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芙蓉 李曉芳
編輯 | 王珊瑚
獵人與獵物
唐寧被抓走了。8月7日，鄭州的一家快捷酒店，三個陌生男人敲開了他的房門。他們自稱街道辦事處人員，問了唐寧的名字、身份證號，接著掐著他的脖子拖入車內，像“提貨”一樣帶走了他。
車輛駛向幾十公里外的“青少年智慧成長中心”，三個男人都是那裡的員工。這是一所全封閉的特訓管教學校，19歲的唐寧就是一個待“管教”的孩子，父母的描述裡，他“在火車站偷過東西”，“剛從派出所出來”。前不久正是他們向這家機構發出委託，並提供了唐寧的身份和位置資訊。
剛上車，幾個男人就搜遍並掏空了唐寧的口袋，後來四十分鐘的車程裡，唐寧一直被男人環手勾脖、牢牢壓制在座椅上，他動彈不得，連呼吸也變得艱難。
男人們大概怎麼也想不到，這結果正是唐寧所期待的。與其說他們抓走了唐寧，不如說他們才是唐寧的獵物——唐寧報出的名字和身份證號是假的，叛逆的過往經歷是假的，微信上的父母是假的，就連那兩條大“花臂”也是用文身貼打造的。在男人上門前，酒店裡已經提前佈置好三個攝像頭。他們的車剛駛離酒店就有另一輛車跟了上來。
●攝像頭拍攝到的特訓學校員工敲開唐寧的房門。講述者供圖
尾隨的車裡坐著唐寧的夥伴，23歲的虎子，16歲的小龍以及24歲的秦麥。秦麥是團隊裡唯一的女孩，短髮齊肩，模樣文靜，還在讀大三，是這場行動的總策劃。一年半前，秦麥也被父母送進這家機構，度過了一段備受煎熬的日子。其他三位少年雖和這家機構沒有直接干係，但痛恨特訓學校。他們從不同城市聚集在這裡，目標只有一個：取得對青少年進行嚴重體罰、人格侮辱的證據，曝光他們的所作所為。
少年們把這次合作命名為“暑期行動”。秦麥領隊；虎子和小龍戶外經驗豐富，組成行動小隊，包攬了大部分翻牆入校任務；相對瘦小的唐寧則負責洗衣服、訂外賣等內務。他們卯足了勁，尤其行動組倆男孩，“幹他X特訓學校”，每天掛在嘴上十幾遍，巴不得能幹票大的。
事實上這場行動比想象中艱難，他們晝伏夜出、在學校周邊潛伏三週多，派出唐寧作為臥底前，已經和敵人進行了兩輪對抗。
他們最初的行動計劃，是希望在學校找到內應。雖然行動組已經在院落的房簷上架設三個攝像頭，但根據秦麥的經驗，暴力和傷害總是發生在外人無法抵達的隱秘角落。為了招募內應，行動組翻牆潛入學校，把兩張寫有邀約的紙條隨機藏進學生的鞋子裡。他們在監控前守了三天，期待看到有人接受邀請併發出約定訊號，但三天後，監控畫面顯示教官領著所有學生在寢室門口磕鞋子。他們被告發了。首戰失敗。
幾天後，一個更大膽的主意萌生。當時他們在監控裡注意到一個受罰的女孩，頂著日頭站在庭院的凳子上曝曬長達數小時。“這樣下去出問題怎麼辦？”虎子急了，提出直接衝進學校搶人，這不是最有力的人證嗎？秦麥同意了這次行動。
“你願不願意跟我們我走？來救你的！”那個晚上，虎子和小龍穿上迷彩服、臉上塗滿油彩，交叉掩護來到女孩身邊——事後覆盤倆人懊悔不及，覺得這事壞就壞在這裡，光顧著救人，忘了自我介紹——女孩一臉懵，不但沒跟著走，還嚇得直往裡屋跑。十幾個教官衝出來。又一次行動失敗。靠著隨身攜帶的彈弓和棍棒，兩個男孩勉強脫身。
●特訓學校內，被長時間罰站的女孩。講述者供圖
連續兩次失敗讓形勢變得嚴峻起來。學校外牆一下子多出六個會發出警報的監控，翻牆入校不再容易。只能派出臥底了。
微信小號偽裝家長，交2000塊定金，瞎編一段經歷，用不著露面，他們毫不費力就把唐寧送進了特訓學校。
