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槍警察走進課堂後

文圖丨徐爽‍

編輯丨雪梨王

在美留學生近來的打招呼用語，從“暑假去哪兒玩”變成了“暑假還回嗎？”

對他們來說，一張回國機票可能意味著再也無法入境美國繼續學業。有人已經一兩年未見家人，有人反覆取消又重訂航班，更多人盯著新聞欄，在“留下冒險”和“可能永失身份”之間掙扎。

這種不安並非空穴來風。早在今年2月，緊張的氛圍就開始蔓延。卜勒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他親眼目睹了身邊國際生的“消失”——不是畢業離校，而是突然被帶走：

課上到一半，幾名彆著槍、身著防彈衣的警察忽然走進實驗室。當著所有人的面，他們帶走了一名中國留學生，理由是他的簽證有問題，將被撤銷。

學生手機被沒收，任何東西不允許帶走。教室裡一片安靜，沒有人敢出聲反對。

這是今年4月發生在耶魯大學的一幕。卜勒認識這個中國學生。兩個月過去，他再沒聽到過對方的訊息，“我在想，如果被帶走的是我，可能會崩潰。”

特朗普重返白宮五個月以來，從撤銷國際生簽證，到削減高校科研經費，影響持續發酵。5月底，美國政府官網才剛宣佈，“將強硬撤銷（aggressively revoke）中國學生的簽證”。短短一週後，6月5日的中美元首通話中，特朗普就表態“歡迎中國留學生來美學習”。

反覆無常的政策令許多留學生隨時陷入恐懼：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頭頂，誰也不知它是否會落下，何時落下。

舉報和敏感詞

林墨在一所深紅州的藍市讀博。她同時擔任本科生性別導論課的助教——這是一門核心課程，學生來自不同院系和年級，對社會議題的認知有著顯著差異。

去年有老師發現，有些明顯經過訓練的學生，會來課上記錄授課老師說的話，甚至拍成影片，釋出到右翼網站或社交媒體上。他們還會追蹤這些老師在網路上的公開發言，分門別類，彙總整理成“教授觀察名單”。反對特朗普，支援同性戀，質疑獨裁與威權等言論，都被一一記錄在冊。這份名單覆蓋全美高校。網站建立者寫道：“旨在曝光和記錄在課堂中歧視保守派學生，或傳授左翼思想的大學教授，列舉其激進行為”。

林墨所在的系裡就有老師被這樣“掛到網上”。雖然這是隨機事件——並非每節課都有人記錄，也並非每句發言都會被捕捉和放大，但寒蟬效應已經產生。林墨對這種感覺很熟悉。

她所在的深紅州政府，也“溫和地”配合特朗普出臺了一系列具體政策，“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當外部的監視變得有形，內部的自我審查便開始無聲地蔓延。

美國高校圈裡最近流傳著一份“DEI敏感詞文件”，其中列舉了一系列可能會導致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即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相關專案經費申請被撤回的關鍵詞，包括性別、種族、革命、女性等。學生們不能理解，這些詞幾乎涵蓋了從人文社科到理工科的常用tag。換句話說，一份學術專案書裡怎麼可能不出現這些詞？

〓網傳DEI專案敏感詞列表

資訊紛紛擾擾，這份文件的真實性並未得到官方驗證，其在實際稽核中的具體影響也無從知曉。程青是一名人類學博士生，她最近申請的一筆科研經費被拒了，但她很難判斷這是否和審查有關——拒絕理由通常是模糊的，至少不會直接寫“議題敏感”，而會說“這個研究框架不好”等。

校園裡的學術自由正在無形中被限制。卜靳學的是社會學，社會公平與弱者處境一直是他關注的重點。他發現，如今社科學界對於美國國家體制的研究越來越少，大家轉而用種族、移民、性別等垂直議題的研究，來隱晦指代對美國政策和政治體制的批判。

而他也面臨一種掙扎與權衡：是要自由表達，還是優先保住身份？

“暑假還回嗎”

身份問題，是這段時間懸在所有留學生頭頂最具體的那把劍。

卜靳所在的系裡來自世界各國的留學生很多，並且大部分都來自“和美國關係不太好的國家”。其中，對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同學來說，“祖國”已經是他們回不去的地方。一個俄羅斯同學為了和自己在俄羅斯的朋友相聚，兩人找了一個第三國——土耳其，各自飛過去，只為說一聲“生日快樂”。

不少中國學生選擇留在美國度過眼下長達三個多月的暑假，其中有些人已經一兩年沒回過國。在理工科學生中，這種情況更為普遍，他們甚至做好了整個博士階段都無法回國探親的心理準備。

