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革中的美國古典學：“讓現有的古典學焚燒”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 何彥霄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水木學者”博士後，芝加哥大學古代史博士）

引言：世界古典學大會里的英國老先生

在《我們這一代人覺得自己既是激進人士，又是上流精英》一文中，英國左派歷史學家託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如此描寫：

“1966年，我升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我們是英國——且也許是英國唯一的——過渡的一代。時值20世紀60年代過半，摩斯族來了又走，披頭士樂隊正要錄製他們的《佩帕軍士孤獨之心俱樂部》（ Sgt. Pepper's Lonly Hearts Club Band ），我就讀的國王學院卻仍然極為傳統。設在大廳的晚餐無比正式，必須出席，且必須穿學士袍。本科學生就座後等待先生們的到來，接著全體起立，目送一長排老先生從身邊經過，向高桌走去。”（何靜芝譯文）

仿照這樣的寫法，當世界古典學大會這樣的重要學術文化事件在舉行時，如果說世界上有什麼能和披頭士作比的流行現象正在發生，那麼無疑是韓國歌手樸彩英（Rosé）與美國歌手布魯諾·馬爾斯（Bruno Mars）合作的歌曲《APT》傳遍全世界，其中不斷重複的韓文아파트（apateu）一詞，讓人不經意間記住了韓文裡的公寓一詞（無疑來自英語音譯），而這背後則是韓國流行文化風靡全球、亞洲面孔的歌手開始越來越多出現在西方主流音樂電臺與熒屏中的潮流。

作為朱特筆下式的老先生，參加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英國著名埃及學家約翰·貝恩斯（John Baines）似乎敏銳察覺到一個亞洲做主導的文化世界的到來，在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採訪時，貝恩斯如此評論：

“以韓國肥皂劇的全球流行為例，這一現象既展示了韓國流行文化的魅力，也為全球觀眾提供了一扇瞭解韓國社會、文化的視窗。這些劇集以引人入勝的情節、精良的製作和深刻的社會洞察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眾。它們不僅娛樂大眾，更在無形中傳遞了韓國的歷史、傳統、現代生活以及社會價值觀，成為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褚國飛：《文明交流互鑑：古典文明的現代意義——訪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約翰·貝恩斯》，《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年11月12日）

貝恩斯在世界古典學大會上發言

作為研究上古文化的埃及學家（比我研究的希臘化與羅馬時期至少早兩千年），貝恩斯無疑沒有失去對當代文化的洞察力，意識到韓國流行文化風靡世界是一場新的東西方文化交流。持相似觀點的是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學者馬丁·普克納（Martin Puchner），在一年前出版的《文化：我們的故事、從巖畫到K-pop》（Culture, the Story of Us, from Cave Art to K-pop）一書結尾處，普克納如是評論：

“K-pop很好地提醒我們，文化歷史的軌跡總是朝著流通與混合的方向發展。如果我們希望支援並維持文化創新，就需要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作為人文學者，我們並不總是履行了‘促進多元文化歷史’的角色，同時也逐漸失去了廣大公眾的關注……我相信，只有重新贏得更廣泛的觀眾支援，只有設法向下一代傳遞文化多樣性的意義與魅力，只有讓我們祖先創造的文化瑰寶得以延續，藝術與人文才能繁榮發展。”

普克納：《文化》，紐約諾頓出版社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儘管貝恩斯表面上是朱特筆下的老先生，但他和朱特是同一代人。更應該看到，英國不僅是戰後流行文化的重要中心，更是當代流行文化研究和批評的起源地。這一特殊的氛圍直接影響了英國成為了提供將古典學與當代流行文化結合的古典接受研究（classical receptions studies）的發源地。

當少數族裔學者成為美國古典學活動的中心

英國古典學的這一潮流現在也席捲了美國。趁著這股東風，我在2024年11月中旬開啟了為期一週半的高濃度東海岸古典學學術之旅，包括受邀在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巴德學院各做一場古典學講座；受邀參加耶魯大學著名社會學家高玉蘋（Grace Kao）11月份在耶魯大學召開的K-pop大會，並在此期間聆聽了兩場由少數族裔學者講授的重磅古典學講座。2025年1月初，我再次赴美參加了連續三天的美國古典學年會……透過這一系列密集的學術活動，我得以一窺美國古典學的現狀。

