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對中山大學百年校齡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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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木然

編輯｜渡十娘

作者簡介：木然，曾任加拿大《星島日報》副總編輯、《加拿大都市報》總編輯。同時在電臺、電視獨立主持多個時政類節目，目前為自由撰稿人。

中山大學百年校慶轟轟烈烈，與我共圈的網友大概被我一天數帖的校慶倒計時直擊報導整煩了。這沒有辦法，中大人說了，人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大。

我出生於康樂園（校護養院），從童年、少年到青年，先後在那裡生長、學習、工作、居住共38年，怎麼說也算是資深中大人了。加上我圈中大人甚多，光是中大子弟也有幾十人，我與康樂園感情殊深。

今年校慶那天，看到由擔任多屆央視春晚總導演的79哲學校友楊東昇擔綱的這場校慶晚會直播，以及全球各大城市紛紛為中大百年校慶亮燈的影片，山高水長，傲睨萬物。除了由生以來的自豪和優越感外，還參雜著一絲悵然的失落。

這種「失落」與我離開中大、或者與康樂園漸行漸遠無關。在校方這場「世紀中大、山高水長」的強大歷史敘事裡，我聽、我看總與所知的歷史現實出現模糊的錯位，這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我們已經失去什麼？

■ “百年”校史的褒揚和割捨

毫無疑問，今日中山大學校史編年是從1924年鄒魯奉孫中山命創立國立廣東大學開始的。北京大學教授、中大77中文專業的陳平原在《我那“山高水長”的母校》一文稱這個設定“線索非常清晰，沒有人質疑，可我從未聽說有哪位中大人想拉長校史，從廣東高等師範學校（1905），或從嶺南大學的前身格致書院（1888）、中山醫科大學的前身博濟醫學堂（1866）說起⋯⋯”。陳平原這麼說已經不是武斷的問題，因為我相信他應該知道天下嶺南人是有質疑聲的。

的確，綜觀今日中國各高等院校在書寫學校歷史時，多是想方設法尋找“前身”以證其“歷史悠久”，極少有像中大這樣割棄前度突出其“根正苗紅”。箇中原因自然不難理解，但記錄歷史是不應該根據需要而隨意摘取的。

今日中山大學的主校園康樂園原為私立嶺南大學的校園，這是人所皆知的。“嶺大”前身是格致書院，它於1888年3月28日在廣州建校授課，1904年由澳門回遷廣州後在廣州河南康樂村購下30多英畝土地，成為日後嶺南大學的永久校園，這就是今日康樂園的由來。到上世紀40年代，嶺南大學已發展成華南第一學府，擁有一個蜚聲海內外超一流的大師級教授專家團隊，完全可以叫板國內任何一間超一流大學。

1952年院系調整前，嶺南大學先後擁有文、理、工、農、商、醫等學院。1952年底，全國高等院校進行調整，史稱“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主體被中大所併入，其工學院分離出去成為今日的華南理工大學，農學院離校後成為今日的華南農業大學，嶺南醫學院的前身是博濟醫學堂，創建於1866年（清同治5年），1930年併入嶺南大學後更名為私立嶺南大學醫學院，院系調整分離出去成為蜚聲國際的中山醫學院，後更名為中山醫科大學，並於2001年迴歸中大。

所以，如果單一從孫中山創辦國立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看，中大校齡確實是100年；但如果從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併至今的整個歷程看，中大校齡應為126年；如果從博濟醫學堂的歷史看，今天中大的校齡則是158年。

陳平原稱中大校史從1924年開始“這個線索非常清晰，沒有人質疑”的原因是“一方面，那是因為中大人普遍崇尚’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另一方面，我們更看重革命先驅孫中山親自創立且題寫校訓這一光榮起點⋯⋯某種意義上，這既是考辨史實，也是確認立場、高揚旗幟。”

陳平原這話倒是一語中的。今日中山大學校史如果不按歷史的發展脈絡看，單以“孫中山創辦”這個“立場”和“旗幟”劃定，這麼說大機率是沒有人質疑的。1952年院系調整，嶺大無論從學校規模、學術地位和名氣都大大領先中大，因為要去西方化，以蘇聯模式改革高等教育系統，嶺大“毫無異義”就被分拆得七零八落，康樂園也變成了中大校園。當時與其說是嶺大併入中大，不如說是中大融化了嶺大，那時自然也是沒有人敢質疑的。

