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魏芙蓉

編輯 | 王珊瑚

丟失的署名

螢幕上的故事發生在夏日酷暑，三個孩子因為意外目睹了一場謀殺，開始與殺人犯周旋——楊涵看到了老師在黑板上畫下“笛卡爾座標系”、講述笛卡爾與公主的故事，那是她的創意。包括劇中母親對老師說“孩子最重要的是學習，不需要搞人際關係”，那也是她和搭檔寫下的臺詞。她一口氣看了幾集，發現了越來越多他們寫在初稿劇本里的內容。

楊涵和她的編劇搭檔王雨銘都曾參與這部劇集製作，但編劇欄沒有他們的名字。片尾演員表裡倒是有一個“楊涵”——那是她在編劇階段為了埋一個彩蛋，特意為某個配角取的名字。而編劇“楊涵”呢？直到劇集結束的最後幾秒，她才在特別鳴謝欄裡找到了自己和搭檔的名字。

●王雨銘和楊涵的名字位於劇集的特別鳴謝欄。圖源網路

這是 2020 年夏天最火的劇集之一，網路劇《隱秘的角落》剛一上線就收穫了大量好評，豆瓣評分至今 8.8，120 萬人參與打分。但兩位編劇看完卻心情複雜。

兩人和這部劇集的交集得從六年前說起，2018 年，青年編劇王雨銘接到了這個合作邀約，來自他的校友盧靜，她當時作為製片人負責紫金陳小說《壞小孩》的影視化改編工作。接著王雨銘找來了同為編劇的楊涵一起加入創作。

儘管後來和製片的合作有些許不愉快，但在初期，兩位編劇都非常期待這次改編合作。紫金陳作為當時市場上最熱門的推理小說作家之一，前作《無證之罪》的成功，都讓兩人非常認可新作的潛力，即便製片人對半砍價，他們也接下了這個專案。

雙方在2018年11月達成合作，合同約定，全劇12集，兩位編劇負責8集分集大綱及對應劇本的創作，並享有編劇署名，另外4集由當時的副導演兼編劇完成。

三位編劇和時任導演組成了當時專案的主要創作團隊，他們磨合、討論數月，王雨銘和楊涵依次完成並提交了人物闡述、八集劇本的分集大綱和三集審閱版劇本。作為一部平臺自制劇，這些材料是專案當時“過會”的重要材料——平臺將在會議上評估專案的影視化價值，結果直接決定了該劇的評級與製作預算。

雙方的分歧就發生在專案順利“過會”後。時任導演及副導演突然退出專案，製片人告知王雨銘和楊涵，她有意邀請新導演和新編劇加入。與此同時，她要求二人：一個月內寫出12集劇本，“為送審搶時間”。不同於一般題材僅需廣電總局備案審批，這類以刑事案件為主要劇情的涉案劇往往面臨更繁瑣和漫長的審批流程。

兩位編劇都覺得這個要求不合理。且不說一個月寫 12 集是否符合創作規律，《隱秘的角落》光劇本第一集就有 2.7萬字，他們當初寫了一週多。而且原合同只約定了 8集工作量。

兩人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擔憂，這樣匆忙趕出的劇本真的能作為拍攝使用嗎？自己的編劇署名還能不能得到保證？

他們希望跟製片人就目前的情況進行協商。兩人已經為這部作品花了太多心思，都不願意放棄這個專案。

但他們等到的是冷漠回覆。關於署名問題，製片人盧靜直言“保證不了”。她表示自己已經邀請了新編劇，對方決定獨立創作全部劇本。換言之，寫完三集劇本的王雨銘和楊涵被棄用了。

按照合同約定，甲方對編劇的工作不滿意，隨時可以解約，2019 年 1 月，兩位編劇、原導演和副導演都相繼離開了專案，新導演和新的編劇團隊加入。一年後，《隱秘的角落》製作完成上線。

兩位編劇說，當年終止合作時，製片人明確表示後續編劇會重新創作劇本，不會以他們二人的創作內容作為基礎。製片方支付給兩人的酬勞也只有定金和大綱費用，三集劇本並未付款。合作不愉快，有一度兩人都約定不去看劇，不再提起這段經歷。

但後來劇集上線，楊涵在網上的影片切片裡看到熟悉的橋段，懷疑製片方沒有告知便使用了他們劇本。兩位編劇隨後發現成片中有數十場戲直接使用了他們初稿劇本的內容，包括主要人物的出場、核心大事件和結構設計等。

