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辯不明：“南方小土豆”是歧視？還是愛稱？

我上一篇文章裡吐槽過：我們現在的媒體凡是正經的、有深度的、有價值的事情是一點都不幹，在沒用的屁事上面跪舔流量倒是很積極，恨不得一天炒作三次“小土豆”“砂糖橘”，廢物得一比。

主流媒體炒作“南方小土豆”還分為兩個階段，開始的媒體、尤其是南方系媒體，都在明裡暗裡把“小土豆”的稱呼往地域矛盾上引，然而基本所有網友都不買賬，反而痛罵喜歡挑事的媒體如果沒活整就去咬打火機。

第二個階段就是挑唆地域矛盾失敗後，就開始“打不過就加入”，無底線的蹭“小土豆”“砂糖橘”還有各種亂七八糟食物擬人化的流量，都是廢話文學+垃圾資訊恨不得一天上事變熱搜。

我們的媒體這麼廢物，但它們是很好的反面教員，警醒我們不能可千萬不能像這些媒體一樣廢物。所以本文要對“南方小土豆”這一稱謂進行語言學、分析哲學層面的討論，一層一層從表象剝離至群體語言經驗的核心，這在網路語言多元化甚至氾濫的當今，是很有價值的議題。

在日常語言的運用中，有一個約定俗成的公理：一個語意是否具有歧視意味，要考察說這話的人其表達的語境。語意也會跟隨語境不同而變化。

我舉一個例子，我大學同學是阿森納的死忠球迷，他的床頭就掛著一件阿森納的球衣，我至今都覺得阿森納O₂胸前廣告版的球衣是顏值天花板，就是受他影響天天看看習慣了。

那時候球迷之間有一個很有趣的稱謂：阿森納叫娜娜，曼聯叫蓮蓮，利物浦叫莉莉，切爾西叫茜茜……就諸如此類。我這哥們也挺開心，一天到晚娜娜、娜娜的叫，比叫女朋友還親切。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娜娜”就成為了一個黑稱、一個侮辱性的稱呼。你要在我這室友面前提“娜娜”，就如殺他父母一般，瞬間暴怒。然後你就很納悶，說你不也一直這麼叫麼；他會說你不懂，現在我教給你，這是一種“黑稱”，在球迷之間只有仇家（對立的球隊）會這麼叫。

所以大學才短短幾年呢，我們就見證了一個詞語從愛稱變成了黑稱。原因也很簡單，當“娜娜”這個詞語，逐漸被用在了曼聯、利物浦球迷去攻擊阿森納的語境下時，久而久之它的語意也就發生了變化，潛移默化中阿森納球迷也會放棄了這個稱呼，同時也可以條件反射式地從這個稱呼中“辨別敵我”了。

這就是語言理論的第一個定理：語意（詞義）是模糊的，要根據具體的語境來判斷。

最經典的一個例子，關於黑人的稱謂，以前叫nigger，這是歧視，一說黑人就急；後來叫black，也成了歧視了，一說黑人也會急；再後來是coloured，也成了歧視了；現在比較普遍的叫法是African
American，但是也已經有很多黑人表達不滿了，可以預期這個名詞也會跟它前幾個兄弟一樣，變成為會引發黑人暴怒的“歧視名詞”。

很多人都用這個舉例子，說黑人事太多了，就不能慣著。這個是真冤枉黑人了，根源還在於美國社會還處在激劇的種族不平等之中，無論是black還是coloured，太頻繁地出現在歧視的語境之中，久而久之就像“娜娜”一樣成為了“黑稱”。

再舉一個大家都熟知的例子，當年羅永浩這個臭傻逼在社交網路上公然用“支*人”稱呼同胞，他還狡辯，說“支*”本是一個古代就有的名詞，憑什麼因為小日本用了我們就不能用，我偏要叫你們“支*人”——這代表了傳統文化。

學習了今天的理論，大家就知道羅永浩傻逼在哪裡了吧？為什麼“支*”這個名詞不能用，因為小日本在使用這個詞彙的時候，帶入了大量的歧視、蔑視與侮辱，所以這個詞語的性質也就變了，從一個古語變成了侮辱性稱謂。

