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是陳拙。
今天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家裡有什麼古怪的禁忌?
我小學班裡有一個同學,不穿黑色衣服,因為爸媽覺得晦氣;還有一個同學,家裡殺雞了只能吃雞翅,因為其它部分被父親規劃好了分給每一個人。
最誇張的是一個隔壁班男生,家人禁止他進廚房,不許他做手工課織毛衣作業,“那都不是男人乾的事”。
我和周聽緒提起這些古怪禁忌,她告訴我,其實這些跟傳統無關,本質上是家庭權力的搶奪。
判斷家庭是否健康,最大區別就是每個家庭成員,是否能自由表達想法。
就在去年,在澳洲從事心理治療的周聽緒,也遇到一個奇怪的家庭——
媽媽命令女兒每天出門五小時,不許提前回家,而家裡的護工,不許當著她女兒的面提起男人。
周聽緒無法理解,這個媽媽建立古怪禁忌的背後,是因為什麼?

去年,我在工作中遇到一個女孩,她叫小秋,二十五歲,患有一種非常罕見的先天性疾病:結構性硬化症。
換句話說,她的內臟器官裡有很多小腫瘤,大腦也有,影響前額葉,這些瘤讓她的心智保持在十歲左右,曾經讓她患上被愛妄想症。
精神科醫生說:“她的戀愛幻想,像是個愛看迪士尼公主的小孩兒。”
病情嚴重的時候,她在網上尋找陌生人的電話,幻想自己是對方的未婚妻,發簡訊過去,問人傢什麼時候娶她。
或者虛構一個王子,連續發二三十條簡訊給對方,訴說浪漫情話,其實那些簡訊,都是發給她自己罷了。
最嚴重的一回,她揹著家人,打算和一個自閉症男孩結婚,甚至準備了酒宴、請柬。
我在澳洲的工作是一名行為分析師,和國內精神科醫生有點像的是,我面對的也多是精神病患。在澳洲,醫生負責開藥,而我得矯正病人的攻擊行為,比如打罵吼叫,病人平和下來了,他們和家人生活才會更好。
小秋這樣的情況,我還是頭一次遇到。上一位行為分析師留下的建議書只有區區五頁,寫著“尖叫”,“偶爾會打人”,“自主訂婚不告知家人的衝動行為。”
建議書過於簡略,我幾乎需要重新瞭解她,於是和她的家人預約家訪。
沒想到兩個月後,我開始幫小秋尋找她的“白馬王子”。

小秋的家是一個獨棟住宅,三間臥室,一間客廳,還有座小院子。屋裡看不見雜物,擺設都是應季的時髦貨。
復活節,家裡就擺兔子和彩蛋;萬聖節就扮上各種各樣的南瓜,聖誕節還有槲寄生和聖誕樹。
毫不誇張地說,屋裡的裝潢比得上任何一個家裝網紅。
擺弄這一切的,是小秋的媽媽麥太太。
她是單親媽媽,六十多歲,頭髮梳得一絲不苟,看上去非常體面。
除了小秋,她還要照顧一個自閉症的兒子。照顧兩個特殊孩子通常會搞得人筋疲力竭,麥太太還有心思做家裝擺設,讓我嘖嘖稱奇。
後來我才發現,小秋在麥太太眼裡,也像一件精緻的擺設。
第一次拜訪,我走進客廳,看到小秋乖乖地坐在桌前,穿著印有小雛菊的吊帶連衣裙。我誇裙子好看。小秋高興地像孩子得到表揚一樣。
麥太太說:“小秋,這是聽緒,你跟她聊一聊吧。”
小秋收斂笑容,表情僵硬地念叨起來,就像是在唸一份檢討書那樣——
“你好,我媽媽說我行為舉止有問題。因為我腦子裡有瘤,所以我會做錯事,還有幻覺,有時候看到和聽到的東西不一定是真的。我有時候尖叫,這樣很不好,但是我已經吃藥了……”
我打斷她的話:“小秋,謝謝你告訴我這些。能告訴我,你平時都喜歡做什麼嗎?”