理想情況下，唐寧將會用藏在鞋內的錄音筆儘可能多地收集取證。但他進去的當晚，隊友們突然發現情況不妙，學校給“家長”發來的影片裡，唐寧眼角和嘴角都耷拉著，蔫兒了似的。
第二天，臥底行動進行到第20個小時，秦麥決定提前收網。她隻身入校打算接唐寧出來，結果和守在校外的行動小隊全部被教官圍困。雙方都報了警。
這時的唐寧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衝突發生時，學校把包括唐寧在內100 多個學生關進了一幢閣樓，他們被要求蹲在地上，不許交流。正如夥伴們所預料的，此時的唐寧幾乎要被恐懼吞噬了，從被暴力推進車裡的那一刻，他就有些控制不住地發抖。
●唐寧被卡著脖子帶入特訓學校。講述者供圖。
閣樓幽閉又悶熱，唐寧再也受不了了，他從學生堆裡衝出來，“我攤牌！我這有錄音筆，聯網直播的！”後半句其實是嚇唬他們。他花了很大努力不讓自己露怯：“監控是我們拆的，鐵絲網是我們剪的，我們就是來搞你們的！”唐寧後來承認自己當時是真慌了神了，他怕教官把自己“弄死”，有的沒的都招了。結果他們只是把他帶到了一間空房間繼續待著。
最終找到他的是警察。8月8日，這場鬧劇在警方的介入下收尾。他們乘車從學校離開的一刻，唐寧如釋重負，身邊的秦麥卻一言不發，一隻手死死地握緊夥伴的胳膊。
被遺棄的人
敲開那扇大門前，秦麥和門內的人都沒想到有一天會以這樣的方式面對面。那天她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她作為曾經的受害者來了結對峙局面，會更直截了當吧。
六個老師包圍著她，“有什麼事不能跟我們（直）說呢”，“我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即使他們什麼都沒做，她還是感受到強烈的壓迫感。她不斷暗示自己，她是自由的，她不會被再次被困在這裡。
一年多了，她仍然沒有辦法擺脫那段記憶。她說，造成那一切的導火索，僅僅是跟父母提出想退學復讀。那是2023年，秦麥在北方一所大學讀大二，這是她就讀過的第二所大學。2018年她透過第一次高考進入南開大學，因為不喜歡當時的醫學專業，提出復讀，父母同意了，但後來他們強制干預了她第二次高考後的志願填報，導致她又來到一所自己不想去的學校。當她再次提出復讀，父母反對。
被控制和支配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秦麥覺得受夠了。她沒有理會父母的反對意見，從家裡搬了出來，打算自行準備第三次高考。這個舉動在父母看來不可理喻。雙方爆發了劇烈的衝突，情緒失控的秦麥對爸爸進行了激烈的言語攻擊，就是那時爸爸說帶她去玩玩散心。她不知道等著她的其實是個圈套。
就像唐寧所遭遇的那樣，幾個陌生男人闖入了她當時的住所，她竭盡全力反抗，終於在被抬上車前撥通了媽媽的電話，媽媽給了她更致命的一擊，“你跟他們走吧”。
七小時的車程後，她被丟到了這個“成長中心”。她在這裡生活了兩個月，所謂的“成長”教育實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服從性訓練。
每天，數十小時的跑步、“鴨子拐”和匍匐前進讓人精疲力竭。思想教育課上，孝道教育總是核心，“你們這樣對父母豬狗不如”。秦麥必須強忍著噁心一字一句聽完，然後在“思想報告”裡向父母懺悔。不然等待她的可能是懲罰。
