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的封堵，阿斯麥何以敢繼續做中國的生意，答案就在其進入中國的三十六年時間裡。
擴產，擴產
2024年4月，成立四十週年的阿斯麥迎來了新一任CEO——50歲的法國人富凱。
2008年加入公司的富凱，曾帶領團隊研發了極紫外光刻（EUV）專案，使阿斯麥成為全球唯一的EUV裝置製造商。
富凱接替的是從2013年起擔任CEO的溫彼得，在後者的帶領下，阿斯麥躍升為歐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交棒之際，溫彼得握著富凱的手送上祝願，也不忘再叮囑一句自己最為關注的中國市場，“不賣給中國EUV是政府們的選擇，不是阿斯麥的選擇。”
新官上任的富凱同樣最關心對華業務。
阿斯麥7月釋出的二季報顯示，其中國區市場收入約23億歐元，繼一季度之後，再次以49%的佔比成為其第一大收入來源。
傳統大客戶韓國和中國臺灣位列第二和第三位，佔比分別是28%和11%，較一季度有所提升，美國和日本同為3%，比一季度均有下降。
一邊是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一邊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這讓阿斯麥CEO的位子很難做，但無論富凱還是溫彼得，也都在努力地尋求著平衡和突破。
富凱的同事說，他更樂於解決技術難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富凱自己則表示，“我們的作用不是搞政治，也不是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在美國限制對華出口上，富凱和溫彼得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公開表示，阻止別人生產你需要的東西是不理智的，西方的汽車和消費電子類產品急需中國產的晶片。
近兩年，受半導體下行影響，阿斯麥的全球訂單量一直在下跌。然而，即便受到限制，來自中國的市場訂單一直在增長。阿斯麥首席財務官達森說，“中國的需求很強勁，因為他們正在增加產能。”
今年2月底，當大多數人還沉浸在春節氣氛的時候，位於北京大興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國最大、世界第五大的半導體代工企業中芯國際就已經熱火朝天地開工了。
在中芯國際北京一廠、二廠的大門前停滿了快遞三輪，臨近午飯時間，員工聚在一起出門用餐，這兩座工廠具備每月生產16萬片24奈米以上12英寸晶片的能力。
按計劃，中芯制定了7奈米晶片的生產目標，並決定建設北京三廠。
2018年，中芯與阿斯麥簽訂了購買11臺極紫外光刻機的合同，但2020年12月美國將中芯國際等59家中國企業列入管制清單，阻止阿斯麥向其出售極紫外光刻機。
但中芯的擴產計劃並沒有停下來。無法獲得最先進光刻機繼續追趕先進製程之後，公司轉向成熟製程的加大投入，以數量拼製程，積累技術、佔據市場、等待時機。
今年一季度，中芯國際出貨170萬片晶圓，實現了125.94億元的歷史同期次高營收，同比增長19.7%，在當期僅次於臺積電，攀升到全球第二大純晶圓代工廠的位置；國內另一大晶圓代工企業華虹半導體在一季度取得了4.6億美元營收，也超過了預期。
中國晶片代工企業的產能擴大自然帶起了裝置方面的支出。財報顯示，中芯一季度的資本支出達到159億元，這也是阿斯麥中國市場爆單的原因。
阿斯麥預計，2024下半年的業績表現將更為強勁，半導體行業也將在2025年進入上行週期。但隨著白宮新主人的到來，中美的晶片角力也許會更加激烈。
富凱作為阿斯麥新任CEO，也像是打預防針一樣的表態：
“不要指望我會把桌子掀翻，阿斯麥仍會以阿斯麥的方式經營下去。半導體供應鏈的脫鉤極為昂貴和困難，人們遲早會認識到，在半導體領域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徑，就是合作。”
阿斯麥與中國
阿斯麥中國區總裁沈波說，很多人不知道，阿斯麥深耕中國市場已經30多年了。
1986年，清華微電子所的新大樓建成了，幾位主要領導一合計，決定放棄原來的所有科研課題，集中力量搞超大規模積體電路的研究。
引進裝置的過程中，當時才成立兩年的阿斯麥進入了微電子所的視線。
自1988年，阿斯麥向清華大學交付第一臺光刻機算起，至2023年底，阿斯麥在中國的裝機量已接近1400臺。
2000年，阿斯麥就在天津設立分公司，目前已在國內16個城市設有辦事處，並有12個倉儲物流中心，1個全球培訓中心，3個開發中心以及1個本地零件供應中心。
阿斯麥在中國除了賣光刻機，還與許多高校和企業在產研學等領域開展了合作。
2002年，阿斯麥與清華大學微電子學研究所簽署協議，在新型半導體材料、微機械製造，以及光刻機工藝和裝置方面的高階工程技術人員培訓等領域內合作。
