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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網際網路往往給人以“地球村”“世界是平的”這類印象。然而數字化生活不可能憑空而來，隨著對資料儲存和計算能力的要求不斷攀升，網際網路那輕盈表現背後的沉重肉身逐漸浮現。本文透過分析數字時代的關鍵基礎設施——資料中心的擴張歷史，揭示了當前全球資訊流動的基本秩序，即以美國主導形成了國際間資料流動的“中心—衛星”體系。在這一體系中，衛星地帶對中心地帶的資料能力存在顯著的依附，而中心地帶的網際網路公司則不斷在衛星地帶攫取土地、電力、環境等巨量的公共資源。在資料中心的跨國擴張中，衛星地帶的政府、本土產業和居民等主體經歷著持續的“雙向運動”，因此，人類社會數字化的程序並非光滑平整，而是在一個個充滿張力的具體環境中複雜地進行。當下，在人們驚歎於人工智慧大模型的神奇之餘，也應當看到位元世界所基於的物理基礎設施層面的政治與權力關係。這樣的視角也更能讓我們理解近期中國的生成式人工智慧DeepSeek對模型高效性，尤其是在最佳化計算資源方面的成果對整個行業的重大意義。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2期，原題為《“衛星地帶”：資料中心擴張的地緣邏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衛星地帶”：
資料中心擴張的地緣邏輯
資料中心是數字時代的關鍵基礎設施。它承載著資料儲存與計算的重要任務，對人工智慧、數字政府以及雲計算等領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網際網路公司的業務屬性更是決定其高度依賴資料中心。2022年亞馬遜、微軟、谷歌和Meta在資料中心上的資本支出激增33%，逼近1000億美元，這四大網際網路企業掌控著全球超過一半的超級資料中心。為了擴充套件全球業務版圖，這些跨國網際網路企業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龐大的資料中心網路。
透過分析這一傳播基礎設施，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首先，資料中心有哪些關鍵特徵，尤其是帶有何種傳播屬性、發展屬性？其次，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在全球佈局大量的資料中心對於世界各國的社會發展帶來了哪些影響？最後，以資料中心為切角能夠窺探出資訊資本主義的哪些歷史發展規律？此外，本文還將分析中美關係如何影響中國資料中心產業的發展，從而揭示當前全球資訊流動秩序的基本特徵。
▍“衛星地帶”資料中心的三個特徵
以下將從三個方面深入剖析資料中心的特徵與作用，即建設運營、地理佈局以及業務應用。
資料中心是集算力、電力、土地資源、冷卻能源的傳播基礎設施。其中，算力作為資料中心的核心，由高效能的硬體和軟體共同構成。網路裝置，尤其是包含大量顯示卡（GPU）、中央處理器（CPU）以及硬碟的裝置，其效能與數量直接決定了資料中心的計算與儲存能力。此外，硬體裝置間的資料傳輸與網路資源分配還依靠先進的軟體系統。它決定了伺服器的運轉效率、資料訪問的穩定性以及資料計算和應用的成本。在中美科技產業博弈中備受關注的高效能顯示卡，正是亞馬遜、微軟等網際網路公司建設運營其資料中心的核心硬體。
首先，資料中心的建設運營需要確保上述裝置以穩定高效的方式運轉。土地、電力與冷卻能源（比如冷卻水）構成另一組關鍵要素。由於資料中心的儲存屬性，它們需要保持24小時不間斷地穩定運轉，以滿足使用者隨時訪問的需求。同時，隨著資料量和計算量的不斷增長，資料中心的規模迅速擴張。因此，谷歌、亞馬遜早已成為大型房地產、能源公司。它們在全球範圍內購置大量土地，並與能源公司和公共部門簽署長期購電/水協議。例如，從2014年開始，谷歌僅在荷蘭就購買了長達45年的電力資源。
