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和生活平衡只是意識形態的詭計,錯不在你|一週薦書

撰文 | 丁欣雨
編輯 | 黃月
《她的生活》
默音 著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5-3
在默音看來,小說這種不完美的講述形式,歸根結底是在試圖打撈和重塑一些記憶,我的,他人的,人所共有的。收在新作《她的生活》裡的六篇小說,也是若干個“她”的記憶聚合體:
第一位印在五千日元紙幣上的女性樋口一葉,近代日本第一個僅靠稿費就能經濟獨立的田村俊子,給日本第一份由女性創辦的文學雜誌繪畫的尾竹紅吉、高村智惠子,從丈夫的助理到暢銷書作家的武田百合子……這些曾在默音的文學評論隨筆集《筆的重量》裡出現的女性,又在《她的生活》中輪番登場。
而更多的“她”,來自默音和身邊某個女性的影子。《上海之夜》圍繞三名創作者在上海書展的夜晚聊天展開,裡面提到的文學編輯是默音曾經的職業;《櫃中人》基於默音當營業員期間的經歷,而人物性格又讓她恍惚間想到讀初中時,與自己在放學後同行夜路的女同學。
學者袁筱一認為,默音把已經或者即將遭到遺忘的真實人物變成了自己筆下的人物,把她們的生活變成了一面鏡子。她的生活,也是我們的生活。
《初步舉證》
[澳] 蘇西·米勒 著 張蕾 譯
星文圖書·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5-3
從英國劍橋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工人家庭背景的女孩泰莎成了一名精英律師,沉醉於自己在法庭的專業表現。然而一次與男同事的約會,讓泰莎從性侵案嫌疑人的辯護者,變成了性侵事件中的被害者。
“證人看見你們在冰淇淋店說笑,不是嗎?”
“你家裡有兩個空紅酒瓶,不是嗎?”
“你告訴人們,你正在和他交往,不是嗎?”
試圖向人們還原事情發生經過的法律流程,像迴旋鏢一般,反過來質問泰莎遭遇的真相是否夠“真”。直至深陷其中,泰莎才意識到,自己無比信仰的程序正義隱藏著許多偏見和不公:每三名女性當中就有一名性侵受害者,但強姦案的定罪率只有1.3%。性侵案件的舉證責任往往落在受害者肩上,泰莎不得不反覆回憶創傷,解釋證據上的不完美,來回應冰冷、嚴苛的審判目光。
目前,話劇《初步舉證》在中國院線熱映,英國演員朱迪·科默的獨角戲詮釋,收穫了3500多萬票房和豆瓣評分9.5的成績。其中文版由榮獲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主角獎的辛芷蕾主演,今年也將繼續進行全國巡迴演出。
澳裔英國劇作家蘇西·米勒擔任《初步舉證》編劇,也是同名小說的作者。在發現司法系統處理性侵犯案件的方式存在缺陷後,擔任刑辯律師長達15年的她沒有再回到令她產生“撕扯感”的法律界,而是全職投入劇本寫作。相較舞臺劇,小說收錄了更多細節,包括對泰莎求學經歷和家庭情況的刻畫,以及她的人生又是如何被性侵事件擊碎的。讀者能從中更加完整地看見她的困境。
《有待核實》
[法] 瑪格麗特·尤瑟納爾 著 賈雲 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25-1
“所有時代,包括我們所處的時代,皆同等地漂浮在時間的表面。”法國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在她的隨筆集《有待核實》中,探索了從過去到現在那些恆然不變的東西。
在上世紀30年代末至70年代間寫就的7篇隨筆裡,除了一篇關注舍農索城堡及其歷代居住者動盪不安的生活外,從《羅馬君王傳》、阿格里帕·多比涅的《慘景集》和皮拉內西的《想象的監獄》,到現代文學史三位巨擘塞爾瑪·拉格洛夫、康斯坦丁·卡瓦菲斯、托馬斯·曼及其作品,尤瑟納爾的評論視點在今昔間來回遊移。
書名Sous bénéfice d'inventaire本是法律術語,指遺產繼承人可要求先盤點被繼承人的資產和負債,再來決定是否接收遺產。尤瑟納爾同樣希望透過不帶成見地討論歷史場景和文字,帶領讀者沉思當下和未來。她稱,羅馬的衰亡能在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身上看到延續,他們“以三世紀一個皇帝的死法死在二十世紀”。而在不同時代,“人類的思想或狂熱情緒按照其他方式站隊”,重複著多比涅詩中的殉道者寓言。