兩人打電話質問製片人盧靜，“用了我們的內容，為什麼沒有署名、也不結完稿酬？”

●楊涵曾設計了劇中關於笛卡爾的情節。圖源網路

後來的溝通頻頻遇阻。他們又輾轉找到了電視劇製作方、萬年影業的負責人，並給對方發去了前三集劇本方便對照。當時盧靜已經從這家公司離職，公司負責人瞭解事情經過後，雖然對兩位編劇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最終還是以“合同沒有履行完成，不應享有編劇署名”為由，拒絕了兩人的要求。

王雨銘坦言，他原本沒想過追究此事，專案牽涉太多自己的同學和朋友，合作告吹後他就不大願意繼續“摻和”了。但製片人在電話裡的態度徹底激怒了他。

2020 年 8 月，兩人聯絡了律師，以侵害作品署名權為由將萬年影業和愛奇藝起訴至法院。那時劇集正在熱播，案件情況經媒體披露後，引發關注，一度登上微博熱搜。

爆款IP，流水編劇

《隱秘的角落》署名爭議表面上是因創作分歧而起，但編劇王雨銘表示，製片人盧靜私下向他表示過，專案在平臺“過會”後她拿到了更高的專案資金，所以有更多的預算引入更資深的電影編劇。兩位編劇回憶，盧靜曾跟他們透露，因為答應給如今的第一署名編劇以獨立署名，才成功邀請對方入局。

在影視圈，尤其是IP改編劇中，編劇團隊的頻繁更換十分常見。盧靜曾在採訪中提到，為《隱秘的角落》專案她面試了不下30位編劇，每人都看過原著、聊過大綱。而據王雨銘和楊涵所知，專案前後真正參與過創作的編劇其實不少於6位。

●隱秘的角落劇照，圖源網路

一直以來，文學作品改編都是影視劇本的重要來源。尤其在被稱為“IP元年”的2015年，《花千骨》《琅琊榜》等作品的成功，不僅引爆了網路文學IP的熱潮，也讓IP改編逐漸成為影視製作的主流模式。這些經過市場驗證、具有粉絲基礎的IP作品，因其低風險和高回報潛力，通常更受制作方青睞。

改編專案如今也是很多編劇的主要業務來源，特別是那些尚未成名的青年編劇，對他們而言，原創劇本的出路十分有限，“除了參加電影專案創投，幾乎敲不開製片方的大門。”而一旦參與改編，勞動成果很難像原創劇本那樣，自由轉讓或再度出售，這使得他們在專案中往往處於被動的地位。

姜寧是一位有著15年從業經驗的資深編劇，她參與的大多數專案也都是IP改編。“找我的（改編）專案太多，我沒時間做原創。原創需要花精力說服對方，還可能面臨創意被拿走的風險。既然有人拿著原料來說，‘給我做個蛋糕吧’，那就做吧。”

姜寧遇到過太多“白忙一場”的情況。製片人帶著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字的小說找上門來，要求她提出改編思路。姜寧梳理出人物小傳、專案亮點和詳細的改編方案。結果常常在合同簽訂前接到製片人的電話：“對不起姜老師，財務覺得您的報價太高了，下次有機會再合作吧。”

電話掛得乾脆，甚至沒給她降價的機會。姜寧心知肚明，“報價太高”只是藉口。她提出的策劃方案和改編雛形，很可能會被交給另一個更“划算”的編劇繼續執行。

有時候，這個“接手者”可能是更資深的編劇。在影視行業，編劇的資歷和名氣往往能夠成為推動專案順利落地的砝碼。姜寧也曾收到過類似的邀約——製片方會明確表示，她的名字只需要在平臺稽核時掛在專案PPT上，不需要參與實際創作。但這種看似“輕鬆”的活，姜寧通常會拒絕：“這筆稿費也是捱罵費”，為自己的作品承擔罵名可以，為別人捱罵，姜寧不願冒險。

行業裡調侃編劇是“便利貼”，用完即棄。有時專案班底頻繁變動，也不排除編劇們水平參差不齊的情況，所以姜寧更習慣把自己比作“擺攤賣水果的”，“別人看你之前的水果賣得挺好的，但不知道你這批進的橘子甜不甜，他總得吃兩口，但吃完之後可能就上別人那買了。”

