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性退休典範：56歲勇敢追夢，選擇出國留學

王曉西，56歲，在退休一年後，成功獲得了大學的本科錄取通知書。那天，她開啟電子學生證APP，驚喜地發現吃肯德基可以享受9折優惠。於是，她頂著一頭“奶奶灰”的白髮，興沖沖地跑到希臘雅典的一家門店，享受了一頓美味的炸雞。

她申請的是距離中國7600公里外的雅典大學，專業是古希臘考古歷史與文學，學制為4年。不過，確切來說，她需要在開學後的三個月內提交雅思6.5分的成績，才能算是正式錄取。為此，她正在全力以赴，每天和90後的“陪讀”女兒小雨一起練習英語口語。

王曉西的前半生過得非常充實。她出生在新疆建設兵團農場，憑藉當地高考文科狀元的身份，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後來，她成為了上海市重點中學的語文老師，還攻讀了教育學碩士。她曾去新加坡擔任中文老師，回國後開過書店，還在廣告傳媒公司帶過團隊，最終從出版社離職。她有兩個孩子，大女兒是90後，小兒子是00後。在看著他們陸續進入大學後，王曉西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時間。她決定把留學作為後半生的新起點。

在年輕人出國留學熱度逐漸減退的當下，中老年人卻選擇“逆勢出海”，他們對繼續教育的熱情空前高漲。這一現象在中老年教育培訓市場供不應求的狀態中尤為明顯：2024年，武漢的中老年人在凌晨4點便開始排隊報名老年大學；在貴州，11萬中老年人爭相搶奪僅有的千個大學名額；杭州的中老年人甚至需要透過搖號來爭取熱門課程的名額；而在上海，2.5萬個老年大學的名額在一秒內就被搶空。一些外語培訓機構也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趨勢，紛紛開設“熟齡留學專案”，併發布中老年留學攻略，強調“留學不再是年輕人的專屬”，50歲以上的人群同樣可以透過留學實現自我成長和職業提升。有機構還提供了具體資料，稱2023年50歲以上人群已經佔據了遊學群體的20%，相較於2019年的3%，增長顯著。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不少“陪讀女兒”分享了送53歲母親去法國巴黎語言學校學習的日常，認為“53歲正是拼搏的年紀”。還有一位62歲的女性，在經過3年的英語學習後，成功報名了為期半年、學費高達11萬元的英國劍橋大學遊學專案。

比遊學更硬核的是正式留學獲得大學學位。像王曉西這樣考上正規大學的中老年人並不在少數，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記錄了自己的海外留學生活。五十歲的網友“圓蛋春捲”和丈夫一同申請了荷蘭萊頓大學的考古學專業，並在2024年成功升入大二。六十多歲的網友“來美國留學的老阿姨”則記錄了自己在美國私立大學學習文科、在社群大學學習計算機專業的過程，她的目標是轉入州立大學並取得本科學位，以完成年少時未完成的夢想。她在社交媒體上寫道，海外留學“沒有老年大學的人情世故和爭風吃醋，但你也常常是最慢最笨的那個”。

如王曉西所言，出走的決心是一回事，而漫長的高齡留學生涯則是另一回事。當繁重的課業遇上逐漸衰老的身體時，即便她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也依然感受到求學路上“一座又一座大山”等待翻越。例如，聽不懂帶有希臘口音的英語、不熟悉大學的線上系統，甚至老花鏡的損壞都可能成為學習路上的絆腳石。在陽光充足的希臘雅典，這個生活節奏舒緩的地方，她開始了一場艱難的“馬拉松”。

以下是她的自述。

2023年，我55歲，兩個孩子已各自踏上人生旅途：一個在上大學，另一個擁有了穩定的工作。我終於可以完全擁有自己的時間了。那時，我剛抵達希臘雅典，享受著退休度假的美好。有一次上網時，我無意間發現雅典大學正在招收古希臘考古歷史和文學專業的本科生，這是一個面向非歐盟學生的全英語授課專案。

回想起30多年前，我讀大四時寫的畢業論文《神、人及其命運——認識你自己》，只獲得了“良”的成績。答辯時，華東師大的夏中義教授說，因為“題目太大”，無法給予“優秀”，並建議我：“你至少需要30年的人生歷練，才能更好地完成這篇論文。”這句話一直讓我難以忘懷。後來，無論是在新疆、上海、新加坡，還是再次回到上海教書，我都帶著這篇論文。如今，我在想，如果能完成雅典大學的課程，或許我真的能重寫這篇論文。