在耶魯K-pop大會上，我發表報告的小組結束討論之後的5點（我在組裡講了防彈少年團歌曲裡對古希臘悲劇《酒神的伴侶》的接受），耶魯大學古典系舉辦了其最負盛名的一年一次的羅斯托夫採夫講座。這次講座的講者是著名華裔古典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馬約翰（John Ma），而上一年的演講者是著名日裔羅馬史學者克里夫·安藤（Clifford Ando）。就在同一時間，我之前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著名黑人古典學家帕特里斯·蘭金（Patrice Rankine）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古典系做了賓大古典系每年最重要講座“古典古代與當代世界”的第一講。在這背後，是現在美國古典學越來越多重要位置與面孔都留給了少數族裔學者。如果說在傳統印象裡，只有朱特筆下的老先生們有資格成為古典學的代言人，美國古典學無疑在這個節骨眼上，希望打破這一刻板印象與成見。根據講座摘要，蘭金在計劃的題目為“專業古典研究及其他者”（Professional Classical Studies and its Others）講座系列裡，第一講號召“將現有的古典學焚燒”（burn down' professional classical studies as it is currently constituted）。而這些講座本身，就是焚燒現有古典學的一部分。

對於在歐美學希臘羅馬古代史的中國學生們，馬約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符號。他精通英法雙語，其在英法美三國學界的履歷與成就意味著華人學者可以在歐美古典學界達到的可能高度。當然，馬約翰的研究裡沒有太多亞洲因素，他的學術領域是牛津的傳統古代史與法國傳統古希臘銘文學和結構主義文化史的結合。一方面，與理工科裡的華人學者相似，他的成就憑藉自己過硬的研究而取得；但另一方面，他在牛津求學時尚未市場化的學術體系對其學術生涯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蘭金則是馬約翰的反面，他學術生涯雖然開始於塞涅卡悲劇研究，最後卻以黑人古典接受研究成名於古典學界。無論如何，他們在同一時間在兩所東海岸藤校做重要古典學講座，都屬於美國主流古典學為讓古典學變得更多元化（至少就研究人員背景而言）而做出的努力。

馬約翰在耶魯大學的演講

耶魯大學的會議結束之後，在巴德學院和普林斯頓的兩場講座之間，我趕上了蘭金“古典古代與當代世界”講座系列的最後一講。儘管這是講座最後一講，來的人仍然不少。在這一講裡，蘭金以自己的牙買加背景為開始，思考大西洋奴隸制機制下形成的牙買加食物，並在此基礎上去重新思考拉丁文學裡的食物及其與奴隸制的關係（以塞涅卡的書信為例），最後回應第一講提出的將現有的古典學焚燒的號召，思考如何重建古典學。包括賓大著名拉丁文學學者約瑟夫·法雷爾（Joseph Farrell）在內的眾多白人老學究都坐在聽眾中間。

蘭金在賓大的講座

美國古典學會上的亞洲面孔

這種將少數族裔置於中心的做法在2015年1月初在費城召開的美國古典學年會上有進一步的體現，這是我第四次參加古典學年會（疫情期間線上參加過兩次）。第一次參加古典年會是在2019年在聖地亞哥，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在整個會上，我是極少數亞洲面孔之一。而這次在費城的古典年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儘管在數量上，亞洲面孔無疑仍然是少數，但在絕對數量上已經極大增加，不少小組都有亞洲背景的發言者。根據我的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會上，有亞洲背景的古典學者有52人（不包括旁聽者、也不包括一些完全使用西方姓名的隱性亞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去年在芝加哥開的古典學年會開始，就有亞洲背景的學者擔任小組的主席。和美國亞洲學年會提前定小組不同，美國古典學會的大多數論文摘要都是單獨接受，然後組織者再按照論文摘要分類成各個小組，再請相關的學者做各組主席。我記得在2019年的美國古典學年會上，各個小組的主席都是白人學者，而去年就有亞利桑那大學的古希臘文學學者樸雅凜（Arum Park，音譯）擔任古希臘悲劇小組主席，今年則有德州三一大學羅馬時期希臘文學學者勞倫斯·金（Lawrence Kim）擔任一個帝國希臘文學組主席，而這次擔任另一個帝國文學組主席的則是劍橋大學皇家希臘文教授蒂姆·惠特馬施（Tim Whitmarsh），他是今年世界古典學會大會的重量級嘉賓（開場論壇發言人之一）。這意味著，會議組織者有意在尊重傳統古典學者的同時，開始將亞洲面孔置於會議中心。