初次見面,絕不能當面討論客戶的行為問題,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工作習慣。沒有人願意在陌生人面前自揭傷疤。
小秋背書一樣的表現,顯然不是自願,她聽到我的話,鬆了一口氣,扭臉看麥太太,似乎在觀察媽媽的臉色。
我對麥太太說:“每個人都是獨特完整的個體,疾病不過是患者的一面而已。第一次拜訪,我想聽小秋聊聊,她願意分享的那一面。”
麥太太好像沒聽懂我的話,自顧自地說:“她最近在吃藥,你看她說話的時候,眼珠總是往右翻,那不是翻白眼,而是藥物反應。她只能讀簡單的句子,也無法算數……”
小秋坐在一邊,臉色泛紅,肩膀僵硬,藥物引發的翻白眼更頻繁了。
她聽著媽媽衝陌生人一樣樣數落自己的毛病,此刻心情肯定糟透了。幸好沒過多久,護工就帶著她離開房間,出去玩了。
望著小秋離開的背影,我向麥太太諮詢病症,結果發現,干預書上寫的尖叫、偶爾打人,以及被愛妄想症的行為,都是多年前的事,在藥物控制下,這些行為幾乎完全消失了。
可是在麥太太眼裡,小秋的行為問題依然嚴重,包括不懂算數、不會化妝、情緒崩潰、房間亂糟糟、睡覺還要關門,不許媽媽進她的房間……
這些也算是毛病?我心裡吐槽,嘴上卻沒有反駁。
或許覺得我願意傾聽,麥太太嘮叨起照顧小秋不容易,最後竟然說:“醫生說得這種病的人壽命都比較短。你看能不能說服她,把遺囑寫了?”
我一愣,沒想到麥太太會提這種事。寫遺囑,意味著要面對失去孩子的事實,多數家屬都恨不得拖到最後才提“遺囑”兩個字,麥太太的未雨綢繆,顯得有點可怕。
她見我遲疑,以為我不知道怎麼做,於是開始教我:“小秋的心智,也就是十歲的小孩,你得用一種玩遊戲的方法教她,告訴她遺囑裡要寫什麼……”
我試探性地反問:“遺囑該寫什麼呢?”
“她一直領著社會福利金,這筆錢用得不多。她跟我住,又有你們和護工,這些年也存下一些。將來她不在,就留給她弟弟吧。我這個歲數,財產最後肯定也是留給她弟弟的。”
麥太太的話令我很不適,腦子裡嗡嗡響。我的工作是讓客戶過好往後餘生,而不是早早準備死亡。
離開前我跟她說:“這是件大事,就算讓她寫,也要一點點教。不妨作為一個長期的目標,怎麼樣?”
回想起小秋緊張而僵硬,木偶一般的樣子,我突然很同情她。材料裡說,她熱愛舞蹈,可惜這個家並不像能讓她起舞的地方。

為了解到小秋真正的問題,我單獨約見她和護工梅麗,想獲取一些麥太太沒說的資訊。
得知小秋喜歡海,我們約在海邊見面。小秋比在家裡活潑得多,散步一會兒,她說想練習跳舞,就在沙灘上跳起來。
她的動作略顯笨拙而幼稚,好像是對著電視,模仿芭蕾舞的孩子,但這不影響她跳得開心。
我和護工梅麗坐在沙灘上用力鼓掌,“跳得好小秋!”

梅麗說:“她是我帶過的最好照顧的客戶。不過,這份錢也不好掙,她媽太難搞了。”
小秋真正的問題,就出在麥太太身上。
像她這樣的殘疾人,有兩種社會福利,一個是專款賬戶,裡面的錢用來支付各種治療費用,包括護工和我的薪酬,但是不能取現,像國內的醫保;另一個是社會福利金,每月1500塊錢,政府直接撥款,隨便花。
這兩筆款項,都被麥太太牢牢把控。
她用專款賬戶僱傭護工,接著取出小秋的社會福利金,每天給她20塊錢,每週五天,每天五小時,讓護工帶著小秋出門。
如果經費充足,護工可以帶小秋參加殘疾人團體的活動,但是每天20塊錢,只夠小秋在廉價超市買最便宜的盒飯,加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然後去免費的公共場所遊玩。
想要更多花銷,哪怕只是1塊錢,也必須向麥太太提申請。比如小秋看見賣冰激凌的,想吃,就得打麥太太的電話。她心情好,立刻同意,心情不好就告訴護工,“去商場吹空調也能涼快。”
時候久了,梅麗也不願找麻煩,小秋想吃冰激凌,乾脆自己買給她。
經濟管控還不是唯一的問題,梅麗有時候感覺,在麥太太眼裡,小秋就是個麻煩精。
她從來不許梅麗提早帶小秋回家。有一次天氣太熱,超過40度,小秋眼看要中暑,梅麗提前半小時帶她回家,麥太太破口大罵:“這是我休息的時間,我付錢給你們,就是讓你們把我女兒帶走的!”
