瓦的煮水壺，可以在車裡喝上煮開的水。被他改裝成家的車停在市場不遠的地方，不用交停車費。他說自己不是沒有住處，工作單位提供宿舍，但他覺得人太多，他每天在宿舍洗漱完就去車裡睡覺，他很高興自己已經有兩件小功率電器。

大部分人都滿意自己買到的東西。另一位中年男人花30元購入了一根長約一米五的雞毛撣子，被布仔細包好，他說那是裝飾品，轉手可以賣到100元。戴頭燈的大爺買了三袋羊奶粉，重點是沒有過期，他好心地想勻給我一袋，“喝點羊奶多有營養”。一位穿著藍色制服的年輕男人買的東西裝了幾隻麻袋，光是和攤主算賬就花了十分鐘。他買的東西五花八門，家庭裝海苔、不知道治什麼的一摞藥、黑色衝鋒衣、奈良美智的書、一輛永久牌腳踏車和一堆雜物。周圍的人稱呼他是“開火車的”，有人小聲跟我說：“這人有門路。”

曉市的買家有幾類，一種是我這樣的散客，漫無目的地閒逛，一種是像麗麗一樣的買手，有專營的門類，在不同的市場倒貨掙錢，還有一種是做回收生意的“大客戶”，他們什麼都收，比如，醫用膠片可以提煉白銀，特定的過期藥會被高價回收。

我看開火車的男人把一包散裝的花生米和“法式小麵包”往口袋裡裝時問他，過期了怎麼辦？他說：“過期了也能吃，你不懂。”在曉市，我見過有人賣盒裝的剩菜，咬了一口的饢，過期16年的泡麵。食品是市場上存量最多的一類商品，很少有不過期的，它們來自於飯店後廚、超市清倉後或小區裡有人搬完家的垃圾桶，被保潔員挑揀後帶來市場。

一位中年女性幾乎搬來了一間廚房，全是英文標註的進口罐裝食物、調料，兩壺色拉油，榨汁機，攪拌器，炒鍋。一袋小米在拿出來時弄破了包裝袋散在攤子上。一位大爺指著罐頭上的英文問我是什麼意思，“Cream of Mushroom”。我告訴他那是一罐奶油蘑菇湯，加熱了直接吃，但也過期了幾個月。大爺拿著罐頭左右檢查，好像在猶豫。

我對過期食品有種奇怪的看法，一方面絕不會給花一分錢，另一方面吃家裡放過期的食物。冰箱的冷凍層有一半的食物已經變成零件般的存在，沒人會碰，它們在疫情期間購入，大部分是加熱就能吃的半成品，我總想著如果實在買不到吃的，還能撐一撐。家裡類似丟不掉的食物還有很多，一箱只吃了幾袋的日式拉麵堆在廚房的角落，櫥櫃裡摞得滿滿當當的各種雜糧米，不同品牌的泡麵、火腿腸，用熱水就能衝開的速食湯。我沒有捱過餓，那種真正沒有飯吃的境地，卻像一個經歷了饑荒的人。我用三年前買的色拉油炒菜，煮過期了半年的掛麵，偶爾想起當下會對自己說，生活還沒有到那個地步。轉念又想，那這些食物怎麼辦，直接扔了嗎？我好像沒辦法坦然地把它們當作垃圾。

等我再次路過像廚房的攤位時，罐頭和電器被賣掉了，連那袋破了洞的小米也不見了，市場上的人不在乎保質期。

曉市不是真的沒有管理員，一位被稱為“王大爺”的人是後曉市時期的骨幹。他是最早到達市場的幾個人之一，他們負責選擇當天擺攤的地方。一般在二環，多數時候還是在東直門。王大爺凌晨兩點多把地址發給他熟悉的攤主和買家，再由這些攤主依次通知想來的人，所以曉市上的人幾乎都認識，據說有人在市場上呆了三十年。

王大爺不擺攤，也很少出手，他穿戴著一套釣魚人身上常見的馬甲和帽子，但也不釣魚。他解釋，之前買的東西太多，家裡沒地方放。他在市場上跟熟人打招呼，替後來的賣家張羅攤位，討論收來的貨和市場上的軼事，好比前幾天來了個大客戶，在市場上花了快兩千塊，所有攤主追著他賣貨。王大爺把我當作麗麗的徒弟，順便教了我幾招，比如當時我們看到人們突然跑起來，“人家跑的時候你也要跑”。後來我知道那是一個受歡迎的攤主來了，因為他總有新鮮又便宜的貨。

在一個口口相傳的熟人市場，像我這樣的散客也不在少數，至少在東直門上夜班的人知道。當我騎著車在左家莊和東直門之間兜圈子時，開垃圾車的人、維修路燈的人、下夜班的人，還有沿著亮馬河釣魚的人都給我指過曉市的位置，只是後來才發現他們指的不是同一個地方。

然而對曉市規則毫不知情的人，進入市場常常是偶然行為。凌晨三點多，三位衣著時尚的年輕女性走過來問，“這都是賣什麼的？”她們蹲在一個攤子前，選購了一對耳環離開了。一位計程車司機把車停在了路邊，衝我點頭示意，彷彿在說“你也這麼早”。穿代駕制服和環衛馬甲的人最容易辨認，他們一個下班，一個上班，工作的間隙在曉市歇歇腳。

北方的日出在四點多，天光大亮時，少覺的老人已經出門遛彎。一位大爺的散步路線途徑曉市，他在一個攤子前挑挑揀揀，感嘆低價，問攤主，這個市場是不是天天都有。得知市場每日流動後，他不無遺憾地繼續挑揀。

曉市的營業時間是凌晨3點至6點，我常常邊逛邊打著哈欠，可大爺們都精神抖擻。戴頭燈的大爺說，他習慣了3點起床，要麼去釣魚，要麼去逛市場，等到6點多就回家吃飯，7點30分送完孫子上學，他再繼續睡覺。我特意去看他們的眼睛，但因為他們的確年事已高，很難判斷黑眼圈和眼袋究竟是年齡還是熬夜造成的。

快6點時，兩個穿著保安制服的人吆喝，“收了收了”。他們一面巡視，一面和善地跟攤主打招呼。旁人說那是城管的臨時工。我想起他們先前也在市場選購，還以為是顧客。沒一會兒，人們就騎上電動車和三輪車散去，街道又恢復了通常的樣子，不留痕跡。

首班公交開始執行，街上的人和車多起來，北京又回到了白天。

凌晨，天亮以前的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