2025年美國古典學會召開期間的晚間酒會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前預定的小組裡，除了我參加的亞洲與亞裔美國人古典學團（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Classical Caucus，簡稱AAACC）組織的小組外（該團每年在古典學年會上都會有一個小組），還有由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名越南博士生、芝加哥大學的一名中國博士生與賓州州立大學的一名中國博士生組織的題為“愛情與自我知識”的古希臘文學與哲學小組，組上有像斯坦福大學古希臘表演學者阿納斯塔西婭-埃拉斯米婭·佩波尼（Anastasia-Erasmia Peponi ）這樣的重量級學者。去年11月下旬，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完講座後，我還和組織該小組的越南博士生說，非常期待古典學會上她們的“中越女團”打歌登場。而她除了負責組織這個小組外，還在一個美國古典接受的組上報告越南裔美國詩人王鷗行（Ocean Vuong）的古典接受，她在讀王鷗行用越南語和英語寫的雙語詩歌時，在會上把越南語部分用越南語讀了出來，這是我在2019年參加美國古典學年會時完全無法想象的。這些變化不但標誌著美國古典學領域亞洲面孔的出現，更標誌著亞洲聲音的真正出現，即古典學領域下的亞洲學者不再僅僅像馬約翰那樣去從事傳統古典研究（類似K-pop里亞洲面孔的人用全英文唱了首完全美國調的歌），而是真正大膽地把亞洲經驗帶入古典學主流話語場域（類似K-pop裡大膽加入傳統朝鮮半島表演元素和音樂特色）。

美國古典學會上亞洲博士生組織的小組

與此相伴的則是和黑人古典接受研究類似的亞洲古典接受研究的興起。去年，美國古典學會會刊（美國古典學三大頂刊之一）《美國語文學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發表了由AAACC團長、韓裔美國人克里斯托弗·瓦爾多（Christopher Waldo）寫作的關於亞裔美國人古典接受的文章，這是美國古典學最高層面承認亞裔美國人古典接受作為古典學一部分合法性的標誌性文章。我在2021年初線上參加美國古典學年會時，AAACC的主題就是亞洲古典接受。當時，我的思維還比較傳統和保守，我在聽的時候就在想，這些和古典學有什麼關係？而在2021年5月，當北美古典學最重要的獎項之一約翰·溫克勒紀念獎（John J. Winkler Memorial Prize）公佈時，該組組織人、當時還是布朗大學博士候選人（現為洛杉磯加州大學助理教授）的凱麗·阮（Kelly Nguyen）以研究王鷗行的詩集《夜空穿透傷》（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裡對荷馬史詩的酷兒接受與越戰記憶的文章獲獎，而我提交的關於中亞性別關係在早期希臘化王后制度（queenship）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文章獲得提名獎（honorable mention）。評獎委員會主席刻爾克·奧爾曼德（Kirk Ormand，他也是今年美國古典學會主席）給我發郵件說，我的文章在另一年可能獲獎，但在這一年評委猶豫過後給了我提名獎。對此，有人為我鳴不平，認為政治正確擊敗了古典學。毫無疑問，酷兒接受和越戰記憶都是美國主流敘事話題。不過，我從來不會犬儒地將美國學界發生的事情僅僅歸結為政治正確，而是會進一步思考這背後美國古典學研究的正規化演變。就在下半年，我也開始學習怎麼做結合當代話題的古典接受，這也是我關於K-pop裡的古典接受研究的出發點。