當唯一的聲音來自於權力的耳邊，社會能聽到怎樣的異議迴音呢？

但沒有“迴音”不等於沒有“聲音”。竊以為如果今日中大與昔日嶺大的關係是取代關係，那麼1924年以前的歷史可以不計入其中；但如果中大嶺大是互相融合、傳承發展的話，秉持“中大嶺大一家親”的精神，“百年校史”這個提法就顯得牽強附會、血氣不足。

■ 中大嶺大水乳交融一家親

究竟今日中大和嶺大是融合還是分割、是傳承還是取代，我們可以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根據今日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官宣網文介紹：“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克服了左傾的影響，逐步落實了各項政策 ”，於1980年8月24日在母校康樂園正式成立。

同許多中大人一樣，作為歷史見證者之一，筆者當年目睹了“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成立的完整過程。其時廣州一批嶺大老學長，聯同世界各地的嶺南校友，向學校提出確認“嶺南大學在中大”這樣一個事實，時任校長黃煥秋對此十分重視，指示學校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如何確認中大和嶺大的關係、如何安撫嶺南校友的心，以及如何藉助天下嶺南校友的力量推動中大收拾“十年”舊殘局、迎接新發展，“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因此應運而生。

為了推動中大、嶺大的融合，中大還專門將土木工程和橋樑隧道專家、原嶺大工學院院長桂銘敬在中山醫學院工作的兒子桂治鏞（嶺南大學經濟系畢業）調入中大，同時擔任中山大學秘書長和“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秘書長，以利於減少行政上的繁文縟節，加速修補中大與嶺南的融合關係。

“嶺南校友會”成立後，海外不少嶺南校友仍然心存負氣，他們認為中大所在校園原為嶺大所有，由此提出“恢復嶺南大學”的訴求，當時居住在美國的嶺南校友、著名經濟學家鄒至莊教授代表這些校友寫了一封信給教育部，要求恢復“嶺南大學”，教育部對“教會大學”復辦持否定態度，鄒至莊透過校友會再致信給曾在嶺南中學和大學就讀過的、時任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廖承志聽取了各方意見後，經與中央相關部門研究，接受“嶺南大學並非教會學校，而是由美國嶺南基金會出資成立的私立大學”的定性。考慮到歷史現狀，也照顧到嶺南人的感情，同意在中山大學建立“嶺南（大學）學院”，這個名稱之所以是將“大學”用括號括起來，正是為了強調“嶺南大學在中大”這種“融入和傳承”的關係。國務院這個批覆向全球嶺南校友釋出友善和誠意，中大與“美國嶺南基金會”（簡稱為“美基會”）因此恢復了中斷近30年的官方聯絡。“嶺南（大學）學院”遂於1988年獲教育部、廣東省委和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得以建立，“美基會”為嶺南學院的建立提供了資金，並明確以後“嶺院”畢業生將同獲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學院雙文憑。

事實上，自“嶺南校友會”成立以來，海內外嶺南校友對中大的重建發揮了巨大的助力。特別是中大與“美基會”重建關係後，每年邀請了大批的國際著名教授、學者和科學家到中大訪問交流、出資捐建“嶺南堂”、購買高階實驗裝置、資助中大各系教師、以及學校重要崗位的工作人員分批赴海外留學、進修以及從事科研。短時間內，中大的學科建設及學術水平得以快速提升。

中大與嶺大的關係，因為孫中山先生對廣東教育的重視，在歷史上存在著事實的親緣關係。開放改革後進入八十年代，中大嶺大唇齒相依、互相交融。這種融合令教育經費緊絀的中大受益良多。中大每年都能從海內外嶺南校友獲得大額捐贈，甚至連與中大嶺大毫無關聯的霍英東，也在嶺大香港校友、時任香港愉園體育總會副主席李毓宏等的推動下捐贈了英東體育館和體育場。這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大優勢”，是國內其他高校難以相比的。黃煥秋及其之後幾任校長在每年的校慶主題敘述中都會提及“中大嶺南一家親”的和睦精神，這是開放改革後中大浴火重生的發展之本。

中大嶺大密不可分的融合關係，除了紅樓綠瓦、校園裡矗立的冼星海、廖承志、陳寅恪、端木正等嶺南人的塑像外，更深層次的傳承影響至今。

今日中大擁有三校區五校園，關於“珠海校區”，“百度百科”是這樣介紹的：“中山大學珠海校區於1999年9月11日正式啟用，其前身為珠海市人民政府籌建的市屬’珠海大學’的校園，後由於珠海大學籌建方案未獲得教育部批准，珠海市人民政府將已經部分完工的珠海大學校園無償贈予中山大學，並與中山大學合辦本校區。”