梅麗說:“我能理解當媽的很累,想清靜清靜。可是她真為小秋考慮過嗎?自閉症兒子還在家呢!”
最讓梅麗心疼的,是她和小秋拿優惠券看電影那回。兩人到影院,發現優惠劵不能用,要麼多花幾塊錢,要麼取消計劃回家。
小秋小心翼翼打電話,結果惹得麥太太暴怒,在電話裡吼道:“就這麼點事情哭什麼哭!我每天就只有這幾小時不用看見你,你還在這裡給我搞事情,不許回家,你們就在外頭給我待著。”
但梅麗告訴我,麥太太並非一直吝嗇。
這個媽媽會給小秋買化妝品和漂亮衣服,還會和小秋牽著手一起做美甲,但是買什麼化妝品和衣服,美甲塗什麼顏色,都必須由她說得算。
小秋十八歲那年,私自與一個自閉症男孩訂婚,在男方父母的幫助下,訂了婚宴,還給所有認識的人發出請柬,唯獨瞞著麥太太。
麥太太發現後,闖進男方家,怒罵他們良心歹毒,欺負女兒智商低下。
婚事取消了,可是梅麗和我都感覺,真正讓她暴怒的不是男方父母,而是小秋自作主張。
因為自那以後,小秋的手機被沒收掉,換成兒童手機,去哪了麥太太都能監控到。小秋被禁止參加多數殘疾人活動,僅保留她最喜歡的跳舞專案。
梅麗說現在的小秋,幾乎沒有任何社交,唯一的朋友就是她。這個女孩的生活被自己媽媽緊緊扼住喉嚨,做什麼事情都沒有自信。
我突然想起之前看過她的一份醫療報告,小秋的身體裡有很多小腫瘤,肺部有三顆,腎臟有四顆,大腦裡有三顆。
這樣的病人,通常只能活到四十多歲,小秋卻過著這樣虐心的生活。
情況真的那麼嚴重嗎?我有點懷疑。
此刻,小秋還在海邊跳著舞,浪花拍在腳上,露出笑容,眉目間看不出一絲煩惱。

事實真相,是我自己慢慢發現的。
有一回我上門工作,正跟麥太太聊著,這時梅麗也來了,要接小秋出去。
麥太太慌忙準備,衝小秋說:“去拿你的包,然後出來吃維生素,你記得戴個帽子,防曬霜也不要忘記擦……”
小秋起身回臥室,出來的時候戴著一頂紅色貝雷帽,梅麗見了笑著說:“你戴這個帽子真好看,像個歐洲的藝術家。”
麥太太正在拿維生素片,聽到這話抬起頭看了一眼,皺起眉頭說:“今天熱,你不要戴皮帽子,去換個草帽。再說,紅色跟你的衣服不搭,我說過多少次,身上不要超過三種顏色,否則顯得很亂。”
小秋神色慌亂,“我…我想戴這個帽子。”
“你這個孩子怎麼不聽話,我是你媽媽難道還會騙你?”麥太太拿著水杯和維生素走到臥室門口,“你先把藥吃了。”
小秋臉漲得通紅,接過藥片就著水吞下,把杯子遞給媽媽轉身想走,卻被攔下,“你把帽子換一下,你不要戴這個帽子。”
小秋不說話,但是也不肯動。
梅麗說:“我們一會兒去海邊走走,今天風有點大,海邊不會熱。你放心,我會照看好她的。”
麥太太還要堅持,梅麗看見我坐在客廳裡,忙說:“麥太太你不是還有客人?先忙吧,小秋交給我,沒問題。”
我趁機幫腔:“外面有點兒風,小秋戴這個帽子很好看,顯得氣色好。”
被外人插嘴,麥太太一時不知所措,梅麗趁機拉著小秋出了門。
我坐在客廳裡,有一種說不出的不適感,瞬間像是回到糟糕的童年時期。
讀小學的時候,父母在外地工作,我寄宿在一個姨媽家裡。姨媽管我很嚴,衣食住行都有既定安排。
一個冬天的早晨,我遵照安排穿了一件紅棉襖。家裡有兩件不同款的紅棉襖,我穿了款式新的那件,結果當晚回家,被劈頭蓋臉罵了一頓。
