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芙蓉
編輯 | 王一然
倒計時
回頭看，蘇巧一步步陷入深淵的起點，只是三萬塊。
那是去年11月29日，朋友來催債，這筆錢她為了週轉已經借了一段時間，如今到了約定的還款期，對方急需用錢，她一下子拿不出，也不好意思再推脫。
正發愁時，微信彈出一條好友申請：需要資金週轉嗎？陌生人透過手機號搜尋試圖加她好友。她以前向來直接忽略的資訊。但這次，她點了“透過”。
她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了。多年的負債已經掏空了積蓄，好強又愛面子的性格，也讓她一時張不開嘴找人借。況且這個陌生人開出的條件聽上去格外誘人：大額秒下，不上徵信，無需稽核，不用預繳費用。
後來她才知道，對方其實是個貸款中介。對方查看了她的徵信報告、工作證、公積金等資料，很快又介紹了一位“財務”給她，負責接下來的放款流程。
和從未謀面的陌生人談錢，蘇巧一開始也是半信半疑。但當第一筆資金很快到賬時，她的疑慮便打消了大半。
財務表示資金充足，貸款額度一萬元起步。因為是首次合作，所以先放款一萬，讓她“試試流程”。借條也是線上簽署的——對方透過“人人信”APP發來一份“電子籤”連結。這是一個主打線上借貸撮合的平臺，蘇巧第一次使用，雙方簽署完成後，他們之間就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電子借條，系統會自動生成合同文本。
那張借條上寫明：借款1萬元，期限7天，0利率。但資金並未透過平臺發放，而是對方私下透過微信轉賬給她，到賬金額只有七千元。財務解釋說：這是“首次合作”的利息預扣，比例為30%。她覺得利息太高，對方卻說：“長期合作之後，額度會逐漸提高，利息也會越來越低。”
蘇巧沒來得及細想，東拼西湊地還上了朋友的欠款。與此同時，7天的還款倒計時也開始了。
財務們要求她用“打卡”的方式還錢——自借款首日起，每天中午12點前還上借款金額的10%，即1000元，最後一天再補齊餘款。他們聲稱是防止她失聯，其實是一種變相的分期追債方式。
這個原本只是為解燃眉之急開的口子，很快演變成了一個無底洞。對當時的蘇巧來說，7天內還清1萬元並不現實。“打卡”第三天，財務便“好心”提醒她：如果還不上，他們可以繼續給她下款緩解壓力。
不過，這位財務並不親自操作，而是讓她新增另一個“財務”的微信。就這樣，第二筆貸款很快到賬——額度是兩萬元，對方如法炮製般預扣30%的“砍頭息”，她實際只收到一萬四。再“打卡”還2000元，蘇巧真正能動用的，也就一萬二。
她立刻用這筆錢去還清了第一筆貸款。可剛一結清，手上又空了。
那時蘇巧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一步步走進一個“黑色陷阱”。她後來才知道，法律明確禁止“砍頭息”，而她在這幾個月裡簽下的每一張借條，利率幾乎都遠遠超出了民間借貸司法保護的上限。（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2020年修正），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四倍。LPR由中國人民銀行每月公佈，例如2025年3月的一年期LPR為3.1%，則四倍為12.4%。）
她更不知道，當高利貸的發放規模和獲利數額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觸及刑事犯罪的紅線。或許因此這些“財務”們極其謹慎——每人最多給她放三四筆款，額度二十多萬後，便會推薦另一個“財務”接力幫她“緩解壓力”。他們每次介紹新人的說法幾乎一模一樣：這是我熟悉的朋友。
短短三個月，蘇巧已經跟近二十個“財務”打過交道。她的貸款額度也一路被“提額”，從最初的一、兩萬，很快變成三、五萬，甚至七萬、十萬。還有財務放話說：“你要一百萬都沒問題，就怕你還不起。”
而此前關於“降息”的承諾從未兌現。他們的說法變了：“你額度提了，利息當然也要相應上調。看在你一直合作的份上，才維持在30%。”
