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是如何做到舉重若輕的? 2025-07-18 00:18 起點人文 作者:一致透過的陳老師 來源:傳達室 文章已獲授權 你們在工作中有沒有見過這類人,不管多棘手的事情落在頭上,他都能準確地理出頭緒、敏捷地作出響應,看上去還相當淡定。 我以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做事狀態,就叫“舉重若輕”。 在老一輩中,鄧公向來以舉重若輕聞名。兩年前我曾寫過這個題目,可惜由於時間點的原因,加上宣傳上可能出了點偏差,文章看不到了。這兩年學到了很多新材料,索性推倒重來,從頭再寫一次。 因為我也很想舉重若輕啊! 圖為鄧公在登黃山途中小憩。 01 但實際上很難,為什麼呢?心裡裝不住事! 鄧公則有一個顯著特點,能做到不著一字、滴水不漏。滴水不漏既是舉重若輕的表現,也是它的前置條件。 先說一個發生在淮海戰場的小故事好了。 那是在1949年,淮海一線漸入冬季,戰役的第二階段也即將打響。為此,中央決定成立總前委,劉陳鄧為常委,鄧為書記。 總前委成立後的第一場大仗是打黃維兵團。黃維兵團是國民黨的嫡系精銳部隊之一,有十一個師外加一個快速縱隊,且裝備精良,連它的防禦工事都是坦克和裝甲排出來的,堪稱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戰前,小平同志給第九縱隊的司令員秦基偉打電話。話不多,中心思想就一條,九縱哪怕打到只有一人一槍,也要拼到底。電話中,鄧政委說了一句俗話: 叫花子燒鋪草。 叫花子把自己的鋪草都燒了,意味著不留後路了。 看解放戰爭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指揮官們猛飆俗話的時候,就說明大戰到了。 大戰一開打,誰也不敢說十拿九穩,指揮官的戰鬥位置不在前線,而在中樞,他們也只能懸著心等訊息。在這個過程中,軍委給總前委的電報像雪片一樣飛來,沒辦法,西柏坡的心一樣也是懸著的。 冰天雪地裡,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持續了大約二十天,中間經過了幾番波折。等到勝利的訊息傳來,鄧小平也鬆了一口氣。那麼,他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據《鄧傳》記載,鄧小平來到政治部,先是從口袋裡拿出一隻蘋果,用小刀分成三瓣跟大家分享,然後又從另一隻口袋裡拿出一張長長的紙條。 這張紙條上寫的是什麼?只見鄧小平對副政委張際春說: 這張單子上中央來的二十幾個電報,都是同作戰沒有直接關係的,請你一個一個起草復報。 如果完全按照工作原則,中央來的電報就應當及時回覆。但是,鄧政委分了個輕重緩急,“同作戰沒有直接關係的”,就直接揣進了自己的包包裡,誰也不告訴,也不讓誰分心,等到大事落定,再解決口袋裡的電報。這樣既掌握了靈活,也兼顧了原則。 所謂的工作藝術,就是在原則和靈活之間,不斷尋求一個完美的平衡。 要做到這點,對人的能力要求,就是知道什麼事要說、什麼事不說,哪些事必須馬上做、哪些事可以放一放。 圖為雙堆集圍殲黃維兵團示意圖。 02 當然,舉重若輕並不全然跟性格有關,它其實是一種敏捷行動的能力。要麼不說不做,但一旦認定看準,則果斷出手,絕不含糊。 鄧政委什麼時候會出手呢? 底下官兵搞小汽車的時候。 這件事出在部隊進鄭州時,也發生在秦基偉率領的九縱。眾所周知,鄭州是一座大城市。