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四位世界盃擾亂者被莫斯科法庭判處15天行政拘留，並禁止觀賞體育賽事三年。Pussy Riot對打斷克羅埃西亞進攻感到歉意，但是為了撕開一億四千萬俄羅斯人的“大國幻夢”，擊垮普京耗費142億美元苦心粉飾的 “睦鄰友好，秩序井然”的俄羅斯形象，揭露俄當局利用警察力量迫害異見人士的非人道行徑，他們願意付出一切。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挑釁公共輿論，也不是第一次給普京“惹麻煩”。

孵化於無政府主義藝術組織“Voina”的Pussy Riot，經常被誤認為是朋克樂隊。這是她們用來偽裝自己的手段之一，她們其實是一個由無政府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自治主義者組成的政治藝術組織，有著成熟的組織框架和行動方針，從抗議內容，策劃行動，影像記錄，以及文字陳述都有專門的成員負責，以便可以準確解釋他們的動機和訴求。

2011年10月，剛成立兩個月的Pussy Riot首次亮相，創始成員發表“朋克女權主義”演講，現場播放歌曲Ubei sexista (殺死性別歧視)，表達對政府立法“限制合法墮胎”的不滿。

11月，幾名成員騎著重型機車，在火車臺上拋擲鵝卵石，高聲吶喊，“你的選票只會成為總統的廁紙”，呼籲民眾撿起鵝卵石，聯合抗議即將到來的議會選舉。 12月，為了聲援因反對國家杜馬選舉結果被捕入獄的活動家們，在監獄附近的車庫演唱Smert tyurme，svobodu protest（“監獄死亡，抗議自由”）。

2012年2月21日，幾個戴著色彩豔麗的“臉基尼”，穿著花色連體襪的年輕女孩在莫斯科救世主基督大教堂亂蹦亂跳，大喊大鬧： “聖母瑪利亞，叫普京滾蛋吧”，“聖母瑪利亞成為女權主義者吧”，目睹這一切的修女驚慌失措。這是 “朋克祈禱”的現場，教堂中間嘶喊的正是Pussy Riot的成員。為了揭露普京參選過程中與俄羅斯東正教大主教基里爾一世“見不得人的勾當”，她們精心策劃了這場轟動全球的“祈禱儀式”。隨後兩名成員流亡海外，三名被捕。

幾年後，紐約市警察暴力致死了非洲裔美國男子埃裡克迦納，他死前重複了十一次“我不能呼吸”，深深觸動了Pussy Riot，“面對拳頭、警棍和電擊槍，無論是美國或是俄羅斯，民眾都是待宰的羔羊。”她們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並跟Jack Wood和 Scofferlane兩支俄羅斯樂隊合作，帶來第一首英文歌曲和影片，I Can't Breathe，為埃裡克迦納唱最後一支“安魂曲”。

為了抗議特朗普對女性的侮辱，以及種族歧視言論，美國大選前幾周，她們釋出歌曲和影片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V中描述了一個反烏托邦的世界，樂隊成員扮演特朗普，對被美國警察逮捕的女性，極盡羞辱，試圖用暴力威嚇她接受“美國價值觀”。

有左翼學者指出，Pussy Riot反威權、反等級制度，採取偶發性、可見度高和具有自主權印象的行動手法，這些都是帶有精英階層烙印的，他們的支持者大多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甚至是世界名流，也因此被很多普通俄羅斯人視作全球資本主義造就的都市精英；Pussy Riot的行動實際上是將抗議符號與全球消費文化整合一體。

從他們的行動方式與支持者的方面來看，的確如此，但事情還沒那麼簡單。

Pussy Riot 誇張與瘋狂的作為並不是鬧鬧而已。作為一個用藝術來反抗的社會活動家，他們針對的不僅是普京個人，而是給平民製造苦難的整個社會政治系統。

俄羅斯的威權固然是他們的主打敵人。Pussy Riot在2012年俄羅斯大選之際釋出反普京的新歌時提到，18年的普京政權帶來的是“逮捕、下毒、折磨、對政治活動家的謀殺，以及巨大的制度性腐敗、民主制度的全面坍塌，還有媒體、教育、網際網路以及人們大腦中無處不在的審查。” 按照娜傑日達·託洛孔尼科娃的話說，Pussy Riot的表演正是 “一種在公司政治制度（Corporate Political System）壓制下的公民活動”，劍指那些破壞基本人權、公民自由與政治自由的強權。

同時，他們也看到了少數人擷取大量利益時，普通老百姓被抽乾了血汗。Pussy Riot判斷，當下俄羅斯正面臨的“巨大的經濟不平等、監獄條件的惡化、工業地區的環境災難”等問題。這樣的問題並不只出現在本國：“美國和俄羅斯在經濟不平等上的許多共同之處”，“但這些問題在俄羅斯和美國的主流政治討論中都被迴避了，你無法從最主流的媒體中看到從當下經濟制度中獲取一切的人與一無所有的人之間兩極分化的問題。”Pussy Riot 作為政治藝術家的使命，正是將這樣的問題帶回到公眾的視野中，他們持續關注教育，醫療保健，以及權力的集中化，希望更多的人認識並反思這些問題，並支援區域自治和草根組織。