對於年輕編劇來說，被隨意替換幾乎是常態，尤其是在專案早期階段。青年編劇陳爾就在剛入行不久時接到過一位同學的邀約，為一部24集的網劇做梗概。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專案：平臺買下小說IP，讓各承製公司帶著劇集方案和梗概競標。陳爾的同學所在的影視公司是競標者之一。

專案從一開始就帶著不確定性。如果公司競標成功，陳爾才能真正算是拿下專案；如果失敗，他的所有努力都將化為泡影。陳爾接下這活時，也不過是抱著“積累經驗”的想法。

製片人遞來一份梗概初稿後，便是漫長的反覆修改。他花了幾個月時間，頻繁開會，根據製片方意見一遍遍調整，但始終看不到結果。最終，陳爾放棄了這個專案。

現在回顧這段經歷時，陳爾說，“很多小公司想撈大專案時，都會靠這種‘白嫖’的方式磨梗概。”有些製片方還會找來多撥編劇團隊同時試稿、比稿。當時遞到陳爾手上的梗概，其實也是前幾任編劇“輪流改稿”的成果。

陳爾參與的那個專案幾年後終於開拍，他聽說 IP 被另一家承製公司競標成功，這意味著，當時他所對接的那家公司，所有“磨梗概”的編劇們，統統成了“炮灰”。

即便如此，編劇們也要被迫適應這套遊戲規則，畢竟，配合才有希望留下自己的作品和署名。而一旦創作出爆款，一個編劇在業內的影響力和薪酬都會翻番。

今年剛成為獨立編劇的苗婷婷有大半年時間都在自願“白打工”，也是為了一個署名。誘惑源自一個S級專案（平臺根據劇集的製作預算、演員陣容、主創團隊等將專案評級，S級為頂級製作），專案背靠老牌製片公司，導演名氣不小。

朋友發來邀約時，她正掛靠在一家編劇工作室，收入雖穩定，卻只能拿到專案款1/3甚至1/4的稿酬。外界注意到的永遠是領銜編劇，她很難被業內真正知曉。

這個機會對她來說太稀缺，為了全力籌備，她索性辭去工作室的工作，一分錢沒拿的狀況下，寫了半年，不停開會，最終交出一份上萬字的樣綱，以及一份包含所有角色背景、經歷和性格變化的人物小傳。

那半年，她沒有收入，全靠之前的存款生活。但就在正式簽署編劇委託合同的前夕，她接到通知，投資方想引入新編劇，她被頂替了。

●資料圖 IC photo

十年編劇，仍在底層

苗婷婷後來才得知自己被換掉的原因——她個頭嬌小，聲音不夠有力，名下沒有爆款劇。無論是外形還是資歷，投資方都懷疑她是否有能力“把控”這部S級劇作。

事實上，苗婷婷已在編劇行業摸爬滾打了近十年。畢業於一所綜合類大學戲劇影視文學專業，這條路她走得並不輕鬆。起初，她只是一個沒有單位、沒有名氣、沒有資源的“三無編劇”。為了積累人脈，她進入一家影視公司擔任策劃，後來跳槽到一位成熟編劇的工作室。七八年來，她“一點點寫，一點點練”，藉助工作室的資源和平臺，名下終於積累了幾部“小爆”的A級專案。然而，這些成績在投資方眼裡似乎微不足道。

接到被頂替訊息的那天，她氣得整晚沒睡。可她無能為力，只能繼續等通知，幸運的話，能拿到一些辛苦費，糟糕的話，半年白忙一場。

編劇在影視行業中長期處於“責任大，權力小”的邊緣化地位。行業預設“誰出錢誰話語權最大”，製片人和導演偶爾還能站到“中心”，位於創作流程最前端的編劇，卻時常徘徊在話語權尾端。

編劇話語權缺失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誰都能改劇本”。去年10月，熱播劇《田耕紀》編劇金媛媛與出品方也因署名權和拖欠稿酬問題鬧上法庭。金媛媛在微博上透露，開機前後，平臺方、演員、拍攝團隊等各方頻繁對劇本提出修改意見，其中不乏顛覆性改動要求。她儘量配合調整的同時，也拒絕了一些不合理的修改。但劇集播出後，她“和萬千觀眾一樣，除了傻眼，只能苦笑”。