打下鄭州之後,部隊的武器裝備都得到了升級,可交通工具還沒升級,騎馬的還是騎馬,沒法變成小汽車。 九縱的後勤部長楊以山,是一位老紅軍也是一位老後勤,他見到鄭州鐵路局有小汽車,就去“借”了一輛。注意,此時的鄭州鐵路局是國民黨留下來的機構,還不是以後歸我們鐵道部管的那個鐵路局。 鄧政委不知從哪裡知道小汽車的事,一道命令下來就免了楊以山的後勤部長。 很多人替楊以山鳴不平,覺得這樣處分太過嚴厲,只是“借”了一輛車而已嘛。既不是拿,更不是搶,而是借。鄧政委則說: 什麼借?鐵路局裡面的人本來就對共產黨心有疑懼,你明借暗要,不是搶也是搶,應該撤職。 小汽車雖然小,但問題的本質,是關係到共產黨能否在大城市立足的問題。 過去我認為,鄧公的舉重若輕是隻管大事不管小事,其實不是的。 好的領導方法是既要管大事,也要管小事。小事管住了,合起來就不會出大事;大事管好了,就會避免很多小事。 在“小汽車事件”發生兩個月之後,劉鄧就共同決策了一件大事。大事的發生地點,是在另一個大城市成都。 1949年底,成都戰役勝利結束。這場仗瓦解了蔣介石的西南防線,消滅了他在大陸的最後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 成都戰役主要是由二野的第三和第五兵團打的。按以往的慣例,戰役結束之後,第三兵團和第五兵團應順理成章入駐錦官城。 可就在這時,兩個兵團的司令員卻收到劉鄧首長的電話指示,這個指示非常明確: 二野的部隊一兵一卒都不進成都! 二野不進那誰進呢?劉鄧在指示中說:要讓賀老總帶一野第十八兵團進駐成都。 為什麼成都要讓給十八兵團? 原來,進軍大西南的部隊不光有劉鄧率領二野,還有賀老總從陝西帶過來的十萬人。劉鄧賀共同組成了西南局首腦,他們相互配合、成功實施了“遠距離包圍迂迴”的作戰方針。 打成都之前,二野已經進駐了西南重鎮重慶,劉鄧認為,從“兩個野戰軍的協作關係考慮”,成都應留給一野。 可能是考慮到部隊會鬧情緒,劉鄧給二野兩個兵團的電報既堅決又嚴厲,其中提到,“不得派一兵進成都城區,違者按級查處”。 於是,儘管已經兵臨城下,二野官兵都能聞到成都小吃的香味了,卻還是掉頭離去。 從這一段裡,我們既能品出政治,也能品出人情。 圖為賀老總率領部隊進成都。 03 古人說:打天下易,治天下難。 主政西南是鄧公參與治天下的第一站,說起來應該是很難的,但看他這一時期的經歷,似乎又很“簡單”。 感覺鄧公就在幹一件事:按規律辦事,按常識辦事。 哪些是規律和常識?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就是常識。 就說二野大軍進重慶之後吧,重慶也是個大城市,還是個重要的工業城市。有的幹部要管工業吧,過去留下來的人認為“思想不對頭”,不敢用,自己呢又確實搞不懂。 鄧公的思路就極其簡單:我們要依靠原來人。1950年初,他在重慶軍管會的一次會議上說: 然而他們有技術,對我們的事業有用,只要換腦筋就行了。 於是,根據鄧小平的這個指示,重慶各廠礦企業便大量留用了原來的專業技術人員。一些原本準備離開的工程師,看到共產黨是重視工業的,便也留了下來。因此,重慶的工業就沒有斷檔、馬達就沒有熄火。 這個不熄火的馬達意義重大。因為抗戰時重慶是陪都,留下來的工業體系以軍工為主。據當時擔任西南工業部副部長的萬里同志說,抗美援朝重慶是立過大功的,主要的軍火供應都來自重慶。 圖為重慶解放時。 治天下為什麼難?主要還是難在內部。 進城之後,就面臨一個從戰場工作轉向市場工作的問題,有的幹部有點暈頭轉向,有的幹部有點放飛自我。 1950年5月,鄧小平給中央發去一份電報,言辭犀利地總結了西南黨員幹部中存在的問題,其中就有: 有的同志完全靠自己意志和狹隘經驗辦事。 