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標準像。圖源：維基百科
導讀：
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程序影響深遠，至今仍是歷史研究的物件和野史八卦的素材，但對長期儲存他的遺體這一中國歷史上首例，且頗具政治象徵意義的事件，一百年來卻鮮見敘事，遑論研究。
本文參考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記錄者六十年前努力的結果，對孫中山身後醫事的歷史稍做考證，略補空白，希望能夠引起包括醫學史家在內的歷史學者的興趣。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從北京協和醫院出院，移居鐵獅子衚衕五號行館後，他的病情即以負責診治的北京德國醫院院長克禮（Paul Krieg）醫師報告的名義，逐日對外界公佈。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半，孫中山逝世，克禮的最後一次病情報告中包括了逝者對其後事安排的遺囑，“孫博士今晨九時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臨終不改。昨日下午發表其對於諸事之最後囑咐,並曾告孫夫人，願如其友人列寧儲存遺體，且願葬於南京。孫博士之遺體已移至協和醫院施行儲存手續”。從凌晨起即隨侍在孫中山病榻之側的邵元衝在當日的日記中也說，“又以公遺命，將來遺體欲葬於南京之紫金山，並命儲存遺體仿列寧之式。此事決由孔庸之與協和醫生商辦”。
由於孫中山直到彌留之際才向夫人宋慶齡口述了儲存遺體的願望，因此家屬無法預先為這項需要立即執行的遺囑做準備，只能臨時決定由孔祥熙徵詢時任協和醫院代理院長和外科副教授的劉瑞恆醫師，希望協和能夠提供這項服務。劉瑞恆與包括孔祥熙在內的多位孫中山戚屬頗有私交，十幾年前他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留學時，即與宋子文和宋美齡兄妹相識，與他們的姨表兄牛惠生不僅是醫學院的前後屆同學和同時唯二的中國留學生，還是上海紅十字會醫院和北京協和醫院的同科同事。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孫中山到北京後，劉瑞恆就曾與克禮等多位德美籍醫師一起對其會診，之後也多方參與他的醫事，包括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在協和醫院的腹部探查手術。劉瑞恆聽到孔祥熙的詢問後，建議派人向病理科主任錢雅各尋求幫助，但並不確定錢醫師是否有能力或意願為院外逝者的遺體做長期儲存處理。
錢雅各很快就接到了電話，電話中的陌生人用流暢的英文詢問病理科是否能夠安排為一位剛剛辭世者的遺體做防腐儲存處理。錢雅各對這個請求感到奇怪，因為協和過去僅為幾位在醫院內逝世的外籍病人做過遺體防腐處理，從來沒有中國人提過這類要求。當他詢問逝者為何人時，電話中的人隨即說明該人為孫中山，並解釋說孫中山不久前曾是協和醫院的病人，蘇聯政府將提供一具與儲存和展示列寧遺體的“水晶棺”相同的棺材，使孫中山的遺體能夠供後人永久瞻仰，若協和醫院能夠立即將遺體進行防腐處理，將不勝感激。明白了原委的錢雅各回答說病理科所用的防腐方法不適合長期儲存並且供大眾瞻仰遺體的要求，而醫學院解剖學系用的方法則好得多，他可以幫助聯絡，並認為系主任步達生（Davidson Black）教授應該會同意提供這項服務。錢雅各隨後又解釋說，摘除逝者的內臟器官對長期儲存遺體非常有利，蘇聯對列寧的遺體即做此處理，他本人很願意承擔這項操作。
與解剖學系的交涉相當順利，步達生當即答應了這個突如其來且責任重大的請求，委派系裡的許文生講師負責主持孫中山遺體的防腐處理。與步達生確定了儲存遺體的承諾和人員安排後，劉瑞恆和許文生隨即乘學校的汽車趕到醫院以北約兩公里半的鐵獅子衚衕行館。下午十二時二十分許，即孫中山逝世約三小時後，汽車載著他的遺體馳向協和醫學院，從東單三條衚衕學校正門西側為通向解剖樓（B樓）專用的小門緩緩進入校園，直接開到樓西側地下室的入口處。遺體隨後被推入在同一層樓東南側的防腐處理專用套房，同行的有孫科和孔祥熙，以及李榮、馬超俊等八位追隨孫中山多年的侍從副官，所有與防腐處理相關的程式都將在他們的注視下進行。
許文生和錢雅各商定的工作程式是由許首先進行防腐處理，第二天上午錢雅各到解剖樓，從初步處理後的遺體取出內臟器官，之後繼續由許文生對摘除了內臟的遺體進行清理、防腐、縫合等入殮和公開瞻仰前需要完成的醫事步驟。
圖一：許文生