這不是文化自信，而是助長敵人囂張氣焰。不然你以為羅永浩為啥要在這個概念上做文章？多年過去了，文化漢奸們洗腦的套路還一模一樣。

所以說，“南方小土豆”是歧視還是愛稱，要考量表達的具體語境。主體的語境表達發生了變化，歧視也能變成愛稱，愛稱也能變成歧視。

但是呢，因為網路的資訊是殘缺不全的，僅有一行文字打在這裡，我們很難考察說話的人是什麼語氣、是什麼態度、是什麼立場、有什麼個人獨特的經歷，這也是網路討論烏煙瘴氣的根源。網路給了資訊交流以巨大的便利，那麼肯定要折損一些資訊傳遞作為代價。

日本有一位著名科幻作家筒井康隆，今敏不朽的神作《紅辣椒》的小說原著就是他寫的。筒井康隆是一位左翼立場作家，他的文壇引路人是大江健三郎，身邊的朋友圈不是日共就是全共鬥，其作品也多是反思、批判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立場。

但是筒井康隆有一次因為用很齷齪的語言點評韓國慰安婦事件，而引發了中韓人民巨大的憤怒，並被打上了“軍國主義餘孽”的標籤。雖然筒井康隆的語言很過分，但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個老傢伙一輩子說話都是陰陽怪氣的風格，所有話都是“說反話”諷刺的感覺。

就比如他的成名作《日本以外全部沉沒》，講的是全世界都沉了就剩日本了，於是全世界人民都學習日語、討好日本人、用日本風俗和文化塑造自己……筒井康隆這篇小說其實是在反諷日本人跪舔西方的醜態——

小說裡西方領導人對日本人低聲下氣，其實是反諷的日本政客；西方人比賽一樣穿和服、吃壽司，其實是反諷日本人在生活上無條件全盤西化；好萊塢大明星在日劇中扮演不起眼的小龍套，其實是諷刺日本影視圈為了登入好萊塢不擇手段，什麼樣的醜化角色、花瓶角色都肯演……

所以要知道筒井康隆陰陽怪氣的說話風格，大致就能體會到他想表達的意思。但是，我要說但是，大多數人沒有精力也沒有義務去了解你的說話風格，更別提要深究你的政治立場。你說出來的話讓人感到了不適那就是不適，筒井康隆被罵並不冤枉。只是一輩子玩弄文字的大師，最後倒在了不會好好說話上，簡直就是他自己小說裡的反諷典型。

所以這就是語言理論第二條定律：某種表達如果大多數人覺得不舒服、受到冒犯，那就是這個表達有問題。

所以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我把基本理論講解了一遍，以後不管是“南方小土豆”“北方小墩子”大家都可以自己分析了，就不用我贅述了。

最近還有一個語言學的經典案例，就是刀郎的那首“又鳥雞和馬戶驢”。

刀郎這首歌十分飄逸，結尾處忽然來了這一句：

西邊的歐鋼有老闆，生兒維特根斯坦

本來是東方《聊齋》的故事，為何忽然提到一位西方的哲學家呢？以下我個人的理解：這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想有關，跟他的家境、身世、八卦關係不大。

維特根斯坦是分析哲學的泰山北斗，分析哲學主要分析人類的語言問題，包含了語言哲學、符號學、邏輯學、語言學等廣泛內容。

早在維特根斯坦之前，符號學的創始人索緒爾首先區分了語言和言語、能指和所指的區別。

索緒爾將文字和聲音定義為“能指”，將其產生的形象、意義、內涵定義為“所指”——二者合一定義為“符號”。人認知世界的過程，就是將能指和所指聯絡在一起的過程（注：後來拉康又在精神分析的層面上發展了能指與所指的含義，與索緒爾最初的定義有所不同）。

然而人類語言的侷限性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能指和所指並不是一一對應的。就比如說我說“遊戲”，它既可以指我今天晚上玩的魔獸爭霸，也可以指小區裡小孩子玩的捉迷藏，也可以指動物世界裡小獅子們的打鬧。這就叫“語言的任意性”，維特根斯坦把這稱之為“語言的遊戲”。