珠海市想辦一所大學未獲教育部批准是事實，但“無償”兩字卻有些牽強。

我記憶是上世紀90年代末，幾位嶺南老校友回憶起早在二、三十年代，嶺大曾在中山縣會同村（現今珠海市）買了一塊地，一直沒有開發。1952年嶺大中大合併後不了了之，地契有可能保留在學校總務處。為此幾位校友積極推動學校有關部門找到當年的地契並形成報告，建議學校收回這塊土地。校長黃煥秋隨後親自主導，指派學校相關部門聯同“嶺南校友會”與珠海市商榷收回該塊土地。珠海市政府在研究了相關資料後提出用土地“置換”方式，即提供今日珠海校區這塊地給中大，由珠海市和中大共同投資辦學，相關協議在1999年簽訂，中大珠海校區遂成為全國高校率先走向特區建立校區的先驅者。可以說，昔日嶺南人放棄“覆校”，把珠海那塊土地交給中大，是今日“中大珠海校區”蓬勃發展的根本。

我在這裡確實是較真在歷史的細節裡。每一個讀書人都應該清楚，歷史是過去的現實，“不容忽視的事實，才是真正的歷史”（Pierre Bourdieu）。中山大學肩負教書育人立德的崇高責任，學校如果在敘述自己的校慶史都前言不搭後語，未來又如何能面對千千萬萬中大學子？

■ 孫中山也是嶺大的校魂

陳平原說中大人對中大校齡史實無異議，是因為“中山先生就是中大的校魂”。其實，孫中山於嶺南大學而言，何嘗不是學校的精神和靈魂？

今年校慶舞臺重現了孫中山1923年12月21日在嶺南大學“懷士堂”演講“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情景，當其時作為中山大學前身的“國立廣東大學”尚未出世。

“國立廣東大學”是在1924年2月開始籌備，其時將國立高等師範、廣東法科大學、廣東農業專門學校合併，孫中山為學校題寫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校訓，並親自主持制定了《廣東大學教程》。學校於該年9月19日開始上課，11月11日行成立典禮。由於13日孫中山要乘永豐艦經上海、日本北上天津轉北京，遂委託大元帥府總參議胡漢民代其出席成立典禮並宣讀訓詞。四個月後，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因肝癌在京去世，享年59歲。這就是說，“國立廣東大學”正式成立後孫中山並未到訪過學校。

孫中山去世後，3月19日，國民黨上海市第四區分部全體黨員唁電北京，要求將上海大學更名為“中山大學”，廖仲愷回覆基本同意，隨後東南大學也提出相應要求。倒是“廣東大學”後知後覺，到3月24日才由《廣州民國日報》刊文提出建議，後在廖仲愷推動下，於1926年8月17日獲頒令批准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前面說了，由於上海大學、東南大學等也提出相關請求，且早於廣東大學，為了平衡各地的提請，遂批准武漢大學改為“第二中山大學”、浙江大學改為“第三中山大學”，東南大學改為“第四中山大學”，到1928年2月，再將廣東的“國立中山大學”更名為“國立第一中山大學”。各地大學紛紛更名為“中山大學”表面上看都與“中山魂”有關，但實質是希望藉由獲得政府更多的經費資助。

題外話，廣東“國立中山大學”的成立日本來是1924年11月11日，到了1951年的11月11日，院系調整前新中國首任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和副校長馮乃超致電宋慶齡稱“學校決定從1951年起，將校慶日改為11月12日，以表達對於孫中山先生手創中山大學的紀念”，此申請獲宋慶齡同意，這就是中山大學校慶日的來由。

在理清了中山大學建校的歷史後，我們再來看看嶺南大學校史。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孫中山對嶺南大學的影響大於中山大學。

1917年，孫中山率領部分國會議員南下廣州組織南方護法軍政府，並當選為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此時嶺南大學副監督的鐘榮光鑑於學校財政狀況難以維持，向大元帥孫中山和廣東省長朱慶瀾要求援助，其時元帥府剛成立，經費異常拮据，所屬職員無薪可發，大家不分職務級別，每人每月一律只能領取廣東毫洋22元，僅供個人食宿之用，生活十分艱苦。但為了支援鍾榮光辦教育，孫中山立即撥了一筆款給嶺南大學。

孫中山生前還曾三次到嶺南大學演講。1912年5月7日在學校“馬丁堂”發表了《非學問無以建設》的演講；1923年12月21日偕夫人宋慶齡到訪，在“懷士堂”發表了《學生之立志與責任》的演講；1924年5月2日，孫中山第三次到嶺南大學向全校師生髮表了《學習七十二烈士捨身救國的志氣》的演講，號召大家向烈士們學習，“應學他們的志氣，更加擴充，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為世界來服務”。