許文生（圖一）本名Paul Huston Stevenson，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蒙茅斯（Monmouth），父親是一位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的牧師，全家在許文生少年時移居聖路易市。一九〇八年許文生入讀由基督會創辦的海勒姆學院（HiramCollege），一九一二年大學畢業後，入位於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醫學院。該校是一九一〇年弗萊克斯納報告（Flexner Report）發表後，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出資改進的唯一一所美國醫學院。學校在許文生入學前後聘用了一批符合韋爾奇（William H. Welch）等科學醫學倡導者標準的研究型教授，包括多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早期畢業生，如歐友仁（Eugene L. Opie）、厄蘭格（Joseph Erlanger）、羅賓遜（G. Canby Robinson）等。日後厄蘭格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歐友仁和羅賓遜都曾在一九三〇年代中後期到北平擔任協和醫學院的客座教授。許文生在醫學院時最感興趣的科目是解剖學，曾因該科成績優異得獎；而課餘的主要活動則是佈道。一九一六年，許文生從醫學院畢業，獲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在同城的聖安東尼（St. Anthony）醫院做外科實習醫生。
一九一七年九月，許文生受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基督會共同資助，攜妻子和未滿兩歲的龍鳳雙胞胎來到中國。他在南京學習一年中文之後，作為傳教士醫師，先後在南通的查普曼醫院（C. C. Chapman Hospital）和基督會在合肥開辦的廬州醫院（Luchowfu Christian Hospital）行醫。一九二〇年秋，許文生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解剖學系助教，開始從事更符合自己興趣的工作。一九二二年夏，他回美國，在西儲大學（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醫學院進修，一年後取得碩士學位。一九二三年夏，晉升講師的許文生回協和解剖學系繼續任教，主講醫學院一年級的大體解剖課，並協助步達生講授二年級的神經解剖學。
列寧逝世後不久，蘇聯政府決定長期儲存他的遺體，並希望保持逝者生前的容貌和外型不變，供公眾近距離瞻仰，開歷史上以此為目的儲存遺體之先例。一九二四年六月，經過防腐處理的列寧遺體開始對公眾展示，但許文生等人並不瞭解蘇聯所用技術的細節，只是透過傳言得知儲存方法包括了摘除內臟器官，在體表塗上一薄層透明的蠟防止屍體脫水等措施。從日後逐漸公開的資料看，儲存列寧遺體的起始情況與孫中山的有所不同，主持工作的蘇聯病理學家也只能嘗試不同的方法，並無成熟的技術可循，更無意公開。美國在一九二〇年代進行遺體防腐儲存的目的通常是維持屍體在下葬前短期不腐，方法是透過動脈或體腔注入防腐液，協和醫學院為少數外籍逝者遺體所做的防腐即是如此，並沒有人研究如列寧和孫中山遺體要求長期儲存的方法。
圖二：屍體防腐處理專用套間
協和醫學院的解剖樓坐西朝東，地下室的東南側有一套為屍體實施防腐處理和儲存的四個專用房間，從南向北依次為防腐處理室，接待室，屍體儲存室和低溫冷藏間（圖二），套間自備通風，所有房間均一白到頂，地面和牆壁為純白色瓷磚，顯得非常潔淨。許文生在孫中山逝世當天至次日清晨對遺體採用的防腐儲存措施包括對體表清潔消毒，排盡血液後，從動脈緩慢注入福爾馬林，儘量使其由迴圈系統擴散到全身。許文生知道，完整的迴圈系統對有效防腐非常重要，而摘除內臟器官會將其破壞。
三月十三日上午十時，錢雅各按照約定，攜帶手術器械來到解剖樓的防腐處理室，隨行的病理科技術員朱華安則帶了一個大金屬箱，用於將取出的內臟器官裝運回病理科的屍檢室。在此之前，許文生已經告訴了錢雅各孫中山家人對屍體解剖提出的兩個條件，即只能從腹部探查手術的創口取出內臟，不能對遺體表面做更多的損傷；同時，儘管解剖遺體的場面可能會讓家屬感到不適，但仍必須有孫科等人在場才能進行。錢雅各雖然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初才到中國，但由於經常參與屍檢工作，對中國人注重死者遺體完整的傳統已頗為熟悉，理解家屬對解剖遺體，摘除內臟器官的顧慮，因此儘管對這些從未遇到過限制感到為難，仍決定直面挑戰。他的計劃是儘可能將內臟器官在體腔內分離，然後一次性移出體外，並將所有的臟器帶回自己科內的屍檢室從容研究，避免出現當著孫科的面將他父親的內臟器官逐一取出，現場進行檢查的場面。許文生向錢雅各介紹了已經等候在防腐處理室內，身著全副軍裝的孫科和西裝筆挺的戴恩賽（孫中山次女孫琬之夫），之後留下他和朱華安開始工作。