“熬鷹”是最常見的懲罰手段之一，學生被要求站在一張小板凳上，少則24小時，由特定人員看守。在她後來蒐集的受害者經歷裡，還有男生被教官舉起抱摔，一個女生反覆多次被教官推倒、拉扯著頭髮站起來。
類似的遭遇很多學生直到離開學校後才敢討論，校內實行嚴格的輿論管控制度，由老師選拔“思想骨幹”安插在學生中間隨時監督舉報學生的言論。“不該說的不說，不該看的不看，不該問的不問”，“嚴禁向外傳播損壞學校的言論”，就寫在學生每天要背的學生守則裡。
●特訓學校要求學生每天背誦默寫誓詞、守則等。講述者供圖
她學會了沉默，“聽到那些很噁心的話或被體罰時，強迫自己從現實裡抽離出來”。這種淡漠又服從的態度讓秦麥得到教官的欣賞，她被頻繁帶離學校前往辦公區，協助工作人員整理資料，在那裡她不僅能接觸電腦，活動相對自由，為後來逃跑創造了機會。
她在入校一個多月後有了一次和爸爸面對面的機會，她本想跟他好好聊聊，“我們多久沒好好說過話了？之前我說話你都沒認真聽過。”這話讓上一秒還笑呵呵的爸爸瞬間變臉，猛然起身，“你還是這個樣子！你這樣我可以讓你一輩子不出來！一輩子不來看你！”
秦麥一下子怔住了，接著是一種難以名狀的痛苦，感覺自己又一次被遺棄了。秦麥說，這其實是裡面很多學生共有的體驗，遭遇同樣的轉身後，一個14歲女孩曾喝下一瓶碘伏，還有一位女孩從二樓跳下。那天秦麥哭得停不下來，當晚開始發熱，連續幾天高燒不退。
那之後的每一天都讓秦麥難以忍受，她開始想方設法逃離。去年5月，她利用辦公室的電腦和朋友取得了聯絡，謀劃近半月，趁人不注意逃出辦公室，跳上趕來接應的車輛，徹底遠離了這裡。
她不敢回家，也無法回到大學課堂。父母以“結腸炎”為由開具虛假證明為她辦理了休學，如今學期過半，她缺課太多，按規定只能在下一學期復學。
後來她去了南方一座城市，一邊當家教一邊攢錢。那陣子她戰戰兢兢地，新註冊了微信，不輕易在網上留言。她太害怕那些埋伏著的雙手，想到它們可以輕易就讓一個人從原本的世界消失，她只能把自己隱藏起來。
偶然的機會，她在網上發現了一群跟她有相似經歷的年輕人。
聯盟
抑鬱、焦慮、叛逆厭學、網癮早戀、親情淡薄、不懂感恩……當五花八門的特訓學校號稱解決各類青少年問題，甚至成年人問題，一些年輕人也開始在網上集結起來，拯救落難同伴，立志“拔除”特訓學校。
這些年輕人通常以群組為單位，成員之間時有合作，形成了一個鬆散且隱蔽的聯盟。聯盟中初、高中學生居多，他們慣用“輿論”武器，製作網路影片、圖文宣傳特訓學校危害；激進的則擅用武力打擊，全副武裝直闖學校救人。
從特訓學校逃離後沒多久，秦麥加入了一個叫“熾星”的群組，群成員接近百人。群主15歲，是名高中生，他分工明確，給群裡委任了心理部長，為大家做心理量表、提供陪伴式溝通；救援行動中有時可能需要定位、查詢身份資訊，也安排了專門的人員提供“技術支援”。秦麥在這裡擔任外務部長，負責聯絡溝通、部署行動。
過去一年，秦麥參與了多起線下救援行動。有弟弟被父母送進特訓學校，姐姐來求援的；還有跨性別者被父母限制行動控制在家裡，朋友找到他們求援。
這段經歷幫助秦麥從孤立無援的狀態中解脫出來，也幫她迅速建立了自己的陣營——接下來她決定追究特訓學校對她施行的暴力和傷害，聯合盟友的力量。
秦麥的陣營只有20多人，大多是她從其他志願者群和社交網站上一個個拉來的。在以初中生和高中生為主的聯盟裡，能保持高效行動力的虎子是陣營裡的重要力量。