嶺南大學對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也曾給予有力的支援。1922年6月15日深夜，粵軍炮轟廣州觀音山總統府，危急中孫中山扮作出診醫生與衛士離開總統府登上永豐艦（即「中山艦」），後改乘英艦離開廣州。負責殿後的孫夫人宋慶齡在6月16日離開總統府，由嶺南大學副監督鍾榮光派嶺南大學的電船到沙面接宋慶齡抵嶺大，在鍾榮光的寓所黑石屋躲藏數天後再輾轉送往香港。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按照“百年中大”只承認1924年之後的校齡，那麼「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則與中大沒有絲縷關係。今天中山大學之所以要突出這段講話，以及將孫中山多次到嶺南大學演講語焉不詳地嫁接到中山大學校史上，無非是1924年後的中山大學除了一個“校訓”外，能與中山先生有關聯的硬料不多。我相信今天有相當大比例的中大人不會唱“中大校歌”、也不能完整講出“中大校訓”，但幾乎所有中大人都知道“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是孫中山對“中大”學子的期望。

■ 嶺大的愛國紅色基因

自建校以來，嶺南大學也不乏革命的紅色基因。如在校史光環中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曾於1921年就讀嶺南中學。據冼星海的中學老師、嶺南名家冼玉清教授所著《冼星海中學時二三事》稱：冼星海在嶺南中學就學理應於1924年完成中學學業，1928年大學畢業，屬「惺社」，但因家貧中斷中學學業，在嶺南附設華僑學校兼任庶務，並於1927年任音樂教員。

冼星海一生與中山大學並無交集。今天座落在中大校園東湖湖畔的冼星海像，是開放改革後由居住在香港的嶺南校友聯同冼星海的女兒冼妮娜，透過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向校方提出捐建，在時任中山大學校長黃煥秋和時任嶺南大學廣州校友會會長王屏山的推動下，於1984年12月2日落成。

中大校園中心所矗立的“惺亭”至今還有人說是記念冼星海而建是不準確的。“惺亭”是由嶺大“惺社”同學為紀念嶺大三位殉國先烈——史堅如、區勵周和許耀章，眾籌6000元於1928年建成。史堅如是辛亥革命烈士，區勵周、許耀章為1925年沙基慘案烈士。

嶺南大學在抗戰時一直未停課，肩負起教書育人、培養國家棟梁的責任。1938年正是烽火連天、國家蒙難的危機關頭，嶺大先由廣州遷往香港；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大學和附中部再從香港移至粵北韶關仙人廟嶺大村堅持辦學，培育了大批有志青年奔赴前線；1945年抗戰勝利，嶺大遷回廣州康樂園。陳香梅對於在粵北就學這段生活有詩寄志：“萬樹千山憶大村，烽煙劫火禍連綿。抗日不忘勤學志，紅灰兒女綠窗前。”以及“天涯遊子夢魂縈，苦讀八年炎難盈，尋得荒山來建校，亦書亦劍嶺南情。”

1948年，著名社會和歷史學家陳序經教授從天津南開大學南下接任嶺南大學校長一職。此時國民政府正展開“搶救學人”行動，擬把大批學人送往臺灣。陳序經憑藉他在學術界的聲望和地位，搶先將一批知名教授、學者接到南方，留在嶺南大學，這些學者後來不但成為中山大學的品牌，也是中國教育界的重要棟樑。

據陳其津在《我的父親陳序經》所述：陳序經南下前數次從天津到北京，說服協和醫學院醫學放射專家謝志光教授到嶺南大學醫學院任職。陳序經的誠意感動了謝志光，謝隨後親自說服了數位協和醫學院的大師級教授，如病理學專家秦光煜、內科專家陳國禎、微生物學家白施恩、神經解剖學專家許天祿，以及外科專家司徒展等南下到嶺大，這些人連同原嶺大醫學院的寄生蟲專家陳心陶、小兒科專家鍾世藩（鍾南山父親），兒科泰斗周壽凱、病理學專家林樹模等在1952年院系調整後成為中山醫學院以及中國醫學界各科掌門人；眼科翹楚陳耀真和毛文書夫婦更成為中國現代眼科學的奠基者。

著名的數學家、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所長姜立夫1949年4月已經去了臺灣，在陳序經去信誠意勸服後，欣然離臺迴歸嶺南大學任教。同一時期，陳序經還分別邀請了語言學家王力、原西南聯大土木工程系主任陶葆楷、古文字學家金文專家容庚、著名的測繪學家陳永齡，原南開大學政治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張純明，經濟學博士、擁有“南開四吳”之一的吳大業教授，以及代理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的史學家梁方仲等。