錢雅各面臨的挑戰與許文生的不同，遺體防腐處理的目的是儘可能儲存逝者的原貌，效果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屍檢解剖則會當場破壞遺體，與儲存的願望和保全屍體的中國傳統相悖。孫中山的家人雖然同意摘除內臟器官以便更好地長期儲存遺體，但也為錢雅各的操作設定了前述的限制。此外，錢雅各更為關心的是對取出的內臟器官做進一步的病理解剖研究，包括在顯微鏡下觀察組織切片，目的是能夠準確地揭示病變及致死原因，而這些與遺體防腐儲存無關的操作卻影響遺體及摘除後的器官的完整，因此他需在現場向孫科等人解釋並得到他們的同意。
孫科和戴恩賽站在解剖臺前，距孫中山的遺體不過一米遠；八位戎裝齊整的侍從副官全副武裝，在稍遠處列成一排，注視著錢雅各的一舉一動，讓這位身高一百九十公分的美國人頗為緊張。幸好孫科的態度很友好，他向錢雅各仔細回顧了孫中山到北京後的醫治過程，並表示很想知道導致他父親長期患病和死亡的準確原因。這些交流使錢雅各安心不少，決定按自己的計劃完成屍檢解剖。他首先向孫科解釋了操作程式，說明會將體腔內的臟器一起取出，因此雖然只切開原有的手術創口，但創口會在臟器透過時被大大地拉扯開。之後，他一邊仔細檢查遺體的外表，一邊向孫科和戴恩賽指出自己的觀察，同時回答他們的問題，雙方的心情逐漸放鬆。
孫中山腹部的手術切口長約12公分，錢雅各切開已經癒合的創口後，首先將腸和腹水匯出體外，然後將右手逐漸探入腹腔，用一把非常短小的手術刀將各個器官逐漸分離，隨後劃開膈肌，切斷血管，分離胸腔內的各個器官。這種手術刀是他請學校的金工車間特製的，一端焊有一個可以套在食指上的鋼環，使他能夠單手在體腔內靈活地進行這些操作。四十分鐘後，錢雅各在朱華安的幫助下，成功地將所有遊離的內臟器官，包括體積大增的肝臟，一起經腹部的切口，移出了體外，裝入預先準備好的箱子，由技術員運回病理樓。
與孫科和戴恩賽交換了幾句禮節性的閒話後，錢雅各就匆匆告辭，趕回病理樓地下室的屍檢室開始工作。他知道腹部探查手術表明孫中山的病是廣泛轉移的晚期肝癌，但並不知道其原發部位，也不清楚癌細胞擴散的程度。經過對各個臟器的細緻解剖和檢查，他發現膽囊為原發器官，膽囊壁和內部滿是癌細胞，且已經擴散到肝，腹膜，迴腸、結腸、橫膈膜和肺等內臟器官的許多部位，一個很大的膽結石，已經將膽囊管完全堵塞。錢雅各從各個器官的病變部位上切下了病理檢查所需的標本後，請朱華安將餘下的器官組織送回防腐處理室，交還給仍在繼續對孫中山的遺體進行防腐處理的許文生。
許文生在錢雅各完成了遺體解剖後，首先清洗了體腔，然後耐心地將被錢雅各切斷的大血管的遊離端逐一結紮，再用注射器將福爾馬林注入全身各處的組織內，補充因破壞迴圈系統導致的防腐劑流失，同時恢復機體組織中的含水量，以減緩北京乾燥氣候將會導致的屍體脫水，這是保證逝者生前遺容不發生明顯改變的關鍵，對妥善儲存已經非常消瘦的孫中山的遺體尤為重要。
收到朱華安送還的內臟器官後，許文生向孫科建議，由解剖學系妥善儲存這些臟器，屆時與孫中山的遺體一起在南京安葬。這恐怕是當時安置這些離體臟器唯一合理的辦法，但許文生和錢雅各並未在事先考慮好是否需要儲存，或應該如何儲存摘除的器官，因此臨時才與家屬溝通。孫科當即對許文生的建議表示同意。
次日，許文生完成了孫中山遺體的防腐處理，錢雅各也將屍檢結果寫成了報告。
三月十五日上午，在防腐處理室隔壁的接待室內，劉瑞恆代表醫院和學校向宋慶齡和一直守護孫中山遺體的孫科等家屬及侍衛副官介紹了處理遺體的過程，並報告了對內臟器官病理檢查的結果，隨後，幾位侍衛副官將身著民國大禮服的孫中山遺體裝斂入協和醫學院提供的一具美式柚木棺。棺蓋上鑲有一面玻璃，可供瞻仰遺容。幾天後，《申報》刊載的<孫中山喪禮詳記>報導了劉瑞恆報告的內容和當時的場景。這則即時報導成為日後對孫中山遺體儲存過程和屍檢結果的標準歷史敘述，從當年稍晚由孫中山先生國葬紀念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哀思錄》，到之後數十年對孫中山逝世後醫事和喪事的敘述，無不以此為據，並往往逐字轉錄。為方便讀者與本文的敘事比較，在此全文抄錄，“孫中山遺體十二日正午遷入協和醫院，即由協和醫院醫生美人某與助手二人，施行手術。由心部微下方外皮開割，徐徐將心臟腸胃取出，由劉瑞恆檢查病源，發見膽囊內有小核六枚，在醫學上名為膽沙，肝部亦有瘤，此為致命傷，當用藥水洗滌，分別另儲玻璃瓶內。劉瑞恆已將病因及症狀，作成具體報告書，日內即可公佈。復將先生腹內，加以洗滌，排除毛細血管內空氣，注入福米林[Formalin 40%] 藥液，再用藥線縫好創口，儀容如生”。