姨媽說我貪漂亮,腦子都放在時髦衣服上,不知道好好學習,對不起他們含辛茹苦地養我。我不知道怎麼反駁,只會乖乖低頭捱罵。
明明是大人沒有說清楚,我就成了道德品質敗壞的小孩。
人類對事情的具體記憶一般都有偏差,但對感覺的記憶卻始終都是準的。
三十年前的事情,我也只記得幾句 “不知好歹”,“大人都是為了你好“,”你一個小孩子不懂”,但是我依舊記得那時候的感覺——
被拋棄的恐懼;因為“愛美”產生的羞恥感;還有強烈想要回到過去,絕對不再穿這件棉襖的悔恨。
就像這一天,小秋為了一頂帽子被媽媽在所有人面前喋喋不休一樣。
那個時候我覺得自己總是錯,從頭到腳都不對。只能閉上嘴,躲在自己的世界裡。於是我很少出門,很少講話,課餘時間都用來讀小說。
讀初中以後,我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常常約我一起玩。我去得很少,因為害怕,不知道怕什麼,可能只是習慣躲在自己的小世界裡罷了。
或許正是因為那段經歷,我有極強的共情、察言觀色的能力。這種能力讓我活得很累,但是如今看來,或許是導致我走上心理治療工作的必然。

對大多數人來說,糟糕的童年永遠不可能挽回。但是小秋不同,她雖然身患疾病,遭遇不幸,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她的心智凍結在童年時期。
我想幫助這個特別的女孩,哪怕她生存時間有限,也要在一個理想童年中度過餘生。

小秋到底想要過怎樣的生活呢?
我不能確定,因為麥太太的管控,小秋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少得可憐,根本不可能描繪出一幅生活的理想藍圖。
隨著見面次數多了,小秋對我敞開心扉,還給我看她自己做的剪貼本,裡面都是新娘的婚紗和頭紗。剪貼本粗糙雜亂,我看不明白就問,於是小秋開始描述對自己婚禮的幻想:
漂亮的大裙子婚紗,裝飾著花朵和絲綢的結婚典禮,教堂外放飛的白鴿……男方,則是個面目模糊的白馬王子,沒什麼特別的。
至於自己和新郎的浪漫關係,不過是一起看電影,一起散步,以及“我想要做什麼,他會支援我。”
我突然明白了。她的理想生活,只能藏在那些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中。
而她的白馬王子,根本不是什麼樣的男人,而是她內心真正想要的——自由生活。
想要讓小秋找到這位“白馬王子”,就必須讓她脫離麥太太的牢籠,於是再見到麥太太的時候,我委婉表達出想讓小秋搬出去住的想法。
我問麥太太:“聽款項管理員說,前年她的生活能力評估下來後,得到殘疾人住宅的撥款。為什麼不讓小秋搬出去呢?”
“不行,我看了好幾個住宅,房子都太差了。她的撥款也不夠,她只能住那種一對三的住宅,一個護工管三個人,根本不安全!
“她什麼都不會,她上次自己想做杯咖啡,把我的膠囊咖啡機都弄壞了,我教她做飯,她往鍋裡倒油都沒個數,差點兒把房子燒了…”
麥太太滔滔不絕地講了很久,說的都是小秋如何不行,我聽得頭昏腦脹,打斷麥太太,“那麼安排護工上門陪她做些小事如何?”
“不行。”麥太太斬釘截鐵拒絕,“她只會弄得一團糟,這是我的家!”