其次，資料中心的地理佈局深受其建設運營特徵的影響。最核心的三大因素是穩定的能源供給、適宜的氣候和高效的連線。第一，穩定的能源供給是資料中心地理佈局的重要限制條件。如南非的頻繁停電就制約了谷歌、亞馬遜等跨國網際網路公司在當地建設資料中心。第二，適宜的氣候條件有助於降低資料中心的冷卻成本。這使得高緯度地區的資料中心數量遠多於低緯度地區。中國網際網路企業在四川、內蒙古、貴州等地佈局資料中心也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第三，高效接入網際網路是資料中心佈局的另一影響因素。大部分資料中心的功能均以接入網際網路為前提，因此它們通常位於光纖、海底光纜等網際網路基礎設施密集的地區。ChatGPT等人工智慧的迅速崛起，進一步凸顯了高效連線的重要性。因為該技術依賴於接入網際網路並快速合理調配全球資料中心資源，完成計算。愛爾蘭、荷蘭等地區就憑藉豐富的網際網路基礎設施成為亞馬遜、谷歌等企業的戰略要地。
最後，資料中心的業務應用幾乎全方位覆蓋資訊社會。如今熱議的數字政府、大模型、雲計算都無法脫離資料中心。以ChatGPT為例，微軟透過其擁有的資料中心為OpenAI提供算力支援，成本高達上百億美元。分佈在全球的資料中心確保了ChatGPT能夠滿足上百個國家的使用者需求。此外，微軟能夠在不同地區的資料中心複製ChatGPT模型，從而降低自然災害等危機帶來的影響。微軟憑藉先進的軟體技術連線不同的資料中心，按需調配資料資源，可以大幅降低OpenAI的運營成本。二者的緊密結合也增強了微軟的人工智慧業務。微軟能夠迅速推出Azure OpenAI服務，涵蓋搜尋引擎、辦公軟體等重要業務，離不開資料中心的支援。基於這些業務應用案例，便不難理解OpenAI創始人會公開感謝微軟為其大模型提供的支援，微軟董事長也宣佈新的網際網路浪潮屬於人工智慧。上述實踐充分展示了資料中心的重要性。隨著業務種類、資料量的迅速膨脹，網際網路公司紛紛開始建設運營超級資料中心。
▍“中心—衛星”：全球資料中心產業的擴張特徵
目前，美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的數字化發展呈現“中心—衛星”結構。其中，美國佔據資訊秩序中心，高度介入“衛星地帶”的數字化發展。同時，美國大規模攫取“衛星地帶”的公共資源，衝擊並形塑了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結構。
首先，美國在全球資料中心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其數量和規模遠超其他國家。資料顯示，2023年美國本土資料中心數量超5000個，相較之下，德國、英國和中國的資料中心總數不足2000個。此外，美國網際網路公司擁有全球超過一半的超級資料中心。這表明美國掌握了龐大的算力資源。因此，即便處於美國以外的地區，各主體將資料流向美國進行處理的成本也相對較低。例如，歐洲眾多企業的資料在經由美國本土的資料中心處理後，才被本地使用者進一步使用。大部分微型和小型企業反對歐洲加強資料跨境監管，因為這將顯著增加其經營成本。這種跨境資訊傳播模式不禁讓人聯想到在電報通訊時代，法國的軍事通訊依賴英國的電報線，資訊先傳到倫敦再抵達巴黎。即便到了電話通訊時代，象牙海岸與鄰國迦納的交流也必須在倫敦中轉。
其次，考慮到資料主權等多重因素，美國網際網路公司早已在全球佈局資料中心。這進一步鞏固了其在資訊領域的核心地位，並賦予其壓倒性的算力優勢。因此，美國在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技術領域擁有核心競爭力。儘管歐盟等地區開始嚴格監管資料跨境，但其本土數字化發展仍然高度依靠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由此形成全球資訊流動秩序中的“中心—衛星”結構。
近年來，美國企業的資料中心佈局與當地社會的數字化同步進行，包括公共部門、私營企業的雲遷移，涵蓋電信運營商、能源企業、金融業、城市治理等多個領域。以歐洲為例，歐盟委員會希望到2030年75%的歐洲企業採用雲計算服務等技術。但這一目標高度依賴美國網際網路公司。資料顯示，亞馬遜、微軟和谷歌等美國網際網路公司佔據了歐洲70%的雲計算市場。即便為了“增強資料主權”，法國和德國的電信運營商在搭建其“主權雲平臺”時，也不得不分別依賴谷歌和微軟的雲技術。