編劇們邊緣化的處境甚至滲透到劇組生活的細枝末節中。苗婷婷記得，每當新劇開拍，劇組會在橫店包下一整棟酒店安排住宿。視野開闊、環境安靜的四、五樓通常會留給製片人、導演等“核心人員”；她和化妝師、劇務住一、二樓，這兩層每天從清晨開始就被群演的化妝、服裝佔據，嘈雜聲不斷。

用餐也有直觀差距，導演和製片人的飯菜由專人準備，裝在保溫飯盒中直接送到手上。苗婷婷與群演、劇務、化妝師、錄音師等其他工作人員一起，從泡沫箱中自取一次性盒飯。

懸殊的地位差異也影響著工作規則，許多編劇不得不接受合同中含糊的“霸王條款”，如“劇本必須改到甲方滿意為止，否則可以無條件解約”，“專案取得播出許可證後才付尾款”等。

“拿不到尾款是我們這個行業預設的事情了”。入行十年，陳爾自嘲道。這些年，他頻繁“踩坑”，很多作品不僅沒有署名，連報酬也打了水漂。

去年，他經歷了和苗婷婷幾乎如出一轍的遭遇。當時他作為唯一編劇參與一部院線電影製作，製作方在劇本定稿後又邀請新編劇加入，陳爾被降格為“劇本策劃”。陳爾當即決定放棄尾款並中止合作。編劇合同按照工作階段支付勞務費，當時他已經完成故事大綱和劇本，理應支付對應稿費。但沒多久，他就得知“老闆被抓，公司資金鍊斷裂”，他最終只拿到頭款，且僅為約定報酬的1/5。

許多編劇都有過各種各樣的“踩坑”經歷。《2019-2020中國青年編劇生態調查報告》曾訪談了20-40歲之間的208位編劇，75% 的人提到曾遭遇“被騙稿”問題，如劇本被採用但無署名、被盜用創意大綱或核心情節等。

編劇何時才能站到行業的“中心”？很多像苗婷婷一樣的青年編劇們常寄希望於寫出一部爆款劇，以此提升行業地位。然而，即使是從業十五年、已擁有爆款劇作並開設獨立工作室的姜寧，也感嘆：“除非是少數幾個頭部（編劇），無論入行多久，編劇始終是一個被動、缺乏話語權的職業。”

她經常需要為團隊爭奪署名權。很多時候，等節目播出時，姜寧團隊才發現，片頭編劇名單中多了製片方工作人員的名字，而真正參與創作的年輕編劇們的名字卻被擠到片尾——“就那種譁一下帶過的、特別小的芝麻字。”

“這是怎麼回事？你這屬於侵權你知道嗎？”姜寧曾質問過製片人。但多數情況下，事情最後都不了了之。姜寧無奈地解釋，這是妥協後的結果。如果撕破臉，團隊可能拿不到尾款，甚至失去今後合作機會，“對（團隊年輕）編劇們肯定是不公平的，但我沒辦法，只能屈從。”

●2023年9月13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美國影視演員協會和美國編劇協會在好萊塢發起大規模罷工遊行。 IC photo

走出“隱秘的角落”

在很多編劇看來，像楊涵和王雨銘這樣透過訴訟討回署名是個冒險的決定。由於行業內缺乏有效的保障和維權機制，創意或相關內容的版權歸屬難以證明，過程既複雜又耗時，常常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

而且編劇行業依賴口碑和人脈，專案的獲取往往是靠“圈內人推薦”。如果因維權被貼上“不好合作”的標籤，無異於自砸飯碗，“畢竟（行業）有大把的其他編劇可以選”。

四年前，楊涵和王雨銘做出這個決定時，也知道這不是一條輕鬆的路，但他們沒想到，過程會如此漫長。

為了儘量縮短程式，他們放棄了對三集稿酬的追討，僅要求8萬元的維權成本賠償。法官也曾詢問他們是否接受調解，他們拒絕了：“我們就是要討一個說法。”

官司持續的四年裡，每次開庭前，楊涵都會失眠。庭審時，她總會隨身帶著一本《道德經》，“我得讓自己分分心，不然聽到對方律師那些話，我可能當場就會哭。”

能支撐她堅持下去的還有一個她自認為“幼稚”的信念：“我們寫涉案劇的時候，故事最後總是希望給觀眾一個情緒出口，（所以會寫）正義得到伸張。如果這個官司我不打下去，怎麼能相信這些東西？以後我還怎麼寫？”