我好像明白,為什麼上一任行為分析師的報告只有短短五頁了。
麥太太禁止小秋參與社交活動,禁止小秋學著怎樣照顧自己,禁止她搬出去住,這樣一來我們什麼都做不了。
麥太太有各種理由,拒絕我們對她女兒的培訓,一點也不行。
後來我才從梅麗那裡得知,麥太太辭掉所有和她產生分歧的人,包括護工、分析師,和款項管理員,只留下那些脾氣軟好拿捏的。
為保住生計,這些人不得不聽從麥太太的安排,和她說話小心翼翼,卻對小秋的真正需求置若罔聞。
梅麗告訴我,這些年麥太太的脾氣越來越糟,因為一點小事,就半夜給梅麗打電話投訴,對著電話嚷嚷兩個小時。為保住工作,梅麗也只能聽著。
到後來,每一個護工都要經過她的嚴苛面試,要求格外離譜:男的,不要;年輕有活力的,不要;有主張的,不要;身高不夠,不能震懾小秋的,不要。
梅麗身高1.8米,脾氣夠軟,所以能夠一直在小秋身邊。她特別提醒我,跟麥太太說話一定要小心,別被辭掉。
於是我嘗試著換一種方式,捧著麥太太。
那時恰逢她犯了心臟病,剛從醫院出來,我說:“你在小秋的生活中是決定性的存在,一定要健健康康才行。我看你今天氣色不是很好,是不是讓小秋先出去住一兩個晚上?“
麥太太沒說話,像是心動了。
我連忙加了一把火,“這幾天是你康復的關鍵時期,不要再損耗身體。不如我給梅里打電話,讓她安排一下?她很瞭解小秋,陪她出去住幾天應該沒問題。”
或許是真的累了,麥太太鬆口,答應了。
三天以後,我給梅里打了個電話,問她小秋的表現如何。
梅里說她先接上小秋去她家裡,兩個人在電腦上選了個愛彼迎,在她喜歡的海邊,住了兩個晚上。
其實這兩天沒有什麼特別的活動,就是到海邊走走,或是在屋裡看看電影,聽聽歌,玩玩遊戲,一起做些簡單的白人飯。
起初,小秋有些不適應,顯得很焦慮,晚上會因為想家哭一小會兒,但是很快就開心起來。晚上也乖乖按時吃藥,偶爾會因為產生幻覺,罵幾句腦子裡跟她說話的人,除此之外沒有問題。
我問梅麗,她做飯成功嗎?麥太太說她會把爐子燒了。
梅里說很成功,她們還一起烤了藍莓麥芬。雖然小秋精細運動能力確實不好,很多事情需要幫忙,但也不是一點兒都不行。
經此一役,我開始確定了行動方向:我要把掐在小秋脖子上的手弄得松一點,讓她呼吸到自由空氣,也要讓她嘗試到微小成功的滋味。
她不是廢物,她可以過上自己的生活。

出去住幾天這個策略,麥太太好像也很喜歡,居然同意讓小秋每個月出去住一個週末。
我抓住這個機會,讓梅里把小秋的微小成就拍照,打印出來做成相簿,就叫小秋的週末記錄。
梅里很會安排,她把小秋往三明治上塗黃油的樣子、往麥芬裡放藍莓的樣子、收拾洗漱用品的樣子,甚至在二手舊貨店選CD的樣子都拍了下來。
過了幾個月,恰逢小秋參加的殘疾人舞蹈班年中頒獎,梅里和我,撥款管理員,還有麥太太都去了,我們叫自己小秋隊。
這場典禮,其實人人都有獎,但小秋不知道,她還很高興自己拿了獎。
典禮結束後,我們幾個人哄著麥太太跟小秋在舞臺上合影,特地讓小秋把獎狀舉在胸前。麥太太為維護“偉大母親”的形象,很配合。
我們把照片打印出來,給獎狀也買了相框,遞給麥太太,請她一定要掛進小秋的房間。
麥太太起初不願意,說小秋房間太亂了,掛了也會被女兒扔掉。我們當著她的面,對小秋說,你可別扔,這是很重要的東西,小秋高興得直點頭。
我深知麥太太愛面子,連忙當著梅里和款項管理人的面,誇麥太太如何聰明能幹,還配合我的工作,小秋有進步,她功不可沒。
麥太太被高高架了上去,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只得答應了下來。
此外,我經常見縫插針提一些特別微不足道的建議,比如讓小秋自己選指甲油的顏色,或者讓她偶爾自己選衣服和包包。
針對麥太太每天20塊錢的嚴格管控,我給小秋做了一張空白表格,拿膠貼在牆上,又和小秋一起在網上找到她愛吃的食物圖片,列印下來。
