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有配圖（除特別說明外）均為《某種物質》劇照

無論62歲的黛米•摩爾最終是否能憑藉《某種物質》摘得本屆奧斯卡金像獎的影后，這部影片都必將成為她的演技代表作。畢竟，《某種物質》從主題到角色，幾乎就像為黛米•摩爾量身定製般合貼。

影片由法國女導演科拉莉•法爾雅執導、編劇，並擔任製片人。本屆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者中，法爾雅是唯一一名女導演。

去年她帶著《某種物質》角逐戛納影展，評審團主席是《芭比》的導演格蕾塔•葛韋格，最終，她作為編劇拿到了最佳劇本獎。

帶有一些科幻色彩的《某種物質》，目前通常被影評人歸類為邪典電影（Cult film）或肉體恐怖片（Body horror）——恐怖片的一種子型別，算目前國際電影市場上鮮見的套著科幻恐怖片外衣講述女性議題的電影。它以極具衝擊力、極富寓言感的電影語言，揭開了女性年齡焦慮、容貌焦慮背後的性別暴力本質。

雖然影片因尺度過大、對女性身體的鏡頭呈現方式等等引發了不小爭議，但整體而言它收穫的正面評價更多，也在本屆奧斯卡獲得5項提名：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最佳編劇、最佳化妝與髮型設計。

這幾年，隨著女性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崛起，女性題材的影視作品較之過往很容易成為“爆款”，每年也總會有幾部品質不錯的影視作品討論度頗高，其中不乏女性導演的手筆。但是，無論它們有怎樣的差別，從作品整體呈現效果來看，你大體不會有“意外感”——它們看著就很像女導演的手筆。不論是好萊塢的《芭比》還是中國的《好東西》《出走的決心》。但《某種物質》卻是一個十足的另類，有一種非常極致的生猛、尖銳、鋒利，當然，也充滿了血腥氣。不論你是否喜歡它，多半都會為之一震。我喜歡這種能帶來顛覆感、新鮮感，充滿才氣的作品。哪怕它並不“完美”。

導演法爾雅創作《某種物質》的劇本時，正值她40歲的事業寒冬期。這個從小愛看恐懼片、從影后也拍攝恐怖片卻沒多少機會的女導演，在當時不斷質問自己：是否我已淪為無用之人？內外交困之下，那種強烈的自我質疑猶如一場精神絞殺，卻也逼生出了她內心積壓已久的憤怒和能量，“分娩”出了這個對娛樂工業體制、對整個男權社會極具批判性、反抗性的劇本。最後，她以過人的才華，將之落地為一部非常“搖滾”的驚悚片。

60歲的黛米摩爾，無論是她的個人經歷還是她後來的覺醒反抗，都讓她成為該片的“天選”女演員。她曾是好萊塢片酬最高最紅的女演員，但在當年也只被“好萊塢”當作性感花瓶來“使用”，並因為陸續的票房失利慘遭“用後即棄”。

她親身經歷過好萊塢的年齡歧視、衰老歧視，甚至是容貌歧視，出道時曾被要求去整鼻子，也曾被好萊塢工業嫌棄過體重，胖一點瘦一點都會被“行業”提出“整改”要求。

2003年《霹靂嬌娃2》選角時，40歲的她被告知"與德魯•巴里摩爾同框會顯老"。製片人建議她注射肉毒桿菌，聲稱：觀眾需要永恆少女。

在2009年拍攝《喜悅之淚》（Happy Tears）時，製片方要求她簽署“衰老賠償責任條款”，承諾若因外貌變化導致的補拍成本增加，需她個人賠付。

在如此殘酷的好萊塢工業體系裡，黛米•摩爾真實地深陷過年齡焦慮、容貌焦慮，也經歷過因不當整形所帶來的健康危機。她曾因激進的面部整形術，導致術後感染，造成面部神經損傷，也曾因填充物過敏而引發過敏反應。面對衰老導致的容貌焦慮，她甚至一度陷入病態的自我監測，手機裡存了無數張自拍，用於對比監測自己的皮膚狀態。

直到2019年，55+的她再度全裸出鏡拍攝時尚雜誌封面，以銀髮與皺紋直面鏡頭，配文“這就是真實”，發出了她對抗行業與社會偏見的覺醒宣言。女性，哪怕是女明星，都不需要為歲月道歉。