面對國際生前來諮詢，卜靳所在的學校辦公室老師說，基於我的工作，我沒法說你不應該出境，但是我只能告訴你，如果我是你，我不會選擇出境。

〓社交媒體上流傳的攻略

林墨最終還是退掉了回國的機票，她已經一年沒回家了。為此她情緒低落了整整一個星期，一會兒賭氣覺得“大不了這四年博士都不回了”，一會兒又想“實在不行就不讀博了，轉個碩士回去吧”。

從理性上，她知道自己“中招”機率不高，但誰也不想成為那個千分之一。就像開盲盒，一旦過關時被吊銷簽證，意味著這輩子可能再也無法入境美國。境內被攔的原因也很隨機：一個超速罰單，在奶茶店打過幾天工，橫穿馬路，甚至和室友發生口角，和女朋友吵架都可能被當作“犯罪記錄”，成為被遣返的理由。

林墨所在學校，除了每週五下午發一封不痛不癢的郵件表達“關切和理解”外，關於安全講座或諮詢資源很少，校方給各層級的指示是“不要傳播任何訊息，一切聽上面的”，理由是“避免一些不實訊息”。

自救更多來自民間。林墨所在系裡的老師印了一些移民相關的檔案放在茶水間，供大家翻閱影印，上面包括法律層面的科普：當被帶走時，你可以如何反應；這時候的你擁有哪些權利等等。

〓 2025年6月，加州抗議遊行中的一塊牌子（ICE有冰塊之意，也是美國移民局的縮寫）

5月初，卜靳去耶魯大學參加學術會議，他震驚於校園裡全是警察，“我從沒有見過那麼多的警察”，移民局的車子停滿學校。本校生講起了政治八卦：由於副總統J.D Vans是耶魯出身，所以在這次打擊中，耶魯並沒有受到很大影響。相比之下，哈佛大學則成了靶子。這樣的八卦在耶魯學生聽來，也不知是喜是悲。

學術危機

朱凱攻讀生物工程專業，研究方向是幹細胞。這個學科在美國政府的“技術警報列表（Technology Alert List）”等檔案中，常被劃為“敏感專業”，儘管朱凱並不這麼認為。

“政府機構裡的人估計都不懂什麼是生物，也不清楚理科領域的實際情況，就把整個生物學科籠統劃為敏感專業，認為會威脅國土安全。”朱凱說。從本科到畢業後工作的經歷中，他深感這個領域無論是在中國、美國還是其他國家，能學到的東西都差不多，“甚至日本研究做得更好啊。”

作為“敏感專業”學生，朱凱更早就感受到了身份危機。前年本科畢業，正值美國大選如火如荼之際，導師建議他暫時觀望，因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不少國際生已經被迫退學，“其實那個時候政策已經在收緊，尤其是針對國際博士生和訪問學者的審查，但當時特朗普還算溫和，沒有大刀闊斧地幹。”政策緊縮背景下，不少國際學生的簽證被取消，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朱凱的導師有三四位學生都在讀了2-4年後退學，只拿了碩士文憑。

〓中國留學生仍是美國大學的第二大外國學生群體。圖源：路透社

理工科實驗室和教授的經費主要來自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彼時的特朗普，已經試圖削減高校科研經費，但沒有砍到朱凱導師的頭上。這一次，短短100天內，朱凱所在學校的生物領域科研經費已經被削減了56%，其他學校的生物經費削減比例也幾乎過半。

經費被砍，導師自顧不暇，實驗室開始裁員。不少學生不得不去競爭原先無需考慮的助教崗位來維持收入。

卜勒說，國際生通常被排除在國家資助的專案之外，但如今，連他們慣常申請的NGO和私人機構科研補助名額也面臨擠壓——卜勒計劃申請的一個專案，原本錄取比例就低至200∶1，因為美國本土申請者的湧入而競爭慘烈。並且他發現，NGO也需要權衡，在錄取上會照顧本地人。

一些國際基金也更難進入美國。卜靳認識的一位朋友，PhD拿的不是學校資助，而是中國企業的基金資助，今年他在簽證環節被審查了很長時間，差點沒法來讀書。

高校的偏好也在改變。和很多學校的招生委員會成員聊過後，卜靳觀察到，學校現在更傾向於招本地人，因為“最便宜和安全”。而如果招國際學生，意味著需要額外開支為其辦理簽證，同時還得承擔各種不確定的風險。他們如今偏好的申請者，不再是具有學術潛力的，而是高產的，短期能出成果的，其研究方向更具實用性的。

這種“短平快”的選人取向也加深了對種族的刻板印象。以卜勒所在的社會學系為例，委員會期待中國人來做人口學和資料相關的，歐洲人研究宗教，拉美人研究暴力和移民。

雖然執政者高調地推行政策，但執行層面有時並不嚴格。朱凱舉例，原本學校每100人中有10個名額留給DEI學生，現在特朗普要求削減這10個名額，將總數縮至90人。但招生辦和稽核人員仍會從90人中偷偷劃出10個名額給DEI學生。

