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重塑美國教育”：特朗普廢除教育部計劃的保守主義路線

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黃希林

美國東部時間2025年3月3日，前WWE職業摔跤推廣人和小企業管理局局長琳達·麥克馬洪（Linda McMahon）在參議院以51-45的微弱優勢，被確認為特朗普政府的教育部長，成為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中最後填補的內閣職位之一。然而，早在她獲得確認之前，特朗普就明確表示麥克馬洪作為教育部長的首要任務，就是徹底解散她將領導的部門。在2月4日面對記者的採訪中，特朗普曾宣稱：“我希望麥克馬洪做的工作，就是最終讓她自己失業”。當記者問起特朗普是否會動用總統權力簽署行政令直接廢除教育部時，特朗普表示：“有些人說我可以做到這一點”。

事實上，對於在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密切關注特朗普議程或美國保守派議程的人來說，這一切都不應特別令人驚訝。作為削減政府職能、優先考慮公共部門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堅定支持者，特朗普從未迴避過對教育部創立初衷的鄙夷，並在其第一任總統任期內多次提出取消教育部的想法，但都因缺乏支援和從政經驗而擱淺。雖然他並沒有將該部門作為一個整體予以取消，但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仍然對美國的教育事業產生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著重削弱其職能的特朗普政府史無前例地任命了沒有公共教育經驗的貝琪·德沃斯（Betsy DeVos）擔任教育部長，主張用私立教育補助代替公共資助的教育專案，削減支援教師培訓、課後和暑期託管、低收入學生援助等專案的資金，以及暫停對偏見和歧視相關案件的調查。

在宣佈再次參選總統並獲得共和黨提名之後，特朗普就將對教育體系進行保守化變革作為一旦再次當選總統將會首要應對的目標之一，並比上一任期變得更為激進。作為他的保守主義計劃藍圖的《2025計劃》，將這一點顯示得一覽無遺。這份由其第一任政府中的多位成員參與撰寫的執政綱領在涉及教育政策的部分開頭便寫道，“聯邦教育政策應受到限制，最終應取消聯邦教育部。在相關部門行使權力時，這些權力應該賦予學生和家庭，而不是政府。在我們這個多元化的社會里，家庭和學生應該可以自由選擇最適合他們的學校和學習環境。”

這些以“教育選擇自由”為名的政策，實質並非擴大學生與家庭的自主權，而是透過削弱聯邦監管，固化不同階層間的教育鴻溝。與此同時，共和黨推動的某些爭議性主張——如否認氣候變化的科學性、削弱民權保護、反對性別平等——將藉助私有化教育體系獲得傳播空間，甚至被合法化。與該計劃提出的其他議程一樣，取消教育部的最終目的，是削弱聯邦政府對最高法院裁決和憲法修正案所規定的權利的責任和響應，這些權利包括提供免費和公平的教育；而這些文獻的撰寫者清楚地知道，聯邦教育輔助是許多來自困難家庭的美國兒童改變命運、擺脫貧困和暴力迴圈的唯一途徑。

歷史回溯：教育部為何成為保守派的眼中釘？

要想了解取消教育部如何成為共和黨政治行動的優先事項，我們必須首先了解教育部這一機構在歷史上的雛形。和國務院、財政部等歷史悠久的部門不同，美國教育部是在1979年根據時任民主黨總統吉米·卡特的一項行政命令成立的，該行政命令將教育部從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後來成為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拆分出來，成立了一個獨立管理教育的機構，並在次年正式開始運作，至今不過45年。然而，透過教育普及和規範來建立一套由政府資助的公共教育體系的理念，早在19世紀初就由教育家賀拉斯·曼（Horace Mann）提出，並開始在馬薩諸塞州等美國北部地區推廣實施。

