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納森·海特在《焦慮的一代》中，描述了“手機式童年”催生出的一代，他們的心理健康和學業表現持續惡化，這種轉變在西方國家集中出現在2010年至2015年間。海特將其歸咎於社交媒體、短影片、直播、網紅影響等因素，強調青少年的社交生活大規模轉移到少數幾個社交媒體平臺和數字產品上，對她（他）們的社交、情感和認知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妨害。他提出了四大建議，包括建議青少年上高中之前不使用智慧手機，16歲以前不開社交媒體賬號，建議學校裡禁止使用手機，以及讓青少年有充分的自由玩耍時間。

書一經出版，便得到廣泛關注，以及不少爭論。爭論很大程度集中在手機和社交媒體，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焦慮（並非僅存在於青少年群體，但在青少年中激增的心理健康危機尤甚）的真兇，還是充當了替罪羊？是否存在將相關性誤讀為因果關係的問題？但引發的關注以及由此激發的呼籲和行動是相當有聲勢的。政府、學校以及社會團體實施了一系列保護措施，解救泡在手機和社交媒體上的青少年，逆轉“手機式童年”（phone-based childhood）。

推敲一下翻譯的話，以“童年”來直譯childhood並沒有錯，只是作者專門解釋了他完全出於表達簡潔的考慮，不想再加上青春期或者未成年等詞免得囉嗦，也不易傳播。但結合他的資料、案例和建議，究其本意，基本上涵蓋了中小學階段、至少16歲之前（北美語境）；比中文日常表達裡的“童年”，比羅大佑歌裡等待放學的童年，包括的範圍還要更大一些。

對比著手機式（phone-based）童年，作者提出了個玩耍式（play-based）童年的概念，認為1990年左右到2015年前後，發生了一場童年“大重構”（Great Rewiring）。這裡的rewiring一詞有其隱喻，包含著從腦神經科學來看，“一起放電的神經元會相互連線”，“反覆啟用的神經元群組會連線更加緊密”，重新連線（rewire）形成新的思維或反應路徑的含義。用上“大重構”這個分量千鈞的說法，還預示著其影響遠超一代人，更指向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可能發生的演變，而這一演變的方向恐怕並非積極的“演進”。

大多數對該書的評論和推薦，都集中在對手機和社交媒體之於青少年心理危機的批評上，卻較少關注作者花了濃墨重書的三個章節，在現實世界中自由“玩耍”（play）對於青少年成長的寶貴价值這一部分被忽視，多少有些可惜。

把play譯作玩耍，非常恰宜。記得2014年9月我主持過樂高集團CEO到訪學校的活動，背板上寫著的演講題目是“娛樂、工作與學習”，英文是play，work and learn。樂高CEO強調了play是孩子的主業，就是他們的工作和學習，而成年人像兒童play那樣去創新和想象，可以使人們在工作和學習中更有創造力。play，不僅可以使原本枯燥的科研、學習變得更加富有樂趣，還可以促使人們發揮想象力，創新地思考，提升創造力；play，也是一種輕鬆的心態，也有利於在工作和學習中和他人建立合作關係。所以，他講的play不是娛樂，而是玩耍。

麻省理工學院Media Lab的教授米切爾·雷斯尼克寫過一本書，《終身幼兒園》（Lifelong Kindergarten），裡面提出培養和發揮創造力的4P模式，專案（Projects）、激情（Passion）、同伴（Peers）和玩耍（Play），雷斯尼克教授在MIT也主持了一個樂高實驗室，他說玩耍是創造性學習4P中被誤解最多的一環，他認為人們常把玩耍與歡笑、樂趣聯絡在一起，卻忽略了玩耍最為關鍵的要義，以及玩耍之於創造力意義重大的緣由，“創造力並非來自歡笑和樂趣，它來自實驗、冒險和挑戰邊界。”他受到約翰·杜威的啟發——“玩兒心比玩耍更重要，前者是一種心態，後者是這種態度的外在表現。”正如蕭伯納話說，“人們不是因為老了才不玩耍，而是因為不玩耍才變老的”，老不老，是心態。