所以我們可以很好理解：馬戶、又鳥，就是“能指”，那麼他們的“所指”指的是什麼呢？可以是這個，也可以是那……個。我猜這就是刀郎想要暗示、或者明示我們的——就是要發揮想象力，找到“能指”的“所指”。

維特根斯坦還有一個理論，叫做語言中家族的相似性，簡而言之就是一個合集中，並不需要有一個共性，而只需要兩兩之間有相似性即可。

比如，有個人叫馬戶，他跟驢有什麼相似性呢——字形上的相似；有隻貓叫湯姆，他跟驢有什麼相似性呢——很蠢；美國有個黨派叫民主黨，他跟驢有什麼相似性呢——被稱為驢黨。所以毫不相關的馬戶、湯姆、民主黨，都可以算作廣義的“驢”家族。

這其實就是明牌了，就是要讓大家找到又鳥、馬戶家族的成員。或者文縐縐一點講，就是文藝作品中慣用的影射諷刺手段的體現。

《三體》第三部裡劉慈欣借雲天明之口編了三個童話故事，這三個故事用的體系是“雙重暗示”，就是有兩組相同的元素，相當於座標系上xy軸兩個數字，這樣就能確定唯一一個點，避免你瞎解讀弄偏了。

所以刀郎這首歌結尾加上維特根斯坦，我認為就是告訴你我這首歌就是影射諷刺了，放心解讀，結尾給你個座標系確認，不怕跑偏。

這就是多學一點哲學的意義。分析哲學後來跟邏輯學、科學哲學密切結合，成為現在哲學研究的主流顯學，甚至沒有之一。而且語言學、符號學，又大大拓展了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的邊界。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些都是虛的、玄的、形而上的、沒有用的，我來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護城河”這個詞語如何理解？“護城河”是一種“非人化”的說法，即把人物化了。用後現代主義最流行的一個句子叫“活生生的人死了，變成了工具”。

或者借用存在主義和道德主義的觀點，人本應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這是康德的名言，人本存在主義很多理論都圍繞此展開）——那麼“護城河”就是把人變成了“手段”，而“目的”呢，目的成了非人的，目的是保護“那座城”。

同理還有“人力資源”這個詞彙，就是把人物化了——言下之意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你對公司來說只是用錢衡量的“資源”而已。所以我在《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隱藏在管理學背後》這篇文章中也分析過，人力資源理論本質上是結構階級鬥爭理論而存在的，HR也是天然帶有這反動屬性的職業。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多學習一點哲學、多學一點理論是有用的，有理論基礎就不至於媒體炒作點“南方小土豆”就輕鬆被帶了節奏。正如偉大領袖對我們的教誨：“所以我正式勸同志們讀一點書，免得受知識分子的騙。”

我在《文化革命的意義》這篇文章中講解過那一段歷史，當時的一個響亮的口號是——“讓哲學成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下圖是一系列相關的宣傳畫。

因為哲學不是高高在上的，哲學是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而且應該掌握的，只有人民群眾紛紛識了字、有了知識、懂了哲學、掌握了科學技術、學會了治理國家，才能實現“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局面。

而有些知識分子把哲學等知識束之高閣，並且玄學化、虛幻化，故意弄得晦澀難懂，讓人望而卻步，同時也發自內心瞧不起、認為普通人根本學不會高深的理論知識——這些還是封建士大夫的劣根性。

來看一段當代哲學教科書的內容：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全國上下掀起了一股學哲學的熱潮，人人都爭先恐後地學哲學，種田裡有哲學，鍊鋼裡也有哲學，什麼都與哲學掛上了鉤，哪怕是大字不識幾個的農民，也能誇誇其談地大講哲學。今天反思起來，這種哲學的熱潮恰恰是哲學的恥辱，如果把哲學變成一種“學了就要用”“立竿見影”式的東西，學了哲學就可以多產出糧食，多煉出鋼鐵，這難道不是對哲學的一種褻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