“說到底，這依然是一個有商討空間的地方。”對於諸如課堂舉報這樣的行為，林墨也沒有太過焦慮，“如果學校問責，可以商討，可以請律師。”她還摸索出一些規避審查的方法，比如不太好直接批判當下的美國政策，那麼就借古諷今，或者舉例其他國家的類似情況，來達到批判的效果。

對今年秋季即將入學的周弈來說，這種不確定性來得更早。她收到的資助信（funding letter）中，首次增加了一條宣告，“資助可能會根據情況有所調整”。她有些懷疑——這是校方為之後可能減少資助留的退路嗎？這樣的宣告又是否具備法律效力？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新生的offer，沒焐熱就被撤銷了。

從面簽到入境，周弈尚還沒上學，就已經感受到層層關卡。她在網上不停搜尋攻略，準備各種預案：面籤時被刁難怎麼辦，入境被關小黑屋怎麼辦……

〓一些中國留學生在網路上自發組織表格統計，即時分享入境情況

許多人曾因美國博士專案慷慨的資助、自由的課題選擇和較長的培養曲線而來。但現在他們開始重新計算它的“價效比”。新生群裡，一些即使尚未被撤銷offer的中國學生，也在考慮推遲入學，專申別國。但人人自危的氣氛裡，也有一些商科學生持有特別的觀點——他們堅持“高風險高回報”的邏輯，認為在撤退潮中堅持，或許能收穫不錯的“收益”。就像新冠疫情期間入學的留學生，畢業時恰好趕上美國的就業小高潮，“這次或許也一樣。即使回國，這份學歷也能物以稀為貴吧。”

對於即將畢業的學生，現實更加骨感。科研經費削減後，相關企業開始裁員。朱凱所在公司樓下一家專注蛋白研究的生物技術公司因政府撤資受到衝擊，員工從200多人到全員被裁，最終關停。對於剛畢業找工作的國際生——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國際學生畢業後可在美工作1-3年的過渡期）的規則是，如果90天內沒有找到工作，這張工卡就作廢了。

如今物價和房價都在上漲，關稅風波剛開始，一些留學生群裡已掀起囤貨潮，有人呼籲提前備好國內的物品轉運過來。程青今年博士三年級。做完田野專案後，她不打算回美國了，準備在國內遠端寫畢業論文。留在美國，意味著要承擔高昂的開銷——大部分PhD專案工資並不高，扣除開銷後幾乎存不下錢。

但有的專業則沒有這個幸運，比如一些理工科研究需要在實地的實驗室中進行，無法遠端完成學業。朱凱的朋友在哈佛學生物，春假回中國後，因為特朗普針對哈佛下達的國際生禁令，暫時回不去了，只能等待學校的進一步通知。

他感到有些荒唐，“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行動，或保持沉默

縱使對特朗普新政諸多不滿，如今的學校卻陷入沉默。

去年巴以衝突後，美國高校曾爆發大規模學生運動，抗議學生一度佔據校園廣場，多地警方開啟直接進校逮捕學生的先例。這讓本就脆弱的學生群體，在行動時變得更加猶豫。

〓 2024年巴以衝突後，美國高校學生帳篷佔領校園廣場

卜靳覺得自己的政治鬥爭經驗並不豐富。“如果你真的失蹤了，我只能去州政府幫你找找關係了。”一次，系裡的老師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卜勒知道，在美國高校，如果有學生因抗議遊行被警方帶走，對於這些學生如何處置、他們在警局裡的待遇如何，學校是可以交涉的。但他也清楚，“簽證（移民局）不是這些學校組織能夠觸及和解決的領域。”

參與抗議活動可能加劇國際生的簽證風險，卜靳意識到，留學生的脆弱性構成了事件更加複雜的面向。他記得去年課上一名白人男性老師離譜又典型的發言，“那些學生抗議者為什麼戴口罩？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做的是錯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很難組織抗議，”卜靳有些無奈，“你為了消除風險而去抗議，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危險。”

為減少風險，學校抗議活動的組織者通常由本地學生擔任。在活動現場，如果有警察抓人，大家會讓留學生先離開現場。但卜靳發現，巴以衝突後，即使是平日積極的本地學生，如今也鮮少組織活動。

程青覺得，年輕學生對於政治參與的熱情已消耗殆盡，面對特朗普的荒誕行徑，大多數人表現出麻木而平靜的心態，不再相信可以改變什麼。卜靳也認為，儘管本地美國人認為特朗普政府對留學生的制裁並不合理，但由於未直接觸及自身利益，他們的行動意願似乎並不強烈。

