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四重鉅變

文丨馬江博    編丨Thea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羅輯思維 (ID: luojisw)
今年以來,教育話題一直在各種會議上被重點討論。相信很多家長都在面臨類似的困惑:
比如,該不該讓孩子報文科專業?
以及,現在送孩子出國留學還划算嗎?
或者,要不要把資源都投在子女身上?
現在的教育領域,用馬江博老師的話說就是,正在發生重置,教的舊邏輯已經失效了。
馬江博
資深政經趨勢學者、得到App新的年度大課《政經參考》的課程主理人。北京市領軍人才,研究政經趨勢20年,在國家行政學院和各大中央部委,培訓過數千名司局級官員和企業家。
那麼,新的邏輯是什麼呢?我們又該怎樣應對呢?
為什麼說舊邏輯失效了?
事實上,從1978年恢復高考以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其實離不開三個歷史前提條件,第一是人口上行週期,第二是城鎮化的膨脹,第三是傳統工業的大發展。

這些分別形成了人口、城市和產業,對於教育的需求,因此,教育在這過去幾十年這一整個大時期內,都處於紅利期。
但現在,抱歉,時代已經變了,比如人口上新生兒的持續降低;第一波城鎮化進入尾聲,城市不再大規模高速膨脹;傳統產業進入瓶頸期,產業結構亟待升級。
這些過往影響教育的因素都正在發生重置,因此,整個教育本身也在時代的座標下發生徹底的重置。
具體來說,教育的這種“重置”表現為四個方面:就是,教育槓桿的重置、教育產業邏輯的重置、教育價效比的重置,以及教育資源的重置。
我們一個個來說。

教育槓桿的重置
先說教育槓桿的重置
什麼是教育槓桿?其實就是普通人透過教育實現階層躍升的可能性。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呈現出顯著的“教育槓桿”:一個普通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甚至中專,就能實現明顯的階層跨越。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沒有學歷,基本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底層人家的孩子透過一張試卷即可改寫命運。這種教育的高槓杆,持續了至少三十年。
但是現在,這種教育槓桿的效應正在被嚴重地降低和重置
首先,具有高資源的孩子,在這場教育軍備競賽中天然具有優勢,不僅僅贏在起跑線,往往中途還能持續加碼。
根據北京大學教授劉雲杉等人的研究,1980年代,北京大學的農村生源佔比超過30%,而這一比重在40年間一直在降低。
財新雜誌2017年的報道說,最近幾年的統計資料可能只保持在10%左右,也有資料說是15%左右。
而更多的小鎮孩子,只能讀二本。寒門難出貴子,正在成為大家討論的問題。
其次,哪怕同樣讀了名校,就畢業後的工作和個人發展來說,學歷和學校之外的家庭資源因素也正在發揮更大的槓桿作用。
父母代際資源的傳承,正在超越教育本身的槓桿。
事實上,教育槓桿的衰減曲線,對應著社會財富的積累曲線,背後是我們社會資源和財富積累從無到有的週期演變。
40年前大家都比較窮,資源都很少,教育就是最大的槓桿資源;
但經過40年的積累,有些人資源越來越豐富,普通孩子只靠教育槓桿,就比不過別人的三頭六臂了。
這是一個所謂“成熟社會”的必然演變,歐美髮達國家也是如此。
而且當社會財富從“增量擴張週期”逐漸邁入“存量固化週期”,競爭越發激烈,這種資源的不對稱性也就越發明顯。
因此,教育槓桿的重置,本質是社會資本積累的速度,超過了學歷或者說教育紅利的速度,大家的突圍成本也從“十年寒窗”升級為“兩代積累”。
當然,這些問題國家都在規劃解決,要深層改革。
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
教育重置的第二個方面,表現在教育產業規律的重置。
客觀說,現代教育也是一種“產品”,培養出來的人才自然要適配於產業發展和國家戰略。而產業和戰略一旦鉅變,教育必然要跟著鉅變。
在改革開放後的前40年裡,中國有過四波大浪潮——外貿、基建、房地產、網際網路
而教育的產業規律,很大程度上是和這四個產業繫結的比如之前興起的“土木報考熱”,是瞄準了地產和基建的紅利,“計算機熱”是針對網際網路,“金融熱潮”則和幾個產業都相關,因為都要融資。
包括經管、法律和各種文科專業也是如此。
因為國家當時要靠金融融資發展,中國社會經濟體的高速發展膨脹又要大量的“普通通用型管理人才”,而這些文科專業的學生比理科生培養成本低。
所以你能看到大量的經管、法律類的文科生在過去二十多年被培養出來,本質上就是這個產品相對簡單,價效比更高。
但社會和經濟的高速發展膨脹,也帶來了問題,就是這些教育產品本質都是市場催動的,這種應激性的人才供給模式,存在結構性的滯後問題,就是說,當產業走完週期時,教育系統還在為上一輪產業週期,培養過剩人才。
而現在,教育產業化則發生了兩個根本性的轉變。
一是教育服務的物件正在發生根本轉變,從傳統產業變為了高科技產業。
比如傳統外貿因為貿易戰被擠壓,同時內部的傳統產業開始轉型,高科技產業和數字產業崛起。
這個過程中,不需要大量的通用型一般管理人才了,前面提到的文科生培養產品線,不那麼需要了,改為了科學家和工程師。
二是主導教育走向的力量也在發生轉變。
我們對外要打贏這場中美大國博弈,必須依靠科技自立自強來解決“卡脖子”問題。
這時候,教育導向由相對單純的市場或者說就業推動,轉為很強的國家戰略注入。
國家透過一系列的高校改革、高考改革、專業改革的動作,來把教育資源向STEM領域,就是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領域集中。
因此你就能理解,為什麼國家要大力發展理工科,大力推進各種選拔計劃了,因為教育體系將成為科技創新的配套工程。
教育產業服務重置的背後,是產業結構週期的拐點。