蘇巧都沒有細究。相比利息，更讓她焦慮的是如何完成“今天的打卡”。第一筆貸款到賬前，她的整個社交網路就已經被對方牢牢掌控。“財務”讓她提供了多個聯絡人資訊，包括家人的微信和手機號，還要求她截圖孩子學校的家長群、單位的工作群，連家族群也不放過。他們威脅她，如果不按時打卡，不僅利息和打卡金額會翻倍，他們還會聯絡她的家人。
正是因此，蘇巧不敢有絲毫懈怠。那三個月對她來說如同噩夢——每天睜眼就是賬單，早上八點多，微信那頭的幾個“財務”就準時來催她“打卡”。
借款越來越頻繁，高額的利息讓原本的缺口越補越大。她不停地用新債填舊債，每筆錢都只是為了延緩崩盤的倒計時。
一個月後，她不得已向丈夫求助，謊稱是朋友週轉困難，讓他幫忙借錢。丈夫沒有起疑——他們常年兩地分居，只有週末才見面。她也找了親戚借錢，把能想到的網貸平臺都試了一遍。錢一到賬，她便立刻轉給“財務”。
那段時間，她的精神狀態瀕臨崩潰，像被困在一場無休止的危機中，腦子裡裝不下任何別的事，“不知道今天該幹嘛，聽不進別人說話”。春節期間，儘管家人都在身邊，她卻比任何時候都要緊張。只要微信一響，她就飛快躲進廁所回訊息，生怕露出破綻。
到了2025年2月，蘇巧發現自己已經借無可借。親戚、朋友、網貸平臺，所有辦法她都試過了。以前，她從不敢算賬，也沒時間算。但這一次，她強迫自己做了一次估算：
她至少欠了七十萬元。
她嚇壞了。那是她無法償還的數字。可她依然不敢告訴家人。那時她已經連續幾個月沒睡過安穩覺，她開始思考最壞的打算：是不是隻要離婚，就不會牽連家人？她甚至在手機裡寫下了遺書，悄悄在網上買了一百片安眠藥。
慾望喂大的窟窿
每次回顧這段負債經歷，蘇巧都會覺得有些恍惚——生活，怎麼就走到了這一步？一筆筆債務攤在眼前，估算賬目的過程，也像一次被迫的回溯。
她原本應該有一份更安穩、體面的生活。她是四川一座縣級醫院的在編護士，丈夫也在體制內工作。十多年前，他們結婚、買房、組建這個小家時，幾乎沒有負債。夫妻倆月收入加起來一萬多，養育兩個孩子，日子談不上富裕，但也足以從容。
她很清楚，問題不是從那三萬元開始的。真正的危機，與其說是錢，不如說是那顆不斷膨脹、始終無法被滿足的心。
她年輕時常掛在嘴邊一句話：人生有限，活在當下，享受當下。那時她確實活得瀟灑。剛工作那幾年，月薪不過一兩千塊，一群朋友聚餐，她總是第一個搶著買單；朋友找她借錢，她即便手頭緊張，也願意從“借唄”套現幫一把。
這種隨性的消費習慣，什麼時候變成了某種“癮”，蘇巧自己也說不清。她尤其愛買衣服，“一天不買點就渾身難受”，“手指不聽使喚地點（手機）”，最誇張的時候，一天能買上萬塊。家裡為此特地定做了一整面牆的衣櫃，西裝、風衣、大衣，每個顏色都備著，衣服多到家裡塞不下，她只好搬一部分回孃家。丈夫經常打趣她，說這些衣服三年不重樣都穿不完。
等信用卡刷爆、工資都還不上了，她開始接觸網貸。她還記得十多年前自己第一張信用卡額度是1萬5，後來幾張卡加起來，額度漲到了十幾萬。“借唄”也一樣，額度越用越多，債務越滾越大。
生活第一次因為債務亮起紅燈時，她剛結婚沒多久，欠下了超過二十萬債務、實在還不上，她才含糊地向丈夫透露了一部分情況。她說，丈夫沒有責怪，還動用了自己的全部積蓄，幫她還了十幾萬。其實還有一部分尾款，加起來十多萬，她瞞了下來，想靠自己慢慢還清。
但網貸一旦上癮，就像隱形的枷鎖。他們有了孩子後，孩子上私立幼兒園，學各種興趣班，家庭開銷越來越大。自從丈夫得知她的網貸問題後，兩人就各自管理收入，蘇巧因為心裡有愧，這些開銷儘量都自己承擔。不過，手頭一緊，她還是會忍不住開啟那些熟悉的網貸平臺。
無論是債務壓力還是家庭開銷，她都急需一筆可觀的收入。2016年起，她兩次貸款創業——本想借此翻身，卻反而被推向更深的債務泥潭。
第一次是微商風口剛起的時候，她做服裝類代理，野心不小，試圖透過大批囤貨拿到更高的代理級別。囤貨沒能順利銷出去，虧了幾十萬。
到2020年前後，她又將希望寄託在餐飲行業，跟朋友合夥開了一家中餐館。開業頭幾個月生意火爆，每個月她都能拿到一萬多的分紅。