孫中山希望儲存遺體的遺囑在其逝世的當天即被廣泛報導，但上述對其遺體儲存和屍檢的報導刊出後，才有人發現其過程明顯違背中國保留逝者全屍的傳統，當時的習俗是對升斗小民的遺體尚不能如此破壞，更何況是“加諸一國之元良”！事實上，協和醫院內部對是否對外公佈曾對孫中山遺體進行解剖的意見並不一致，外科主任邰樂爾（Adrian S. Taylor）就對外人直接否認屍體解剖。不出所料，《申報》的報導一齣，抗議聲也隨之而起，連風氣最開的上海都有人稱此為“凌遲孫中山”，追隨孫中山二十年的上海洪幫大佬徐朗西指責此為“開膛破腹，挖取心肝，蹂躪屍身，莫此為甚”。總之，在執行孫中山這項遺囑時，因時間匆忙，缺乏經驗，其家人與協和醫學院之間，以及協和內部人員之間的相互協調有限，操作多為臨時應對，由個人甚至運氣決定。
三月十九日，孫中山的靈柩移至中央公園社稷壇享殿（今中山公園中山堂）公祭和悼念，遺體供各界人士瞻仰。但不久之後，遺體的臉上出現了一個黑斑，並慢慢變大。邰樂爾把這個訊息告訴了錢雅各，並決定親自去檢看。邰樂爾是孫中山在協和醫院做腹部探查手術的主刀醫師，也是他住院期間的主治醫師，一直對他生前和身後的醫事很關心。錢雅各和邰樂爾是弗吉尼亞大學的校友，兩人工作合作密切，私交也不錯。錢雅各不希望外界知道他是對孫中山遺體“開膛破腹”的“操刀手”，擔心招來麻煩，因此在完成屍體解剖後就回避與相關人士的接觸，只從邰樂爾處獲得訊息。他判斷遺體臉上的黑斑是寄生在皮膚上的某種微生物產生的色素，於是請邰樂爾帶幾個消過毒的試管，去中央公園時從黑斑處取回一點樣品交給病理學系，若細菌科的實驗室能夠透過人工培養髮現微生物的生長特點，或許可以找到對其抑制的有效方法。他還讓邰樂爾帶上一些紗布和一小瓶福爾馬林，取樣後擦掉黑斑，以防止再現。邰樂爾把取回的樣品交給了細菌科的講師林宗楊，透過實驗，林宗楊發現這種微生物能夠在幾乎所有的培養液中生長，但沒有空氣則無法存活。鑑於孫中山的皮膚上已經開始出現更多的黑斑，許文生等決定採用解剖學系常規使用的屍體儲存方法，將孫中山的遺體完全浸沒在石蠟油中，隔斷已有微生物賴以生存的空氣，同時防止新的汙染。
一九二四年九月，步達生在洛克菲勒基金會醫學教育部主任，曾任協和醫學院代理校長的皮爾斯（Richard M. Pearce）主編的刊物《醫學教育的方法與問題》上發表的一篇介紹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系的文章中，概述了系裡使用石蠟油儲存屍體的方法和經驗，可以幫助瞭解許文生採用同一措施儲存孫中山遺體的背景，“我們的經驗表明，最令人滿意的長期儲存屍體的方法是將屍體沉浸在石蠟油中。為此我們在屍體儲存室裡修建了兩個長約220公分，寬60公分，深120公分的混凝土槽，裡面襯以鉛皮防漏，槽內灌入不揮發，幾乎無味無色，且在一般溫度下都不易燃的優質石蠟油。屍體經過稱重、拍照、測量和防腐後，浸沒在石蠟油中，可以無限期地儲存，幾乎不會改變，也不需要進一步處理”。不過，步達生寫這篇文章時，學校的解剖樓建成使用僅四年，系裡也沒有必要將任何一具屍體儲存數年，因此“無限期儲存”的效果只是基於相對長時間的經驗和觀察，與永久儲存孫中山遺體的目標有所不同。但無論如何，這個已知的措施相對簡便且成熟，因此沒有人反對用同樣的方法儲存孫中山的遺體。為了能夠將柚木棺中的孫中山遺體浸沒在石蠟油中，許文生請學校的金工車間為棺材做了一個鉛皮內襯，完全注滿石蠟油後，從棺蓋上的玻璃窗看遺體時，不會意識到棺內的無色透明液體。這個現成的方法有效地解決了微生物汙染和機體脫水這兩個對長期儲存遺體最大的威脅，也非常適用於即將運到的“水晶棺”。
許文生每年都會去碧雲寺檢查孫中山遺體的儲存狀況，被皮膚科主任傅瑞士（Chester Frazier）等美國同事戲稱為“孫的阿嬤”。他也與作為家屬聯絡人的戴恩賽以及幾位護靈隊員成為熟人。一九二七年夏，許文生到英國倫敦大學，隨優生學教授皮爾森（Karl Pearson）進修一年，學習體質人類學和人體測量學（這是他的主要研究興趣）。在此期間，同系的福頓（A. B. Droogleever Fortuyn）副教授代替他到碧雲寺做例行檢查。護靈隊員開啟楠木棺的棺蓋後，福頓看到孫中山的遺體完好，面容安詳，感到滿意且頗為感動。