在這次合作中，阿斯麥向清華大學贈送了兩臺步進式光刻機，清華從阿斯麥引進了一臺價值200萬歐元的先進光刻機，專案總經費700多萬歐元（約6000萬元），部分資金由荷蘭政府補助。
阿斯麥為什麼要與中國尋求合作，前任CEO溫彼得分享過自己的觀點，但這段四年前的談話被外界簡化並誤傳成了一個讓人血脈噴張的標題：
“中國永遠複製不出高階光刻機”。
溫彼得真正的意思是，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包括荷蘭，可以單靠自己製造出先進的光刻機。
他說，阿斯麥是系統整合商，他們將數百家公司的技術整合在一起，才有了一臺別人無法複製的光刻機。
以一臺5nm光刻機為例，它需要十餘萬個零件，機器重量180噸，光是組裝就需要一年時間，而這些零件都是世界合作的產物。
比如，其鏡頭來自德國的卡爾蔡司，機電裝置來自美國的Sparton，準分子雷射源來自日本的Gigaphoton，電子束檢測裝置來自中國臺灣的漢微科。
製造光刻機需要全人類的智慧，這也是阿斯麥持續開放科研合作的原因。目前，阿斯麥在全球有4.2萬名員工，其中一大半員工都來自國外。
這一過程中，阿斯麥一直對中國半導體的人才培養格外關注。其時任中國區總經理施大維就曾表示，中國半導體市場的增長很快，但相關人才太少了。
2007年，阿斯麥全球營收的70%已來自亞洲，中國的銷售達到歷史新高之後，它還啟動了自己的人才計劃。
當年10月，阿斯麥宣佈在中國六所科技大學設立獎學金，時任中國區經理Tim Liu表示，“需要中國的優秀人才支援和幫助我們在全世界的業務。”
這六所大學是大連理工、哈爾濱理工、西北工業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和浙江大學，學科包括微電子和電子機械工程、光學、應用物理以及機械製造和自動化。
10多年過去，阿斯麥的人才培養計劃取得了成效，目前其中國區員工已有1700餘人，並且還在增長中。
現任阿斯麥全球副總裁、中國區總裁沈波，就畢業於當初合作的六所學校之一：武漢大學。
沈波在2018年加入阿斯麥，去年他帶隊回母校交流，遇到了武大工業科學研究院的桂成群教授。
桂教授畢業於清華大學，阿斯麥第一臺光刻機進入清華的時候，他正好在清華當助教，此後於1999年加入阿斯麥，歷任高階系統工程師和戰略事業部專案經理等職。
在交流會上，桂教授說，“發展光刻機最難的不是技術，解決它們只是時間問題，最難的是讓別人理解這個行業的發展特徵。”
其中的重點，還是要與世界開放合作，擁抱和整合全世界的先進技術。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由於身懷光刻機這把製造尖端半導體的“利刃”，阿斯麥的中國業務不斷受到來自美國的阻撓。
2018年起，白宮開始以國家安全利益為由，對荷蘭政府展開密集遊說，使其禁止阿斯麥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光刻機。
之後，美國還想更進一步，將出口管制延伸至更成熟的技術。2022年，美商業部產業與安全域性（BIS）釋出了更嚴厲的半導體制造對華出口管制新規，並努力說服荷蘭不再向中國出口阿斯麥第二先進的浸潤式光刻機。
為了在最大程度上遏制中國先進半導體的發展，白宮還直接向日本、荷蘭提出要求，希望其配合對華的半導體管制。
在美荷日三方的談判中，日本的態度並不堅決，因為其半導體裝置出口的五成都面向中國，Tokyo Electron、東京精密等頭部日企的在華營收佔比都接近四成，同時荷蘭的立場也不明朗。
如此一來，夾在中間的阿斯麥就被美方視為突破口，“只要阿斯麥點頭，遊說日本就迎刃而解了。”
今年4月，面對白宮“停止給中國裝置提供售後服務”的施壓，當時還在任的CEO溫彼得回應，“沒有理由不為已經出售給中國客戶的裝置提供服務，他們的訂單很多，約佔積壓訂單的20%。”
卸任後，溫彼得的發言更大膽了，他在7月的一個電臺訪談裡發聲，“美國限制對華晶片出口是基於意識形態，而非事實或資料”，並表示會盡可能地展開遊說，以防止出現嚴厲的對華出口限制。
與臺積電、英偉達不同，對阿斯麥來說，中國市場正在變得無可替代。
臺積電的第一大市場是北美，銷售佔比65%，蘋果是其最大的客戶，英偉達的第一大客戶微軟貢獻了其五分之一的年營收。
而據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預估，中國的晶片製造商將保持兩位數的產能增長，是世界其他國家的兩倍多，到2025年將達到每月1010萬片，約佔行業總產能的三分之一。
就像富凱所說的，半導體供應鏈的脫鉤極為昂貴和困難，而中國又給了他們一個無法拒絕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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