王鷗行

由此，我也開始更側重於我進入博士後階段後一直在探索的希臘化時期東西方文化交流這樣的小眾題目和主流對話的方式。尤其是，在今年AAACC上的“亞洲的古代”報告裡，我報告的基本內容用的是很傳統的歷史實證主義方法，即結合希臘、拉丁史料與漢文史料，探討西漢晚期與匈奴與中亞的互動如何促發羅馬貴族對中國絲綢的興趣以及如何促成羅馬對中國的最初認識。根據我對美國學界的瞭解，這樣的報告無疑會冷場。比如，我在2020年2月初在哈佛東亞研究年會上報告了漢朝對羅馬的認知，報告後沒有任何人問問題，甚至報告結束後，擔任小組主席的研究中國耶穌會的波士頓大學某漢學家都沒意識到我剛剛發了言，我是真正意義上的拉爾夫·艾利森（Ralph Elison）筆下的透明人（invisible man）般的存在。因此，在這次報告中，我做了大量軟化工作。在報告一開頭，我引入了2018年電影《瘋狂亞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的開頭，即楊紫瓊扮演的新加坡人在1990年代去到倫敦一家豪華酒店，因為種族歧視被拒絕入住，酒店讓她和她家人去住唐人街，繼而講到我的一些文章在接受美國一些主流古典學雜誌的外審評價時，裡面一旦用到中國材料，對方就會以這應該去漢學期刊、不應該來古典學期刊為由婉拒，相反，我的論文裡如果只是單純討論希臘、拉丁材料，評價都會不錯，被接受機率更高。因此，我強調這是一種唐人街古典學（Chinatown Classics）。進而，我介紹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漢學家荷馬李（Homer H. Dub, 1892-1969）發表在美國古典學頂刊《美國語文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上的一項研究，他在匈奴郅支軍隊裡發現類似羅馬的戰術，猜測克拉蘇敗給帕提亞後有羅馬戰俘到達中亞和中國，這說明美國古典學很早就接受了這種利用中國材料的跨文化討論。而我在報告裡的基本立場是，我們沒有必要去證明和證偽是否有羅馬士兵到達中國這樣的問題，而是應該重新思考中國和匈奴、中亞的互動如何成為漢朝與伊朗和羅馬間接交流的一種方式。

《瘋狂亞洲富豪》開場

我的報告採用的是非常傳統的考證方法，是我閱讀陳寅恪、田餘慶等先生的著作學來的（並不像我其它涉及羅馬啞劇、古典接受的研究，則是純粹美國學術訓練的產物）。我相信大家其實沒有太跟上我在希臘、拉丁、漢文材料之間來回切換，以及在羅馬、希臘化、帕提亞、中亞、匈奴與漢朝不同區域之間穿越的節奏。但是，我用了《瘋狂亞洲富豪》開場，“唐人街古典學”這個提法給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影響，儘管大家可能沒有真正理解我的報告，也意識到我的這個報告和大家關心的種族問題的潛在相關性。因此，在我的小組結束後，一位亞裔古典學家表示他在一家美國大學出版社策劃有關於結合古典學與亞洲研究的書系，問我願不願意將研究給他們系列出版。雖然我目前博士論文修改的書稿已經在和英國一家出版社談合作，但我想到我博士期間寫的關於希臘化中亞在中西交流中作用的一些文章，可以合起來作為另一部書稿。我非常高興地意識到，我一直感興趣的希臘化中亞這樣小眾的問題可以在當代美國學術政治話語下得到新的關注。如果說古典接受研究教會了我什麼的話，那就是怎麼去和主流對話。