孫中山靈柩暫厝碧雲寺金剛寶座塔四年又兩個月，期間除去一九二七年六月張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國軍政府，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他在皇姑屯事件中殞命的一年外，不斷有人數可觀的民眾、外國人士和國民黨政要前來謁靈，瞻仰遺體。有明確記載，規模較大，或較為出名的包括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二日，國民黨部分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碧雲寺以“中國國民黨一屆中四全會”名義召開“西山會議”時集體謁靈；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北京各界在孫中山逝世兩週年忌辰之際赴碧雲寺悼念；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七日，閻錫山偕北京國民黨黨、政、軍代表前往西山碧雲寺公祭孫中山靈寢。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孫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莊吉（うめやしょうきち）由馮玉祥、張繼（司法院副院長兼職北平政治分會主席）、商震（河北省主席兼平津警備司令）等人陪同，到碧雲寺謁靈，瞻仰遺容並致悼詞。
最隆重的活動當屬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上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等在孫中山靈前舉行的有數百人參加的北伐完成祭告典禮。蔣介石記錄當時的情景“及觀遺容，哀痛更不自勝，全堂幾亦下淚”。事實上，蔣介石七月三日到北京的當天下午已赴碧雲寺謁孫中山靈，不過“不忍見其遺體，故未啟柩。俟正式祭告再見也”。但他在七月五日，即正式祭告儀式之前一天，修改祭文時，已經“到總理靈前啟柩，省事遺容，安眠如常，而顏色蒼黃，見之悲酸”。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已經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決定翌年孫中山逝世四週年的忌辰之際，在紫金山新建的陵墓舉行奉安大典。十二月中旬，孫中山葬事籌備委員會邀請許文生參與從碧雲寺到紫金山移靈的全部過程，在步達生和代理系主任福頓對此表示支援後，實際執掌北平協和醫學院院務的副校長顧臨（Roger S. Greene）批准了許文生和作為他助手的外科手術室護士長郭榮勳參加這一活動。十二月二十四日早晨，林森、鄭洪年和吳鐵城三位迎櫬專員到碧雲寺謁靈後，至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稱，“敬瞻總理遺體，容顏不改，衣履如新”。一九二九年二月，因準備工作無法按時完成，奉安典禮延遲至六月一日，典禮前的易棺、移靈和公祭等活動也相應延遲至五月的最後十天。
一九二九年五月，許文生得到通知，請他在二十日下午到碧雲寺為將孫中山的遺體移入新棺做準備工作，易棺大殮的時間定在二十二日上午。得到了準確的時間安排後，許文生隨即按照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與孫科的約定，將在解剖學系儲存了四年多的孫中山內臟器官火化，並將全部骨灰收斂在一個專門購置的康熙年間制的瓷罐內，準備在易棺之際，放在孫中山大殮所用的紫銅棺中，與遺體一同入葬。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剛剛從蘇聯回國的宋慶齡，攜孫科陳淑英夫婦，孫婉戴恩賽夫婦一同到碧雲寺祭奠孫中山。二十日下午，孫科請許文生和助手一起到碧雲寺，為易棺重殮做準備。放淨楠木棺中的石蠟油後，許文生對孫中山的遺體做了最後一次防腐注射處理。之後，助手將遺體揩淨，用白繃布包裹，暫時放入當年在協和醫學院解剖樓入殮時所用的美式柚木棺內，以便能夠用較少的人力即可將遺體移至停放紫銅棺的碧雲寺中殿（普明妙覺殿，今孫中山紀念堂）。二十一日晚，孫科留許文生在寺中住宿，以便翌日清晨能夠準時參加易棺工作。
二十二日早晨八時許，許文生在宋慶齡和孫科等家屬的注視下，指導郭榮勳和一位看護生將孫中山的遺體加裹白綢並理髮，之後由孫科、迎櫬專員和護靈隊員等人為遺體換上全套中式大殮服裝，將穿戴完畢的遺體放入鋪墊整齊的紫銅棺內，最後把裝有內臟器官骨灰的瓷罐擺放在孫中山的腳邊。在此過程中，人們看到完好儲存四年有餘的孫中山遺體，無不感動，紛紛說總理看上去比過去幾年健康、年輕，總體狀態也更好。列寧的弟弟德米特里·伊里奇·烏里揚諾夫（Dmitry Ilyich Ulyanov）醫師第一次看到哥哥經過防腐處理後的遺體時也曾說，“我太激動，無法言表。他看起來和去世時一模一樣，甚至可能更好”，但是那時僅為列寧逝世後四個多月。
