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醫院參與人口拐賣,還有誰覺得“嚴控公立醫院規模”是好事?

最近聯絡爆出了兩起私立醫院販賣出生證明的惡劣案件,一起是湖北襄陽健橋醫院,一起是佛山福愛嘉婦產醫院。
販賣出生證明,是非常惡劣的犯罪行為,是人口販賣的最後一環——這樣透過犯罪手段被拐賣來的嬰兒,或者透過違法手段交易的人口,都透過這最後一環“洗白”了。可以說,這是斷子絕孫的生意毫不為過,這些販賣出生證明的人和人販子們一樣,不槍斃不足以平民憤。
兩家雖然隔著千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大名鼎鼎的“莆田系民營醫院”。多說一句,莆田系醫院取名的一大特點就是喜歡“蹭”,比如說這個“健橋”蹭的就是“劍橋”。這就好像開心麻花的那一堆大爛片“李茂換太子”“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也都是喜歡諧音梗去“蹭”。這其實就是爛片和爛醫院的一個篩選機制,專門找到那些容易上當受騙的群體。
襄陽健橋醫院的前身原本是一家公立醫院——襄陽102醫院,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民間醫療資本收購,變成了一傢俬立民營醫院,這次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葉有芝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當上了院長。
這我又要說起2019年那一則新聞,十部委“嚴控公立醫院數量規模”。
雖然說一次夾一次,但是我還是要說一說,現在回想起來都一身冷汗。
然而在半年之後的疫情中,公立醫院成為了抗擊疫情的中流砥柱,私立醫院卻在這種全民抗疫中“隱身”了——即便被人關注也都是拒絕接診的負面新聞。
比如西安疫情期間孕婦流產等一系列拒診事件,有網友統計過了,四傢俬立醫院、一家公立醫院,就以發生孕婦在醫院門口流產無法得到救治的醫院為例,我們看它的回應,職位名稱是“總經理”:
疫情已經證明了,真正衝在最前面承擔社會責任的,都是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們,而私立醫院為了自己的盈利,早早地豎起橫溝壁壘,阻礙居民就診。美國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什麼美國疫情前六個月,確診就高達六千萬,但依然沒有出現醫療擠兌被擊穿的情況?
因為美國有大量私立醫院,他們可以直接宣佈不接受窮人、老人。人家為利潤服務的,你的命能換算成多少利潤,是根據你自己的財產多寡來的。珍惜我們現在還有點社會主義光輝的醫療教育體系吧。
但是,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曾經教育、醫療私有化的惡果正在逐漸顯現,正確的道路應該是:做大做強公立醫院,提高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待遇,讓公立醫院成為全國人民健康最後的守護神。

就這麼說吧,一直以來公知、買辦、資本家都在鼓吹“醫療私有化”,我請大家用屁股想一想,這TM能是好事嗎?

我儘量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一下為什麼醫療教育不能市場化:

我在點評電影《我不是藥神》的時候說過,醫療產業是最典型的“市場調節”失靈的領域。西方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中商品售價由供需關係決定,供大於求商品降價,供小於求商品漲價。
這在很多領域確實適用,但醫藥產業不同。比如說,一個奢侈品包幾萬塊錢,一頓網紅餐廳人均四位數,大多數人覺得不值那就不買不吃;但無奈容易上當的冤大頭太多、虛榮心的人太多,就把完全不匹配的產品價值炒作變高了。
但是醫療和藥品呢?假如說你得病要死了,只有一款特效藥能救你,你願意花多少錢買你自己的命?——答案是無限多,有多少錢就得花多少錢。因為人的生命是無價的,一個人要死了別管有多少錢那都沒用了。所以醫療藥品行業的市場調節是無限失效的,每個人都願意花出無限多的錢甚至是借錢、貸款去買自己的命。

這個特點決定,醫療產業不能市場化、或者至少不能完全市場化,必須要由公有制經濟和國家福利來兜底。我講房地產產業的時候,也是同樣的邏輯,認為我們的基本保障型住房太少了,甚至是沒有。導致醫療房地產等行業在市場化中,過於畸形發展。