在發展中國家，“中心—衛星”依附結構更為明顯。奈及利亞80%的公共衛生資料儲存在谷歌、亞馬遜和微軟等企業的雲伺服器。本土學者指出，此舉僅有助於網際網路公司盈利及獲取資料，而無益於提高奈及利亞儲存公共資料的能力。2022年，印度產業巨頭阿達尼集團（Adani）與谷歌簽署雲計算合同，遷移核心應用及資料至谷歌雲。非洲銀行NedBank則宣佈由微軟管理其使用者資料。
由此可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數字化發展均依託雲計算等技術。美國網際網路公司憑藉其全球資料中心佈局，使得各地數字化發展實質上依附於它們。其強大算力壓制了本土資料中心企業的發展。2018年，印度尼西亞政府試圖放寬外企建設資料中心的限制以促進經濟發展，但遭到本土商業組織的反對，他們認為此舉可能有損國家資訊主權和本土利益。綜上，美國網際網路公司以其全球資料中心為踏板，高度介入“衛星地帶”的數字化程序。“衛星地帶”為它們開放土地的同時，也向其貢獻著數字時代的關鍵資源——算力與資料。
更為重要的是，藉助在“衛星地帶”佈局資料中心，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產品業務得以向周邊市場擴張。以歐洲為例，2014～2021年阿姆斯特丹資料中心市場年平均增長率超18%，與法蘭克福、倫敦、巴黎共同構成歐洲資料中心的一級市場。龐大的基礎設施資源，助推了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市場擴張至整個歐洲乃至非洲。
這揭示了全球數字化發展“中心—衛星”結構的另一面：美國網際網路公司高度攫取“衛星地帶”的公共資源，從而產生深遠的政治經濟影響。
前文提及，建設資料中心除需鉅額資本外，還依靠龐大且穩定的電力和水力供應。目前，全球資料中心能耗約佔全球發電總量的3%，英國則有12%的發電量供應給國內的資料中心。預計到2030年，僅微軟、亞馬遜等企業的資料中心就將消耗愛爾蘭70%的全國電量。
在荷蘭，谷歌等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大規模攫取能源更為突出。2014年，谷歌與荷蘭公用事業公司Eneco簽署了為期10年的62兆瓦購電協議用於建設資料中心。該資料中心為谷歌的大量產品提供支援，比如郵箱、雲服務和YouTube。隨著資料需求急劇增長，資料中心不斷擴張，谷歌在2017年對海上風電場的投資就超過136.7億美元。2019年，微軟也同Eneco簽署15年的購電協議，獲得90兆瓦的風電供應。2022年荷蘭媒體曝光微軟資料中心年耗水量高達8400萬升，遠超此前政府與公司公佈的1200萬～2000萬升。
此外，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無一例外成為重要的“房地產商”，在全球大規模收購土地。報告稱2018年穀歌在阿姆斯特丹以外地區購買了750萬平方英尺的土地。2021年，Meta計劃在荷蘭中部的澤沃德（Zeewolde）建立超級資料中心，佔地約200萬平方英尺。2022年，谷歌進一步在格羅寧根購買大批土地以建立資料中心。
“衛星地帶”在面臨經濟轉型壓力的同時，必須不斷平衡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格羅寧根省官員曾表示，該地區集貧窮、去工業化、高失業率於一身。為了不被以資料基礎設施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拋棄，他們寄希望於建設超級資料中心帶來的經濟效應。官員認為谷歌為格羅寧根帶來了大量的就業，同時提高了當地供應商的收入，還在當地大學給年輕人提供程式設計教學。谷歌全球資料中心副總裁喬·卡瓦（Joe Kava）曾表示，得益於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援，谷歌得以在荷蘭順利紮根。經濟發展的訴求解釋了為何部分地方政府經常與網際網路公司達成保密協議，隱瞞資料中心耗能情況。
然而，任何地區的土地資源、能源供應都是有限的。賽博空間的擴張，必須以充足的資源供給為先決條件。在愛爾蘭，國家電網運營商已發出警告，如果不增加電力供應，都柏林地區未來五個冬天都可能面臨電力緊張問題。隨著微軟、亞馬遜等跨國公司愈發介入公共生活，資料中心的建設開始與不同利益群體產生激烈衝突。