作為瑪莎·格拉漢姆的孩子們的當代美國古典學家

不可避免的是，古典接受這種高度反映個人背景和趣味的研究，會讓人覺得是 “自我研究”（mesearch）。毫無疑問，我開始關注到K-pop這個話題，以及希望透過K-pop古典接受研究來讓古典學進入K-pop話題的討論，是對自己在美國學術語境下被種族化為“亞洲”身份的一種自我探索，也受到我一直以來對羅馬啞劇研究的興趣的影響（即我已經有相關的表演研究基本功）。但毫無疑問，這的確是一種“自我研究”。透過參加這次古典學年會，可以說，我終於想清楚K-pop研究能給古典學本身帶來什麼真正的正規化影響。從總體上來看，這次古典學年會的一大亮點無疑是紀念美國現代舞奠基人瑪莎·格拉漢姆（Martha Graham, 1894-1991）130週年誕辰的討論小組，研究者們著眼於格拉漢姆的現代舞編舞對古希臘悲劇的接受，同時主辦方邀請了作為格拉漢姆繼承機構的紐約格拉漢姆舞團（The Martha Graham Company）的團長與舞者來到費城，在小組上分享自己的舞蹈經歷，當晚還在費城劇院舉辦了該舞團帶有古希臘接受的兩支現代舞表演。

古典學年會上格拉漢姆舞團分享

格拉漢姆對於美國，就如同梅蘭芳對於中國、加林娜·烏蘭諾娃對於蘇聯一樣，是美國的表演國粹，也是冷戰時期美國用於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如果說，20世紀初最初的現代舞像K-pop一樣是一種大眾娛樂，那麼冷戰時期美國對現代舞的大力支援，對現代舞由流行文化轉化為高雅藝術再傳播到世界各地（包括1980年代後傳入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可避免的，大家在討論格拉漢姆的古典接受時，有種外人不可染指的感覺。特別是，在格拉漢姆討論組裡，有從事啞劇研究的博士生認為琉善《論舞蹈》裡對啞劇的描寫與格拉漢姆對現代舞的觀念很像，而在另一組裡有另一學者討論羅馬啞劇時，也討論了琉善《論舞蹈》與現代舞的相似性。

格拉漢姆舞團表演後分享

這讓我明白了，我一直以來認為琉善的《論舞蹈》與K-pop裡的古典接受存在潛在相連之處背後的文化政治：歐洲（特別是法國）學者研究羅馬啞劇舞，不可避免會帶上芭蕾的理解；美國學者研究羅馬啞劇舞，不可避免會帶入對現代舞的理解；而我則是在希望，未來學者（尤其有亞洲背景的學者）在研究羅馬啞劇舞蹈的研究會加入韓舞的維度。特別是，韓舞裡面越來越豐富的古典接受，已經為對話提供了可能。

透過這次古典學會，我也意識到我一直感興趣的羅馬啞劇舞蹈研究不是一種單純的古代舞蹈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而是為閱讀羅馬帝國下寫作的希臘拉丁文學提供一種動態的視野，即啞劇舞蹈如何影響對身體與性別的描寫，或者說隨著羅馬式劇院在整個地中海的傳播，當作為帝國時期羅馬劇院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的羅馬啞劇成為羅馬地中海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與感官體驗的一部分時，啞劇如何重構了希臘拉丁文學對身體與性別的認知與描寫。這是我在這次古典學會上，我與對羅馬帝國下希臘拉丁文學裡的身體問題感興趣、但對啞劇沒有概念的學者們（包括一些重量級學者）討論後意識到的。特別是，我在與AAACC團長瓦爾多聊天時，從他那兒瞭解到，作為美國希臘文學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他之前在伯克利的導師萊斯理·刻爾克（Leslie Kurke）1980年代到伯克利時，帶給伯克利的希臘文學元老馬克·格里菲斯（Mark Griffith）的極大影響是讓他意識到希臘文學裡的性別問題。而現在，北美希臘拉丁文學下訓練出來的學者，如果說誰對性別沒有任何概念（即使不做性別問題），那是不可能的。這也讓我意識到，我對羅馬啞劇——特別是其與希臘小說的互動——的研究未來可能的一種貢獻是，讓研究羅馬帝國文學的學者都意識到啞劇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而不是無視其作為“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去年11月，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講公元2世紀羅馬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對啞劇舞蹈的介入如何影響了公元4世紀希臘小說《衣索比亞故事》裡對身體的書寫時，我還有點拿捏不準，這個橫跨羅馬史、帝國文學與羅馬錶演研究的題目會怎麼被分類？參加完今年的古典學會後，我已經完全不擔心，因為這恰好可以為大家研究羅馬史和帝國希臘文學提供一個完全嶄新的思考維度。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會議室的講座