好勢頭才持續了半年，疫情來了，她被單位抽調支援核酸檢測，一年多沒法親自打理生意。封控反覆，客流驟減，餐廳的生意迅速下滑。合夥人退出了，她捨不得放手。那時店鋪已經入不敷出，連員工工資都快發不出了，蘇巧靠借錢和貸款硬是撐了一年半，還是倒閉了。
這兩次創業失敗的經歷讓她在銀行又背上近50萬元的商業貸款。
蘇巧說自己實在是“太背了”。除了無法遏制的消費慾，偶爾，她也會將這一切歸結為運氣。每當生活陷入困境，她就會去買佛牌“轉運”。這些佛牌少則幾千，多則上萬，她的債務裡，也包括了不少這類開支。
這十多年來，蘇巧幾乎從未真正擺脫過欠債狀態。那筆50萬的商業貸款繫結在她的工資卡上，每月工資一到賬，5000元就自動被划走。到現在，她已經陸續還了二十多萬。
除此之外，還有三十多萬的網貸在身。所幸這部分利息不算高，靠著“借新還舊”的方式，還能勉強維持著迴圈還款的節奏。
她總是相信自己能穩住局面。所以這些年日子雖緊，她並不覺得難熬，“我還有工資，還有公積金，慢慢還就行。”她習慣了這樣安慰自己。
如果不是去年遇到平臺“抽貸”，一下子打亂了她的節奏的話——很多借款人都遭遇過這種情況，一旦信用評分下滑，貸款平臺就可能在合同尚未到期前，突然要求提前還款。這意味著，蘇巧無法繼續用老辦法“拆東牆補西牆”了。過去那個以貸養貸的資金鍊，斷了。
她急忙去銀行諮詢，想找到其他出路，但被告知徵信評分過低，查詢記錄過多，短期內無法再申請貸款。無奈之下，她只好動用自己全部的住房公積金，一次性還了近20萬元網貸，仍有十幾萬的缺口沒填上。
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朋友來催賬了——僅僅3萬，就難倒了她。 走投無路之下，她最終伸手向高利貸。
蘇巧無數次感到後悔，她說，自己的人生“明明開局拿了一手好牌”，卻親手把它打得稀爛。
被高利貸一步步逼到絕境，她一度動過輕生的念頭，有天晚上，看到身邊熟睡的孩子，她動搖了。
這些年來，她幾乎從未向人袒露過自己的真實處境。今年2月底，壓力大到難以承受，她才在網上寫下自己的經歷，也第一次向一位“債友”傾訴了這些年的揹債過程。那位債友看到她簽下的高利貸借條後，提醒她立即報警。
逾期與失控
22張借條，20多個“財務”。今年2月底，在朋友的陪伴下，蘇巧花了好幾天時間，才梳理清楚自己在三個月內的每一筆高利貸轉賬記錄。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對賬。二十多筆高利貸都是在人人信簽下的借條，蘇巧計算發現，幾個月來，她實際到賬本金約60萬，卻已經陸陸續續還了90多萬。這些借條在平臺上顯示“0利率”，實際年化利率高達2234.69%。
平臺規定出借雙方都需實名認證，頗具黑色幽默的是，她的借條上竟先後出現了“洪金寶”“周星馳”“林俊傑”等名字。事實上，每次對方都會要求蘇巧繞過平臺轉賬，她發現下款收款的其實另有其人。
就在她察覺出異常不久，央視“3·15”晚會點名曝光了“借貸寶”、“人人信”等電子借條平臺的亂象，記者調查發現，這些平臺不僅為高利貸提供了通道，放貸人還可以透過“假賬號”規避監管，甚至用去世者的身份資訊完成註冊與放款。
2月開始，蘇巧先後在老家和人人信所在的城市報了警。廣強律師事務所的曾傑律師分析蘇巧的經歷後認為，她很可能陷入一起涉嫌“套路貸”的刑事詐騙案。曾律師指出，發放高利貸本身可能涉及非法經營罪、詐騙罪等多種違法行為，具體定罪需結合利率標準、放貸規模及非法獲利數額等情節綜合判斷。如果“人人信”等平臺明知或默許放貸人以虛假身份、異常手段操作，也有可能構成共犯。
在裁判文書網，涉“借貸寶”“人人信”等平臺的高利貸糾紛並不少見。去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審理了一起典型的“套路貸”詐騙案。一個犯罪團伙自2021年起，在一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內，透過借貸寶、人人信等平臺共計放款約1.46億元，涉及受害借款人多達5578人，僅收取的利息就超過3866萬元。
這些“套路貸”往往呈現出高度相似的運作模式。所謂“出借人”，實際上並不是單一的放款中介或財務人員，而是隱藏在一整條灰色產業鏈中的操盤者——前端有人專門物色借款人，中段有人負責籤合同、放款，後端還有人專職催收。