公共的反抗幾近凋零，但在廢墟之上，一些小而私密的共同體開始形成。

本科生沈淼在紐約的華人女性社群中找到了聯結感。社群定期舉辦茶話會、開放麥。一支麥，一個簡單的紅幕舞臺，這些離散的異鄉人聚在一起，敘述自己的故事。

在線上，社群的微信群也始終活躍，大家透過聊天相互陪伴。特朗普當選那天，沈淼的學姐緊急在學校裡組織了一場激勵演講（pep talk），有些人當場落淚，有人長久沉默。“所有人都在那個共享的空間裡相互支援。”沈淼覺得這種聯結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焦慮。但她也發現，這樣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華人內部，中國學生的處境和心態很難被本地人看見並理解。

長期以來，中國留學生都是學校裡沉默的一群人。他們數量不小，但鮮少發聲，大部分人對政治保持疏離和冷漠。在沈淼的學校，中國學生組織的活動比較出圈的，是留學生春晚和校園歌手大賽。

不同群體之間也存在著網路鴻溝，“本地人知道的，留學生不關心；留學生用的小紅書、抖音、微博，外國人也不看；TikTok和抖音真的是兩個世界。”沈淼感慨。卜靳的觀察則是，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不會去“追究”，他們只需要根據現狀做一個相對最安全的決策就好。

〓北卡大學校園裡的國際學生。圖源：路透社

“一個政治事件會實實在在地影響到自己的生活。”來美國讀書之前，卜靳很少有這種體驗。但現在，他和周圍的人都感覺到政治正在闖入日常。有時候課上到一半，老師忽然說，“現在是不是瘋了？”師生共同討論半小時的政治，再回歸課堂。

如今雖然學術之路更坎坷，卜勒卻覺得更需要自己的專業社會學了，“你會發現書本里講的‘多樣性’並不夠，真實的社會需要更復雜、更全面的理解，你會更迫切地想理解當下。”

怨恨的政治

特朗普上臺後，林墨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先看新聞。

“我需要知識和資訊。”她的心態很簡單，這是她保持精神穩定的重要前提。全面的新聞報道能讓她瞭解自身處境和潛在危險，儘量減少自我懷疑，“不確定性才是最可怕的”。

在渡過了最初的不安後，林墨的政治參與意願更高了。她利用不回國的假期做了許多事，比如給一個生殖正義主題的會議投稿。與學術會議不同，這次會議更注重討論行動經驗。她還在書包上掛滿徽章，如“25k by 25（呼籲提高薪酬）”“abortion pills by mail（呼籲普及墮胎藥）”。在和老師確認此舉“不違法，不會被打”後，她便招搖地揹著書包出門了。

出於社科思維的慣性，林墨常反思，留學生並非最弱勢群體，此番受衝擊最大的，是依賴社會福利的底層群體和少數族裔，比如跨性別人士——他們的身份證明甚至不再被認可，相關資助、醫療保健更是被大幅削減，基本生活或許都難以維繫。

但她研究網路輿論後，發現很多討論會將這一話題陷入比慘的邏輯中，進而質疑相對優勢的受害者，比如留學生。但留學生在不確定狀態下存在的恐懼又是實實在在的。令她困惑的是，為什麼不同群體間不能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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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墨書包上的徽章

卜靳還記得他2019年第一次來美國時，感受到的“地球村的美好”。彼時他待在藍市一所大學裡，每天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生以及本地人一起玩耍。

但這次來讀博，他發現一些無端的歧視性語言變多了，比如印度人被叫“黃油雞”，自己被人喊“Chink（一種對華人的蔑稱）”。他也從更多事情上愈發體會到，身為亞裔男性，自己正處於社會鄙視鏈的底端。

上漲的物價影響著每一個人。“2019年的時候，2000美金我就能買一輛二手車開，現在我只能買到四個輪子。”

卜靳站在店門口抽菸，一個墨西哥人叼著煙主動加入，聊起自己的工資和境況。他說他們以前主要靠打零工、做黑工過活，現在這樣的工作機會找不到了，能拿到的社會補貼和醫保也越來越少。幾乎每個和卜勒聊過天的美國人都表達過類似情緒，大環境不好，我很不滿，可是卻做不了什麼。他們的信仰正在崩塌：美國的民主怎麼會變成這樣？

社會怨氣顯而易見。走在街上，卜勒看到一位黑人婦女忽然站在超市門前破口大罵，“你們曾經很便宜！現在為什麼變得這麼貴？”

他想起曾在書中看到的一句話：當工人沒有辦法團結起來，沒有辦法給自己爭取到更多權利的時候，就只能發展出一種怨恨的政治，怨同事，怨親朋，怨一切……

“美國可能要完蛋了。”有時卜靳的腦子裡會冒出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