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聯絡爆出了兩起私立醫院販賣出生證明的惡劣案件，一起是湖北襄陽健橋醫院，一起是佛山福愛嘉婦產醫院。
販賣出生證明，是非常惡劣的犯罪行為，是人口販賣的最後一環——這樣透過犯罪手段被拐賣來的嬰兒，或者透過違法手段交易的人口，都透過這最後一環“洗白”了。可以說，這是斷子絕孫的生意毫不為過，這些販賣出生證明的人和人販子們一樣，不槍斃不足以平民憤。
兩家雖然隔著千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大名鼎鼎的“莆田系民營醫院”。多說一句，莆田系醫院取名的一大特點就是喜歡“蹭”，比如說這個“健橋”蹭的就是“劍橋”。這就好像開心麻花的那一堆大爛片“李茂換太子”“這個殺手不太冷靜”——也都是喜歡諧音梗去“蹭”。這其實就是爛片和爛醫院的一個篩選機制，專門找到那些容易上當受騙的群體。
襄陽健橋醫院的前身原本是一家公立醫院——襄陽102醫院，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民間醫療資本收購，變成了一傢俬立民營醫院，這次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葉有芝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當上了院長。
這我又要說起2019年那一則新聞，十部委“嚴控公立醫院數量規模”。
雖然說一次夾一次，但是我還是要說一說，現在回想起來都一身冷汗。
然而在半年之後的疫情中，公立醫院成為了抗擊疫情的中流砥柱，私立醫院卻在這種全民抗疫中“隱身”了——即便被人關注也都是拒絕接診的負面新聞。
比如西安疫情期間孕婦流產等一系列拒診事件，有網友統計過了，四傢俬立醫院、一家公立醫院，就以發生孕婦在醫院門口流產無法得到救治的醫院為例，我們看它的回應，職位名稱是“總經理”：
疫情已經證明了，真正衝在最前面承擔社會責任的，都是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們，而私立醫院為了自己的盈利，早早地豎起橫溝壁壘，阻礙居民就診。美國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什麼美國疫情前六個月，確診就高達六千萬，但依然沒有出現醫療擠兌被擊穿的情況？
因為美國有大量私立醫院，他們可以直接宣佈不接受窮人、老人。人家為利潤服務的，你的命能換算成多少利潤，是根據你自己的財產多寡來的。珍惜我們現在還有點社會主義光輝的醫療教育體系吧。
但是，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曾經教育、醫療私有化的惡果正在逐漸顯現，正確的道路應該是：做大做強公立醫院，提高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待遇，讓公立醫院成為全國人民健康最後的守護神。
就這麼說吧，一直以來公知、買辦、資本家都在鼓吹“醫療私有化”，我請大家用屁股想一想，這TM能是好事嗎？
我儘量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一下為什麼醫療教育不能市場化：
我在點評電影《我不是藥神》的時候說過，醫療產業是最典型的“市場調節”失靈的領域。西方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中商品售價由供需關係決定，供大於求商品降價，供小於求商品漲價。
這在很多領域確實適用，但醫藥產業不同。比如說，一個奢侈品包幾萬塊錢，一頓網紅餐廳人均四位數，大多數人覺得不值那就不買不吃；但無奈容易上當的冤大頭太多、虛榮心的人太多，就把完全不匹配的產品價值炒作變高了。
但是醫療和藥品呢？假如說你得病要死了，只有一款特效藥能救你，你願意花多少錢買你自己的命？——答案是無限多，有多少錢就得花多少錢。因為人的生命是無價的，一個人要死了別管有多少錢那都沒用了。所以醫療藥品行業的市場調節是無限失效的，每個人都願意花出無限多的錢甚至是借錢、貸款去買自己的命。
這個特點決定，醫療產業不能市場化、或者至少不能完全市場化，必須要由公有制經濟和國家福利來兜底。我講房地產產業的時候，也是同樣的邏輯，認為我們的基本保障型住房太少了，甚至是沒有。導致醫療房地產等行業在市場化中，過於畸形發展。
正因為此，我指出醫療行業的基本矛盾是：用資本主義的激勵原則去要求醫院盈利養活自己，用社會主義的道德去要求醫生護士救死扶傷無私奉獻。
現在的一個大前提是，是各行各業都是在市場經濟的規則下執行，你總不能要求醫護人員不賺錢為愛發電吧？本身醫生的培養就週期長、成本高，本科就多一年，基本讀到博士才算出頭，還要規培、駐站等等。
同樣的培養週期，當一個程式設計師早就出去賺錢了。固然可以用“白求恩精神”去要求醫生，但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最終的結果就是導致學醫人數越來越少，醫學生分數線越來越低。
所以我在評價醫鬧問題的時候說過：這是一種被轉嫁的矛盾。就像外賣員和使用者之間的矛盾一樣——今天早點送達啊、明天投訴啊、後天違反交通規則啊，然而本質問題是平臺為無限節省成本、無限壓榨無產階級、員工顧客商家三頭吃的原因。醫療行業也同理，最後矛盾轉嫁到了患者和醫護人員這裡，雙方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出來，都有一車子理由支撐自己，然而……
所以我認為，前一陣的醫療反腐對於絕大多數醫護工作者都是好事，因為反腐，針對的是“醫閥”。一些基層醫生朋友們肯定很有共鳴：醫院分下來的“科室獎金”怎麼分配，是主任一個人說了算了；每個科室分多少，也是院長一個人說了算了。雖然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有一個明確的“多勞多得”的制度，但是依然改變不了“灰色收入”下的“灰色貓膩”——