紫銅棺僅用玻璃板暫封，以便祭奠者能夠在移靈過程中和奉安大典前的公祭時瞻仰遺容，為紫銅棺配置的同質棺蓋則將在入葬前舉行封棺典禮時取代玻璃板。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孫中山家屬、迎櫬專員和包括許文生在內的隨靈車赴京人員乘坐裝載孫中山靈櫬的專列，從北平東車站出發，在移靈專列停靠的每個城市，都有成千的民眾前來祭奠孫中山並瞻仰遺容。二十八日下午，靈櫬運抵南京市中心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禮堂改成的祭堂，奉置在正中的靈臺上，從二十九日起，連續公祭三天，每天人潮不息。參加公祭者包括全國各地，各界和黨政機關、學校、民眾團體等機構的代表。北平協和醫學院的代表為校長劉瑞恆（名義上的校長，實為國民政府衛生部常務次長）和公共衛生系主任教授蘭安生（John B. Grant）。邰樂爾已經在兩年前從學校辭職，回到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家鄉開業；已經升任病理學系主任教授的錢雅各正在紐約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進修。
公祭的儀程除肅立默哀，宣讀祭文，三鞠躬等禮儀外，還包括主祭者率與祭人員繞靈櫬一週，瞻仰遺容。五月二十九日參加公祭的交通部科員林澤在四十二年後回憶當時所見，“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孫先生安息在裡面，雙目緊閉，短髭依然，右額旁有一小塊白斑，面部微現皺紋，容貌與一般印行的遺像無異，但要老顏得多，可能遺體經過醫學處理，看去要比活人乾癟縮小些。整個來說，死者的形貌顯示出靜穆端莊，從容慈祥，足以引起瞻仰者的肅然起敬”。孫中山的遺體入殮新棺後即不再用石蠟油保護，易棺大殮後不久，許文生開始對遺體的狀況感到擔憂。離開石蠟油的保護後，孫中山遺體開始脫水，尤其是額頭和顴骨等軟組織較薄的部位，皮膚逐漸開始發黑，許文生只能為遺體施用簡單的化妝掩飾。幸好遺體從離開楠木棺到封棺典禮僅十二天，微小的變化不足以影響預定的瞻仰和祭奠程式。
連續三天的公祭結束後，一九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六時舉行封棺典禮，由蔣介石帶領孫中山的家人、親故、國民黨中央委員、迎櫬專員等行三鞠躬禮後，趨近棺前，最後一次瞻仰孫中山的遺容，作為永別。之後留下十幾位家屬和許文生，進行封棺。男性家屬先移去棺上的玻璃板，將紫銅棺蓋對準棺體上填入粘合膠的榫槽，許文生則在蓋棺前的最後一刻，在棺內引發一場化學反應，使得釋放的甲醛氣體能夠充滿密閉後的棺材，完成了他為儲存孫中山遺體的最後一項任務。六月一日清晨，許文生隨送殯行列來到他十二年前在南京學習中文時推窗可見，也曾多次登臨的紫金山，見證了孫中山的安葬典禮。
一九三六年雙十節，國民政府授予許文生五等採玉勳章，表彰他多年為儲存和維護孫中山遺體所作的貢獻。克禮醫師也在同時獲得這項嘉獎。錢雅各已於一九三一年五月返美，擔任母校弗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病理學教授。
孫中山逝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至今仍是歷史研究的物件和野史八卦的素材，但對長期儲存他的遺體這一中國歷史上首例，且頗具政治象徵意義的事件，一百年來卻基本止於前述《申報》的報導，鮮見詳述，遑論研究。對遺體儲存貢獻最大的許文生僅在一九三〇年代初編成的《總理奉安實錄》提及遺體最後大殮過程和隨靈車赴京人員的冗長名單中，以協和醫院醫生“史蒂芬” 出現，他的名字不僅被誤拼成Stephen，其醫學院基礎醫學課教員的身份也被誤作協和醫院的醫師，至於他的生平，所用的遺體儲存和維護方法，以及長期儲存的效果等，則完全闕如，以致有著名暢銷傳記作家在近年仍舊聲稱，“莫斯科為他定製了列寧式的水晶棺，最終沒能用上，很可能屍體已經腐爛，無緣像列寧一樣被公眾瞻仰”。
造成這個歷史敘事空白的原因或許有三：首先是缺乏可靠的原始資料；其次是沒有對已有的少量資料作仔細研讀，如協和醫院病理科王德修醫師在一九八七年發表的《協和醫學院病理系》一文就曾明確地說明了孫中山遺體處理工作的主持者，“三月十二日移屍協和醫院，由協和解剖學系高年講師史蒂文森負責進行屍體防腐，次日由病理系主任卡什進行屍體檢查”，並對卡什（錢雅各）的教育背景和職業經歷做了很簡要但頗為準確的介紹，一些大眾媒體也因此注意到了這兩位美國人，但直至去年，仍有資深歷史學家在新著中稱“家屬請協和對病人遺體進行防腐處置，得到了協和校方的同意，由留學哈佛醫學院的劉瑞恆親自操作”。第三是從概念上忽略了儲存遺體的醫學科學技術和社會與政治的歷史意義，使其成為一個被忽略的歷史事件。
