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益唐加盟中山大學，頂級數學家的迴歸

6.28‍‍‍‍‍‍‍

知識分子

The Intellectual

圖片由張益唐夫人孫雅玲提供

撰文 | 張天祁

責編 |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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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山大學微信公眾號6月27日訊息，27日下午，世界頂級數學家張益唐全職加盟中山大學，受聘於中山大學香港高等研究院，將在大灣區定居和工作。

自今年1月開始，多位頂尖科學家相繼全職回國任教，（見知識分子之前推送：第四次科學家海歸潮來了嗎？）。根據社會學家謝宇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自2018年美國啟動針對華裔學者的“中國行動計劃”後，離美返華（或流向其他地區）的華裔科學家比例急劇攀升，三年間離境速率較過去提升了75%。從這個背景上看，本次張益唐的回國，顯得尤為耐人尋味。

目前，當年與張益唐同屆赴美的沈捷教授與陳敏教授夫婦，如今也已辭去了美國的教職先後回國，在寧波東方理工大學任教。作為那一代數學家中的一位標誌性人物，張益唐此次的迴歸，不僅是他個人學術旅程的重要節點，也以某種方式，為這一代學人跨越太平洋的遷徙圖景畫上了一個遲來的句號，或者說，完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閉環。

暮年詩賦動江關

張益唐是世界頂級數學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系，1982-1985年師從著名數學家、北京大學潘承彪教授，攻讀碩士學位。1992年畢業於普渡大學，獲博士學位。他證明了存在無窮多對間隙小於7000萬的相鄰素數對，在數學史上第一次實質性推進解決著名數論難題“孿生素數猜想”，並在與黎曼猜想有關的朗道–西格爾零點猜想上取得重要進展。

張益唐的名字，是在2013年突然間被世界記起的。那年，這位年近花甲、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任講師的華人數學家在《數學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發表論文《素數間的有界距離》（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證明了存在無窮多對素數對（p, q），其中每一對素數之差不超過7000萬，這個結果使得孿生素數猜想研究前進了一大步。幾周之內，他成為了全世界的新聞人物。

在大眾眼中，張益唐似乎是一位遊離於時代之外的數學家。他身上帶有一種古典氣質，淡泊寡言、生活簡樸、專注於恆定不變的深奧命題，不參與社交媒體，也極少拋頭露面。但沒有學者的命運能脫離所處的時代，張益唐也不例外。他選擇數學、專攻數論、沉潛多年、重返主流的整個過程，都深深嵌在歷史與現實的褶皺之中。

張益唐內心認定數學研究這條路，是從16歲開始[1]。那是1971年，他隨他隨家人下放湖北，這年回上海探親的他在書店偶然看到一本由復旦大學夏道行教授撰寫的《π與e》。書中介紹了數學中兩個最基本的無理數，也第一次向他呈現了“超越數”這一觀念。

“那時候一下就覺得自己迷上了，怎麼能證明這些數是超越數，對這些特別有興趣”，張益唐說。

一年後，他在北京做工人，仍舊念念不忘數學。在西單舊書店，他發現一本華羅庚的《數論導引》，“我買不起，就在書店裡看，真把π和e為什麼是超越數看懂了。”張益唐說，“這種強烈的求知慾，支配了我的一生”。

那幾年，數學並不是時代的主旋律。但對張益唐來說，它像一條潛流，始終沒有從生活中退場。1978年，時代轉身了，他考入北京大學，成為文革後北大數學系首批本科生。

也是在這一年，徐遲的名篇《哥德巴赫猜想》發表。文章以紀實文學的筆法，再現了陳景潤孤獨而執著地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過程。一位數論專家，忽然成了全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那些張益唐曾經在舊書店中一個人默默鑽研的命題，第一次走到了聚光燈下。

這似乎是對張益唐命運的一種暗示，數論可以成為一個人生活的中心，甚至可以成為時代的焦點。那一年，陳景潤被託舉至時代的高位。多年之後，張益唐也因數論上的成就走入聚光燈下。他始終圍繞這些命題生活，這些命題也塑造了他的人生。

個人志趣與國家需求

在北大數學系，張益唐的成績始終是頂尖水平，是“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遠的人”。本科畢業後，他留在系裡，師從數論專家潘承彪繼續讀研。潘承彪曾在課堂上介紹數論中的若干經典難題，講完之後常常總結：“數論裡頭，都是解決不了的題。”張益唐回憶說：“我聽到這句話，就決定要跟著潘老師[2]”。

上世紀80年代初，一批又一批優秀學生走出國門，赴歐美高校繼續深造，成為當時學術界幾乎預設的發展路徑。張益唐也不例外。他希望繼續在解析數論方向上深耕，甚至已聯絡好在哈佛大學任教的丘成桐為其引薦，準備前往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師從傑出的數論研究者哈羅德·斯塔克（Harold Stark）[3]。此時，他離理想中的數學殿堂似乎前所未有地近。

然而，集體主義尚未退潮的年代，有時個人志趣需要為更宏觀的安排讓步。當時的北大數學系主任丁石孫認為，中國對解析數論的人才已有一定積累，而代數幾何仍是一片空白。他堅持安排張益唐轉向代數幾何，前往普渡大學師從臺灣籍數學家莫宗堅。張益唐接受了這項安排，但他始終沒有真正熱愛代數幾何。

“我是真的不喜歡代數幾何，但那個時候的中國還流行著一種說法，個人必須遵從集體”。張益唐後來在接受《紐約客》採訪時曾經這樣說[4]。

因為學術取向不合，加上性格差異，他與導師不歡而散。在研究上，他聚焦於著名的雅可比猜想，但始終進展有限。直到1992年，他才終於拿到博士學位。張益唐沒有得到導師的推薦信，並且可能是由於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夠滿意，他也沒有將博士論文公開發表，這讓他錯過了進入學術體系的視窗。

他失業、漂泊，曾在肯塔基州的一家賽百味做會計和收銀為生，也曾在汽車旅館中輾轉過夜。雖然他還堅持閱讀數學期刊，堅持思考問題，但張益唐自己也坦承，“那些年，我其實沒能繼續我的數學夢想”。

去與留的30年

回國謀求一個職位可以嗎？這在當時是少有人走的路。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宇，曾把改革開放以來中美科技人才流動分為三個階段，從8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大量優秀學生去往美國留學，有條件都會盡量選擇在美國工作。要到2000年後，才進入精英人才迴流的階段[5]。

實際上，張益唐同屆甚至稍晚幾屆的同學中，不乏在美國獲得教職的。對於志向遠大的張益唐來說，與現實妥協回國可能是個艱難的決定，他甚至開始遠離同學圈，只在各位同學生日的時候會發郵件祝賀。

就這樣，張益唐在學術界之外徘徊多年。重新回到學術軌道，離不開兩位北大同學的幫助。199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張益唐的老同學、在英特爾的唐樸祁，在張益唐協助解決公司內部一個數學難題後，向新罕布什爾大學的數學教授葛力明提起了他的近況。葛力明輾轉找到了這位曾經的學長，並引薦他到新罕布什爾大學擔任編外講師。

這個職位收入微薄，但最重要的是重新恢復了和學術界的聯絡。在新罕布什爾大學數學系，張益唐又可以在數學討論班上把自己新的想法、新的工作與大家分享。後來的故事已經被講述太多次了，張益唐因為一篇論文，成為了世界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