每天早上出門前,梅麗和小秋一起計劃這20塊錢怎麼花,決定好以後把食物圖片貼在表格上,這樣她獲得了一定的決定權,每天的花銷也有計劃可循,不必再情緒崩潰著向麥太太提申請了。
小秋就像是囚禁在高塔裡的公主,時間太久,早已經失去走出高塔的勇氣和自信,而我每個行動的第一宗旨,就是要幫她重鑄勇氣與自信。
等到她足夠有勇氣走出高塔,也就能自己去尋找那位“白馬王子”。
到後來,款項管理員也加入拯救公主的團隊裡,她的目標是讓小秋參加更多活動,獲得更多社交渠道。
有一回,她跟我一起來到麥太太家,開啟電腦,給麥太太看她的資料庫裡條件符合的活動,甚至列印一份彩色文件出來,讓麥太太翻著看。
麥太太依舊很客氣,微笑著點頭感謝我們工作用心,接著藉口頭痛,說你放在這裡吧,我慢慢看,照顧孩子太辛苦,我最近都沒有睡好,今天真的精神很不好。
我倆都知道,她是不會看的,正想怎麼說,小秋突然走出臥室,問我們:“我想看一看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款項管理員很高興,拉開身邊的椅子讓小秋坐下,拿起文件翻給她看。
小秋表現得有點拘謹,時不時抬頭看她媽的表情,又不太敢講自己想要幹什麼。
我偷偷觀察小秋的神色,她要是顯得感興趣,我倆就替她跟麥太太講,這個活動怎麼好。我從專業的角度提建議,款項管理員的角度就是這個方便,離家近,又划算之類的。
討論大概一個多小時,最終敲定讓小秋去參加一個專門為殘障人士服務的戲劇社,小秋笑得嘴巴咧到耳後根。
結果證明,這個在海邊跳舞的女孩子,在舞臺上也一樣做得很好。
幾個月之後,小秋被戲劇社邀請參加一則影片廣告的拍攝。更重要的是,戲劇社按照正規的市面價格付給她薪水。
錢不算很多,但這是對她能力最好的肯定。
剛見到小秋的時候,她雖然在外面表現得活潑,但是與我這個陌生人一說話就低著頭,自從加入戲劇社,我發現她說話神態愈發自信,眼神不躲閃,後背挺直了。
就在拯救計劃漸入佳境,整個團隊欣喜萬分時,我們收到一個可怕的訊息。
小秋又做了一次例行的MRI檢測,這一回醫生說,她的壽命可能只有十年了。

其實我早就知道,多數像小秋這樣的病人,也就是活到四十多歲。但是我只能一步步循序漸進,在這個緩慢的過程中,我們所有人幾乎都遺忘了這個可怖的現實。
這次檢測提醒著我們,必須要加快進度,現在跟我們搶奪這位公主的,不止是麥太太,還有死神。
款項管理員每隔一段時間就給麥太太打電話,說找到不錯的殘疾人住宅,讓麥太太去看。可是麥太太依然百般藉口,不是房子戶型不好,就是不乾淨,不管我們提出什麼解決方法,她都只是敷衍,不肯有任何行動。
眼看陷入僵局,我也急躁起來,有一回直接問她:“小秋已經是成年人,你的法律手續有沒有辦?”
麥太太的臉色立刻變了,她心裡清楚得很。
小秋作為殘疾人,必須有一個監護人。自打小秋滿十八歲,麥太太的監護權就失效了。想要重新獲得監護權,她必須向相關部門提申請。
另外小秋有兩個賬戶,一個是像醫保那樣的專款賬戶,一個是直接給錢的社會福利金。麥太太只有專款賬戶的管理權,但是小秋的社會福利金,她一併把持著。
按理說,小秋十八歲時,麥太太應該主動申請監護權和福利金管理權。但她沒去,這一步就已經涉嫌違法了。只不過民不舉官不究,這些年含混過來了。
以她現在的身體狀況,和對小秋各種事的處理方式,只要站在聽證會上說話,結果肯定是失敗。政府會給小秋安排一位公共監護人和財產管理人。而麥太太作為生母,只能獲得協同監護權。
也就是說,大事由政府說了算,小事她說了算。
沒想到麥太太思考了一會兒,問我,能否讓小秋的弟弟做她的監護人和福利金管理人。
我盯著麥太太的臉,不知該說什麼。讓一個自閉症來當小秋的監護人?老糊塗了嗎?