虎子最早透過豫章書院的新聞了解到特訓學校的存在，當年他十五六歲，同齡人的遭遇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他很早就輟學了，在南方開車行，幾年來施救案例已經有十幾起。正式行動時，虎子會穿上迷彩服，束腰帶，往臉上畫油彩，防止自己被拍下清晰照片放到網上，必帶的工具包括手電筒、彈弓、突擊揹包和液壓鉗。
唐寧對特訓學校的憎惡源於好友的遭遇，高中時他有兩位朋友被送進過特訓學校，後來他們有的遠離了家鄉，有的性格大變。“當時沒去營救他們我挺後悔的”。唐寧從那之後經常在網上批評特訓學校，有次被秦麥注意到，拉進了自己的群裡。
唐寧性格內斂，當臥底可以說是他過去人生中最大膽的決定。儘管他做足了心理建設，沒想到一進那扇門，教官的幾句威脅、鐵絲網密佈的高牆一下子就把他的心理防線摧毀了。想起夥伴們那句玩笑話，“等你進去後就把學費給交齊”，他怕自己真要被撂那兒了。
除了現場這幾個年輕人，幾百公里外，還有一個人也在密切關注著這場行動。他是貝貝，豫章書院受害者，七年前曾聯合數名受害者曝光豫章書院的違法行為，不僅成功關停了學校，還讓多名教官獲罪入獄。貝貝去年進入媒體實習，不到一年，已經採寫了三篇特訓學校相關的報道。
“暑期行動”佈置過程中，貝貝一直在遠端幫他們分析、出主意，什麼樣的證據最有說服力？法律程式上無法應用的證據，是不是可以用於媒體曝光？作為過來人，貝貝理解少年們的選擇和堅持，“這是他們自我救贖的方式。越是對自己有思考的人，越能知道自己到底遭遇了什麼”。
雖然那次行動在警方介入下以雙方達成和解告終。但秦麥和夥伴們都不打算就此停手。結束行動離開鄭州前，他們把一個大喇叭拎到了學校門口：裡面的學生注意，如果你們在裡面遭遇違法現象，要勇敢維權，不要相信他們的洗腦。”剛迴圈完一遍，學校老師把鐵門開啟衝出來，少年們迅速跳上車，撤離現場。
●2019年11月，江西南昌，媒體探訪豫章書院舊址，已改名為天品美術學校。學校大門緊閉，有多個保安守衛。ic photo
弱者並非無力
從豫章書院至今，年輕人的反叛和抗爭始終沒停過。經驗多了，這群少年甚至摸索總結出自己的一套“行動大綱”。
聯盟的各個QQ群裡曾經流傳過一份長達26頁，名為《針對戒網癮學校非法綁架未成年人的逃生方法解析》的文件。參與撰寫的成員稱，這份文件致力於讓面臨危險的青年們，能夠有選擇生存、選擇安全的權利；為報案維權的受害者們提供完整的安全解決方案；讓倚仗暴力牟利的群體明白，死角里的弱者並非他們想象中那麼無力。撰寫成員稱之為“暮光計劃”。
第二節第一章
本文針對的絕大多數綁架行為由 2-5人集體實施，最緊迫的問題是處理好與各罪犯之間的相對位置，避免受到圍攻。
1.調整自身所處位置，儘量使敵方各人都處於自身的正前方，且處於前面的人與處於後面的人形成遮擋關係。
2.在採取防衛措施的過程中不斷移動腳步，增加變數，使敵方較難控制形勢。
第二節第二章
被可疑人員以接受警方調查或其他藉口試圖帶離時，應第一時間辨認其身份：
1. 觀察警服配備。警服必須有警銜、警號、胸徽、臂章4種警用標誌。
2. 要求其出示證件。拒不出示的認定為假冒。
●網上流傳的“逃生方法解析” 部分內容
凌志是“暮光計劃”中的一員。他今年22歲，自稱小學時因為性格調皮，父母又沒時間照顧，被送進一所特訓寄宿學校，待了將近三年。如今公眾所能瞭解到的各種體罰方式，凌志說自己幾乎都遭遇過，而且只會更嚴重，“我那是十幾年前，不像現在還有一些監管。”
從學校出來後，很長一段時間，凌志沒辦法和父母共處一室，一旦碰面，只有無休止的爭吵和怨怪。他也不能觸碰任何有關戒網癮學校的訊息，那同樣會使他痛苦得失去自我控制。一直到2019年，網路作者“溫柔”釋出影片，講述自己和其他志願者們兩年前曝光豫章書院後，長期受到各種騷擾、辱罵和威脅，更有志願者被逼到自殺。