▍“衛星地帶”的“雙向運動”
由於資料中心的安全與發展屬性，“中心—衛星”結構在擴張中面臨複雜的社會張力。這些地區的“衛星化”包含激烈且多面向的權力博弈，催生了以保護本土發展為名的“雙向運動”。政府、本土組織和居民等主體透過不同方式，培育本土的數字化發展以及減緩環境破壞等。
為了實現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發展，“衛星地帶”普遍採取兩種路徑：培育本土資料中心與雲計算產業，以及限制資料出境。
在培育本土企業層面，採購技術和成立合資企業的形式較為普遍。比如由德國、法國聯合倡議和牽頭，建立屬於歐洲的資料基礎設施，成為屬於歐盟公有云的“母雲端”。2021年的資料顯示，歐盟委員會同意向該計劃投資20億歐元。在印度，阿達尼儘管與谷歌達成了雲遷移協議，但是同時，它與資料中心運營商EdgeConneX（仍然是美國企業）以50∶50股份成立合資企業Adani Enterprises，共同開發運營資料中心。
限制資料出境是“雙向運動”的另一重要表現，主要透過立法、處罰、物理隔離實現。歐盟近年來發布的相關法律條規，增加了亞馬遜等美國企業的合規成本，例如《一般資料保護條例》《數字市場法》《數字服務法》等。從2019年起歐盟對亞馬遜、Meta、谷歌開出的罰單超過10億歐元，2023年5月Meta再次因違反資料保護條例向美國傳輸使用者資料而被重罰12億歐元。
在奈及利亞谷歌的非洲雲服務總監Niral Patel稱，肯亞、奈及利亞等國家也陸續要求網際網路公司將資料儲存在其境內並透過本地託管的伺服器進行處理，為滿足合規需求，谷歌等企業也因此在這些地區建設新的資料中心。
發展自主性問題之外，資料中心擴張帶來的環境問題還引發了政府、環保組織和居民透過禁令、遊行等方式進行反抗。2018年穀歌的資料中心正式運營開始，荷蘭社會便出現激烈的抗議運動。2019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宣佈暫停建設資料中心，理由是資料中心對電網造成巨大負擔且超出政府的掌控範圍。荷蘭農業組織代表35000多名農業企業家則反對微軟建設資料中心，認為當地政府沒有充分考慮農民的利益，也沒有謹慎評估對農業用地的環境影響。2022年愛爾蘭都柏林地區議會禁止新建資料中心。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土著居民也曾激烈抗議亞馬遜建設資料中心嚴重破壞生態多樣性。
政府、本土產業和居民等主體掀起的“雙向運動”表明數字化發展充滿矛盾張力。這一過程既不可能光滑平整，也不存在東風徹底壓倒西風。僅長遠規劃與吸引投資之間的衝突就足以影響資料中心落地。複雜導致不能盲目地將一切“雙向運動”本質化。
不同主體對本土發展的理解和利益繫結存在較大差異。資料中心牽涉經濟、環境等多個領域，同一個政府的經濟部門與環保部門基於保護本土發展可能產生對立的政策。因此，將這種矛盾張力放置於“中心—衛星”的資訊流動結構中辨析至為關鍵。
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雙向運動”的產生具有一些前提條件，比如國家通訊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本土有建設運營資料中心的能力。目前，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帶“雙向運動”的程度相對較弱，甚至沒有。這些地區的資料中心產業有可能剛起步，或者毫無基礎，只能近乎完全依賴美國，甚至是“衛星地帶”。比如柬埔寨必須依賴日本來建設其國家資料中心。
▍“衛星地帶”作為資訊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老命題
前文對“衛星地帶”的分析揭示了資訊資本主義的關鍵特徵：它高度依賴“中心—衛星”的同頻互動發展結構。這表明各地區的資訊科技發展、能源供應乃至政府行為和社會運動都並非孤立存在。