早在那時，以莊園種植和農作物生產為主要經濟產業、對奴隸制體系高度依賴的美國南方地區，就對賀拉斯·曼所支援的公共教育不屑一顧。在富裕白人的莊園中，教育被視為私人事務，富有的白人家庭通常會聘請私人教師或將子女送入私立學校來維護階級地位，而貧窮的白人家庭則不但缺少獲得正規教育的機會，甚至很難讀書認字。與此同時，為了禁止廢奴思想的傳播和擴張，黑人奴隸們則在法律和體制上完全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直到南北戰爭後，南方蓄奴州落敗，奴隸制被廢除，平權透過第十四條修正案寫入憲法，美國由此進入重建時期之後，國會推出的一系列法律才建立了為黑人提供教育的公立體系，但這些教育機構仍然擁有著嚴格的種族劃分。

作為將民權帶入南方的重建工作的一部分，時任總統安德魯·約翰遜於1867年成立了美國曆史上第一個教育部，試圖從聯邦政府層面實現教育過程的專業化，這一程序得到了國會中一些北方議員的支援。包括部門負責人在內，監督運營的人員總共只有四人。然而就在次年，該部門就在國會和約翰遜的憤怒斥責中被取消，並在兩年後縮減為內政部的一個辦公室，然後又被衛生、教育和福利部所吸納。這一切都源於時任部長亨利·巴納德（Henry Barnard）當時向國會提出的一項建議，即在州政府拒絕公佈教育資料的情況下，由該部門公佈相關資訊，同時增加對歐洲公共教育政策研究的資助。

1868年教育部被撤銷後，聯邦政府近一個世紀未深度介入教育事務。直至20世紀中葉民權運動興起，推動教育公平才重新進入聯邦政策視野。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中裁定，公立學校對學生進行種族隔離教育違反了憲法第14條修正案，從而為在美國挑戰種族歧視樹立了法律先例。為了維護教育平等，美國政府曾經多次使用武力手段來達到目標，例如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57年將阿肯色州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以確保九名非裔美國學生能夠在南方州首府小石城的一所取消種族隔離的高中學習。

隨著公眾對聯邦政府參與教育事務的支援度不斷提高，此後美國國會推出了一系列設立聯邦教育標準的法案，其中包括聯邦政府在1965年透過的為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提供資助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透過佩爾助學金等計劃增加了低收入和少數族裔學生接受教育的機會。此後，1970年代的《康復法》和《殘疾人教育法》確立了法律保護並保證了特殊教育服務，確保殘疾學生在公立學校獲得適當的照顧。為了能夠詳細規定各州、地方和校區必須採取哪些措施來透過聯邦資助來維護和加強教育平等，卡特最終決定在1979年創立一個獨立的教育部。儘管已然獨立，教育部的員工只有約4000人，同時活動資金也僅有2700億美元，是美國內閣15個部門中人數最小、資金最少的部門。

藍圖剖析：保守主義運動如何肢解教育部？

長期以來，保守派意識形態運動一直認為，設立一個聯邦部門來監督教育相關事務是違憲的：因為根據慣例，凡是在建國檔案中未明確列為聯邦政府權力的政府職能，均應當歸各州所有。南方各州在推行種族隔離教育時，往往將此作為萬無一失的辯護理由。即使在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和《民權法案》頒佈後，保守派州仍巧妙地利用各種法律漏洞，向本學區內的兒童灌輸自己的思想認同，削弱教育部的實際影響。

共和黨人最直接、最響亮的攻擊方式是直接呼籲取消教育部，並且從這一部門成立伊始就開始展開了相關宣傳。1981年，在里根擊敗卡特成為共和黨總統後，他以“聯邦政府管理教育違反憲法”為由多次發表公開宣告呼籲取消該部門，但由於他無法控制國會兩院，因此並未真正採取任何實際措施。當保守派州意識到直接呼籲取消公立學校缺乏國會支援時，他們開始推廣替代教育方法，而不是傳統的公立學校，以繞過教育部制定的標準，其中包括家庭教育和接受公共資金但不受當地學區要求約束的自主運營的學校，即特許學校。為了支援替代性方案，有些地區還會推廣“學校代金券”，透過地方政府提供的資助補貼來支付包括宗教學校在內的私立學校的學費。