這個念頭一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我的英文基礎並不紮實，如果學習這個專業，還得同時掌握現代希臘語、古希臘語和拉丁語，難度極大，感覺會非常吃力。但轉念一想，誰又能預知結果呢？我畢竟是個馬拉松愛好者，2016年，48歲的我還在香港完成了人生的第六次馬拉松比賽。我想把留學當作人生下半場的起點。

我是認真的，但當我和幾個家人、朋友無意間提起想在希臘重新讀本科時，有人以為我在開玩笑，調侃道：“你都這麼大年紀了，別勉強自己。”也有人表示強烈支援，比如我剛做完脊椎手術、在中科院工作的同齡鄰居。之後，我便不再常向他人提及準備留學的事，打算考上了再告訴大家。

我先生是博士，我讀完碩士後也曾想過讀博，但他卻說：“別讀了，現在人人都是博士，我們家博士已經夠多了。”我聽後便作罷。我是個執著的人，退休後有了時間，便想繼續完成讀書的目標。先生起初沒有表態，知道無法直接打消我的念頭，便假裝心疼錢，說每年學費要6000歐。我反駁道，積蓄足夠負擔，這些都不是問題。

其實，家人反對主要是擔心我的身體。感染新冠後，我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心肌炎後遺症也復發，暈倒、休克的風險增加。我先後去了三家醫院做腦部和心臟CT、核磁共振，醫生說我腦部血管畸形，心臟因心肌炎後遺症而缺血、心動過緩，但休克的具體原因仍未確定。全家人都認為，我應先顧好身體，畢竟這把年紀再去留學會很辛苦，不想讓我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我很幸運，他們雖有擔憂，但更尊重我的意願，並開始與我共同探索實現夢想的方法。先生就我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長期海外生活，諮詢了幾位醫學專家。專家提出了兩個方案：方案A是先進行手術，觀察半年後再出國；方案B則是採取保守治療，並進行遠端隨訪。我和先生都選擇了後者。

女兒小雨擔心我獨自生活，因公司允許遠端辦公，她決定在我申請學校的階段就搬到雅典，與我同住一年，做我的“陪讀女兒”。她為我買了智慧手錶，以便我遇到危險，如暈倒時，她能立刻知曉。這兩天，她又打算為我買一個智慧戒指，能持續監測我夜間的體溫和心率變化。她還細心地將我需要服用的營養片和藥物，用標籤分類貼好，擺放整齊，便於我取用。為確保我出差時也有人照顧，她還找了一位可靠的鄰居，是雅典的公務員，每天上下班時會來問候我，確認我的身體狀況。

我的親妹妹也非常支援我留學，主動提出承擔一半的學費。原本我不想接受，但小雨建議我把這筆錢當作“家庭半額獎學金”，她笑著說這樣我就有學習動力了，因為“要給大姨一個交代”，所以“每門課都要考A”。妹妹曾是高三英語老師，也是物理學碩士，十年前患上急性腦脊髓炎後無法行走，但她對自己的要求從未降低，每天堅持聽超過三小時的BBC新聞，研讀英語原著。五年前，她就開始鼓勵我每日打卡學英語，不時給我發大紅包作為獎勵。如今，她和女兒一起成了我的英語顧問。

◎ 王曉西的高中、大學成績單

申請雅典大學需提交諸多材料，我翻出了塵封四十餘年的高中成績單。我先用中文撰寫了申請文書，隨後請ChatGPT幫忙翻譯成英文，再由小雨進行校對。大學招生辦公室迅速回復，三位教授將對我進行全英文線上影片面試。面試前夕，小雨突然問我：“如果招生官問你，年紀這麼大還想重返校園，你認為自己會遇到哪些困難，你打算怎麼回答？”我深思後給出了答案：“在我人生的多數時光裡，我一直被社會責任和他人的期望所左右。但如今，我想追求真正讓自己充滿激情、能帶來滿足感的事物。我相信，追求夢想永遠不晚。”

次日，錄取通知書便如約而至，我們都倍感驚喜。兒子為我的錄取通知書點贊，他的朋友調侃道：“你媽媽真厲害，這是雞娃不成反被娃激勵了嗎？”