凌志在網上刷到影片，“我以前一直是逃避的，不敢面對。”志願者們和學生一塊舉報、起訴戒網癮學校，讓他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我就想像他們一樣。”
和虎子一樣，他經常自費趕到戒網癮學校，踩點、觀察情況，然後帶上“武器”， 趁所有學生都在操場活動時，翻牆進去，帶出要解救的目標物件。他總會和學校裡的教官，甚至是部分學生髮生正面衝突，“或多或少會受點傷，難免的。”他能理解出來阻攔的其他學生，在那樣的環境下，“服從能讓他們回去之後好過點，起碼好幾天不用捱打。”
暮光計劃專案最早從2022年2月開始啟動，陸續招募了十來個成員，一部分人被送進過戒網癮學校，一部分人具備一定的英語能力。根據成員自述，他們參考了國外資料，以及由國際頂尖武術家、安全保護專家編寫的教科書等，最終花了十七個月時間，在2023年6月完成文件。
當年7月，凌志受邀加入，負責製作影片，將其中的內容分批上傳到公共平臺，期望《逃生方法》能切實幫到更多的受害學生。有時他也會給逃出來的孩子提供一些生存建議，比如身上錢不夠時，夜晚可以睡在醫院急診室門口，或者溜進地鐵站的廁所，環境雖然一般，“起碼是百分百安全的。”
但凌志上傳的《逃生方法》影片瀏覽量一般，也沒有孩子向他反饋過，這些方法是否真的幫到了他們。必須得承認一個事實，很難要求一群沒有經過訓練，最多20歲出頭，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熟練運用逃生、格鬥技巧對抗整個機構。
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逃出學校之後呢？凌志說，他們救出來的大部分學生，尤其是未成年人，最終還是要送回家裡。而家長們無一例外，先是驚訝，“你怎麼出來了？”聽到凌志和孩子講述，在特訓學校遭遇了體罰和毆打，家長的表情也很正常，有家長會覺得“打才能管好孩子。”
這是凌志覺得最無奈的時刻，“沒辦法，不送回家還能去哪裡？”他曾經救出過一個男孩，送回家後沒幾天，男孩的QQ又突然斷聯，再沒有任何回覆。凌志知道，男孩又被送進去了。
今年7月，凌志接到一個求助，19歲的跨性別者曉旭被父母送進湖南一所行為矯正特訓學校，遭遇了嚴重毆打。找到凌志的求助人小航說，得知自己的朋友被帶走後，他報過警，拿到了立案通知書，也和志願者一塊找過社群、婦聯，打過市政府熱線電話，但都沒能救出朋友。
小航對這個結果其實有心理準備，他認為這是戰鬥前必經的一步，否則日後會被質疑為什麼不走正常司法程式。說到這裡，他突然問道，“你知道戰神阿瑞斯嗎？”他自顧自地說下去，“戰神阿瑞斯只管戰，他不管勝利屬於誰。”合法渠道求助的同時，他在網上找到凌志，試圖找出學校位置，搶人。他說，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奪得勝利。
●朋友報警後的立案通知 講述者供圖
一位曾經的特訓學校心理老師
在這些孩子的世界裡，幾乎所有大人都是糟糕的代名詞，不可相信，無法提供幫助，但46歲的徐秋菊是個例外。
