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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當今時代，企業與企業家的角色愈發關鍵，他們既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更是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從張謇這位近代早期民族企業家開始，中國企業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賦予了不同的時代精神，並在當下社會展現出獨特的內涵與價值。在多年的商業實踐下，中國企業逐漸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創新模式，從科技前沿到社會民生，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同時，面對逆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國企業在封閉與圍堵中尋找新的突破口，積極開拓國際新興市場。這些跨國商業探索既為當地社會創造了價值，也落實和豐滿了包容、平等、開放的新型全球化理念。
企業家精神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之一。今天的中國企業家接下新的時代命題，對外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對內成為中國社會建設的生力軍。如果說新教的世俗化倫理奠定了西方企業家精神的基礎，那麼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制度則為當代中國的新型企業家精神提供了土壤。今天的世界，在讚歎或恐慌於中國企業家的巨大成功之外，需要尋找一套令人信服的話語來表述他們的行動邏輯，並解釋他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快速崛起。理解這種新型企業家精神，就是理解中國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特約稿件，原題為《從張謇到21世紀的中國企業家》，文章寫作受到2024年9月文化縱橫舉辦的“從張謇到21世紀的中國企業家”研討會的啟發。
從張謇到21世紀的中國企業家
近代以來，在不同的歷史時刻，企業與企業家始終是改變世界的一股重要動能。今天的世界又一次處在新舊秩序交替的關口，各行各業都面臨著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技術加速變革帶來的緊迫感。然而，對不確定性的承擔與在技術變革下的不斷創新正是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在動盪的大時代下，我們迫切地需要一套與時俱進的理論和話語來言說企業家精神的內涵，及其與社會、國家和時代的關係。
企業不僅為經濟注入活力，也帶來一系列的社會效益。在現代社會，企業透過勞動分工與價值分配，成為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而企業家則是一批具有高度能動性的社會主體，他們的商業實踐一次又一次形塑著社會的肌理。上世紀，美國福特公司透過生產方式的革新大大降低了汽車的製造成本，普及了汽車出行，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大量就業，吸引農業人口湧入城市，推動了城市化程序。此外，福特還向工人支付可觀的高工資，改變了美國工人的生活方式。如果說福特公司產生的社會效益是其商業成功的副帶作用，那麼同樣在上世紀初，張謇在南通興辦實業、構建當地的經濟與文教體系，則是高度自覺地將強國富民與社會啟蒙作為其商業事業的更高追求。
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南通博物苑考察調研時稱讚張謇“幫助群眾，造福鄉梓，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以張謇為代表的中國民族企業家，從誕生起就與西方式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企業家邏輯有所區別。在那個民不聊生、餓殍遍地的年代，張謇將企業發展徹底融入到當地的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他以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來為自己的集團取名“大生”，就寄託著傳統士人澤潤生民、生生不息的終極理想。可以說，中國的企業家從來就是與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命運緊緊繫結的。這種將家國情懷與商業實踐相結合的儒商精神激勵著後世一批又一批的中國企業家在各自領域內推動國計民生的發展。
當下，隨著新一輪資訊科技的革新，企業的內涵與組織形態、企業與社會和國家的關係正在發生新的改變。一批新興的數字企業不僅在商業和技術上實現了創新和突破，而且深度參與到社會建設和國家治理的諸多環節。在數字社會的語境下，掌握數字化工具的企業重新嵌入社會，是對資本主義“企業從社會脫嵌”邏輯的超越。它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又一次制度創新，也是儒家傳統義利觀在新時代的傳承，更是百年前張謇實業救國的迴響與接續。
上世紀初，張謇“以實業建社會”，是他作為一名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衝擊所做的積極回應，也是他作為一名企業家對技術創新、商業創新、社會創新的早期探索。今天，全球化的大旗轉到了中國手裡，張謇的商業探索被賦予了嶄新的時代意義。張謇所強調的“生之大德”，在今天被賦予了“生產”“生民”“生態”等多重意涵：在經濟層面，企業應創造生計，革新生產力；在社會層面，企業應與民共生、普惠社會；在生態層面，企業應與天地自然相互依存，可持續發展……藉助對張謇的回顧與研討，我們希望探索中國製度、中國文化和現代商業邏輯的融合，為企業家精神在當代尋找新的表達。
創新是企業的靈魂，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近代以來，中國人在落後與追趕的集體記憶下，始終懷有再次被新技術浪潮拋下的憂慮。這種對技術進步的緊迫感如一道無形的鞭策，激盪著社會各層面的不斷創新。長期以來，中國企業一直被詬病創新能力不足。但近年來，我國在新基建、半導體及電子元器件、新能源汽車及零部件、新能源、智慧製造等領域中已經湧現出一批世界前沿的自主研發企業，在諸多科技領域實現了從跟跑到並跑，乃至領跑的華麗轉身。此外，中國廣闊的社會空間也為創新提供了豐沃的土壤。在電商、短影片、外賣、出行等領域，平臺企業已經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而在教育、醫療、公共管理等領域，還存在大量創新的空間。許多企業還正在將國內探索出來的創新模式推廣到全球市場。未來，融合了技術創新、商業創新、社會創新的綜合創新能力將成為企業競爭力的關鍵部分。