從一個深受好萊塢娛樂工業體制戕害的“受益者”、受害者到覺醒者反抗者，即將60歲的黛米•摩爾遇上導演法爾雅和她的《某種物質》，簡直就是一場天時地利人和。兩位女性電影人的自身際遇、思考、反抗，都完美嵌入在電影之中。

影片開場就很驚豔。沒有一句臺詞，沒有一句旁白，僅僅只是幾個鏡頭，一個好萊塢女星的由盛而衰、日漸滄桑，便讓觀眾心領神會。

黛米•摩爾扮演的好萊塢過氣女星伊麗莎白•斯帕克，在電視臺做著一檔健身節目，可在50歲的生日當天，她被老闆炒了魷魚。更為殘酷的是，她還在洗手間裡親耳聽到了老闆對她赤裸裸的年齡歧視、外貌羞辱。

這樣的故事，當然不止發生在“好萊塢”，它具有普世性，發生在各個行業、各個國家。每個女性，幾乎都在經歷這種“隱形戰爭”，只不過發生在好萊塢的“戰爭”會更加外顯。

在憤懣、恐懼、委屈、不甘之下，伊麗莎白從被嫌棄變為自我嫌棄，為了“挽救”自己的事業與青春，她決定鋌而走險，注射一種新科技生成的“完美物質”。

她經歷劇痛，從自己的後背裡分娩出了一個所謂“更完美的自己”——一個符合男凝審美標準的、年輕水嫩、有著芭比式三圍的芭比式女孩。名為蘇。

這個所謂“完美新我”的誕生，當然是有代價的。伊麗莎白作為母體，後背上留下一條長長的、觸目驚心的傷口，被粗糲的針線縫合著，面目可憎。它難免會讓人聯想到現實世界裡，某些女性（也包括曾經的黛米•摩爾自己），為了留住青春容顏，不惜以損傷自身為代價去整形回春。

年輕美貌的蘇，憑藉所謂完美的外形，成功接替了伊麗莎白的健身節目並大獲成功，受到民眾的瘋狂喜愛。

然而，在蘇享受青春貌美的“紅利”時，伊麗莎白卻不得不躺在冰冷的浴室地板上休眠。這就是注射“完美物質”的遊戲規則。“假我（子體）”和“真我（母體）”只能交替出現，每人一週，才能維持動態平衡。

可惜，雖然明知是共生關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年輕任性的蘇卻抵擋不住人間誘惑，不斷剝削奪取伊麗莎白的生命力。

蘇每剝削一點伊麗莎白的生命時間，伊麗莎白就會不可逆的衰老一些。到最後，貪婪而失控的蘇，終於將伊麗莎白變成了一具無法再被“透支”的醜陋怪誕的肉體。而蘇自己，也不得不面臨一起崩盤的危機。

對這個“輪崗上任”的情節設計，也有觀眾指出存在內在邏輯問題，比如：

伊麗莎白從這段經歷中得到了什麼？她個人從未享受過蘇的成功。她和蘇雖然不斷被告知是一個整體，是共生關係，但卻是各自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的——一個活躍，另一個就得在公寓裡沉睡。而即便是伊麗莎白醒著時，她也不是作為“蘇”而存在，她依然還是那個不敢面對衰老、不敢出門的“過氣女明星”，而且，因為蘇的任性剝奪，她正變得越來越老，越來越像怪物般醜陋。這被認為是一個很大的情節漏洞，因為伊麗莎白從這個交換中收穫甚微，那麼，她為什麼還要繼續這個遊戲？

對此，我會有些不同的解讀視角。伊麗莎白和蘇之間的“戰爭”，其實提供了層次很豐富的解讀空間。你既可以解讀為，它展現了一部分女性是怎麼整形上癮，被虛假幻象所迷惑，一步步滑向深淵、毀於失控。伊麗莎白幾經掙扎也不願停止這個“致命遊戲”，恰恰可以讓觀眾窺見上癮與失控是怎麼發生的。

你也可以解讀為：在社會性別審美規訓之下，女性的本我和社會我之間的撕裂與衝突。一個女性，為了迎合社會審美的標準，不得不以犧牲真實自我作為代價，分娩出另一個“虛偽”的我。

看著這個“虛偽矯飾”的我在社會上大受歡迎，大獲成功，那個時不時需要被隱藏起來的真實自我，又其實並不由衷接納這個“假我”，進而認知失調，陷入矛盾糾結的痛楚。一方面她享受這個洋娃娃式的“假我”因虛偽迎合而收穫的各種紅利，幾乎是人見人愛；另一方面，她卻又非常厭憎這個“假我”。因為這個“假我”的虛矯和異化，正在一步步蠶食、謀殺真實的自己，從精神到肉體。並且，伊麗莎白自己也很清楚，這是一條不歸路。

