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俄密集穿梭外交的同時，人們發現沙特正扮演著關鍵角色，成為調停這場衝突的“新樞紐”。
無論是美俄會談還是美烏會談，都選擇沙特作為第三方場地，而且沙特外交大臣和國務大臣全程參與，不僅僅是提供一箇中立場所那麼簡單。
考慮到匈牙利、土耳其等國之前也曾表達過斡旋危機的意願，為什麼美俄偏偏邀請沙特來坐莊呢？
2月18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華爾茲、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總統助理烏沙科夫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舉行會談，沙特外交大臣和國務大臣參與談判，會場上擺放著美國、沙特和俄羅斯的國旗。
3月11日，美國和烏克蘭高階官員在沙特西部海濱城市吉達進行會談，沙特兩位大臣同樣參與會談，會場上擺放著美國、烏克蘭和沙特的國旗。
無論是國際外交還是商業博弈，兩方當事者邀請第三方來參加談判時，一般來說存在兩種情況：
其一是第三方德高望重，對甲乙雙方都有影響力，可以作為雙方談判的見證，以增強協議分量；
其二是甲乙雙方彼此擁有的籌碼不夠，很難達成協議，需要拉第三方進行交易，各取所需。
不難體會，美俄選擇到沙特談判屬於第二種情況。
在Trump和普京眼中，沙特顯然算不上“德高望重”，它的見證也沒法“增強協議分量”，之所以要拉沙特進局，主要是出於配平三方利益的考量。
各國石油產量列表。中國的產量雖然排第五，但消費量巨大，超過72%的石油需要進口。
國際能源市場是一個匯聚天量財富的市場——2023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市場規模為6.7萬億美元，2024年則為6.9萬億美元，圍繞這塊蛋糕的劃分向來充滿著各種明爭暗鬥。
1970年代之前，原油生產和定價主要由西方七大石油巨頭控制，被稱為“石油七姐妹”。
它們從各開採商手中收購原油，以壟斷者的身份掛牌公佈原油收購價，七家石油巨頭一度控制了全球82%的原油生產、65%的煉油能力和62%的石油貿易量。
作為原油主要開採者，沙特等國對於“石油七姐妹”有著強烈的不滿情緒，1960年，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立，目的就是要推高石油牌價，擴大成員國的石油收益。
1970年代，OPEC與“石油七姐妹”展開激烈博弈，特別是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OPEC成員國大幅度削減原油生產、限制原油出口，導致國際油價大幅上升——這一舉動標誌著OPEC開始主導國際原油價格。
為了削弱OPEC的影響力，歐美於1980年代搞起了原油期貨，石油期貨價格逐漸成為石油交易定價的重要參照指標。
至於說產油國內部，以沙特為首的OPEC與以俄羅斯為首的非OPEC產油國也矛盾重重，長期存在競爭關係。
藍色為沙特等OPEC成員，黃色為俄羅斯等非OPEC產油國。世界範圍內的油氣資源集中於中東、美洲，歐洲，亞太地區儲量相對較少。截至2020年底，全球石油探明儲量約為1.73萬億桶，中東地區佔48.3%。
說來有趣，沙特與俄羅斯由競爭轉向合作的契機竟是由於美國異軍突起。
自2009年大規模開發頁岩油資源以來，美國原油產量逆勢上升，2018年8月成為全球最大的原油生產國，這極大地擠佔了沙特和俄羅斯的市場份額。
為共同應對美國帶來的能源衝擊，沙特與俄羅斯這對“老對手”決心摒棄前嫌，共同組建“OPEC+”以平衡市場，實現機制化的原油產量協調。
與沙特和俄羅斯嚴重依賴出口能源賺錢的情況不同，美國因國內市場龐大，對控制石油產量並不感興趣，美方更希望透過大量增產把油價打下來，一方面緩解通脹，一方面增強國內能耗企業的競爭力。
這樣的初衷同利雅得和莫斯科產生了激烈矛盾，因此在俄烏衝突期間，沙特不僅沒選邊站隊制裁俄羅斯，還於2022年10月不顧美國壓力，與俄羅斯攜手在“OPEC+”框架下宣佈減產石油。
該舉動對於維持國際市場油價、增加俄羅斯出口收入並支撐戰時財政，起到了巨大作用。
換句話說，雖然沙特立場中立，沒有像伊朗那樣給俄羅斯提供武器彈藥，但它對莫斯科的影響力其實很大，在俄烏衝突中扮演著不易察覺的重要角色。
2023年12月，普京訪問沙特。
位於休斯敦的埃克森美孚總部大樓。與國家石油公司主導石油生產的“OPEC+”產油國不同，美國的石油產量由埃克森美孚、雪佛龍等商業石油公司來完成，這些公司沒有維持國家財政收入的壓力，而是追求由成本、油價、產量共同決定的利潤最大化。
