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十年，我幫更多夥伴從地獄爬回人間|故事開放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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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哲：

你好，歡迎來到故事開放麥，這裡是故事 FM 的全新單元。我們去線下收集故事，面對面的見證一段人生，然後把其中一些帶回來轉交給你。今天你會聽到四個故事，來自於故事FM 11 月 30 日在北京舉辦的線下活動，這次的故事開放麥主題是「平常看不見的人」。

這次的四位講述者，可以說還是來自我們不熟悉的四個領域、四個世界的故事，也是關於助人和自助的故事。

第一位講述是楊青風，他來自一個沒有光明又充滿了光明的世界。青風是金盲杖自主生活品牌的創始人，也曾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主持人，還曾是 2008 年北京殘奧會的唯一視障記者。青風說，他的眼睛雖然看不見，但他有他的盲杖。一根盲杖，不但幫助他走出封閉的個人世界，還帶他走了川藏線，談了女朋友，建立了自己的終身事業，還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來聽聽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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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青風

大家好，我是楊青風，是金盲杖公益品牌的發起人。

來這之前，主辦方就跟我講，要不要提前來幾個小時。她說，要先走一下臺，不然你會緊張。我心想，我哪會緊張，反正我目中無人（笑）。看了上臺順序，第一個上臺，我有了點壓力，後來又一想，合理，活動主題就叫「平常看不見的人」，我就平常看不見，我任何時候都看不見（笑）。

不知道大家對盲人有什麼印象？做按摩、戴墨鏡，行動不能自理，什麼都得靠人帶？但我想跟你說，這個可能是一個傳統印象，現在越來越多的視障小夥伴，他們已經可以走出來了，而且在做的工作也不只是做按摩。只是平時大家接觸的會比較少。比如，我現在就在做一個公益的工作，培訓更多的視障者獨立生活的能力，特別是培訓他們的獨立出行。

其實我跟我的很多同事，我們平時就是自己上下班的。我跟大家彙報一下我的行程，我昨天晚上七八點鐘從福建的三明去做了一個訓練營，然後自己從三明坐火車到福州，然後坐飛機回到北京，然後再回我家。今天早晨是從離現在這現場 50 多公里的地方自己坐公交、坐地鐵，然後導航到活動現場的。

對，這就是我的日常，也是我的工作，幫助更多的視障者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特別是獨立出行，讓大家生活方便，走出來被更多的人看見。我之前也不是這樣，也不是拿起盲杖想去哪就去了，也很緊張，不愛出門。後來因為一件事我就不得不出門，就是得談戀愛，這個後面再講。

我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都是在一所盲校裡上學，那管吃管住，我記得那會兒我家長是兩個星期接我一次，我其實在我同學裡邊還算挺幸運的，因為我知道我有一些同學一個學期也回不了幾次家。儘管是這樣，但是我還是忍不住老想回家，有一次週末我就特別想家，週五我就跟著一些回家的同學，還有接他們的家長一塊混出了學校，坐上了第一輛公交。

下了這個公交以後，我就憑著印象自己往前走到下一個車站，結果怎麼走也走不到，然後我想，唉，這怎麼回事？走錯了？停下來一聽可了不得了，就覺得周圍左邊、右邊、前面、後邊全都是走著的汽車。我當時嚇壞了，我覺得車隨時有可能把我撞死，我就停在那，情急之下，當時我還是個小孩，我就一邊哭一邊呼救。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突然有一輛車停在我面前，從車上下來一個女士，把手伸給我，問我想去哪？我下意識用兩隻手抓住她的胳膊，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沒錯，那個畫面就是咱們小時候寫作文一個經典的畫面：扶盲人過馬路。

她把我帶到了下一個車站，反正就這麼著，一路上我是邊問邊走，就硬著頭皮也得走。最終提心吊膽回到家，推開家門的那一瞬間，我們家人都驚呆了，說：唉，你怎麼回來了？說，你怎麼回來的？我當時拍拍胸脯跟他說，我自己回來的那一瞬間，我感覺一路上經歷的艱難坎坷都不算傻了，心裡邊充滿的都是自豪。

好傢伙，我既然能從好幾十公里的學校自己回家，這這這我這事我都能幹，我世界上我什麼事我幹不了，就是一種自信油然而生，所以從那兒我也就對獨立出行有了一個特別的嚮往，儘管是嚮往這個自己出行，但是真正拿起盲杖獨立出行的時候還是幾年以後了，是因為我覺得我生活裡頭好像總靠著別人，但是別人又不一定有時間，他不一定願意，所以很多時候想去的地方不能去，甚至連買個牙膏牙刷可能都得等人家有時間，我就覺得特別受限制。