瑪格麗特·尤瑟納爾(1903-1987)是法蘭西學院350年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不朽者”,其代表作包括小說《哈德良回憶錄》《苦煉》,均已出版中譯本。她的書寫受歐洲人文主義傳統影響,擁有相當大的重量與密度。有學者稱,讀尤瑟納爾的作品,就像讀普魯斯特或者托爾斯泰一樣,讓人感覺生活的整體在流動。
《大明最後的使臣》
苗子兮 著
讀庫·新星出版社 2025-1
1608年,正值明萬曆三十六年,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被獻給萬曆帝。經驗裡應是方如棋盤的大地,在橢圓形的圖中分成五個大洲,其間是浩瀚的海洋。自詡“天下之主”的中國皇帝第一次窺見真正的“天下”,也是中國由“本土時間”踏入“世界時間”的節點。
42年後,明永曆四年的另一個名字是清順治七年。自清兵入山海關以來,南明時局敗壞,行將就木。朝代更替之際,宮廷內部想到了《坤輿萬國全圖》上的廣闊世界,決定試用外交手段,傳書信求救。時年19歲的鄭安德肋就這樣陪同神父卜彌格,登上“聖卡特琳娜號”,渡過南中國海、北印度洋,穿過莫臥兒、薩法維、奧斯曼三大帝國,而羅馬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地。
直到1910年,學者張元濟在梵蒂岡發現了南明太后致教皇的書信,次年歸國後將書信照片刊登於《東方雜誌》1911年第8卷第5號卷首,這段往事才被國人知曉。儘管此去的結果已由歷史給出答案,但南明的外交秘辛、出使者的冒險旅程、東西的交織與激盪,依舊等待被揭露。
本書作者苗子兮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現在是自由寫作者,愛好訪古。
《“我們贊成差別對待”:變成怪物的年輕一代》
[韓] 吳贊鎬 著 六一 譯
野spring·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5-2
非洲有種羚羊往往數千只共同生活。如果前面的羊把所經之地的草都吃光,後面的羊就沒有草吃了,所以後面的羊總是往前擠,前面的羊被擠著擠著就跑了起來。後面的羊本來能在空出來的草地上悠閒吃草,可它們又怕離群太遠,於是也跟著跑起來。沒有理由,沒有目的地,跑著跑著,變成了成群狂奔,直到一起掉下懸崖摔死。
韓國社會學家吳贊鎬調查了50位當地年輕人的親身經歷,瞭解到了“血管流淌冰美式,通宵聚餐無痛早八,24小時直播全妝自習”背後的原因。他發現,現在的韓國青年與跳崖的非洲羚羊一樣,被競爭環境裹挾其中,但他們不是無可奈何才選擇這種生活的,而是真正認同這才是值得頌揚的人生。
“他們心裡已經因極端的自我管理飽受煎熬,卻仍為了得到一點點優勢而不放過任何歧視他人的機會。他們為了在這個怪物世界裡活下來,自己也成了怪物。他們是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更是維繫這種社會結構的幫兇。”
介面文化日前在分析韓國高自殺率和年輕學者英年早逝時就引用到此觀點,生存通道的唯一性,使人們抱有“不往上爬就會跌落”的恐懼。吳贊鎬書中剖陳的東亞內卷,與美國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提出的優績主義、中國社會人類學家項飆說到評價體系的單一,能夠貫通起來被理解。
《對工作說不》
[英] 大衛·弗雷恩 著 重新命名小組 譯
藝文志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3
“工作-生活平衡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詭計,錯不在你!”比起尋求個人性的解決方案而揹負壓力,抵制現代社會佔統治地位的工作倫理才更加重要。
《對工作說不》的作者、英國社會學家大衛·弗雷恩指出,自從父母和老師問我們“長大後想要做什麼”以來,我們都被訓練著去投資一種名叫“滿意工作”的幻想。但當工作成了人們收入和歸屬感的主要來源後,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也緊接著被殖民了。搞壞的身體、高強度的情緒勞動、外賣和預製菜、家務外包、補償性消費,都是工作帶來的副作用。