值得一提的是，Pussy Riot將“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作為自己行動的核心任務之一。她曾在獄中與著名左翼學者齊澤克的通訊，提到俄羅斯和其他類似國家一樣“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中的一員”，透過原材料交易，本國的當權者與西方資本主義達成了基於金錢的共識，他們暴露了想要維持政治和經濟現狀的慾望，以及維持現有的位於世界經濟體系中心的勞動分工的慾望。因此這個自由主義左翼藝術政治組織反對普京時，不僅是反對威權，同時也是旗幟鮮明地反對當下腐爛制度的維持者。

他們的行動沒有脫離民意。2016年年底，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民意調研結果顯示，人們認為薪資過低是俄羅斯最突出的社會問題，宏觀經濟形勢不好、健康保障都令人擔憂，此外，教育問題、社會政治不穩定、退休金過低、腐敗和官僚主義都較大程度地令民眾感到不安。較之2015年的民意調查結果，2016年民眾所提出的社會問題是2015年的1.5倍，這說明，2016年社會壓力有所增加。

Pussy Riot對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的判斷是有據可循。

論及“腐敗”和“經濟不平等”，要回溯到俄羅斯經濟轉軌的歷史。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後，少數人利用金融力量廉價收購國有大企業、侵吞國有財產、迅速聚集財富形成金融工業寡頭，據調查，22家大型私人企業控制了俄羅斯大型工業生產企業總收入的40％，就業的40％以上，俄羅斯最著名的“七巨頭”控制了國家金融、工業和媒體。而普通的勞動者卻由於控制腐敗的力量沒有形成，在依靠企業保住飯碗的生存壓力下被迫失聲、弱化。

政府不再是人民的政府。它不斷超負荷對本國企業進行補貼，對企業逃稅拖稅熟視無睹，隨之而來的財政危機讓社會保障資金幾近枯竭，大量財富轉移到少數人手中，腐敗問題日益嚴重，正如Pussy Riot的成員所說： “在一個所有十個控制國家經濟大局的人都是老朋友的國家……這十個人一起學習、運動……這難道不是一個失靈的社會體系？這難道不是一個封建體系？”

在當下的俄羅斯，社會兩極分化的過程仍在迅速加快。俄羅斯窮人人數達到2030萬人，2016年的收入差異係數達到15.6倍。根據2016年的ISPI RAS對社會意識的研究表明，造成大規模貧困的原因是錯誤的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它造成了社會退化和基本生活資料的剝奪。

社會階層下行流動的程序加劇。在過去三年，俄羅斯普通家庭收入下降，失業問題日益嚴重，無數中產階級被拋到無產階級中，他們在已有的社會底層群體中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殊階層。

但在這個體系中，被傷害最深的還是原有的社會的底層。別說社會保障，他們連基本的工資都可能泡湯：截至 2016 年 12 月 1 日，俄各行業可統計到的拖欠工資總額為 38.5 億盧布。拖欠工資涉及71000人，其中42%是製造業工人，28%是建築工人，9%是農林牧業工作者，大部分的原因是自有資金不足。

Pussy Riot反威權，實際上並不是反對一個人格化的暴君，要毀掉那個打造了人們生存與精神牢籠的官僚資本主義機器。如果說還有什麼是這些政治藝術家們可以做的，或許就是在利用前衛的傳播手段積累影響力的同時，深入到最受這個機器剝削的底層人群中去，併為不斷擴大卻徹底失聲的底層社會創作與行動。

衛報的評論員Suzanne Moore借Pussy Riot的故事提醒讀者：革命始終始於文化。事實上，在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國家的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和鬥爭中，文化藝術都沒有缺位，甚至掀起巨浪，為社運事業注入強大而鮮活的力量。

二十世紀20年代，資本正在以殘酷的方式進行第一輪的全球化擴張，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座大山沉沉地壓在當時中國人民身上。“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毛澤東曾指出，早起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要解決的正是這樣的內憂外患。

為了動員工人參與革命事業，中國共產黨在初建立時，就以文藝作為手段，形成了一種“文化置位”的革命傳統。

1921年夏，共產黨人為了動員工人參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前往安源考察。1922年，安源建立了黨小組併成立了“工人俱樂部”，組織化程度進一步提高。這一時期，在安源工人運動中，相應地出現了安源工人的革命歌詠運動。

李立三、蔣先雲是最初提倡用革命歌曲來啟發工人群眾覺悟的人。他們在安源以辦平民教育為名義在安源工人中開辦工人夜校時，革命歌曲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載體。在安源工人後來的抗議遊行中，《五一紀念歌》成為鼓舞士氣的雄壯戰歌。