2022年9月，徐秋菊進入河南一所特訓學校當心理老師。入職第一天，她來到學校的“變形計成長營”營地，發現大部分孩子的表情麻木又僵硬。當天一位初三男孩剛被父母送進來，因為沒有聽從命令換校服，並且要求和剛離開的父母通電話，男孩被摁在地上，一位教官拿著胳膊粗的木棍一棒一棒打在他的屁股上。男孩連連求饒，血跡透過褲子滲出來，卻依然被打了十來分鐘，直到沒有一點反抗跡象才算過關。
徐秋菊憤怒又錯愕，過去她從來沒有接觸過類似的“管教方式”。她覺得自己的心在滴血，“十幾個孩子的臉在我面前晃啊晃。”從郊區的營地回到市內，她馬上諮詢了派出所的朋友，朋友告訴她多儲存證據。當天晚上，她徹夜未眠，邊搜尋檢視“封閉式訓練營”“豫章書院”“戒網癮產業”等相關文章，邊在日記裡寫下自己的憤怒：
“這根本不是什麼治療，這是刑訊逼供啊！”“體罰、暴力、懲戒，所謂讓孩子聽話，本質上就是馴化。”
第二天，特訓學校創始人景海永帶著徐秋菊和另外兩位老師，到當地一所中學進行公益諮詢。進學校前，景海永在工作群裡表示，“重點是和班主任建立聯絡，讓班主任知道我們能幫助他們做什麼？”他發了一個檔案，其中記錄了20多位“問題學生”的情況，比如“17班，李XX，沉迷網路，有兩週沒到學校上課”。
一週後，第二次到中學做諮詢，徐秋菊說，檔案中記錄的目標學生和家長會被請到辦公室，進行個案諮詢。過程中，有些家長可能就會被告知，孩子的問題比較嚴重，可以送到訓練營地進一步矯正。
據特訓學校官方宣傳文章顯示，從2016年到2023年9月，景海永和機構老師至少在當地15所中學做過心理健康講座。景海永本人曾兩次登上當地日報，宣稱有17年從業經驗。也有家長反映，最初是當地精神專科醫生和心理諮詢師向他們推薦了景海永，提到“他這近二十年一直都做這行的。”
徐秋菊說，“很多家長一開始是真的覺得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把孩子送進去。”
或許是因為有她這個“外人”在場，徐秋菊說，營地教官後來沒有在她面前打過孩子，可她每次看到孩子們，“都是褲子滲血，走路一拐一瘸還得訓練。”
在營地，她爭取和每個孩子進行單獨談話。起初孩子也不信任她，擔心談話內容被上報，又招來一頓毒打。她只能耐心等待，有孩子看到和她談話的其他人不僅沒有捱打，臉上表情還挺開心，也慢慢開始向她發出一些求救訊號。
她嘗試偷偷用手機幫一些孩子錄音，讓父母早日接他們回家。錄音裡不能提他們在營地被體罰了，以免家長直接跑去質問學校，打草驚蛇。“所以我跟孩子們約定，在錄音當中只說自己很想家，只說自己會好好地改變。要貌似很正常很輕鬆地說，讓家長早點把自己接出去。”
一位男孩前後錄了四次，因為每次按下錄音鍵，他總忍不住，瞬間崩潰大哭。他媽媽聽了錄音之後，“終於去營地看了孩子，但是她覺得孩子沒事。”男孩又在營地待了好幾個月。
過了兩個月，徐秋菊始終沒辦法接受學校對待孩子的方式，提出辭職。她曾和景海永嚴肅提到，孩子遭遇毆打後的心理創傷問題，兩人的聊天記錄顯示，景海永說自己這兩天都在反思，“以後儘可能不打”“陪伴要走心”。
●徐秋菊與負責人的聊天截圖 講述者供圖
她以為情況會好轉，那時她沒有想到，傷害會如此綿延漫長。
2023年年初，離開學校沒多久，她陸續接到求助電話。一個晚上，同一家的父母、孩子輪流給她打電話，孩子說自己就在水溝邊站著，真想一頭栽死在裡面。40多歲的父親宣稱已經崩潰到無法支撐，第一次離家出走了。而母親在痛哭。
徐秋菊瞭解這家人，孩子家在農村，過去成績不錯，父母對他寄予厚望。上初中後孩子出現厭學情緒，經心理諮詢師的推薦，儘管家裡條件一般，父母還是四處借錢，花了幾萬元將他送進特訓學校。“可是孩子出來之後，他不但憎恨那些人的毆打、虐待，還會說他很憎恨自己，因為他沒有力量反抗，在那個環境下不得不去討好教官。對父母也會有很多指責和抱怨，都怨你們，把我的一生都毀了。”