若想實現不那麼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前景,需要包容其他領域的批判者同行。例如拒絕工作至上的生態理由是,將生產力增長轉向更充裕的時間而非製造更多消費品,能讓人們傾向參與環境友好但更花時間的活動——騎腳踏車而不是開車、修理而不是丟棄、自制而不是購買包裝商品。
女性主義者也可參與討論。縮短工時是解決許多婦女“兩班倒”問題的一個可行辦法,因為她們從事有償工作的權利,目前沒有與免於家務勞動的權利相匹配。而在公眾健康層面,焦慮和抑鬱與其說是經過專業評估和醫學治療的個人病症,不如大膽承認:在經常超出身體恢復能力的工作節奏裡,維繫理智才是一種癲狂。
《從莫扎特到貝多芬:
關於音樂深度概念的探討》
[法] 埃裡克·侯麥 著 崔志雲 譯
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5-4
到了春天,天氣放晴、漸暖,帶給人們一種隨季節調動起來的好情緒。在四季系列電影《春天的故事》中,法國新浪潮影人埃裡克·侯麥在開場和結束時使用了貝多芬輕快、放鬆的F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第5號(春天),然而夾在兩段旋律間的情節,卻是主角珍妮周圍不斷上演的麻煩事。憧憬春天的來到,與連在春天也無法避免的惱人感受發生並置,侯麥用配樂碰撞敘事,使電影有了多層解讀空間。
這是侯麥少有的在電影創作中新增音樂的例子,更多時候,他只保留對話、獨白,和故事發生時自然而然出現的各類聲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侯麥兩次應邀參加法國音樂電臺的專題節目,他解釋了自己的電影中為何極少包含音樂,是由於這會是一場兩種時間藝術之間的戰鬥,通常沒有誰能夠獲勝。
有關音樂的採訪,啟發本就是古典音樂愛好者的侯麥寫作了《從莫扎特到貝多芬》。他在書中說,自己沉默時最放鬆,“無論是在原野還是在空曠的街道,沉默呈現的是一幅獨一無二的聲響畫面,顯露出這個地方本來的面目,就像我們用嗅覺來感受它一樣。在公眾場合播放音樂已經夠討厭的了,因為音樂使這些場所的某些特性喪失掉,也破壞了周遭的環境。音樂把自己強加給我們,反而使我們無法聆聽,這樣也毀了音樂本身。聽音樂的最好方式,是用整個身心來感受。”
《宇宙觀與現代世界》
[英] 艾倫·麥克法蘭 著 秦雨晨 譯
中信出版社 2025-3
繼去年哈佛大學宣佈取消30多門秋季課程,其中被裁減課程最多的是歷史和文學系之後,今年早些時候,以文科見長的復旦也將文科招生壓縮近一半。改革後的學科設定中,文史哲只佔18%,多出來的名額勻給了工科。
人文學科沒落了嗎?劍橋院士、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的回答是,在這個紛繁複雜、危機四伏且極度分裂的世界中,我們都像維特根斯坦口中說的那隻困在玻璃瓶的蒼蠅,而玻璃瓶是我們想法的映照。要想走出自己侷限的玻璃瓶,我們需要理解“瓶子”的本質、理解歷史思想的轉變及其與社會變遷的聯絡。
《宇宙觀與現代世界》是麥克法蘭跨越學術理路40多年的作品,他延伸西方學者米歇爾·福柯、托馬斯·庫恩的觀點,將不同文明的思維體系視作研究的世界。在書中,麥克法蘭提到西方對中國態度的變遷,是如何與時間、空間概念結合起來的。
18世紀前,中國與西方文明基本平等,時間也相對靜態,常被視作是迴圈的,如同季節更替。當時有大量中國物品湧入西方,西方人開始欣賞中國的偉大與美。然而當西方在軍事等方面變得強大,許多西方思想家認為他們的文明已達到頂峰,中國則處於底層。西方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幫助這些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攀登階梯,以接近西方水平。這種觀點不僅滋生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使西方在19世紀大舉入侵中國,也構成了近代社會科學、生物學等學科中重要理論——“進化論”的基礎。
據悉,時年84歲的艾倫·麥克法蘭計劃今春訪華,參與學術研討等活動。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丁欣雨,編輯:黃月,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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