小雨小時候，我對她的學習要求頗為嚴格。相比之下，我兒子沒有她那麼自覺，為了監督他學習，我甚至專門辭職回家，做了他的“陪讀媽媽”。如今，小雨來到希臘，成了我的“陪讀女兒”，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我們母女的角色悄然互換了。

小雨本科在美國攻讀歷史專業，她告訴我，全英文學習文科難度很大。那時，同學們總結出一條文科“考A定律”，她現在傳授給了我：如果一門課學分是3分，每週上課3小時，課後需要投入課堂時間10倍的努力，即30個小時來學習，才能有望獲得A。照此計算，我這學期共有4門課，每週每門課上3個小時，若想全A，每週至少需要安排120小時的學習時間……更何況，我英語不流利，記憶力也不如年輕時，這怎麼可能完成呢？

但努力是必須的。我嘗試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嚴格的學習時間表，將每天的任務以半小時為單位進行安排，並下定決心嚴格執行。

然而，執行的第一天我就感到力不從心。凌晨3點半起床看國內A股，4點半則轉看英語新聞、學習課件並背單詞。5點半到7點稍作休息，之後便是喂貓、準備早飯和收拾房間，直到8點出門，步行40分鐘去學校。

第一堂課是希臘口音極重的歷史教授的課，我需要連續聽3小時的“天書”，直到中午12點。教授的PPT很多，我一上課就變成了拍照機器，不停地拍照，打算回家後再仔細研究。

12點20分之前，我趕回教室上考古課，一直上到下午3點。接著，6點還有一堂現代希臘語課。那時，我已經開始頭疼、耳鳴，但還是想利用這3小時在校園裡做些事情，於是去了圖書館看書。

等到徹底下課，從教室出來時天已經黑了。回到家已是晚上9點，我累得連澡都不想洗，直接倒在床上昏睡過去，一口氣睡了12個小時。

後來，我再也沒有執行過那個計劃表。還是放過自己吧，畢竟身體才是最重要的。

還需努力提升英語水平。雅典大學的入學門檻是託福88分或雅思6.5分，而我的英語水平欠佳，申請時未能達標。鑑於我的年齡偏大，學校特許我在第一學期末前提交合格的英語成績。

一學期的時間轉瞬即逝，加之專業課程繁重，挑戰重重。每天放學後，小雨都會詢問我的課堂掌握情況，每次完成作業後，她都會仔細檢查。儘管有時我覺得作業難度很大，想請她代寫，但她總是堅決拒絕。同時，她為我制定了雅思備考計劃，督促我背單詞，並在家中每天模擬雅思口語考試。即便她出差在外，也不忘監督——她剛離開希臘不久，她的留學好友A就在微信上告訴我，小雨已安排任務，要求我們練習雅思口語。那一刻，我的厭學情緒湧上心頭，甚至想找藉口逃避，比如“讓我先做點家務吧”……但小A不為所動，堅持完成了模擬考試。

備考壓力巨大，然而經過20天的努力，雅思口語考試時，我取得了5.5分（原本預計只有4-5分），超出了小雨的預期。她笑著說：“喲，還不錯嘛。”我倍感欣慰。

過去，我是一名老師，學校開家長會時，會留下成績不佳的學生家長進行面談。那時，我總是對小雨說：“你不能考得太差，至少別讓老師找家長，不然我太沒面子了。”如今，這些話反倒應驗在了我身上，羞恥感也化作了我的“學習動力”。

開學不久，歷史課老師進行了一次隨堂測驗，我只得了40分。開學的前兩週，我一直處於懵懂狀態，如同聽天書一般。雖然我的錄音筆能將語音迅速轉為文字，但老師的希臘英語口音太重，連錄音筆都無法理解。那次，我甚至沒聽明白老師說要隨堂測驗，毫無準備地就參加了。

小雨嚴厲地批評了我，她指出：“第一，你花在哪裡的時間是可以看出來的。第二，如果這個專業讀不下去，小紅書上的學霸人設就無法維持，那會很沒面子。”

以前批評女兒時，我從未想過她的感受，但現在我深有體會。直接接受冰冷的批評，即使是我這顆已歷經風霜的心，也會感到難過。後來，我找了個藉口對她說：“我以前批評過你，現在輪到你批評我了，咱們就算扯平了。”

小雨以“過來人”的身份教導我要知足。她說道：“你看你現在的留學條件多優越啊。” “你都不知道我以前是怎麼熬過來的。” “我真心羨慕你們這一屆的留學生，能有ChatGPT這樣的AI幫助構思文章結構。”