比如有一次我跟我一個好朋友，我們是住在一起。有一次他就帶我去吃飯，那飯店離我們那地兒不太遠，他就帶著我，我也沒拿盲杖，我那時候不像現在似的，上臺都得拿個盲杖，那個時候就是有人帶就不難。吃著吃著飯，他突然接了個電話。我聽著這意思就是有急事就得走，然後他就看我做，他又不好意思走，然後我就跟他說走，因為我想反正離我們那也沒多遠，就百八十米，一百多米這意思了，就是我說我自己回，他說你能自己回嗎？我說能，然後我就一邊催他，一邊跟他說走，他就走了。

走了以後我自己吃完飯就慢慢往回溜達，這一路上是又撞汽車，撞完汽車撞摩托車，撞完摩托車上撞腳踏車，翻了減速帶，還有蛇形門，反正一路上就很多很多的障礙，我沒拿盲杖，平時這麼就他帶我走我覺得毫無壓力，怎麼自己走起來這麼麻煩？當時特別懊惱，其實不光是這一件事，每次都是遇到一些不能走帶來的一些問題和尷尬。比如我想上廁所，突然就沒人帶，我也不敢去，就可能就得憋上個一兩個小時。如果想去個什麼地方，即使別人能帶我去，可能也得先跟他去辦一件事，這樣可能很長很長時間就過去了。

又一次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終於覺得我得拿起盲杖，我得自己走一下。這也是後來我為什麼做獨立出行訓練營的一個原始動力。我希望我和我的小夥伴們都能夠通過出行改變被動的生活狀態，拿回我們屬於我們自己的生活主動權，這是我的一個初心。

當然了，這出行對於我來說還有個天然的動力，就是戀愛嘛。我上大學的時候交了一個女朋友，她是外校的，我們就約定每個星期日下午見面約會。我剛才講了，一般情況我出去都是找人帶，但這事它不是一般情況，不太好找人帶啊。雖然他們都很想帶這件事兒（笑），我說還是我自己去吧。我就想好了一個地點，又問了很多人周圍可以在哪吃飯，可以在哪休息，反正就做到心中有數，壯著膽子就走出學校。經過一番問，一番探索，終於到了車站，然後坐上去約會地點的車就反正一回生兩回熟，一來二去，這個獨立出行就變成我的一個日常了，所以我也特別感謝這段經歷能讓我既獨立出行，而且也能過上吃飯、約會這樣的生活，特別是跟大家的生活離得越來越近了。這是我特別覺得高興的。

這個盲杖我已經換了很多根了。我現在越來越習慣拿著它，因為它帶我走出了我自己的小圈子，認識了很多朋友，當然這很多朋友裡頭就包括我現在的媳婦。有了這根盲杖，我加入了一個公益組織，也參與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盲人廣播的節目製作廣播團隊。那我作為賽會的註冊記者，報道了 2008 年殘奧會的盛況，甚至 2009 年我還拿著這根盲杖跟另外一個市場夥伴走了川藏線。

我印象深的是在坐著車翻翻越折鐸山的時候，特別是即使坐在車裡邊，也會覺得太陽特別炙熱，特別的烤。因為盤山，太陽一會在左邊，一會在右邊，一會又跑前邊，一會又跑後邊，感覺特別明顯，我就想，這是不是就是離天、離太陽特別近的感覺？還有在西藏的一個地方，我站在一片草地上，聽見遠處有呼隆隆、呼隆隆、好像過火車的聲音，我就問身邊的遊客們，這裡是不是有火車經過呀？這周圍有鐵路嗎？青藏鐵路嗎？他們說沒發現有鐵路啊。

後來有人說那是冰川，我說為什麼冰川會這麼大動靜？我心想那我走近了看看什麼樣。我拿著盲杖，順著這聲音往前走，嘿，結果越走聲音越小，最後，聲音變成了潺潺的流水聲了。

後來旁邊的人跟我一塊分析發現，是因為冰川。當你在遠處聽的時候，它是從四面流下來的水，水是從山上千年積雪流下來，位置很高，所以從四面流下來就是那種呼隆隆的聲音，但是如果你走到面前，面前就是個山，它流下來的水就是這一面的聲音，聲音就小多了，就像流水一樣，嘩啦嘩啦的，唉呦，當時我特別震撼。