當前，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這就更需要企業家以其靈活的創新能力，紮根社會，在中國鄉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能源清潔化、就業靈活化、公共服務數字化等宏大的現實命題中發掘一個個具體的社會需求。這些需求既是商業創新的空間，也是社會價值可能產生的空間。例如快手的三農創作者計劃，針對性地激勵田園生活、農技知識、三農資訊類內容，幫助地方孵化優秀的區域紅人，實現農產品產銷對接；河南許昌的胖東來超市，不遵循資本的擴張與高利潤邏輯，對員工實行高薪酬、高福利，具有某種社會主義性質；騰訊與地方政府探索共建的社會化應急體系，利用網際網路連線整合了雲端資料、終端應用、志願者、醫院、AED裝置等全鏈條要素，實現急救需求與救援資源的高效匹配，變偶發式急救為“網約式”急救，將急救響應速度向拯救生命的“黃金4分鐘”內壓縮。
事實證明，中國的企業與企業家不僅有意識創新，而且有能力創新。中國式的創新，不僅是立足於個人主義的冒險精神，更是以企業創新帶動全社會的創新，激發各類創新主體在更大範圍上釋放出活力。如果說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與深層驅力，那麼在不同的體制環境與文化土壤下，社會主義企業與企業家的“中國式創新”，也正在形成自己獨有的發展模式。
在世界經濟高度關聯的今天，不斷上升的逆全球化趨勢為企業的發展帶來令人擔憂的不確定性，企業家的角色和責任也變得更加重要和複雜。上一代的中國企業，是乘著全球化的大潮，從國際價值鏈的低位爬到高位來實現發展。而隨著近年來全球“右轉”、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國家與美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逐步脫鉤，中國的企業家需要在封閉與圍堵中尋找新的突破口。例如，騰訊的“碳尋計劃”將碳捕獲、點源捕集、長時儲能等低碳技術，帶到了肯亞、塞爾維亞、馬爾地夫等國，幫助這些國家節能減排，應對氣候危機。華為公司長期以來在在印度、俄羅斯、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地區多個國家建立了自己的工廠、供應鏈中心、研發中心，為當地提供網路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支援，改善當地網路服務。越來越多中國汽車企業相繼在巴西、墨西哥、衣索比亞、埃及、烏茲別克、泰國、越南、新加坡等計劃或已建成工廠，帶動當地汽車產業發展。在全球地緣政治日趨緊張的大環境下，中國企業以商業上的靈活能動性，在為自身開闢發展空間的同時，也推動著新型全球化理念的落地，以互利共贏的原則帶動其他南方國家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公平繁榮的新全球秩序。
在國家的倡議和政策下，無數具有靈活性與創新性的市場主體走向國際市場，深度融入當地社會，與當地社會共同成長，身體力行地探索和推進著包容、平等、開放的新型全球化機制。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中國企業家需要以更為自覺的態度，將自己放在全球視野中思考自身的商業實踐，另一方面，企業家的出海實踐又可能反過來不斷豐富和完善新型全球化的理念。例如，四達時代在“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合作穩步推進的背景下，建立起跨網路、跨國家、跨大洲的數字電視網路傳輸平臺，搭建了泛非地區的全傳播體系；傳音看準非洲市場的特殊性，以低廉的價格與本地化的功能在非洲普及了智慧手機，並對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作出長期佈局；騰訊影片、愛奇藝等影視平臺在東南亞、日韓、北美地區擴充套件海外業務，傳播中國的優質視聽內容，並結合國內製作經驗與當地受眾喜好打造本土化的原創劇集。這些商業探索既為當地社會創造了價值，又促進了各國人民民心相通。它們在國際新興市場的開拓和耕耘，共同構成了一個生動的全球化過程。
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有一批卓越的企業家，企業家精神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動力之一。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中指出：“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回首歷史，從近代民族資本的救亡圖存、經世濟民，到改革開放後的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再到90年代創業潮的野蠻生長、成功緻富，一代代中國企業家被賦予了不同的時代精神。今天的中國企業家較之上一代，又接下新的時代命題，對外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對內成為中國社會建設的生力軍。前者代表如任正非，頂住國際環境的腥風血雨，在通訊、晶片等關鍵技術自主研發的道路上屹立不倒；後者代表如於東來，將回饋員工、造福社會置於商業利潤之上，創造出獨特的零售業模式。
如果說新教的世俗化倫理奠定了西方企業家精神的基礎，那麼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制度則為當代中國的新型企業家精神提供了土壤。今天的世界，在讚歎或恐慌於中國企業家在實踐層面的巨大成功之外，需要尋找一套令人信服的話語來表述他們的行動邏輯，並解釋他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快速崛起。回首張謇的一生，作為民族企業家的早期代表，他“狀元辦廠”、棄官從商的經歷本身就象徵著中國企業家身份的複雜性：在中國，企業的長久生存與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社會與政策環境，企業家不可能是僅僅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冒險者。在儒家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期望下，企業家作為社會賢達的一員，不僅要獨善其身，更要造福鄉梓、惠及社會。相比於在市場的叢林法則中獲取一時的商業成功，他們更需要將企業的長期發展與國家、社會的命運緊密相連，在國家與社會的重大需求中尋找機遇和空間。
理解這種新型企業家精神，就是理解中國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特約稿件，原題為《從張謇到21世紀的中國企業家》。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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