首先，資訊資本主義無法脫離“衛星地帶”。矽谷科技產業的繁榮和對全球資訊市場的高度壟斷，均以持續攫取“衛星地帶”的公共資源為前提。如果失去荷蘭的水、新加坡的電、愛爾蘭的土地，ChatGPT等資訊科技的爆炸增長便不復存在。研究表明，微軟消耗大量水資源以訓練GPT-3模型。如今ChatGPT每回答數十個問題，微軟資料中心就需要耗費500毫升水，而每週有上億使用者湧向該應用（及其背後的資料中心）。然而，資料中心在全球佈局，或許分散和阻礙了人們關注資訊科技的耗能問題。
其次，資訊資本主義深度介入“衛星地帶”的社會發展。有限的資源不可能按需分配至國家發展的各個領域。當“衛星地帶”的傳播基礎設施、電信產業高度集中時，公共資源的供給就會向其傾斜，從而限制其他政治經濟活動。當愛爾蘭70%的電力都需要供應給資料中心，荷蘭的農業用地也必須讓位於資料中心擴張，工業部門、農業機構、農民等主體則必須以各種形式直面資訊資本主義帶來的外部性代價。無論是“衛星地帶”已經發起的“雙向運動”，還是鼓勵/壓制“雙向運動”的政府決策，均是外部性代價的重要體現。
基於以上兩點，我們不難理解，資訊資本主義的中心與“衛星地帶”的興衰是同步發生的，兩者高度同頻。人工智慧產業在矽谷集中爆發的同時，“衛星地帶”則大規模將煤炭、風力、土地轉化為資料中心的電力。每一次語言大模型的訓練和使用都是以全球資料中心有充足的冷卻水為前提。因此，挖掘美國主導的全球資訊秩序，不能侷限於中心節點的美國國家力量作孤立分析，而要納入該全球體系中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等因素進行整體式分析。
歷史表明，上述資訊資本主義的特徵與張力早已存在。這種發展的關聯並非始於資訊科技升級。19～20世紀，美國大眾報業的興盛高度依賴加拿大的木材，歷史學家邁克爾·斯塔姆（Michael Stamm）發現1931年《芝加哥論壇報》每日需要砍伐50英畝的加拿大樹木。龐大的需求量深刻影響了加拿大的經濟結構。著名傳播學者伊尼斯曾研究加拿大的經濟發展如何高度依附美國，成為其原材料和初級加工基地，為美國的發展承擔了外部性代價。伊尼斯曾指出，加拿大的經濟發展被牢牢鎖死在西方文明（美國）的主導下。斯塔姆進一步總結，若想研究美國的傳播史就必須先理解加拿大的歷史。換而言之，加拿大為美國大眾報業提供了物質基礎，所以，只有對兩個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興衰作整體分析，才能真正理解資訊資本主義的傳播和發展屬性。
曾經，美國報業依賴加拿大木材吸引大量讀者；如今，矽谷則依靠全球資源吸引龐大使用者。儘管表象相似，但是資料中心的興起仍然為資訊資本主義帶來新變化。
一方面，結構體系更為多元。大眾報刊時代，資訊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構是以美國西海岸—加拿大魁北克為代表的“中心—邊緣”。隨著資訊科技的升級，逐漸演變為矽谷—荷蘭等—南非等為代表的“中心—衛星—邊緣”。美國主導的網際網路企業在全球佈局資料中心，雖未改變資訊資本主義的本質結構，但確實為其發展增加隱蔽性。
另一方面，發展張力更加複雜。資料中心的資料處理功能，使其區別於服務美國的造紙廠、印刷廠。不少“衛星地帶”建設資料中心有著明確的發展目的，比如保障當地的資訊主權、提升數字經濟。荷蘭的資料中心禁令目前仍在調整；新加坡則在宣佈暫停增建資料中心3年後，將頒佈更加嚴苛的資料中心落地計劃。作為美國深入東歐市場的重要踏板，法蘭克福與柏林甚至希望採取更加激進的資料中心落地政策以提振經濟。這表明，不同地區在各個階段的資料中心戰略考量都存在明顯差異，其發展張力的複雜程度迅速提升。
上述案例揭示了資訊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特徵和歷史規律：資訊網路擴張過程是立體且凹凸不平的。因此，在ChatGPT等人工智慧技術備受矚目的當下，探究不同地區在同一結構內的相互關聯，以及資料中心全球佈局的深遠影響顯得尤為重要。此外，如果說世界體系的研究強調邊緣、“衛星地帶”對中心的高度依附性，那麼對資訊資本主義的分析或許表明，中心對其外部存在高度依賴性，二者互為表裡，其發展則是在依附性與依賴性的張力博弈中演進。
▍中國：“中心—衛星”的例外體系？