彼得·格雷寫過《玩耍是最認真的學習》（Free to Learn）一書，他給自由玩耍下的定義是，“由參與者自己來選擇專案和主導程序，追求的是玩耍本身的樂趣，而不是被他人操控，去實現其他的目標或效果”。最理想的玩耍是“一群混齡的孩子在戶外恣意瘋玩”，“不要害怕磕碰或摔跤”，“完全不需要父母、老師和教練的介入，否則玩耍的自由度、趣味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在玩耍之中，遠離成人的時候，孩子們可以真正掌控局面，並練習維護它。此時，孩子們才能學會自己做決定，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衝動，從他人的角度看問題，與他人探討差異和處理分歧，調節和克服因衝突而生的憤怒，制定並遵從規則，與他人平等相處，結交朋友，戰勝恐懼。

可以說，遠離成年人時的自由玩耍，是孩子們領導力、創造力發展的機遇。

自由玩耍對於大腦神經系統的重構（rewire），按照海特得出的論斷，是行為啟用系統從防禦模式轉向發現模式——防禦模式中的人，時刻關注危險，處於“匱乏”心態，緊抱支援不放，追求安全的環境；發現模式中的人，主動尋找機會，滿懷激動與好奇，獨立思考，渴求自由地成長。

這也很像約翰·科特在《變革正道》（Change）書中，基於人類天性、神經系統本質所引用的一對概念：英文是Survive和Thrive，中文我譯作了求生和求興。求生頻道啟用的多是焦慮、恐懼或憤怒的情緒，而求興頻道充盈著的則是激情、自信與好奇的能量。

怎麼才能更高頻地開啟發現模式，幫助青少年建立更能促進學習和成長的行為習慣，並提升反脆弱性？海特引入了埃倫·桑德塞特和利夫·肯奈爾的“冒險式玩耍”（risky play）概念：存在身體受傷風險的激動而刺激的玩耍——無死角的保護和全都是確定性的遊戲稱不上冒險式玩耍。

冒險？還受傷？這可使不得！於是，這就引入了與喬納森·海特的頭號勁敵手機和社交媒體並不太相關，卻是童年“大重構”的另一條主線：始自1980年代而後愈演愈烈的安全主義（safetyism），社會、家庭和學校不遺餘力地為孩子們排除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各種風險；過度保護造成了生理年齡已達成年的青少年卻缺少具身經驗，缺少身體受傷和情感受挫的體驗，缺少有張力的社群考驗——成年卻未真正成人。除了手機和社交媒體之外，安全主義也是一種重要的“經驗阻斷器”（experience blockers），阻斷了青少年走向獨立擔當責任獲得成長的一手真實經驗，造就了一代“嬌慣的心靈”。

所以，喬納森·海特才會在讚譽中國政府和學校及家庭在保護孩子們免受手機和社交媒體影響上取得進展的同時，聲量不大地堅持建議說，能否給中國的青少年更多無關電子螢幕的樂趣和玩耍，而不要只在為將來的考試做漫長的準備，因為孩子們著實需要親身的冒險和經歷。之所以說他聲量不大，是這個建議只是順便提一句，也沒引起什麼波瀾，並沒有帶來哪怕一些些關於如何找回“玩耍”的討論。這個原因，我想除了玩耍這回事本身在中文語境中就沒那麼正向、很少褒義之外，還有一個在今天的社會中（並不只是中國或東亞）作用很大的“經驗阻斷器”，一種與玩耍夾角很大的思維，而這些在海特的書中並沒有被揭示。它打破了手機與玩耍的二分法，提醒說，即使擺脫掉“手機式童年”，並不必然能找回“玩耍式童年”。

這裡，我給喬納森·海特的《焦慮的一代》補充上，對童年“大重構”影響也越來越大的這第三種“經驗阻斷器”：木匠思維。

這個概念來自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艾莉森·高普尼克教授，她在《園丁與木匠》（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一書中，尖銳地提出當代父母（學校和社會）以“木匠思維”來培養青少年，“他們認真地審視著手中的材料，力求打造出一件亮眼的產品”，“精準和控制是木匠的摯友”，“對孩子的管理過於嚴格，反而阻礙了孩子獲得幸福和快樂。”