當年歷史學家陳寅恪離開北京清華南下抵達上海，據云臺灣方面特意為他留下一架飛機隨時接他走，陳序經聞訊後親赴上海，說服滯留在滬的陳寅恪繼續南下到「嶺大」安家。

陳序經對中國教育最大的貢獻不但是挽留了大批學者教授，而且還向國外招攬了大批專才。如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教育家汪德亮、從英國歸來的經濟學家王正憲及其夫人、數學家潘孝瑞、從法國歸來的法學博士端木正、從美國回來的電子學家林為幹、數學家鄭曾同、歷史學家蔣相澤、政治學家鍾一均、植物學家陳煥鏞、生物學家廖翔華、園藝學家李沛文、獸醫專家鄺永祿、外科專家王承恩、外國文學專家楊繡珍等。加上委任哈佛博士、物理學家馮秉銓為教務長（其夫人高兆蘭為光學專家）、社會學家伍銳麟任總務長，這些人才後來經過院系調整後，不但擦亮了中山大學這塊名牌，也撐起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半邊天空。

一個可作參考的指標是，根據1956年中國評出的56位一級教授，其中在1952年院系調整時在嶺大或中大任職的就有12位，佔當時中國一級教授的五分之一以上，他們中的大部分源自嶺南大學教授群體，當時醫學院的8位一級教授中，有7位原在嶺南大學任教。由此可見，1952年院系調整前嶺南大學的師資隊伍可謂實力非凡。用今天的話說，陳序經當年聘請的這些名教授中的任何一位無論去哪所大學，都可以登上熱搜成為耀眼的品牌。這批嶺南精英一生含辛茹苦、歷盡艱辛為新中國建設、尤其是培養各科專才貢獻出巨大的力量，這是最珍貴的「紅色基因」。

所以，嶺大不忘中大，而中大有今天更不能割捨嶺大。正如前中山大學黨委書記李延保教授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我作為中山大學的領導……，我覺得我們中山大學是很幸運的，因為中山大學既有孫中山先生組建的廣東大學這樣一個優良傳統，同時又吸納了嶺南大學這樣一支非常優秀的血脈，嶺南中大一家親，我的感受是越來越深，這個一家親，在孫中山先生沒有建立廣東大學以前，就已經奠定了基礎”。（見前中大副校長李寶健教授2016年紀念嶺南大學成立120週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的講話）。

■ 苦痛是知識與智慧的熔爐

我一直期望在11月12日這場“世紀中大、山高水長”的狂歡晚會上，能在一百多年的歷史長廊裡看到更多的中大人嶺南人，不止有鄒魯、許崇清、馮乃超、魯迅、柯麟、黃煥秋、龍康侯、蒲蟄龍，還應該有鍾榮光、李應林、陳序經、陳寅恪、劉節、梁方仲、姜立夫、謝志光、容庚、冼玉清、商承祚、王力⋯⋯等，哪怕是一個快閃的走馬燈鏡頭也能得到飲水思源般的撫慰。最起碼的，也應該把目前在世的歷任校長請上臺，以表達後輩對前人服務中大的感謝。遺憾的是我並沒有看到這樣的畫面，也許是錯失？在這場花足了錢的共歡大合唱裡，那些在康樂園辛勤耕耘的開荒者，他們同樣是歷史的主角，無論他們演繹的是喜劇，還是悲劇。

當我寫到這裡時，腦海裡總會頻繁閃回一些舊時的畫面。例如嶺南大學風風雨雨126年，例如陳序經校長之死、陳寅恪被逼遷離開東南區1號，惺亭前容庚、商承詐被剃頭掃地⋯⋯這也是“世紀中大，山高水長”的一部分。當然，馬崗腳下杜鵑啼血，馬崗頂上圖書館內卻只聞新人笑。

中大78中文陳小奇在中文系“百年”系慶的講話中稱：“沒有文字就沒有文學；沒有文學，文字就失去了魅力；而沒有文字和文學，我們就沒有了人文，沒有了光芒萬丈的文明。”

陳小奇這話出自中文系情懷自然沒錯，他的《濤聲依舊》和《山高水長》是我很喜歡吟唱的歌曲。

與小奇無關的是我想到假如文字、文學在書寫歷史時語焉不詳，或心照不宣，專事仰仗和諂媚之工，在這樣的歷史敘事裡，縱使再炫目的文字、再璀璨的文學，它所傳達的人文精神也是蒼白的、畸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