這簡單來說就是權力大的賺絕對大頭，基層打工仔吃剩下來的骨頭。所以說，灰色收入並不是所有醫生都訴求的，只是他們在基礎工資過低的情況下沒有其他的選擇。因此，從本質上講，一個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激勵體系，是符合最廣大醫生群體（而不是少數醫療特權貴族）的根本利益的。
當然，在保證公立醫院主體地位、醫療反腐的同時，應當加大多醫療行業的支援力度，市場經濟下，指望醫護工作者“為愛發電”、人人都是白求恩，明顯是不現實的；然而靠市場調節，拿錢賣命、只剩窮病的人道主義慘劇又會普遍出現，老百姓的不滿又會加劇。所以國家參與調節、建設普遍的福利制度，成為了唯一選擇。
必須要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除了少數“醫閥”之外，絕大多數基層醫療工作者的正當、合法的收入，遠遠低於其工作時長和勞動強度。尤其是加班、夜班、重大疫情補貼的激勵制度難以落實。不解決這個問題，就只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用腳投票”，主動遠離醫療職業，最終代價還是整個社會買單。
對於普通人來說，為什麼要支援提高醫生和教師的待遇？因為這些成本終究是要轉嫁到我們所有人頭上的。醫生待遇低，用藥品回扣、濫開檢查來彌補；教師待遇低，優秀老師紛紛流入私立學校，而公立學校師資力量越來越弱，老師越來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麼出國要麼去昂貴的私立學校。看看美國和日本，公立學校都是什麼樣子，這樣下來社會更加固化，精英永遠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泥潭裡爛掉了。
有些人說醫療養老教育這些問題是市場化不完全的問題，能說出這種話的要麼是腦子壞掉了，要麼是良心壞掉了。我們分析了這麼多還看不出來嗎，完全市場化，像美國那樣精英學校、私立醫院就好了？除了少數富豪，廣大民眾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就好了？
一直以來都有媒體鼓吹：用“教育”“醫療”“養老”三駕馬車帶動消費，形成四贏（群眾是第四個）。有網友吐槽：“我還是第一次看見打麻將四個人都贏了錢的”。
根源就是開頭所說的，醫療等行業具有特殊性，市場化非但不會透過競爭形成效率，反而會因為不透明的無效市場形成一個又一個壟斷資本。市場化絕對不是四贏，而是群眾輪流給三家點炮：自己生病被宰一刀，孩子讀書被宰一刀，父母養老被宰一刀……
所以多年沉痾，想要改變是一條很長且艱難的道路，深刻變革相關體制任重道遠。因為我們從八九十年代起，欠了不少的“債”。引用一份歷史文獻——2007年的兩會上，巴德年、鍾南山、李連達等九位院士代表，提出了《加快覆蓋城鄉居民醫療保健制度的建設及早解決“看病貴、看病難”問題》聯合發言。
以下內容完全引用自九位院士代表的發言原文，尺度比較大，但是希望不要夾我，這個不是我說的，這是歷史文獻，是人家專家院士代表委員說的，不改一字全文引用：
這九位院士委員分別是：巴德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原院長，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原校長，浙江大學醫學院院長；楊雄裡，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神經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強伯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原副院長；鍾南山，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廣州醫學院院長；李連達，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研究院西苑醫院基礎室主任；高潤霖，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原院長；程書鈞，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腫瘤醫院研究員，王紅陽 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二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生物訊號傳導研究室主任；劉志紅，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腎臟科副主任。
尤其是這一段話非常犀利：
講道理，這話也就院士能說，我要說這鐵定被夾。
今年，距離九位院士聯名上書，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六年。在老齡化社會即將到來之前，亡羊補牢，為時還不晚。
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就像長江黃河，歸根結底都是要為人民服務的。從大禹治水到都江堰，從鄭國渠到三峽大壩，不為勞動人民服務的長江黃河，那麼就必須要經歷勞動人民的改造：如果長江黃河順著流能服務人民，那就讓它們順著流；如果長江黃河倒著流能服務人民，我們也不介意讓它們倒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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