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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講一箇中國公司A出海的故事。
一家中國公司A，這家公司有一個美國客戶B。在雙方合作中出了一個小問題，這個問題的責任究竟是誰的，並不清晰，並不全是中國公司A的。於是，中國公司派高管到美國處理問題。
中國人有服務客戶的心態，認為客戶是上帝。這位高管到美國開會，先請客戶B吃了頓不便宜的飯。後續開會時，連聲道歉，不好意思，給各位添麻煩了，下次我們一定注意。中國公司A有個美國辦事處，辦事處的頭是個美國人，陪這位高管去了，聽到這些話，臉都綠了。
開完會，這個美國人給A公司律師和CEO都發了一封郵件，認為這位高管犯了大錯。電郵的主要觀點是：這次事件責任並不清晰，這位高管先請客戶吃飯，隨後道歉，相當於承認了責任是中國公司A的。如果雙方走到法庭上，這些道歉，都會成為呈堂證供。這位美國人之前任職的美國公司C的慣例是，道歉這種東西，必須是律師嚴格把關，頂多說一些，我們也不想看到這個結果，我們也很遺憾這樣的不涉及責任的話。美國公司C規定，沒有律師介入，絕對不能在任何場合代表公司道歉。
為了解決怎麼道歉這個問題，西方一些國家，比如美國部分州都專門出臺法律，在某些場合，禁止原告將道歉作為承擔責任的證據。比如專門立法規定，醫生可能會為糟糕的治療結果向患者道歉，但該道歉在庭審中不能被用作醫生的過失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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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文章，提到了疫情期間，某頂流大V寫的一篇樓上漏水的文章。針對這個觀點，之前我寫了兩個評論:
第二篇評論中有以下一段話：
當時，某大V提了一個樓上漏水淹了樓下，樓上應該道歉的論點。認為中國應該為疫情蔓延全球道歉。這種說法大錯特錯！
因為法律上，如果樓上漏水淹了樓下，可不僅僅是什麼道歉，淹水導致樓下的全部經濟損失樓上住戶需要賠償。如果這個論點被接受，那麼僅僅美國一國，就是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中國應該賠多少？要賠的話，至少大幾萬億美元，攤到每個中國人頭上就是每人大幾千美元，幾萬人民幣。要知道中國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也就30000多人民幣一年。
在2020年3月，所謂的“人禍”“追責”，已經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牽扯到每個中國人切身利益的國際政治問題。那時，作為中國人，唯一的立場就是堅持“天災論”，堅持“疫情是天災，中國已盡力，中國無責論”。在2020年3月，堅持天災論，堅持中國無責，是國家利益，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利益，是大是大非。
談到中日關係，1931-1945年十四年抗日戰爭，是迴避不了的問題。日本侵華，中國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就算對具體數字有爭議，中國是受害者，日本是加害者，這一點是無爭議的。畢竟，是日本軍隊在中國領土上燒殺搶掠。
雖然因為1952年蔣介石政權放棄了日本賠款，導致中國這邊也很難堅持追索實質賠款。但抗日戰爭，畢竟給中國積累了道義資產，日本在道義上欠中國的。這筆道義資產，是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我們需要珍惜。
道義資產，在國際舞臺上，還是有價值的。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給以色列積累了巨大的道義資產。對大屠殺視而不見的歐美國家，對猶太人有巨大的道義負債。以色列和猶太人的這些道義資產有多大用途，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以色列屠殺巴勒斯坦平民，很少受到西方國家的指責。以色列這個國家，也不遺餘力的用各種宣傳手段，增加這些道義資產，以供消耗。
日本公民在海外遇害，並不是第一次。前幾天，美軍軍車在日本剛撞死一個日本人，日本輿論場基本沒什麼聲音。深圳男童被殺事件，日本為什麼如此“小題大做”？副外相專門為此訪華。日本駐華大使訪問大連，也專門提起。日經中文網公眾號，9月18日到25日，每天都有至少一篇關於深圳事件的文章。
媒體密集報道，政客也屢屢發言。因為，日方認識到，這次事件，特別是一個無辜的十歲兒童不幸遇難，是一次好機會，可以消耗中國在抗戰時積累下來的道義資產。
深圳這次事件，這個兇手給了日本一次機會，消耗中國在抗戰期間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道義資產，損害了國家利益。這個兇手確實是罪人。
同樣，跟隨日方步調，小題大做，綁架全體國家，代表全體中國人的道歉的這些人，同樣是幫助日本消耗中國在抗戰期間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道義資產，也是損害國家利益。
這些人，雖然不是直接責任人，但也造成了國有（道義）資產流失。俺也是中國人，國有資產俺也有十四億分之一，我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損，當然要批評一下國有資產流失。
所以，本次國有資產流失的直接責任人 – 這個兇手要嚴厲譴責。該判死刑判死刑。對於那些代表“全體中國人道歉”的，誰給了你們代表的權力？你們的做法也造成了國有道義資產流失。
我們怎麼評價一個所謂的“反日”行為？要看這個行為是增加了還是消耗了中國的道義資產。這個兇手，以及那些戰馬鐵頭這樣無腦反日仇日的人，他們用極端行為消耗中國的道義資產，當然要譴責這些行為。犯法的繩之以法，沒犯法的譴責批評。
相反，寫《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張純如，NHK那位勇敢說出事實的中國籍播音員，他們是在維護中國的道義資產。維護還是損害，這兩者的區別，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網上那些刻意把兩類行為混淆起來的人，他們背後的目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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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加拿大大使館定製了一批武漢蝙蝠文化衫，網際網路上引發輿情後，加拿大大使館宣告，表示遺憾。
南海撞擊事件，美國總統布什和鮑威爾，都為中國飛行員的去世表示遺憾。（I regret that a Chinese pilot is missing and I regret that one of their airplanes is lost. Our prayers go out to the pilot, his family.）
道歉和遺憾的區別是什麼。道歉是我承認我有錯，遺憾是我同情你，但我不承認我有錯。深圳這件事，我們作為普通中國人，應該的態度是同情受害者，譴責兇手，對這件事表示遺憾。因為普通的中國人本來就沒有錯呀。
當年中日建交談判時，談到賠償問題時，日方代表堅決不同意寫入“中國放棄賠償權利”。日方聲稱，根據1952年日本與臺灣締結的和約，日本戰爭賠償問題已經解決，因而不存在中國放棄什麼賠償權利的問題。最終，中方同意將宣告中有關賠償的“權利”一詞換為“要求”。權利和要求。權利和要求的區別是什麼？為啥日方會摳這個字眼兒，大家也都能看出來。
我反對把商家經營行為政治化，同樣反對把偶發的刑事案件政治化。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應該同情受害者，為發生這件悲劇感到遺憾。但沒有任何義務需要代表中國向日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