我想，這就是好的電影文字，因為它可以提供層次非常豐富的解讀空間，容納不同的解讀方式。

而影片另一個受到爭議的點是，作為一部打著女權主義旗幟的電影，它一方面反抗男凝、反抗年齡歧視、容貌歧視，反抗對女性身體的性化、商品化，但是卻拍攝了大量的女性裸露鏡頭，以及，仿用男凝手法去呈現“完美女性身體”的鏡頭。

我理解不同的觀眾會有不同的觀影感受，但我個人觀影時，看到這些片段的感受確實是：這是對現實的犀利揭示、諷刺和批判。

我並未覺得導演是在刻意消費女性身體，並以此構建身體奇觀和視覺快感。通觀全片，女導演用一種非常直白、暴露、誇張、也血腥的方式，“再現”了男性凝視的鏡頭語言及其背後的權力控制。全片看下來，無論是臺詞、服化道，還是場景設計、鏡頭語言，既有直覺式的才華，也有著精心設計過的諷刺感、寓言感。

“伊麗莎白•蘇”這樣的“怪物”的誕生，不在於某一個女人或男人，是整個系統之力。結尾的確十分血腥，“怪物”露出醜陋的內臟，血漿噴射四濺，無差別地掃向劇場中的每一個觀眾，不分性別不分年齡。這個劇場，就是“社會”的縮影。這個社會劇場裡的每一位觀眾都不算“無辜”，是他們有意無意之間，一起加入到了現行的權力遊戲機制，成為了共謀共犯，也完成了社會規訓的再生產。是整個社會系統對女性身體的凝視、剝削、性化，共同製造了一種“暴力機制”。每個人都是加害者，也都成了“畸形怪物”的受害者。就如導演自己所言：“這場戰爭無法單打獨鬥，需要整個世界改變呼吸方式。”

在電影中，“劇場”是一個反覆出現的意象。這讓我聯想到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的全景監獄的概念。

全景監獄的核心在於：權力透過心理機制而非物理強制來實現控制。個體意識到自己處於可能被監視的場域之後，會形成自我規訓。這種機制使得權力從外部壓制轉向內部的自我控制。全景監獄是一種權力技術，是彌散式的，滲透到現代社會的各個毛細血管。權力透過教育、媒體等各種渠道塑造關於正常、異常的標準，”迫使”個體自願遵守規則，甚至主動排斥那些越軌者。而電影，正是大眾媒介的一種。

片中的“好萊塢劇場”，也可以被解讀為一座“全景式監獄”。至少，它是一個“凝視”發生器。站在劇場舞臺上的，無論是伊麗莎白還是蘇，都處於被圍觀凝視的客體位置。只要“凝視”、甚至只是“凝視”的可能性存在，被凝視的客體就會從被動遵循“社會規訓”演變為“自我規訓”，生怕自己哪一塊顯得不夠“完美”。就像電影中，蘇在錄製節目時某塊骨頭突然變形突出，她陷入巨大驚恐，生怕被圍得密不透風的“攝像機們”發現。

如果說在全景社會中，每個人既是監視者（評價者）也是被監視者，那麼在劇場中，每個觀眾既是凝視者（評價者），也是被凝視者。他們彼此之間也會互相凝視，並且自我凝視。他們用來要求“sue”的審美標準，也同樣會加諸在自己的身上。如果她們認為伊麗莎白是過期的蘇，那她們自己早晚也會陷入“過期”焦慮，擔心自己成為“過期商品”。

全景監獄式的權力滲透之下，自我審查無處不在。即使是在最私密的個人浴室空間，站在鏡前的伊麗莎白和蘇，她們的自我凝視，也已經是帶著“自我審查”的目光。

因為，她們的眼睛都都已經是被馴化過的眼睛。她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已經很難說完全是由她們的真實意志而決定。

《某種物質》以一種搖滾式、邪典式的暴力生猛，呈現了一齣個體的悲劇、社會的荒誕劇、它的批判性與反抗性在我看來是很明確的。我想，不論《某種物質》是否在本屆奧斯卡有獎項上的收穫，這部混合著血漿與哲思的B級片，都已在恐怖電影的史冊上刻下屬於這個時代的性別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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