與安全主義相比，木匠思維更多帶來的是以目標性很強的訓練和打造優質產品的努力，來阻斷了青少年與玩耍和具身經驗的連線，因為玩耍的題中應有之義是相當的無目的性和即興性，而具身經驗會處理很多不確定性，同時催生許多新的不確定因素，這都與木匠思維的反覆測量、精準切割原則相悖。被以木匠思維對待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只是簡單複製成人的思維，去模仿成人的做法，而不是去用新的方式創造新的東西。木匠思維在一些文化中表現為一切為了升學的屏息奮鬥，在另一些環境中則是為了依據攻略把各種規劃好的簡歷條目填滿而奔忙。看似也都是在現實世界當中不停努力著經過著，但卻少了杜威所認為的“玩兒心”，也不好說就能有了走心的具身經驗，在達到那些奮鬥目標後卻常有目的虛無的意義危機——有攻略目標，無人生目的。

木匠思維是把玩耍看成挺奢侈的事兒的，除非玩耍被異化為披著玩耍外衣的學習和工作、實踐與鍛鍊，或客觀上有助於提高成績與成就的活動，才划算。要怎麼才能打破這個魔咒？也是母親和外祖母的高普尼克教授，期待園丁思維能夠在父母（學校和社會）對孩子們的教育中多起來，“提供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安全且富有營養”，過程往往有著某種混亂和無序——更像是玩耍而不是競技，結果有時也“出乎人的預料，但也常常讓人驚豔”；她鼓勵父母和老師們能夠像園丁一樣拿起滋養心靈的噴壺，培育具有生命力的獨特個體。

說到底，玩耍式童年這個說法，看起來可能就是要比玩耍式青少年、玩耍式學生更容易被接受些，畢竟還只是聽起來小小的童年，等待長大的童年，是可以再多玩耍那麼一小會兒的。再大一點兒，誰就都該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了才對。看到有許多學者、校長朋友為了能給宅家悶校的孩子們玩耍講理由，找了很多理念，加強玩耍設計，測量玩耍效果，樹立玩耍正當性。我覺得咱也別整過了。成年人給孩子們賦予太多的意義，玩耍的意義就在自由玩耍本身。孩子們玩耍時，腦子裡別去想（也不會去想）什麼提升領導力，開發創造力，你就“恣意瘋玩”就好，獨立與勇氣，探索與創意，成人且成群，都自然而然地會在“傷痕與眼淚作為成長的教具”中不期而至，無需焦慮。

藝術博物館中的手札

要說勸人莫焦慮，我曾經在藝術博物館看到展出的一封學人手札，寫得很溫潤。信是給一位13歲的友人之女小芳同學的——“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沒有進步，但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體好，進步更快。”這封信這幾年突然走紅，被做成了各種文創，暢銷不衰，是因為合了學生們的趣味，喜歡自勉互勵“但不可太用功”。這裡提及這封信，不是試圖給“玩耍”正名，畢竟寫信的伯伯鼓勵“多玩玩”，純是衝著個“身體好”去講的——那是1929年，是手機前置攝像頭髮明的70年前，離社交媒體推出劃時代的“點贊”和“轉發”功能還有80年。

清華經管學院管理學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可持續社會價值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組織行為與領導力、商業倫理、非市場策略、高等教育創新等。

楊斌於1987年考入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先後獲得清華大學工學學士學位、管理學博士學位。開發並主講清華大學精品課“領導與團隊”“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講授“管理思維”“思維、決斷與領導力”“文化、倫理與領導”“危機管理”“管理學概論”等MBA/EMBA課程，多次獲頒教學獎勵。作為團隊成員，獲得國家級教學成果特等獎一項（2023），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2項（2014，2018），北京市教學優秀成果特等獎1項，一等獎1項。

楊斌教授現任全國工商管理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