正因為此,我指出醫療行業的基本矛盾是:用資本主義的激勵原則去要求醫院盈利養活自己,用社會主義的道德去要求醫生護士救死扶傷無私奉獻。
現在的一個大前提是,是各行各業都是在市場經濟的規則下執行,你總不能要求醫護人員不賺錢為愛發電吧?本身醫生的培養就週期長、成本高,本科就多一年,基本讀到博士才算出頭,還要規培、駐站等等。
同樣的培養週期,當一個程式設計師早就出去賺錢了。固然可以用“白求恩精神”去要求醫生,但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學醫人數越來越少,醫學生分數線越來越低。
所以我在評價醫鬧問題的時候說過:這是一種被轉嫁的矛盾。就像外賣員和使用者之間的矛盾一樣——今天早點送達啊、明天投訴啊、後天違反交通規則啊,然而本質問題是平臺為無限節省成本、無限壓榨無產階級、員工顧客商家三頭吃的原因。醫療行業也同理,最後矛盾轉嫁到了患者和醫護人員這裡,雙方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出來,都有一車子理由支撐自己,然而……
所以我認為,前一陣的醫療反腐對於絕大多數醫護工作者都是好事,因為反腐,針對的是“醫閥”。一些基層醫生朋友們肯定很有共鳴:醫院分下來的“科室獎金”怎麼分配,是主任一個人說了算了;每個科室分多少,也是院長一個人說了算了。雖然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有一個明確的“多勞多得”的制度,但是依然改變不了“灰色收入”下的“灰色貓膩”——
這簡單來說就是權力大的賺絕對大頭,基層打工仔吃剩下來的骨頭。所以說,灰色收入並不是所有醫生都訴求的,只是他們在基礎工資過低的情況下沒有其他的選擇。因此,從本質上講,一個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激勵體系,是符合最廣大醫生群體(而不是少數醫療特權貴族)的根本利益的。
當然,在保證公立醫院主體地位、醫療反腐的同時,應當加大多醫療行業的支援力度,市場經濟下,指望醫護工作者“為愛發電”、人人都是白求恩,明顯是不現實的;然而靠市場調節,拿錢賣命、只剩窮病的人道主義慘劇又會普遍出現,老百姓的不滿又會加劇。所以國家參與調節、建設普遍的福利制度,成為了唯一選擇。
必須要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除了少數“醫閥”之外,絕大多數基層醫療工作者的正當、合法的收入,遠遠低於其工作時長和勞動強度。尤其是加班、夜班、重大疫情補貼的激勵制度難以落實。不解決這個問題,就只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用腳投票”,主動遠離醫療職業,最終代價還是整個社會買單。

對於普通人來說,為什麼要支援提高醫生和教師的待遇?因為這些成本終究是要轉嫁到我們所有人頭上的。醫生待遇低,用藥品回扣、濫開檢查來彌補;教師待遇低,優秀老師紛紛流入私立學校,而公立學校師資力量越來越弱,老師越來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麼出國要麼去昂貴的私立學校。看看美國和日本,公立學校都是什麼樣子,這樣下來社會更加固化,精英永遠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泥潭裡爛掉了。

有些人說醫療養老教育這些問題是市場化不完全的問題,能說出這種話的要麼是腦子壞掉了,要麼是良心壞掉了。我們分析了這麼多還看不出來嗎,完全市場化,像美國那樣精英學校、私立醫院就好了?除了少數富豪,廣大民眾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就好了?
一直以來都有媒體鼓吹:用“教育”“醫療”“養老”三駕馬車帶動消費,形成四贏(群眾是第四個)。有網友吐槽:“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打麻將四個人都贏了錢的”。
根源就是開頭所說的,醫療等行業具有特殊性,市場化非但不會透過競爭形成效率,反而會因為不透明的無效市場形成一個又一個壟斷資本。市場化絕對不是四贏,而是群眾輪流給三家點炮:自己生病被宰一刀,孩子讀書被宰一刀,父母養老被宰一刀……
所以多年沉痾,想要改變是一條很長且艱難的道路,深刻變革相關體制任重道遠。因為我們從八九十年代起,欠了不少的“債”。引用一份歷史文獻——2007年的兩會上,巴德年、鍾南山、李連達等九位院士代表,提出了《加快覆蓋城鄉居民醫療保健制度的建設及早解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聯合發言。
以下內容完全引用自九位院士代表的發言原文,尺度比較大,但是希望不要夾我,這個不是我說的,這是歷史文獻,是人家專家院士代表委員說的,不改一字全文引用:
建國以來,我國的衛生事業得到空前發展,許多傳染病得以控制,性病被根絕,人均壽命、嬰幼兒死亡率等指標都有了明顯改善,曾被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銀行等機構譽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讚譽中國只用了世界上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佔世界人口22%的衛生保健問題。
遺憾的是,時隔20年後,中國的醫藥衛生總體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衛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數第4位。這與我國的大國地位、與我國飛躍發展的經濟狀況,以及與我國的國家性質相差甚遠,醫藥衛生事業的嚴重滯後已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瓶頸。
這九位院士委員分別是:巴德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原院長,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原校長,浙江大學醫學院院長;楊雄裡,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強伯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原副院長;鍾南山,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廣州醫學院院長;李連達,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基礎室主任;高潤霖,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原院長;程書鈞,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員,王紅陽 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二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生物訊號傳導研究室主任;劉志紅,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腎臟科副主任。

尤其是這一段話非常犀利:


多年來,我國某些部門以“中國國情”為由,宣稱中國不會走國外全民醫療的老路,要走一條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結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極不滿意,並無法承受的地步。

講道理,這話也就院士能說,我要說這鐵定被夾。


今年,距離九位院士聯名上書,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六年。在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之前,亡羊補牢,為時還不晚。

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就像長江黃河,歸根結底都是要為人民服務的。從大禹治水到都江堰,從鄭國渠到三峽大壩,不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長江黃河,那麼就必須要經歷勞動人民的改造:如果長江黃河順著流能服務人民,那就讓它們順著流;如果長江黃河倒著流能服務人民,我們也不介意讓它們倒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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