然而，我這個年紀使用電子產品和電腦系統確實困難重重。小雨常笑稱我為“電腦苦手”。如今，大學課程已全面數字化，我這個戴著老花眼鏡的苦手，初見需要一長串密碼登入學校的希臘語系統來完成作業和查詢文獻時，簡直一頭霧水，彷彿面對一堆加密檔案。

因此，我不得不向小雨求助。課程PPT、作業和資料書單，大都是她幫我下載的。由於看電子版讓我感到頭昏眼花，她便找到了一家便宜的淘寶商家，將八本主要教材打印出來，再由我先生在假期時親自帶到希臘給我。

不過，我還是為自己準備了不少先進的電子裝置，例如錄音筆、iPad（這是以前就有的）、Kindle（儘管最後沒用上），還有一臺“新”電腦（其實是兒子淘汰下來的）。小雨調侃我說：“差生文具多。”開學第一週，一上課我就開始琢磨如何啟動這些裝置，卻對按哪個按鈕啟動、如何調節音量等一無所知，手忙腳亂。而且，我只會用兩根食指打字，速度完全跟不上教授的語速。我環顧四周，同學們都在筆記型電腦上飛快地打字，只有我還在紙質筆記本上書寫。坦白說，我根本無法同時使用兩件以上的電子裝置。直到有一天，我忘帶手機去上課，才發現這並不影響學習。然而，如果忘了帶老花鏡，那真是兩眼一抹黑，什麼都看不清。這時我才意識到，老花鏡才是上課的剛需。

老齡留學有時也讓我找回當老師的感覺。班上的同學大部分是2006年左右出生的，而我在學校教的最後一批學生已經是1983、1984年的了。換句話說，我學生的孩子現在成了我的同學。他們叫我“王阿姨”已經算客氣了。最近，有個中國同學問其他人：“你有那個60歲老奶奶的微信嗎？我想加一下，問問拉丁語作業怎麼寫。”這樣一來，我的輩分又升了一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還是會習慣性地指出來。比如，有個同學上課大聲和同桌說話，課下還總和幾個男生關起門來打遊戲。這讓我想起了以前我兒子也是網癮少年。我在想，要不要和他們談談，鼓勵他們多參加集體活動。

我與年輕人社交時頗有技巧，聊著聊著就會給他們展示我家養的貓，畢竟沒人能拒絕可愛的小貓咪。在大學校園裡與年輕人相處，有時會讓我感覺自己彷彿重返18歲。不過，小雨常調侃我，只要看到校園裡的花，我就一定會拿出手機湊近拍照，這讓她覺得我露出了“老年人的一面”。

如今，常能聽到“35歲門檻”“40歲危機”這類關於年齡的歧視性言論，這其實是等級社會中不可避免的遊戲規則。我從不在乎，也不願被迫遵循這些規則。以前評教師職稱時，有年齡限制，我寧願不評，因為覺得那沒有意義。雖然年齡不能從意識層面束縛我想做的事，但我也不得不面對身體衰老的現實。曾經，我有兩樣特別自豪的東西：視力和記憶力。但到了50歲左右，我的雙眼視力從1.5變成了一隻近視、一隻遠視，還加上了老花。而且，我開始丟三落四，甚至和人說話時都會找不到話題。現在56歲了，每次下課回家，我得立刻回憶老師上課的重點，不然就會忘得一乾二淨。接著，我還得安排英語閱讀，但一看文章就容易犯困。

這對我是很大的打擊，因為眼睛和大腦是我重要的學習工具。現在它們功能衰退，我學習得花比年輕時多好幾倍的力氣。開學前，我和家人在雅典盡情city walk，但開學後，我先生每逢週末都想和我一起出去玩，我堅決拒絕了，因為怕影響學習。一些住在歐洲的朋友說開學後要來看我，觀察我這個大齡學生如何在希臘雅典上大學，我熱情接待了他們，但後來發現這太影響學習了，所以現在準備拒絕所有社交活動。

我學生時代，考不好時會難過到默默流淚，然後默默努力迎頭趕上。但現在，我不會再流淚，也不會勉強自己。我和家人達成了“不硬撐”的共識，不再執著於非要把某件事做好、做完，因為那樣倒下的話，會讓家人都不得安寧。所以，如果某天我沒複習課程、沒交作業，老師若能寬容一些，我會非常感激；若老師嚴格要求，給我不及格，我也不會抱怨或崩潰。我很清楚客觀條件如此，自己已經盡力了。就像馬拉松運動員沒有固定的完成時間，我讀的專案最多可以讀六年。如果六年能完成這場“留學馬拉松”，我也覺得很好。