教育價效比的重置

順著教育槓桿和教育產業服務的重置,以及它們背後的原因,我們繼續推匯出第三個重置,就是教育價效比的重置
教育本身也是一種“投資”,但現在的教育投資正在從“穩賺不賠”,變成一種存在一定“風險”的投資。
做個不恰當的比喻,以前的教育投資就像存“存款”,到期了自動就有收益,而現在的教育投資則有點像“炒股票”,不一定能賺錢,還可能虧錢。
這種風險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是教育成本的抬升比如高價學區房、海外留學等,都擠壓著大家的錢包。
另一方面則是教育收益降低。
我們剛才說了,教育的槓桿率在降低,收益在減少;而且教育服務的產業在重構,很大一部分教育“產品”線其實早就應該被淘汰了,培養出來的“產品”是無效投資。
這背後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就是中國過去二十年的教育其實是“普惠式的精英教育”,普惠式是指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普及,而精英是指高等教育仍然以培養白領和中產為目標。
普惠式和精英這兩個詞一聽就有點矛盾,但是這個矛盾過去被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給消化了,沒有顯露出來。
但是現在,增速減慢,消化不了了,培養出來的大量的白領人才中產後備軍不被需要了,所以我們看到了學歷貶值、職場內卷、就業向下擠壓的情況。
而另一邊,社會對藍領工人、職業教育人才的需求,遠超當前社會的供給。
比如江蘇,不管是泥瓦工,還是掌握數控技術的藍領工程師,很多人的收入都能排在本地的前面。
如果我們從一個更深層次的視角,就是人力資本視角分析這件事,教育價效比的重置,其實是知識資本重新定價的過程。
工業時代的教育投資,遵循線性增值規律,學歷與收入呈正相關關係。
但在指數級的科技變革時代,知識更新週期急劇縮短,傳統學歷的“保值”功能正在失效。
所以未來,中國的人才會出現大分層:要麼向上走尖子路線,成為高價值的科創人才;要麼向下紮根,成為有特色的藍領職業人才;而夾在中間的普通人才,可能會很難受。
總的來說,普通白領的價效比正在削弱,職業藍領的價效比在快速放大,所以你在做教育投資的時候,需要重新考慮家庭的成本收益比。
教育資源的重置
我們要說的最後一個重置,是教育資源的重置
在人口結構轉變、技術革命裂變、產業升級攻堅的疊加下,教育正在成為一種科技產業的新基建,是必須要大投入、大力度才能砸出來的。
因此,教育資源的分配也不會是“平均用力”和“撒胡椒麵”,就像我之前說的那樣,在區域發展中,國家要把最好的資源給到優秀的省份,讓他們去創新突破。
同樣的,在教育領域,最好的資源也要給到優質的選手,讓他們去突破“卡脖子”的技術難題。
我認為,未來主要兩類院校會明顯受益:一是理工類、國防類、醫農類高校,尤其是在STEM學科就是前面說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上有自身特長的院校。
至於財經類、政法類的院校,可能會受到擠壓。
第二類受益的是經濟和教育錯配的地區的院校。
比如深圳,經濟強但本地教育卻不如其他一線甚至二線城市,這類地方的院校因為當地的巨大經濟投入,會加速崛起,比如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杭州民辦的西湖大學,都是迅速崛起的新貴。
相信你看到這裡,會覺得機遇與挑戰並存,那我們普通人該如何做好準備呢?這裡我給到四個具體的建議。
第一,面對教育槓桿重置,行動上既要持續努力奮鬥,讀好學校、好學歷,把可依靠的槓桿用足。
同時,心態上也要降低預期,認識到階層躍升需要更長時間更多維度的因素,重新設定自己和家庭的心理座標;
第二,面對教育服務產業重置,選專業比選學校更重要,或者至少差不多。
建議你更多靠近面對未來的專業,以及國家戰略支援的理工類或者高應用型文科類專業;另外,普通學生可以多考慮技術型藍領這個選擇。
第三,面對教育價效比重置,理性看待教育投資。
社會的規則已經變了,普通家庭量力而行吧,教育投資已經具有一定的風險,沒必要都賭上。
比如我認為,對於很多家庭,沒必要花上百萬甚至幾百萬留學回來掙幾千塊工資,為難孩子也為難自己,留下錢給他買個房、買個保險,可能是更現實的選擇。
第四,面對教育資源的重置,如果其他條件差不多,建議優先選擇東部大省或發達地區的高校。
總之,教育決策必須要理解和遵從社會週期的執行規律這是我們普通人能夠真正拿到時代紅利唯一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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