四年來，案件經歷了兩次管轄權爭議和多次開庭審理，雙方提交了大量證據。核心爭議集中在對劇本內容的比對和認定，於是兩位編劇申請法院調取片方當時在廣電總局備案的劇本作為比對依據。

今年十月，法院作出最終判決，法院認定，《隱秘的角落》前三集大量使用了王雨銘和楊涵的劇本獨創性表達，兩人應當被署名為編劇。同時指出，製作方和投資方對劇本創作的實際情況應當知曉，卻未署名，存在明顯的主觀過錯。

直到判決執行的最後期限那天，萬年影業才透過《隱秘的角落》官方微博釋出公開致歉，並在劇集前三集中為兩人署名“本集編劇”。但片方未將署名置於片頭，對方在法庭上解釋，更改片頭動畫存在技術難度，且重新送審可能導致總局不透過。

●勝訴後，片方將王雨銘、楊涵署名為前三集編劇。圖源網路

不管怎麼說，事情總算有了結果。這個道歉兩人等了整整四年，那天楊涵忍不住大哭，她在微博上寫道，“維權辛苦，類似於自討苦吃，但如果打贏了，就可以走出隱秘的角落，可以正大光明地把以前吃過的黃連和啞巴虧都吐出來。”

然而，一場勝訴並不能改變整個行業編劇維權的困境。編劇權益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杜紅軍曾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指出，編劇維權的難題有深層次的制度性原因。法律對編劇權益的保護不夠具體，糾紛的判定缺乏統一標準，而維權成本高、週期長，又讓許多人選擇隱忍。

相比之下，好萊塢的編劇行業有工會作為後盾，流程和保障更加規範。比如在署名爭議上，工會要求劇本定署名時，必須通知每位編劇確認。如果編劇有異議，可透過工會申請仲裁。此外，只有完成劇本不少於30%創作量的編劇才有署名權。

在國內，編劇更多時候要獨自面對侵權的風險和維權的消耗。兩年前，姜寧也因署名爭議跟製片公司打了一場官司。儘管最終勝訴，她卻在事後接到了國內一位頭部編劇的電話，對方提醒她，自己以前也打過維權官司，雖然贏了，但之後“被行業打壓了很久”，所以特地勸姜寧低調一點，不希望她重蹈覆轍。

姜寧確實感受到了周圍態度的微妙變化。一些甲方或平臺在洽談時會旁敲側擊地問：“姜老師，那次官司是怎麼回事？您對改稿的配合度怎麼樣？”面對這些提問，姜寧不得不反覆解釋，試圖打消對方的顧慮。

那次官司之後，姜寧變得更加謹慎。她與一家律所簽約，請律師為她稽核合同，為未來的合作協議把關，“律師可以告訴我哪裡可以讓步，能讓步到什麼程度，萬一出問題，損失會有多大。”但說到底，這個行業沒有完全避坑的方法，“只能儘可能衡量（風險）。”

●片方公開發布致歉宣告。圖源網路

從今年開始，苗婷婷頻繁接手短劇專案，用她的話來說，錢和署名總得抓緊一頭。

她知道，像自己這樣的年輕編劇，未來接觸到S級專案的機會只會越來越少。她記得自己剛入行時，正值IP熱潮，大量大大小小的專案湧現，那時行業追求“小而美”——低成本、高效益的專案不少，年輕編劇因而不缺機會。但近幾年，影視行業陷入寒冬，她發現資金逐漸集中到流量明星和知名導演主導的S級專案上，這些大專案又大多被資深編劇和大型編劇工作室壟斷。

她的同學中，留在行業裡的已經所剩無幾，大多數選擇了轉行，離開北京回到家鄉，去考公、考編，或者進入地方電視臺和社群居委會工作。她幾乎是唯一一個還在做編劇的人。

苗婷婷之所以還在堅持，就是因為名下積累的幾部署名作品。如果選擇離開，她就得從頭再來，這些年的努力全付諸東流。

苗婷婷還想繼續拼一拼。她在心裡計劃，“如果情況最差，大不了回到公司當策劃。”那是她曾經職業生涯的起點，如今她把它作為行業的退路。

（文中姜寧，陳爾，苗婷婷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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