從決定留學到申請學校，再到開學兩個多月，這一年來，我在希臘雅典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你是誰？你為什麼來這裡？來了之後你想做什麼？

這些問題彷彿是對我“意難平”論文副標題“認識你自己”的呼應，讓我感覺自己又回到了起點。回想起20多歲大學畢業後，我回到新疆教書，周圍同事大多以戀愛、結婚、生子為目標，而我卻在看書、學英文。在他人眼中，我與所處的60後時代格格不入。傳統觀念認為，女性應在家“溫良恭儉讓”，男子在外打拼。但我的原生家庭並未強加給我太多傳統的“女性意識”。

我有一位與眾不同的父親。未成年時，他就反覆告訴我，不要因為性別限制自己，我可以做任何事，只是做事前要先徵求他的意見，因為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有知情權。父親非常通情達理，對很多事情都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在兵團農場工作，喜歡讀書，是個機械修理工。他說，等我長大了可以完全自己做決定，只是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我和妹妹們都有很強的個人意志，小時候調皮搗蛋，爬牆騎馬、上房揭瓦。我經常和小雨調侃過去的事，“我爸三天沒打我了”。

1997年，父親去世，但他給予了我自主選擇人生的底氣。比如，我從新疆考到上海，帶著女兒去新加坡工作生活三年，兩次考研終被錄取，創業開書店，轉行做廣告銷售。這些選擇都需要勇氣。

開學典禮上，王曉西首次見到了自己的同學。不久前，在古希臘語課上，我學到了“婚姻”一詞。詞根表示“男人”，古希臘人在詞根前加了“under”，意味著“在男人之下”。教授說，雖然現在看來這不公平，但當時的女性確實如此。如今，很多男性依然害怕駕馭不了像我這樣有強烈自由意志的女性，不認為女性是與他們平視的夥伴，擁有平等的權利。我知道《出走的決心》中的蘇敏，50歲離家自駕遊。若問像蘇敏丈夫這樣的人是否支援她在56歲去希臘留學，他永遠不會支援，甚至會鄙薄。蘇敏在婚前已被原生家庭和社會塑造成婚姻中的奉獻者和犧牲者，即波伏娃所說的“第二性”。當她要成為一個受尊重的完整的人時，首先要對抗丈夫（其實是社會強加給女性的道德倫理教條），顛覆原生家庭塑造的女性意識，自我意識覺醒，找到真正的自己。在上海，另一位女性沙白選擇結束生命，她不僅拷問了自由選擇生活地點、方式、配偶的權利，還拷問了自主選擇死亡方式的可能性與寬容度。她倆的事例是對“過去”的強烈反擊。

當然，我先生也出生在一個男尊女卑的傳統家庭，但他在與我交往時展現出對女性的尊重，這讓我們可以在婚姻中平視對方，不限制個人發展，互相補位。比如，他早年考到上海念MBA，我願意在家帶孩子；我考研究生時，他在家照顧孩子；我決定去新加坡工作時，他繼續攻讀博士；我這次留學希臘，他在上海處理工作，合理安排假期團聚。在這個家裡，我做事都是出於自己的選擇，包括辭職在家陪兒子學習，直到他上大學；未來女兒懷孕生子，我願意陪伴她。我不認為這是犧牲，而是生命旅程中的功課，驚喜與煩惱並存，更是家庭成員間的相互成就。

儘管我先生已經很優秀，但傳統印記仍體現在細節中。比如，他不太願意誇讚我，認為我總體上不能超過他。我會回懟，我在很多方面一直都很聰明，只是他不願承認。衝突難免，但大多因上一代介入孩子教育。婆婆希望孫子在春節做形式主義孝道，我先生不敢反對，我就會和他激烈爭吵。多次後，我劃清界限，要求她遠離孩子生活，只在逢年過節探望。在其他問題上，我並不完全要求他改變。我會告訴孩子，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如果看到父母有衝突，可以把我們當作一面引發人生思考的鏡子。

過去的生活一步步走來，我似乎在不斷回答“我是誰”的問題。雖然我沒有遠大目標，但總感覺做自己喜歡的事，總有一天會有用。當機會來臨時，我有能力抓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