這些同志的經驗有多不靠譜呢?比如,西南的財政有點收不抵支,就有同志建議,多發點票子。這時,鄧小平立即指出: 票子發多高,物價漲多高。市場的規律,誰也擋不住的。 有點市場經濟的味道哦。翻看後來鄧公幾十年的講話,都讓人感覺到,講的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更像是普通的常識。 我想,這也是他讓人感到舉重若輕的一個重要原因。 04 品讀鄧公還有一條捷徑,不是看他寫詩,而是看他數數。 在他的舉重若輕裡,我感到有一個訣竅,就是善於從事物中抓出要點,不僅把要點列出一二三,有時還把要點化為形象的數字。這樣就好記了。 還是在大西南時,那時的大西南是個什麼狀況?廣闊的地盤與廣大的人口,要穩定要安全、要吃飯要發展,山中要剿匪、農村要土改、城市要生產,千頭萬緒應該從哪抓起呢? 這時,小平同志就開始數數了,他將治理大西南的任務做如下概括: 改造九十萬,發動六千萬,提高六十萬。 這是什麼意思呢? 所謂“改造九十萬”,就是教育改造起義、投誠和俘虜的國民黨軍隊九十萬;“提高六十萬”,就是提高現有六十萬部隊的質量;而“發動六千萬”,就是組織發動百分之九十的西南基本群眾。 思路理清楚之後,接下來就是實踐了。能指導實踐的就是好思路,如果指導不了,那就回去再仔細想一想。 那麼,鄧公的思路能不能指導實踐呢?我們以其中的“發動六千萬”為例。 當時,西南地區推行了一項運動,名叫“減押運動”。所謂押金,就是過去農民在向地主租佃土地時,除了每年要繳地租之外,首先還要繳納一筆押金,就像如今租房子那個“押一付三”的“押”。 但是許多地主在租佃關係解除後,並沒有將押金退給農民,而是透過各種方法,將押金佔為己有。 地主起初以“地主家也沒有餘糧”等藉口,拒絕退押金。經過做工作以後,地主願意退了,但是隨之又帶來新的問題:中農得到的減退果實多,貧農得到的少。如此一來,貌似就產生了新的不平。 於是,有的地方領導就建議,乾脆讓中農獲得的減退果實,分出一些給貧農,這樣不就公平了嗎? 然而,鄧小平迅速出手制止了這種做法。他在給地方領導的電文中,指出了這樣做將帶來的後果: 其結果將是政治上破壞農民的團結,經濟上大大地破壞農民生產積極性。 可以設想,如果讓中農憑白無故分給貧農果實,他們肯定是不願意的,這可不就是讓貧下中農打起來嗎?他們如果打起來,還能“發動六千萬”嗎? 由此可見,只要思路歸納得足夠好,就能決策得足夠快,哪怕是六千萬群眾的量級,也能舉重若輕。 哪怕是幾十年後,也還能把當年的思路,記得清清楚楚。 1989年11月,鄧公在北京接見編寫二野戰史的老同志,他自稱是“好久沒見啦,聊聊天吧”。 那天,他即席發表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講話,對二野的歷史做了詳細的回顧,許多細節都記憶猶新。其中,也清楚地回憶起經略西南的那幾個數字:六十萬,九十萬,六千萬,並說二野的這幾個任務完成得不錯。 這場座談會,有老部下秦基偉上將的陪同,在座的老同志們大多已是古稀之年,想來頗有些“遙想朱旗回望,萬里風雲奔走”的感受。 不過,在鄧公一貫舉重若輕的敘述中,卻又真的只像一群老人在聊天而已。正如他的談話結尾,平平淡淡卻又意味深長: 講的是故事,值得回憶啊。 參考資料: 鄧小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 話說鄧小平,中央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