其實對怎麼去感受西藏的風景，我沒有任何的期待。但這個自然的景象卻透過聲音的方式給我展現了它的巍峨，它的變幻莫測。它在自然中的一種可大可小的美。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盲人旅遊是有意義的，不是去了白去的，而且也不光是吃東西。從那開始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出行可能改變的不只是一個視力障礙人士的生活，可能更會改變他的世界觀啊。

我剛才講我那個我們組建了一個盲人廣播的節目製作團隊，實際上我做了 10 年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殘疾人之友，就是給這個小夥伴們報道殘障人的生活，還有他們需要的資訊，也有很多小夥伴很羨慕我們的生活，也很關心我們平時怎麼生活，怎麼做廣播節目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的一個暑假，廣州盲校有個初二的中學生自己來北京。他來到我們這裡學習廣播節目製作，他怎麼學的技術我不怎麼記得，但是我記得我們自己出去吃飯，去劇院看演出，我們拿著盲杖在前面走，他在後面跟著。一個多月後，小孩已經學會了廣播節目製作，離開了北京。又過了幾個月，他媽媽給我打電話說，青風老師，我們家兒子今天自己拿著盲杖坐地鐵回家了。我原來覺得這孩子看不見，本來就夠可憐的了，我再讓他拿根棍就更可憐了。現在我覺得這根棍對他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我以後得鼓勵他拿。後來就有好多人陸陸續續來我們這兒，有工作的，有實習的，有來小住的，反正就各種人就來。當然很多都是視障者，大家無一例外都從我們這兒開始了獨立出行的腳步。

其實我們在盲校的時候都學過出行的技術，包括怎麼用盲杖，但是很多人都沒走出來，可為什麼來我們這兒以後就會了呢？後來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這兒有一群本來就每天自己上下班、本來就獨立出行、甚至我們對獨立生活有一種信仰的這一群人對他的影響，因為我們拿著盲杖走了，所以他們也就自然跟著我們走了。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問題他及時就問我，慢慢慢慢就練出來了。

我在想我們全國有 1000 多萬視障者，如果他們周圍都能有我們這樣的人去影響，那是不是更多的人就能走出來？後來我就創辦了我們現在這個「金盲杖」自主生活訓練營，訓練營採用盲人老師帶盲人學生，在真實的環境裡邊進行訓練。我們的經驗就是你必須得在真實的環境裡邊，才能練就應對各種困難的方法。

因此，金盲杖的訓練都在真實的生活場景中進行，街頭、公園、商場、路口，公交站、地鐵上，都能看到視障老師帶著學員出行的場景。由於真實環境通常比較複雜，加之視障老師帶隊，我們要求每個學員都要精神集中聽老師說話，做到步調一致。

有一次，一位老師給大家上如何安全行走的課。這位老師講課的過程中，一位學員一直在跟人聊天，還不時邊抽菸邊溜達。老師幾次勸解都無濟於事，情急之下，這位老師大聲說：「你不聽我說，一會兒走路就可能有安全問題。咱們都看不到，能不能相互理解一下？」

那位一直跟大家聊天、自行其是的視障學員很驚訝，他問：「老師，你也看不見嗎？我聽著你前後溜達，還以為你看得到呢？我想，你是看得見的，所以不理解我們的感覺，我為什麼要聽你說呀！」得知我們的老師完全看不到，並實際感受到老師的出行能力，大家不但開始認真聽講，而且出行問題也多了起來。

從那次以後，每一次上課之前我們都跟大家介紹一下每位老師的視力情況，一方面使大家更加認同，另一方面也使學員們更加相信看不見也能獨立出行。

即便可以依靠盲杖探索路況，視障者出行的過程，依然免不了需要周圍人的幫忙。

我們的訓練營中有一堂特別的溝通課，要求學員在偌大的購物中心找到規定的商家。這時候學員不僅要依靠盲杖在商場行走，還要透過不斷詢問周圍人才能找到目的地。但張嘴問人這件事，對很多內向的人來說並不容易。有次溝通課後，我們覆盤溝通技巧，一位中途失明的小夥子激動地說：「我今天最大的收穫就是終於把臉放在兜裡了！」

「原來我出門不好意思問人，有時候明明目的地就在旁邊，因為不願意問人就是找不到，最後啥事兒也沒辦成。今天我的經驗就是，問就問了，也沒啥丟人的，人家知道我看不見還更願意幫忙呢。」