一九六一年，紐約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 Inc. New York）請福梅齡（Mary E. Ferguson）整理從一九一〇年代中期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到一九五一年初學校被收歸國有的三十多年間（即通常所謂的老協和時期）積累的檔案，並與退休不久的原基金會主任婁克斯（Harold H. Loucks）醫師合作，記述這項洛克菲勒慈善事業在美國以外最著名，規模最大的醫學教育專案的歷史。福梅齡是清末至民國期間在華五十餘年，以辦學辦報和收藏研究中國文物著名的美國人福開森（John K. Ferguson）的女兒，曾長期任職協和醫學院及校董事會。婁克斯一九二一年從美國西儲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到協和醫院工作，一九三〇至一九五〇年任外科主任教授，與福梅齡等是最後離開老協和的幾位外籍教職員。這兩位老協和人花費了退休後十年的精力，系統細緻地閱讀了大量檔案資料，並佐以採訪多位當時仍健在的原協和醫學院的重要教職員，補充和驗證文字檔案，由福梅齡執筆撰寫了第一部關於老協和及中華醫學基金會早期歷史的專著。
去年秋天，中華醫學基金會為紀念其成立一百一十週年，再版了一九七〇年出版的福梅齡原著，並同時推出了新的中譯本《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豐碩合作記事》。筆者為寫舊著新譯的書評，再次查閱洛克菲勒檔案中心的相關資料時，注意到許文生和錢雅各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回應福梅齡和婁克斯的請求，對他們主持孫中山遺體儲存和屍檢處理過程的回憶以及相關的通訊，因此決定參考這一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和記錄者六十年前努力的結果，綜合其它相關資料，對孫中山身後醫事的歷史稍做考證，略補空白，希望能夠引起歷史學者的興趣。
與孫中山醫事密切相關的劉瑞恆和邰樂爾兩位醫師已分別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和一九六二年七月去世，無緣參與福梅齡等人的專案，尤其令人噓唏的是劉瑞恆醫師在一九六〇年底開始的自傳僅及他大學畢業，未能涉及孫中山生前身後的醫事。主持孫中山遺體處理是許文生和錢雅各職業生涯中非常獨特的經歷，因此四十年後對不少細節記憶猶新，但這並不足以保證他們的回憶一定準確，兩人都沒有日記之類的即時記錄可供參考，也無法交叉驗證他們對各自獨立工作的敘述，因此他們提供的資料基本上僅憑個人記憶。不過，從通訊可見，年逾古稀的許文生和錢雅各已經能夠以比較客觀平和的心態看待自己人生中這段不平凡的經歷，遠離早已成為歷史的老協和也使他們不必避諱當年出於私心的動機，更沒有隱瞞或歪曲舊事的必要。他們意識到時間對記憶的挑戰，對兩人回憶敘事不一致處持開放態度，並儘量以常識和邏輯解釋其中的原因。巧合的是，許文生當時正在為步達生傳記的作者胡德（Dora Hood）女士提供資料，處於回憶往事的狀態。婁克斯在孫中山手術住院時正擔任外科的住院總醫師，他雖然沒有像上級醫師邰樂爾和劉瑞恆那樣直接參與孫中山生前和身後的醫事，但對這個發生在身邊重大事件不僅感興趣，而且有自己的理解和見聞，因此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也並非僅僅被動接受當事者的回憶，而是間或請他們澄清細節，並作當面訪談，希望儘量保證敘事的準確。僅從國民政府能夠無所顧忌地安排黨政要員，各界代表，駐華使節，以及鼓勵數以萬計的各地民眾在移靈途中和奉安大典前瞻仰孫中山遺容這一事實推斷，許文生對孫中山遺體儲存良好的紀述應屬可信。
蘇聯政府為儲存列寧的遺體長期投入了可觀的人力物力資源，包括建立為此服務的專門機構，即頗具規模的“列寧實驗室”（正式名稱是生物化學技術科學研究與教學方法中心）。世界上其他曾經或仍舊長期儲存並供公眾瞻仰的遺體在處理過程中大都得到過該機構的技術幫助，並以先進的裝置條件和不菲的耗資維持。與此相比，一百年前協和醫院在同意儲存孫中山遺體時，並沒有預先準備和成熟的方法，也未分配特殊的資源，許文生等少數人以有限的時間和材料，在僅能遮蔽風雨，但無法控制溫度和溼度等物理條件的碧雲寺金剛寶座塔基座內的半開敞空間，成功地將孫中山的遺體儲存了四年有餘，而且顯然仍可繼續。這一醫學技術成就應該值得有相關科學背景和對遺體儲存醫學的歷史感興趣的人士做出專業的研究和評論。