雖然批評人士指出，這些學校往往缺乏對教學內容和質量負責的意識，經常被營利性實體利用來關注創收而非教育成績，並且習慣於教授反科學或歷史修正主義的內容，但這並未阻止這些右翼反公共教育運動的擴張。目前，有370萬美國學生（約佔公立學校學生總數的7.4%）就讀於特許學校，62萬名學生參加學校代金券計劃，180萬兒童在家上學。公共教育資金短缺、保守家庭對課程內容的抵制、疫情對傳統教學模式的衝擊，以及貧困家庭難以承擔教育成本，這些因素共同推動替代教育模式的擴張；根據預測，特許學校與家庭教育的學生比例將持續上升。

2002年，共和黨總統小布什與兩黨合作推動《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試圖以標準化測試和績效問責制提升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然而，這一改革最終暴露出聯邦干預的侷限性。雖然該法案旨在迅速應對美國學生在數學、閱讀和科學方面落後於全球同齡人的擔憂，以透過讓學校和教師對標準考試成績下降負責，並建立明確的績效基準的方式加強測試成績，但最終卻以徹底失敗告終。在這場教育改革中，私有化的標準化測試公司透過為學校設計這些測試獲得了鉅額利潤，而過於嚴格卻無法考慮資金不足和充足學區之間的差距的標準，使得許多教師和學校管理者失去了工作，進一步拉大了學生之間的差距。

由於該法案的失敗，要求取消該部門的保守主義呼聲越來越高，保守派人士認為這一法案的失敗表明，聯邦政府完全無法控制或監督涉及教育的政策問題。2023年，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試圖透過一項在旨在加強公立教育中家長權利的法案中加上中止教育部管理中小學教育資格的修正案，但由於高達60名共和黨人和所有民主黨人的反對而未能成形。

儘管挑戰重重，但將“彌合公立教育不平等併為弱勢群體創造有利教育條件”為宗旨的教育部，仍然努力透過多種方式來達到這一艱難的目標。目前，教育部負責管理的職能包括學生貸款、教育公平、學校認證和資金援助四個主要方向。作為聯邦學生貸款的直接批發機構，負責管理額度高達1.5萬億的貸款債務，其中涉及約4000萬名學生，以及監督管理為收入低於一定門檻的學生提供援助的佩爾助學金和用於分配大學經濟援助的聯邦學生援助免費申請（FAFSA）；教育部門還透過其民權辦公室調查如何適用民權法案來指導學區處理相關歧視案件，並根據教育相關資料來追蹤不同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的學生在資源、課程獲取和學科方面的差異；與此同時，教育部會透過審查所有聯邦政府認可的區域及國家級認證機構，對為高校以及基礎教育所提供的聯邦學生資助資金進行監管，並按照《殘疾人教育法案》為殘疾學生提供支援；在教師支援方面，教育部透過增設教師崗位來降低班級規模和提升教學質量，併為學校的社工和其他非教學崗位人員在學校不能提供支援時直接提供薪酬。

這些宗旨中的每一條，都被以支援削減聯邦政府職能為使命的共和黨所不容，而《2025計劃》正是全方位削弱乃至於消滅教育部和它所正在起到的重要作用的有效工具。在特朗普聲稱獲得“美國人民賦予的委任統治權”而贏得2024年選舉上臺之後，他在競選期間試圖否認關聯的這項計劃，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拆毀教育部的操作指南。根據這一行動綱領，美國政府應當：取消對低收入學校的最大聯邦援助計劃和佩爾助學金，並將其轉換為對各州的無限制整筆撥款，減少聯邦監管；中止對低收入兒童的兒童保育和早期教育支援；將資金轉為州政府控制的整筆撥款，並允許資金直接流向家長而非學校；削弱或直接取消《殘疾人教育法案》的保護；將學生貸款管理從教育部轉移到財政部，從而削弱教育部的資金管理能力；削減甚至取消民權辦公室，停止對民權歧視案件的一切調查和追究；終止學生貸款豁免計劃，同時大幅限制保護學生免受掠奪性大學侵害的借款人保護計劃，停止將學生貸款償還與學生收入掛鉤；鼓勵各地建立以創收為目的的私立學校和營利性大學，為此提供聯邦政府的代金券專案。