他們最常瞄準的，是那些已經被銀行或正規金融平臺拒之門外、資金鍊瀕臨斷裂的人。這些人的個人資訊可以輕易在網上購得。隨後，放貸人會以“民間借貸”的名義，用“低利率、秒放款、無抵押”等話術引誘借款人落入陷阱。在“借貸寶”“人人信”等App上籤署的借條看似合法合規，實則金額虛高，遠超實際到賬數額。
更隱蔽也更致命的是，當借款人已出現還款困難時，這些團伙並不會止步，反而會繼續“主動放款”——推薦新的貸款渠道、提供更多“資金支援”，一步步壘高債務，把人徹底套牢。
一旦借款人停止還款，暴力催收隨即而來。
警方調查還發現，這類團伙往往具備相當成熟的反偵查能力。為逃避打擊，他們頻繁更換公司電腦硬碟，同時以多個高管、員工的身份註冊銀行卡、電話卡，並批次開設微信、支付寶、借貸寶等賬號，透過交叉使用營造“多人出借”假象，以混淆法律追責。
蘇巧的經歷，與這些案件中的借款人幾乎如出一轍。但她的維權卻陷入了瓶頸。蘇巧說，報警後，警方認為目前證據不足，案件尚未立案。
她掌握的放貸人資訊極其有限，除了借款時留下的名字和銀行卡號，平時的語音裡，她只能聽出這些人多數操著南方口音。當她明確跟“財務”們表示將報警、不再繼續還款後，對方語氣強硬：報警沒用，欠錢必須還。
她最後一次借錢是在2月19日，在人人信打了一張7萬元的電子借條，這是她在平臺唯一一筆未還的借款。如今平臺顯示她的總欠款為7.4萬元，其中4000元是持續疊加的逾期費用。
曾經的那三個月，她為了填平高利貸的窟窿在多個網貸平臺上套出了近三十萬元。徹底斷掉高利貸渠道後，她在其他平臺的借款也全面逾期。
十多年來，蘇巧第一次真正陷入債務失控的狀態。第一次接到威脅電話的那天，她已經記不清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電話、簡訊幾乎沒有間斷，催收人員在電話裡威脅她，要去她家門口潑油漆，要去她孩子學校舉牌示眾。最多一天，她接到90多個催收電話。
更糟的是，連她的單位同事、親戚朋友也沒能倖免。她不得不硬著頭皮，一遍遍地解釋，說自己遭遇了詐騙。他們表面上都表示理解，沒有多問。但蘇巧心裡清楚，自己可能已經留下了糟糕的印象。
她也向家人徹底坦白了自己的借貸經歷和真實的負債情況。丈夫——那個朋友眼中踏實顧家的男人，依舊沒有一聲責怪，只是埋怨她沒有早點告訴自己，兩個人一起想辦法，或許就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父母得知後，也第一時間陪她去了公安局報案。
這是蘇巧在整個經歷中，唯一感到幸運的部分——她沒有被家人指責或拋下，反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理解與支援。
她原以為，坦白之後會像卸下重負。但事實恰恰相反，生活變得更壓抑了。前些天父親自責地跟她道歉，“你出了那麼大事，經濟上也幫不了你”。老人也為此背上了很重的心理負擔。
這段時間，蘇巧一邊忙著跑公安局、聯絡律師，一邊等待立案的訊息。這成了她眼下最在乎、也是最重要的事。她明白，立案的過程可能會很長，錢也很難追回來，她執著地奔走，只盼著那些人能被法律懲處，她才能稍微安心一點。
她開始記賬了。雖然身上常常一分錢沒有，但現在的每筆支出，不論金額多小，她都會仔細寫下來。那是她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方式。
她也習慣把手機調成靜音。每隔三四天，就給所有聯絡人群發一次簡訊，解釋自己的情況。有人勸她別光等著立案，趕緊想辦法賺錢。但她不再去想那些短期的補救措施，只希望立案之後，能向網貸平臺爭取一些喘息和協商的空間。
她現在只想慢慢地、安安靜靜地把錢還上——她期待的不過是一種平靜安穩的生活——而這些，曾經是她最不以為意的東西。
（文中蘇巧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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