透過我對K-pop裡古典接受的研究，也希望大家未來在研究羅馬啞劇時，會把韓舞作為考慮的物件之一，而不是僅僅侷限在芭蕾舞與現代舞圈定的舞蹈框架裡。2024年11月，我在巴德學院講韓國女團NewJeans在《Cool with You》歌曲透過與19世紀法國繪畫《丘位元與普賽克》（L’Amour et Psyché）互動來對古羅馬故事丘位元與普賽克進行接受時，我特別強調，作為NewJeans成員之一澳韓混血的Danielle在藏於盧浮宮的19世紀法國畫作前對西方聽眾講解畫作裡的丘位元與普賽克故事是《Cool with You》裡的核心思想的表現，即亞洲人如何重新向西方聽眾呈現古希臘羅馬文明。我一直認為這對思考有亞洲背景的古典學者怎麼思考重新向西方人重新講解古希臘羅馬文明非常有啟發，因此，在講座裡講到這一部分的時候，我不禁有點動情。

《Cool with You》裡Danielle向西方聽眾講解古典畫作

在費城美國古典學會參加了涉及格拉漢姆的討論及表演後，我意識到了我對K-pop的這個設想並非天方夜譚。從某種意義上，當代美國白人古典學家都是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與格拉漢姆兩位現代舞奠基人的“孩子”。當女性還被排擠在美國諸多精英高等教育之外——別說進入古典學研究了——的20世紀上半葉，作為沒有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鄧肯與格拉漢姆就以自學的方式，透過自己的身體、以具有創造性的現代舞編舞方式去重新解讀古希臘文明，贏得了歐美主流的關注。這些現代舞先驅們從20世紀初到60年代做的事，某種程度預示了80年代後越來越多女性學者開始進入美國古典學界後給美國古典學帶來革命性的影響，無論是普林斯頓大學招收的第一屆女性本科生、著名拉丁文學學者艾米·瑞赤琳（Amy Richlin，她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發問，女性是否有資格研究拉丁文學），還是從布林·茅爾女校本科畢業的萊斯理·刻爾克。學者要反思過去並不難，根據對過去的研究預示未來才是真正的洞見。當越來越多高質量的古典接受進入作為21世紀社交媒體時代表演文化代表的K-pop，是否預示著未來有亞洲背景的古典學家給美國古典學帶來的創造性改變？

回到促使我在世界古典學大會後立馬去美國交流的耶魯K-pop大會，在會議結束當晚，在會議安排的酒店大廳裡，組織人高玉蘋和大家閒聊，她再次強調說，作為研究種族問題的社會學家，防彈少年團在美國的興起絕對不是傳統單純追星現象，而是種族革命與社會運動。就在這個時候，馬約翰和他的希臘太太走了進來。因為之前和他簡單說過我在耶魯參加的K-pop會議，就藉機向高教授簡單介紹了他，說馬老師是西方最傑出的亞裔古典學家（暗含之意是他是古典學裡的防彈少年團）。我相信，從高玉蘋研究種族社會學和亞裔美國人問題的角度，馬老師對於有亞洲背景的古典學者的榜樣作用無疑和防彈對於西方亞裔年輕人的榜樣作用具有某種同質性。

結語：從韓國流行文化到中國古典文明

當然，無論是我11月在美國參加的3場活動還是今年年初的古典學年會，都發生在世界古典學大會召開之後。世界古典學大會把中國置於古典學知識領域的一箇中心，是否會逐漸為歐美學古典學的中國學生或所有有亞洲背景的學生增加一份自信，讓大家逐漸不再有面對白人同學天生的自卑感，可以拭目以待。如果說，蘭金在賓大提出的讓現有的古典學焚燒的願景在美國頑固體系下很有可能因為換湯不換藥而落空（在我之前和蘭金私下交談裡，他深知美國學術界在進步表面背後的保守），中國召開世界古典學大會可能從根基上為焚燒現有的古典學建立了可能。正如列寧說，在社會主義革命上，俄國出現了政治條件，西歐出現了經濟條件。在古典學革命上，中國出現了政治條件而英美出現了經濟條件。