那天離開麥太太家,我突然有點唏噓。
曾經的麥太太是一個女強人,年輕時是本地最大購物中心的市場部經理。
凡是本地有點兒名氣的品牌,都在那個商場裡,而那些品牌,都是她一手引進的。麥太太曾經跟我吹噓過,她是如何親手選團隊,怎樣火眼金睛地挑人,又是怎樣在談判桌上說一不二的。
九十年代,麥太太還操辦過一場國際體育明星的見面會,前後統籌規劃幾個月,見面會結束後,她成為本地商界最大的紅人。
每天的安排滿滿當當,品牌經理想約見她,只能拼命拍她秘書的馬屁,才有機會能和她喝一杯咖啡。
直到辭職前,她還是市場部總監,統管一切品牌進場。

麥太太的商業眼光很準,選男人的眼光可不怎麼準。結婚後丈夫出軌,她與丈夫對峙卻遭到家暴。丈夫當著還年幼的小秋的面,往死裡打麥太太。
她尖叫著讓小秋報警,最後警察在電話那頭聽到麥太太喊救命,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家暴離婚,法官禁止丈夫靠近麥太太和孩子周圍,可是這時候,丈夫早已經轉移走了財產。
麥太太只能忍著傷痛,邊拼命工作,邊看心理醫生,直到發現兩個孩子相繼出現問題,必須全職照顧,她不得不終止事業。
麥太太時常抱怨:“為了小秋,我這一輩子算是廢了。”
嘴上這樣說,她卻一直牢牢控制著小秋。多年過去,孩子是她唯一剩下的權力來源。與其說小秋是她的女兒,不如說是她塑造自己形象的專案。
這形象就是:風光無限的女強人,卻遭到背叛,帶著小秋這個累贅負重前行。其實麥太太自己也是被控制的,她被自己的過去所控制。
她活在曾經的輝煌歲月,把自己錯過理想生活的原因,歸咎於女兒。
遭到別人控制,還有人能幫忙拯救,比如小秋遇到了我們。
遭到自己控制的麥太太,又有誰能夠救她呢?這個問題過去了很久,我也沒有找到答案。

小秋身上的改變,與我們的急躁行動讓麥太太產生防備心理。
從那以後,每次我約家訪,或者想要在外面與小秋見面,麥太太都會找理由推脫,再也不和我講述小秋的情況。
款項管理員給我們的團隊發了封郵件,說麥太太不再用她的服務,說白了,就是給她炒了。
公主拯救行動,就此陷入擱置。
兩個月後,我等來通知,一個只有三四位員工的機構,向麥太太派遣了新的款項管理員。
這位新的管理員似乎完全站在麥太太這邊,幾乎和我沒有交流。我向她要檔案,她也不給,只是讓我聯絡麥太太。
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總覺得自己也會被換掉,但是現在的我,已經被驅離賽場,想戰鬥也沒辦法。
直到前一陣子,我接到一通電話,是反虐待委員會打來的。
他們收到一通投訴,說麥太太作為一個沒有法律監護權和財產權的家庭成員,管理著小秋的一切生活和法律事務。給我打電話的目的,就是要我這個行為分析師,準備一份書面說明,提交給委員會。
我左思右想,又給之前的款項管理員打電話,終於搞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有一回我和款項管理員,一起外出去看小秋。當時約在圖書館裡,小秋戴著耳機,拿圖書館電腦看《愛樂之城》的幕後花絮,我和款項管理員聊起麥太太沒有監護權的事情。
當時在我們身邊的,還有第四個人,那是一個臨時護工,一位學社會學的女大學生。我當時感覺她對我們說的內容挺感興趣,還問她將來是否打算從事義工這事。
就是她舉報了麥太太。因為麥太太接連投訴她,讓她丟掉工作。投訴理由是她有一回工作時接了男友的電話、她的車裡有餅乾屑,沒有放香薰片。
其實這些年,麥太太炒過很多護工,但不是所有護工都知道成年人虐待的投訴渠道,也不是所有護工都聽得懂監護權和財產權這些事。可是這些對一個社會學專業的大學生來說,是基礎課。
我和款項管理員,也不是沒想過投訴,但是我們需要考慮得更多。麥太太失去監護權後,會不會作出過激行為傷害小秋?一下子換到陌生環境,小秋能完全接受嗎?