若這些政策全面落地，教育部將徹底喪失職能，美國教育體系的改革能力也將癱瘓。私有資本則趁勢擴張，將教育系統導向利潤至上原則，背離公共服務初衷。

現實預演：特朗普2.0與寒蟬效應

事實上，特朗普對教育部應承擔職責的願景實際上超越了《2025計劃》的範疇。就在他準備徹底取消教育部的同時，特朗普也在與其他保守州步調一致，打擊與“多樣性、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相關的教學課程，並稱其為“極左思想灌輸”。自上任以來，他已簽署多項行政命令，試圖在聯邦政府、教育機構和私營公司中禁止多元化實踐，其中包括公立大學和任何由教育部管理或接受其資助的學校。特朗普聲稱，如果任何學校不遵守這些在執法範圍和措辭上有意模糊的行政命令，他們所接受的所有聯邦資金將被切斷，並可能失去合法認證。

2024年3月至5月期間，美國許多大學中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抨擊美國政府和高校對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轟炸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所採取的應對措施。以色列軍方的舉動導致數萬人失去生命，數百萬人流離失所，而這一地區由於持續的封鎖和轟炸，面臨大範圍饑荒和傳染病的危險。學生們為支援巴勒斯坦而搭建營地、組織演講，有時甚至封鎖學校建築，而這些行為導致他們當時就經常遭到校園保安、學校官員甚至當地警察的阻攔，導致被捕和被起訴。儘管時任總統拜登強烈譴責了學生們的這些行為，但特朗普認為僅僅譴責的力度還遠遠不夠，他決定利用總統權力進一步懲罰這些學生。

2025年3月7日，針對抗議最為激烈的哥倫比亞大學，特朗普宣佈，以該校“未能保護猶太學生和教職員工”為理由，削減他們4億美元的聯邦資金，並聲稱“類似學校很有必要採取補救措施”。一天後，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便衣人員闖進哥倫比亞大學校園，將作為此前抗議主要組織人之一的巴勒斯坦籍美國綠卡持有者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強行拘捕，並宣佈將剝奪他的永久居留權，而學校對此未發表任何譴責宣告。對此寒蟬效應感到失望和憤怒的學生們，選擇再次站滿校園，展開了大規模的抗議和罷課，要求相關部門釋放哈利勒並要求哥倫比亞大學迅速表態。

如果特朗普想透過法律程式廢除教育部，他仍然需要一項能夠透過國會兩院，包括在參議院獲得60票以繞過阻撓議事程式的法案，但這項任務由於在國會中缺少足夠多的支援而極不可能實現。然而，隨著特朗普協調其他政府部門接管教育部職能，同時懲罰任何異議並消除對多樣性的支援，從哥倫比亞事件開始逐漸顯現的寒蟬效應對映著一個悲觀的現實：特朗普甚至可能不需要法律程式就能達到目的。

除了幾個教育工會和民主立法者發表了一系列的強烈譴責外，還沒有任何一個反對特朗普的個人或者機構擁有一個整體計劃，來抵制特朗普對公共教育的極速侵蝕。而他所做的這一切，不僅將為後代制定一個為保守主義服務的教育議程，而且還將把教育變成賀拉斯·曼和其他早期改革者竭盡全力阻止的目標：一個以利潤為導向，專注於創造收入和透過否認不平等的存在來鞏固現狀，使得透過教育獲得階級流動的可能性變為泡影的盈利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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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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