特別是，就在宣佈在雅典建立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的訊息之後第二天，我從美國回國時途經首爾仁川機場轉機。一到出發層，就見到一群人狂熱地奔湧進機場，這種狀況多半意味著有K-pop明星來值機了。我瞭解之後，才知道是男團Stray Kids出發去澳門開演唱會。由於仁川機場安檢排隊是出了名的長，就在Stray Kids排長隊期間，無數粉絲在旁邊拍照攝像。從媒體研究的角度，這不禁讓我想到，在仁川機場作為連線韓國和世界的最重要樞紐的情況下，在為輸出韓國國家形象做出巨大貢獻的韓國男團女團成員經過仁川機場出海無疑是一種日常行為，但當他們的登機本身也成為了追星行動，無疑已經將他們這一活動儀式化和媒介化。對此，任教於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表演研究者李蘇琳（So-Rim Lee）如此反思：

“（K-pop）偶像是大於凡人肉體的產品，也是韓國國家出口的自豪‘面孔’，這些出口物包括燒酒、電子產品、美妝產品和汽車，到韓國旅遊局，還有間接的，出口物也包括韓國本身。”（金淑榮主編：《劍橋K-pop指南》，劍橋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60頁）

仁川機場安檢排隊中的Stray Kids成員及其粉絲

這讓我聯想到，公元3世紀作家菲羅斯特拉圖斯（Philostratus）在《智者列傳》（Vitae Sophistarum）裡記載的一項趣聞：

“每當他們在觀看日常表演——特別是啞劇舞蹈——之時，報信者來到劇院宣告（哈德良的）講座，觀眾們會一致立刻起身，無論來自元老階層還是騎士階層，無論是研讀希臘典籍者還是在羅馬研讀拉丁典籍者。他們滿懷激情跑到學院那，同時指責那些漫步前行者。”（菲羅斯特拉圖斯：《智者列傳》第589節）

世界古典學大會書展上展出的《智者列傳》首次中譯本（譯名為《智術師列傳》）

這個趣聞記載了公元2世紀自羅馬東部腓尼基城市圖洛的雅典修辭學教授哈德良來到羅馬城的盛況，在羅馬劇院裡觀看啞劇的觀眾願意為了聽哈德良的講座放棄觀看啞劇表演跑到離劇院不遠的演講所（Athenaeum），就像仁川機場粉絲們快步追隨Stray Kids成員。這是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第二次智者運動下希臘知識人與啞劇舞者較勁的一個縮影。當像哈德良這樣的希臘知識人吸收了啞劇舞者們一些表演技巧和視覺感時，他們的知識輸出也可以像啞劇舞者一樣吸引流量，以至於可以成為觀看啞劇表演的替代品。2023年5月，我在哈佛大學開古典學年會時做了和羅馬啞劇有關的報告後，在結尾提到了上面這個段落。當時適逢英國著名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在芝加哥大學做公共演講，題目恰好是“古典學還有沒有未來”。在哈佛報告末尾，我發問，如果當時適逢芝加哥有一場K-pop演唱會，在演唱會上的觀眾聽說比爾德在芝大有演講時，是否願意拋棄他們的偶像，跑到芝大去聽比爾德演講？哈佛會議上聽眾們陷入了沉思。我也在暗指，按照現在的模式走下去，古典學沒有未來。但是，世界古典學大會的召開改變了我的這一看法。在希中文明互鑑框架下，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希臘文明有可供學習的內容的話，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相信流行文化和經典文化兩種表面不搭的東西有高度潛在相關性和相似性，要不然，色諾芬《會飲》裡的蘇格拉底不會脫下孔乙己的長衫，去向從敘拉古到雅典進行商業巡演的舞女學習流行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