這些指責同樣讓父母崩潰，“孩子的媽媽也會覺得我都拼盡全力了，我們花了這麼多錢，他們期待有個好結果，但是實際局面和他們想象的是天壤之別，孩子更嚴重了。”
有家長起初找過景海永要說法，但慢慢的，“（景）電話不接了，簡訊不回了。”徐秋菊最終成了承接家長和孩子情緒的中間人。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裡，她儘量每週和孩子溝通一次，和他們約著爬山、去公園散步。她也給家長佈置作業，“比如我會讓他觀察自己一天的情緒起伏，在什麼情況下容易被激惹，會爆發，會控制不住地對孩子發火，跟他梳理原因，讓他保持對自我情緒的察覺。”
然而，能有意識找徐秋菊求助的家長還是少數。她在特訓學校時加過三十多位家長，只有五六戶家長找過她，試圖挽救被摧毀的家庭關係。
她沒有向這些家長收取過心理諮詢費，她也並不將自己做的這些工作稱為“心理諮詢”，“我跟家長和孩子都說過，我現在做的並不是正規專業的心理諮詢，專業的心理諮詢對場地、時間有要求，甚至不能用私人微信加來訪者的。”另一位長期陪伴孩子的國外社工就曾指責過她：你不是一個合格的心理諮詢師，你和孩子沒有保持好邊界。
徐秋菊同樣掙扎懷疑過，但她後來說服了自己，“我真的跟孩子樹立邊界的話，可能根本沒有辦法走進他們內心。他們能得到的支援本來就很少，”徐秋菊停了一下，認真地組織詞彙，“不論什麼方式，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讓孩子感覺到我是安全的，是被支援的，有人可以理解我，陪伴我。”
2023年11月，徐秋菊帶著近半年收集來的家長、學生自述，聊天記錄等證據到當地派出所報警，舉報特訓學校裡的體罰、毆打問題。
●湖南湘陰一處特訓學校
黑暗中的稗子草
“暑期行動”之前，秦麥也想過其他維權方式。
她曾跟一位民警說過自己的遭遇，對方聽完反問她，被送進這種地方你先想想你自己有沒有問題。她不甘心，又找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打聽，對方也建議她放棄，“很可能轉為家庭糾紛”。復學後不久，當她因為嚴重的心理困擾找到一家醫院精神科求助，醫生在她的病歷本上寫下，“被迫害妄想”。
至於父母，她從學校逃脫後，抱著一絲希望，寫了一封信託人轉給爸爸，信裡詳細描述了她兩個月來的遭遇。爸爸的回覆又一次證明她的嘗試是多餘的，“有問題的孩子，不可能和顏悅色教育，（學校）肯定會採取一些強制性措施，這也正常。”
●秦麥逃出特訓學校後，媽媽找到她的朋友。講述者供圖
秦麥遭遇的困境是聯盟裡很多受害者的縮影。社工劉二常年從事青少年保護工作，自2017年以來協助了幾十位特訓學校的受害者維權。在劉二看來，當孩子在特訓學校受到傷害後，無論從維權還是創傷修復的角度考慮，需要的其實是父母的支援。一方面是因為遭破壞的親子關係、孩子喪失的安全感急需修補；另一方面，如果案件進入漫長的法律程式，如果只靠青少年自己，將很難走下去，“尤其未成年人，得不到父母支援的話，維權幾乎沒有可能。”
事實上，具體案例中，父母願意協助孩子維權的極少，律師尚滿慶接手過很多類似案件，委託人基本都是受害者本人。尚滿慶介紹，這類維權案的棘手之處在於，“不僅調查手段有限、取證難。要推動公安機關立案和後續的司法程式也非常難”。尚滿慶也是當年學生訴豫章書院案的代理律師，案件經歷多次發回重審、異地審理，“六年，律師都換了四五撥，大家都打得筋疲力盡了。”