說到底,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讓小秋過上理想的生活,而不是搞垮麥太太。
沒想到,拯救公主計劃的結局,是殺出一個路人甲,直接一炮轟碎高塔。
接到反虐待委員會電話那天,也是我最近一次跟小秋見面。我們玩了一會兒簡單的遊戲,聊了一會兒她近來最擔心的事情,是要去一個新醫院做專項體檢。
我陪她搜尋新醫院的資訊和圖片,又看了醫院官網上關於專項體檢病區的介紹。小秋說看完這個感覺好多了,讓我下一次再來的時候,列印些圖片給她看看。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臨出門的時候剛放晴。我坐在車裡,正要發動,工作手機響了,對方自我介紹是反虐待委員會,說接到一份針對麥太太的投訴,向我諮詢具體情況。
我說以小秋的認知能力,她的確需要人管理生活中的大事,比如醫療,財務,居住地和生活安排,但是我也知道,麥太太在她年滿18歲之後沒有走過法律流程。
對方問我,有沒有建議麥太太申請。我說有,但是她一直拖到今天。
接著,對方問出最關鍵的問題:
這麼久以來,麥太太為小秋做出的一切決定,是不是以小秋的利益出發和考量的?
我告訴她,從我的角度來說,小秋應該搬出去住,但是麥太太一直不讓;小秋應該學習怎樣簡單照顧自己,比如做三明治,或是疊衣服,麥太太也不讓;最重要的是,小秋想回家的時候,麥太太還是不讓。
我聽見電話對面,鍵盤噼裡啪啦地響著,總覺得那像是小秋的自由鼓點。
最後,對方問我能不能出具一份書面說明,我同意了。
當這份書面說明發送給反虐待委員會時,麥太太的監護權,恐怕是保不住了。
我有一個工作理論:內心的安穩源於知道自己是誰,適合什麼,不適合什麼,什麼讓自己平靜快樂,什麼事情會打亂心境。但是,想要知道自己是誰的第一步,其實要經過迷茫,隨大流,犯錯和碰壁。
麥太太最大的錯誤,就是她拿自己的經驗決定孩子是誰,而不是讓孩子嘗試人生的可能性,一切都得按照她說的辦。
但是孩子終歸有自己的生活,始終活在別人的嚴密安排裡,是沒有辦法呼吸的。而她的發瘋,她的哭泣,其實都是一種自救行為,是透過高塔向外吶喊,掙扎求生。
掛了電話,我靠在車座上寫了一會兒,下意識地轉頭去看小秋的家。
烏雲漸漸散去,一輪彩虹橫掛在空中,像是一個童話。

周聽緒給我的印象是熱情、自信,時常讓人感到溫暖。
這與故事裡她的形象完全不一樣,於是我問她:
當年,你經歷了家裡的事兒,後來怎麼走出來的?
周聽緒告訴我,她的一個大學室友,是個“很有能量”的人,口頭禪是“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位室友只要對什麼感興趣,就去嘗試,從來不懼怕失敗。
她喜歡跳舞,就參加舞蹈隊。其實她的身材並不好,有時候舞衣穿不上,還得宿舍裡兩個姑娘一起扯著衣服,替她拉上後背拉鍊。
這一點也不妨礙她在舞臺上光芒四射。
受到室友的影響,周聽緒鼓起勇氣報名校電視臺主持。第一次嘗試漏洞百出,但是同學們看了,都挺寬容,出錯了也沒怎樣。
藉助小秋的故事,周聽緒想告訴所有被長期否定、打壓的孩子——
傷痕並不會因為傷害你的人離開而消失。很多時候,那個人走了,但你內心隱秘的地方,可能還藏著小小疙瘩,它阻礙著你做自己。
每當這個時候,就試試小聲說出這一句吧:“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1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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