綜合當事人比較可靠的回憶與其它資料，釐清孫中山遺體儲存歷史的一個更有意義的目的是為探討他的遺體作為政治象徵的轉變提供事實依據。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家屬對協和醫學院提出的遺體儲存要求，同年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墓室和墓壙，都符合當時對孫中山“願如其友人列寧儲存遺體”這一遺願的理解，即永久儲存遺體並供世人瞻仰。因此在奉安大典前停止行之有效的防腐措施，在中山陵墓室的墓壙中央奉置可供瞻仰遺體的棺槨處代以一具大理石臥像，而將靈柩安葬在其下方五米，用鋼筋混凝土封固的墓穴中，使謁陵者再也無法瞻仰遺體，則明顯與遺囑和初衷不符。一個流傳頗廣但依據不明的方便解釋是孫中山的遺體早已腐敗，故無法再供公眾瞻仰，只能葬入墓穴。本文所述表明，孫中山的遺體直到奉安大典之前十天易棺時仍儲存良好，但其命運的改變顯然早已決定。對此轉變的具體過程，緣由的解釋，尤其是與之相關的政治考量與象徵意義的探討，仍待有興趣的史家做基於史實的研究和清晰的闡述。
作者後記：
謹以此文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文章原載《傳記文學》第一二六卷第五期（2025年5月），頁17-30。《賽先生》略有改動。
作者簡介：
1.孫中山先生國葬紀念委員會（1925）哀思錄（一）。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十七輯第569冊，文海出版社，1970。
2.王仰清、許映湖整理《邵元衝日記》（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Paul G. Anderson. Bodies and Bon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Medical Alumnus Paul Stevenson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007.
4. Davidson Black.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Department of Anatomy. Methods and Problems of Medical Education. First Series, p. 25-40, 1924.
5.Alexei Yurchak. Bodies of Lenin: the hidden science of Communist sovereignty. Representations, Vol. 129, No. 1, p. 116-157, 2015.
6.《申報》1925年3月19日第五版。
7. 李伯森（主編），馬金生、馮志陽、姜海龍（著）《中國殯葬史》第八卷：民國。社會學科文獻出版社，2017。
8. 韓信夫、姜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四卷（1925-1927），第五卷（1928-1930），中華書局，2011。
9. 俞辛焞、熊沛彪《孫中山宋慶齡與梅屋莊吉夫婦》，中華書局，1991。
蔣介石《1927-1936日記》（手稿本）。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10. 總理奉安專集編輯委員會《總理奉安實錄》，南京出版社，2009。
11. 林澤，參加孫中山奉安典禮紀略，見《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三冊：東征北伐》，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
12. 張戎《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國現代史》，麥田出版社，2020。
13. 王德修，協和醫學院病理系，見《話說老協和》，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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