在著名的安源煤礦工人罷工鬥爭勝利後，夜校教員進一步擴大革命歌曲的傳播。許多配合鬥爭的歌詞就印在工人夜校的課本上，當作教材教工人們唱。老工人們回憶說:“罷工勝利後，增加了學校，那時教了好多歌。”據他們說，夜校教唱過的歌，主要有《工農聯盟歌》、《帝國主義和軍閥》、《國恥歌》、《追悼歌》、《國際歌》等等。如《工農聯盟歌》這首歌唱出了“工農聯盟”的口號，號召“創造世界人類衣食住”的勞苦工農團結起來，結成鞏固的聯盟，共同向剝削階級進行鬥爭。歌曲充滿了堅定的信念，高唱：“最後勝利定是工農的。”

如果我們將目光轉移到毗鄰的韓國，就會發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韓國反獨裁民主運動中，文化與藝術同樣有著豐富的運用。

20世紀80年代，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席捲韓國，在以新自由主義經濟為主要特徵的全球化過程中，韓國獲得了大量的國際訂單。政府為資本大開綠燈，韓國經濟迅速發展，工廠中的工人卻遭受重度剝削和欺凌。韓國工人中醞釀起巨大的憤恨。

與此同時，韓國異常強大的“國家機器”擁有無處不在的社會控制機構，它們隨時準備好出手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而恰恰，當國家機構精英已經將經濟增長確定為政權合法性的主要基礎，勞工組織就是不利於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因素。

韓國的勞工運動此起彼伏，十分曲折，但工人階級文化的發展卻穩步上升。表現之一即是工人文學的興起，最初，工人寫作僅僅是他們的日常經驗或是一些勞動衝突的記錄和報告，之後逐漸地擴大到詩歌、戲劇、小說。隨著工人文學作品數量的增加和成熟度的提高，工人階級作家能夠更加準確地表達他們的憤怒、渴望，甚至是提出未來社會的藍圖。

到80年代中期，幾乎每個工會都建立了農樂樂隊、農樂舞小組和麵具舞小組。農樂舞和麵具舞把被動消極的普通工人吸收進勞工運動，有針對性地增強工人的團結，激發他們鬥爭的勇氣。當時，很多韓國工人反映，他們開始時參與農樂舞和戲劇小組只是為了這種活動的趣味，但慢慢地開始對產業關係形成一種批判態度，並與工人同伴形成強烈的團結感情。一名工人說：“我表演農樂舞時，通常感覺是‘齊聚一堂’的情感”。農樂舞和麵具舞成了勞工運動中用於動員的手段，在80年代，沒有一次示威或罷工不伴有這種活動。

另外，這一時期湧現出很多報紙刊物，它們由全國性或地區性工會組織或面向工人的教會組織出版。這些報刊含有當前工人抗議的新聞，有關勞動法和工人權利、批判性分析政府經濟政策等方面的專欄。它們提供了有別於主流媒體的另一條資訊渠道，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工人階級文化的土壤。

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正逢新一輪資本擴張的浪潮。中國自身在人口、資源上的優厚條件以及中國zf打出的一系列對外資的優惠，讓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但經濟的發展烙印在底層工人身上的是灼熱的傷疤，繁榮的背後是整整一代新城務工人員的辛酸史。

伴隨著改革開放，“打工詩歌”這種底層文學形式出現了。與陽春白雪的詩歌不同，“打工詩歌”最初多以打油詩的形式呈現，到了2000年以後，鄭小瓊、謝湘南、許立志等打工詩人走入大眾的視線。打工詩歌主要保持了兩個基本的特徵，即創作主體是打工者，且內容主要反映的是打工的生活和遭遇。近年來，北京皮村文學小組也開始為工人的集體寫作提供培訓，一些自媒體也為工人寫作傳播支援。

薩特曾經說，“寫作是對生活的反抗”。多數打工詩歌的內容印證了這句話，這些詩歌為工人宣洩心中的苦悶、表達對生活的不滿提供了一個渠道。同時，打工詩歌也記錄了底層的苦難史，並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工人自我啟蒙的工具。這種文藝形式緊緊地與打工者的經歷和氣質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不可忽視的文藝現象。雖然現在很難說這種詩歌形式會對未來工人階級的發展演變產生什麼實質性的作用，但作為從工人階級內部孕生的文學形式，依然表現出藝術與人民大眾相結合所帶來的勃勃生機。

Pussy Riot與這些藝術與運動結合的例子看似不同，但不斷製造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壓迫的全球資本主義是他們共同抗擊的物件。在他們身上，藝術與運動被打通，從而迸發出創新與生機。在當下的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中，需要討論的除了形式創新，更重要的是如何借用反抗藝術與文化，來動員與聯結更多受壓迫的人，以共同實現理想社會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