若全球資訊流動秩序以“中心—衛星”為特徵，中國在此中的定位如何？美國不僅限制中國企業購買資料中心的重要硬體GPU，還透過“清潔雲”計劃阻礙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擴張國際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實施嚴格的資料跨境監管。在內外因素影響下，中國資料中心產業似乎發展出一套例外體系。
目前，中國資料中心企業在本土市場佔據絕對優勢。報告顯示，亞馬遜在中國公有云市場僅佔8.1%，是前五名中唯一的海外雲服務商，這與歐洲形成鮮明對比。阿里雲、華為雲等的快速崛起與國家的相關政策佈局如建設“數字中國”，以及龐大的政企消費市場緊密相關。2022年，中國啟動“東數西算”工程，充分釋放市場空間以引導投資，騰訊雲、阿里雲、華為雲等企業順勢在全球網際網路經濟轉型中找到新增長點，本土資料中心供應商的優勢得以鞏固。這在國際資訊傳播秩序日趨緊張的當下顯得尤為重要。
此外，嚴格的外商投資限制也促進了本土資料中心產業的發展。外商投資實體需要申請“IDC許可證”方可經營資料中心業務。微軟、亞馬遜採取由中國公司運營管理的物理隔離方式實現市場擴張。例如，2012年世紀互聯公司代理微軟運營其資料中心。2014年微軟在中國啟動兩個資料中心，成為首個在中國商用的國際公有云，並相繼引入Office365、Power Platform等產品應用。2017年亞馬遜透過與西雲資料達成合作，順利合規進入中國市場。“雲上貴州”也讓蘋果的雲服務順利紮根中國，成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縱觀全球，中國的經驗目前或許稱得上較為成功，因為鮮有類似歐盟重罰美國網際網路公司的案例。然而2023年3月有報道稱，微軟提醒中國使用者部分產品資料可能傳輸至境外處理。因此，中國的資料規治經驗仍需進一步觀察驗證。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數字化發展仍未完全獨立於美國主導的“中心—衛星”秩序。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在資料中心領域的壓倒性優勢體現在中國企業海外市場。網易遊戲、嗶哩嗶哩等中國企業出海基本都依賴亞馬遜。後者以近8成的佔有率牢牢把握中國企業出海的資料處理服務。與此同時，加上美國的多重限制，“中心—衛星”的不平等結構始終深度影響中國資料中心產業的發展。因此，如何評判中國的數字化發展仍然是一個正在進行時的問題。
透過深入分析全球資料中心及其影響，本文揭示了當前全球資訊流動的基本秩序。以美國主導的“中心—衛星”體系，由多個事實構成。一是資料中心的本土擁有量，決定了美國資料的吞吐量；二是數字化程度高的地區對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存在顯著依附；三是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在“衛星地帶”攫取公共資源的體量。
基於這種整體認識，世界各地的“資訊運動”得以並列分析。“衛星地帶”頻發的“雙向運動”、美國對中國的顯示卡制裁，以及美國網際網路公司在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擴張，這類事件或許都應該放置於同一資訊流動結構的變動中進行辨析。
因此，如今備受關注的大模型追逐戰，也可以理解為資料中心的佈局競賽。美國在全球佔據的各種資源能夠快速轉化為算力。然而，“衛星地帶”則需不斷替其宗主承受這套資訊流動體系帶來的外部性代價。在資訊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或許更應關注基礎設施層面的不平衡發展，以準確評估各主體間的實力差距。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2期，原題為《“衛星地帶”：資料中心擴張的地緣邏輯》。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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