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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有這麼一句話：其實人與樹是一樣的，越是嚮往高處的陽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
人如果想要達到生命極致的光與亮的美好，就必須先要看到並承認人性暗與黑的真相。
但就像耶利米說的：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人性的本能都是逃避承認自己的黑暗，活在一種平庸之惡裡。
但那鑑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卻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
01
一個時代的結束
在歷史的長河中，某些名字如蜻蜓點水，輕輕一觸便消逝於風中，而有些名字卻如雷貫耳，映射出人性的悲劇與複雜。
9月16日，宋彬彬走完了她77年的人生，黯然離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作為那個特殊時代的一個標誌性符號，她的名字、她的故事都引發了無數人的唏噓和反思。
1947年，宋彬彬出生於一個紅色家庭，父親宋任窮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國元老。
這樣的背景註定了她的命運與眾不同，卻也讓她在後來的歷史洪流中，成為了極具爭議的人物。
她的青春是在紅色與蹉跎中度過的，這段歷史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場浩劫，個人與集體故事的交錯，深深影響著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1966年那場運動的號角吹響，彼時，宋彬彬青春正盛，她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正是最好的溫床。
她的名字因為在天安門廣場給毛澤東佩戴袖章而響徹全國，這一幕如同標誌，成為了時代的象徵。
她被稱為“毛澤東身邊的紅衛兵”，一度成為年輕人追捧的物件，而因為一句“要武嘛”，她改名為宋要武。
結果要武的激進和武鬥，導致了無數無辜者的犧牲，而宋彬彬作為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歷史對她的評價依舊各有爭論。
有人視她為盲目跟隨的狂熱者，也有人認為她只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
她參與的暴力與打鬥，是集體狂熱的結果，還是她個人道德的缺失，至今都無法簡單定論。
02
激化的情緒
1966年8月，卞仲耘之死成為了這場悲劇的標誌性事件，宋彬彬作為學校紅衛兵的領袖之一，無疑深陷在這場漩渦的中心。
在歷史的審視中，個體責任與時代背景交織，形成了極其複雜的道德拷問：究竟宋彬彬在其中扮演了多大的角色，又有誰能承擔起這個悲劇的重責？
在極端化的集體狂熱推動中，個體就像大潮中的小波浪，還是大潮根本就是由小波浪組成的，一直都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迷思。
1980年，她選擇留學美國，並在1983年獲得碩士學位，步入科學研究的職業生涯。
她在海外生活的低調，似乎也在不言中反映出她對這段過往的逃避，或者根本就是說不清楚的驚惶。
但人性中那雖然被烙鐵烙壞卻還殘存著的良心，還是讓她在2014年回到中國，試圖與往事和解。
她在北師大附中向因文革遭受苦難的師生道歉，然而這道歉卻並未得到所有人認同。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對她的道歉表示不接受，認為她的行為缺乏真誠。
而這一幕卻再一次將歷史的傷口撕開，引發了一系列的討論和天問，並對那個時代和人性的真相深刻的檢討和反思。
相信此時置身於道德反思迷霧中的宋彬彬，她的內心無疑在與痛苦與責任博弈。
沒有人知道越過了歲月的河流，她是否能真正面對那段沉重的歷史？
的確歷史如同迴旋鏢，不容忽視；每一個參與者的行為，都可能成為支撐整體的那根“稻草”。
所以，面對極端環境下的集體行動，理智、自省與道德的考量，都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責任。
我們應該如何在原則與狂熱之間，保持人性的溫暖與理性的思考？
03
狂熱分子
其實，歷史早就將真實的答案呈現出來，我們只要看看歷史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運動，就會總結出大致相同的規律和原則。
當數萬甚至數十萬、數百萬的人聚集在一起，將某個人當成神一樣頂禮膜拜，超出想象的可怕事件就會隨之而來。
《狂熱分子》是埃裡克·霍弗（EricHoffer, 1902-1983）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他在本書中極其深刻和尖銳地，分析了群眾運動的形成、條件、特點、程序，該書一經問世便引起巨大反響。
數萬甚至更多人聚集被稱為群體運動，而熱衷於發動群體運動和參與運動的人，都是失意感非常強烈的人。
而這種失意感的來源，就是人類理想與現實巨大落差的崩潰反應，這是隱藏在所有人類內心深處的無法被根治的病毒。
而所有發起運動者的聰明之處，就是他們發現了這個人性的真相，並清楚了人性內心深處的需要。
只要鼓動人們參與到他所設計出來的某種運動中，就會讓人們如同蜂群和蟻群一樣陷入“有序”的瘋狂。
因此霍弗非常敏銳的指出：“將自己裝飾成一個有意義的人，這是每一個無能的人給自己的掩飾。”
說實話，這句話會扎破很多人的小心臟，因為人性最大的悲劇，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不明白活著的意義和價值。
這也就是阿倫特對此提出的先知性啟示，第一次振聾發聵指出“平庸之惡的概念：
個體在機械體制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一種對自己思想的消除，對下達命令的無條件服從，對個人判斷權利放棄的惡。
04
平庸之惡
所以，“平庸之惡”這個概念，徹底幫助人們去除對“惡”的神秘感，讓人們看到，這樣的惡可以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
就像最近在深圳殺害孩子的那個惡人，就像當年殺害卞仲耘的兇手一樣。
他們在看起來截然不同的時代中，實質上都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是一個有意義的人，為的是掩飾自己毫無意義的人生。
而彼時宋彬彬們的冷漠，與今天鼓吹民族主義者的激動，其實都不過是一群沒有價值的失意者。
而所有“善良”的人，也僅僅是因為環境和不同的條件才沒有變異，而一旦環境變化和條件成熟，都會原形畢露。
這就是這個世界上最難以置信的事實，最讓人匪夷所思的真相，最讓人痛苦和崩潰的本質。
所以，寫到這裡內心深處是極其抗拒甚至是恐懼的，因為，當我義正辭言去批判的時候相當心虛。
在批判這些惡人的時候，暫時也得到了某種站在道德制高點的權力，但瞬間內心的惡就洶湧澎湃一瀉千里。
幸虧，靈魂深處那微小的聲音在這個時候溫柔地提醒，當你想殺死惡龍的時候，你就已經成為了惡龍，這就是人的罪惡。
極其慶幸的是，敢直面深淵的時候，在深淵的極致之處有光芒；極其感恩的是，願承認自己邪惡的時候，在人性的盡頭有拯救！
所以，當我們真正敢於反思的時候，不僅僅是對宋彬彬的追憶，更是一個跨越時代直麵人性本質的機會。
一個時代的烙印或許可以淡去，但在靈魂深處的印記卻永遠無法抹去。
怎樣防止歷史重演？答案就在於我們每個人的選擇，是承認並悔改，還是自義而放肆，每個人都可以改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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