試圖舉報自己曾任教學校的徐秋菊也遇到了難題。她報警後，媒體報道了學校的違規情況，徐秋菊說，那時輿論鬧大了，當地成立了專案組調查，但一個月後，警方和她說事情難度非常大，證據不足。
缺乏支援，法律維權成本高昂，聯盟成了越來越多孩子的“自救”選擇。這些年劉二經常驚訝於孩子們的大膽、維權手段花樣頻出，但他對此是悲觀的，以孩子們的條件很難形成持續的、有效的行動，到頭來可能只是空忙一場。
今年8月，當劉二和徐秋菊得知秦麥的計劃時，出於安全的考慮，他們不止一次地勸孩子們放棄。但秦麥堅持執行下去。劉二說，那些天他們其實都替孩子們懸著一顆心。
秦麥很感謝這些人，“他們都是我見過的很特殊的大人”。秦麥說，參與反特訓學校以來，她聽到過太多反對的、貶低的聲音，直到她遇到這些“大人”，他們幫助她，而且非常明確地告訴她：你就是在做正義的事情。
對秦麥來說，好像必須做點什麼才能對抗那段噩夢般的記憶。重回課堂後，因為中斷了幾個月的課程，她被迫留了一級。好多次走在校園裡意識到自己是2022級，不再是2021級，她會忍不住痛哭。
“我覺得這不是我的人生”。秦麥說，她想象中的自己，應當穿著她喜歡的藍紫色套裝，扎著馬尾辮，揹著藍白色的書包，走在嚮往的大學裡，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每天穿一身黑。“我找不回之前的自己了，我覺得很對不起自己。”
從特訓學校逃出後，她再沒回過家，過年住親戚家，寒暑假住酒店。她避免跟父母獨處，哪怕線上交流也要透過第三方。剛出來那段時間她還會接受爸爸給的生活費，但後來有一次爸爸又以不給錢威脅她“聽話”的時候，她跟他們徹底斷了聯絡。
前不久，她和盟友把“暑期行動”製作成影片發在網上，指出學校存在的暴力體罰情況。沒幾天，特訓學校釋出律師宣告，稱影片內容不實，且影響到了機構的經營，將保留追究釋出者法律責任的權利。
律師尚滿慶為秦麥提供了法律援助，根據秦麥當前的掌握的證據情況，他認為學校已經涉嫌犯罪，接下來他們將整理相關材料報案。
唐寧也把那則影片分享到朋友圈，對他來說，高中留下的遺憾終於在這個夏天得以彌補。影片他沒有遮蔽父母，幾天後他就收到來自爸爸媽媽的訊息、電話。
電話打來時秦麥也在場，她猜測肯定是責怪的聲音，就像過去她通常面臨的那樣。但情況和她預料的不太一樣。掛完電話，兩個年輕人都心情複雜。
在那通電話裡，唐寧爸爸哭了，他說他非常佩服他們的勇氣，但他不希望這樣的事是自己兒子來做。媽媽則在微信上給唐寧發來一封信，信裡她這樣寫道——
寧：
社會需要正義，但是目前你的這份力量去發出正義的聲音代價太大！社會需要被喚醒……即便這樣的學校消失，有些家長還希望有一所新的出現呢！這如同莊稼地裡的稗子草，總是除不盡……
也許有一天，你有了更強的社會地位、經濟實力、話語權，再做這樣的事情可能事半功倍……也或許以後，我們會有機會辦一所理想的學校，滿足孩子多樣化成長需求，解決家長困惑，引導家長正確觀點。那這樣的黑暗學校就沒有市場了，會自生自滅。就像在莊稼地裡再種一種稗子草的天敵，讓稗子草消失。
（除徐秋菊、尚滿慶外，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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