回到文章一開始的話題，為什麼美俄（特別是美國）挑選沙特作為第三方斡旋地點呢？
因為沙特對俄羅斯有影響力，而美國又對沙特有影響力，且三國之間彼此具有大量可交易的籌碼。
對此我們不妨簡單梳理一下。
美國在歐洲安全架構、是否軍援烏克蘭、烏克蘭戰後安排、是否解除對俄製裁等方面可以影響俄羅斯決策，但俄羅斯除了停火外較少有籌碼給美國——聯合制衡中國屬於極不可能的場景。
不過換到對沙特，俄羅斯就有了不少籌碼，比如在OPEC+框架下支援沙特的各種決定，給予沙特最想要的OPEC+領導地位等等。
而沙特則有美國非常想要的東西——推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和解，以及自身同以色列建交。
自加沙危機以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產生明顯裂痕，巴勒斯坦建國問題成為繞不過去的坎，這讓美國和以色列均十分頭疼。
前文解釋過，美國的中東政策可以用“東遏伊朗，西促和談”八個字來概括，即大力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和平程序，形成所謂的“反伊朗大聯盟”。
當“西促和談”遇到加沙等麻煩問題時，美國和以色列的思路是儘可能提供利益補償，誘惑、迫使阿拉伯國家做出道德讓步。
猶記得2024年6月10日，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和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會面期間起草了安全條約，號稱“接近達成協議”，可如今大半年過去了，訊息石沉大海。
根據各方的推測，美國曾希望用《美沙安全協議》來補償沙特讓其妥協（放過加沙議題，同以色列建交），現在看來沙特開出的條件要高過該協議，而“高出的部分”美國很可能希望由俄羅斯來提供。
Trump第二任期擔任總統以來尚未出訪，設想一下，假如能夠達成美國-沙特-以色列之間的“Big Deal”，以此為由首訪中東，無疑將是重大外交突破，充分滿足Trump強烈的宣傳欲和表演慾。
Trump第一任期的首訪即為沙特，2017年5月。奧巴馬時期曾希望在沙特和伊朗之間保持平衡，推動《伊核協議》落地，而Trump告別了這一立場，轉而將沙特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支點國家，這讓利雅得興奮不已。
除了以烏克蘭危機為切入點拉沙特、俄羅斯做三方交易外，Trump的另一個出發點或許是希望三國能夠就未來全球能源格局達成一定的共識。
石油產量方面，OPEC、美國、俄羅斯三足鼎立，其中美國、俄羅斯、沙特合計產量達到全球總產量的40%，足以決定全球石油市場的供需形勢。
而眾所周知，Trump將擴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作為重要國策，他在競選中稱石油是“沉睡在地下的液體黃金”，承諾將美國變成“世界上能源成本最低的國家”。
在全球能源戰略裡，美、沙、俄三國是有共同戰略利益的，這大機率也會成為三方談判的一部分。
根據國際能源署釋出的報告，美國將很快取代沙特和俄羅斯成為世界最大原油出口國，Trump也多次宣稱要讓歐洲及日韓盟友大量購買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以“平衡貿易”。
某種意義上講，對於美國這個國家，未來我們要從“能源大國”“能源出口國”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其行為。
文章最後，把目光轉向中國。
歷史上我國曾一度是石油出口國，直到九十年代經濟騰飛後才變為淨進口國。
截至2020年，我國石油儲量為36.19億噸，僅佔全球總儲量的1.5%，且原油開採難度較大，開採成本高於多數產油國，嚴重依賴海上進口。
可以這樣講，能源安全是中國最脆弱、最敏感的一道神經，也是過去若干年間上級推動“能源轉型”的主要動力來源。
與經歷過冷戰、熱衷於地緣政治圍堵的拜登不同，Trump熟悉商界運作，習慣於把地緣政治和國際外交視為“輔助性措施”，以幫助美國實現貿易、關稅、能源等領域的戰略目標。
這些“第二戰線”的較量，或將成為未來幾年的主要博弈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