小夥子的感觸讓我一下子感覺到，在他放下面子的時候，其實放下的更是視障這個包袱，他比過去對自己的視障有了更多的接納。

從 2018 年到現在，金盲杖已經為將近 500 位視障者進行了出行培訓。每期訓練營的最後，有一個紅毯儀式，每個視障者拿起盲杖走紅毯，站上舞臺接受象徵獨立生活的金盲杖徽章。幾乎每個紅毯儀式，都有視障夥伴哭得泣不成聲。

我想，那些眼淚是獲得獨立的欣喜，更是一種掙脫束縛、獲得自由的激動。我經常看到金盲杖的學員獨自去了某個地方，然後興奮地發朋友圈，每當讀到這些朋友圈，我都能回想起自己剛剛獨立出行時的激動，同樣的感受讓我從內心為他們感到自豪。

前段時間，我到一個很大的公司去看望學員。我走到公司前臺，告訴這位學員我到了，不一會兒就聽到一陣「噠噠噠」的盲杖敲擊聲，伴隨著聲音由遠及近，這位學員走到前臺。我們互相叫著名字，走到了一起。他和我一樣，完全看不到，但在偌大的公司，他帶著我簽到、上樓，參觀他的辦公室和公司的各個部門，最後我們一起到餐廳吃飯，一切都十分流暢和自然。「我們培養出的人是什麼樣子，可能就是我們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

還有一次去寧夏，一位金盲杖的學員帶著我們幾個外地視障者去萬達廣場吃飯，偌大的商場幾個盲人敲著盲杖自然的走在人群中間，可能在別人眼裡我們是幾條可憐蟲，但我們當時的心情卻真的不錯，關鍵是當地的學員找到的餐館的確味道很棒。每當回憶起類似的經歷，我都充滿自豪，我覺得金盲杖給我們這個人群帶來的不只是一種出行技能，而是一種自由、從容的生活方式。我想這種生活方式，也將對人們看待視障群體的觀念產生新的影響。謝謝大家。

愛哲：

今天的第二位講述者帶來第二個世界，它是一個充滿誘惑又讓人痛不欲生的世界。講述者是葉亮，葉亮是點亮公益戒毒工作室的創始人。但他也曾經是一位吸毒者，有 6 年的吸毒史，從染上毒品到戒斷，他像從地獄一路爬回了人間。不止如此，他不僅救了自己，後來還救了更多的人。有請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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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亮

大家好，我是來自湖北省宜昌市宜林區點亮公益戒毒工作室的葉亮，非常高興能夠來到故事開放麥現場，也是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和這麼多的朋友來分享我的故事，以及我和我的同伴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其實對於我和我的同伴來講，毒品的傷害是刻骨銘心的。每一次當我面對公眾去講一遍我們吸毒到戒毒的過程，就等同於把好不容易結痂的傷疤又重新撕開一遍，疼痛倒還在於其次，最重要的是這種精神上的折磨。但就是這個樣子，我們還要去講，我們還要去做，我們還要去改變，因為比起我們身心和精神上的痛苦，社會上對我們的一些不接受和對這個群體的誤解，才是我們這個群體康復路上的最大的障礙。所以我們要講出來，我們要去做一些事情，讓更多的人去了解我們。既然我曾經吸過毒，那麼就讓我們的故事從我接觸毒品的那個時候開始。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家庭，爸爸媽媽從小就很注重對我的教育，也十分期盼我和在座的很多年輕朋友一樣，長大了之後能夠有出息，能夠光宗耀祖。我在成長過程當中也一直非常好學，沒有停止過努力，也在三十歲的時候順利成了家。並且透過自己的努力，在大學畢業之後很短的時間內，成為湖北省一家大型上市國企的副總。

2008 年，在當時的狀況下，我的收入已經超過了年薪 30 萬，也建立了良性的一些社會關係。成為了我們宜昌市的政協委員，也建立了非常廣泛的一些人脈。總之那個時候，在家人、朋友、領導和同事的眼裡，我算得上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人，我也很滿意在當時我的生活狀況，一直到 2008 年的冬天……

應該是在一個很普通的聚會中，我喝醉了。

迷迷糊糊的時候，我的一位朋友，我到現在都清楚的記得，那一幕就像是刻在我內心最深處，他遞給了我一顆麻古。他說這個東西可以解酒。這個麻古在 2008 年的時候，相對來講還比較普遍，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之前聚會的時候我聽說過，我知道它是毒品。麻古的主要成分實際上也就是甲基苯丙胺，是冰毒的一個粉劑，雖然說它的毒品純度並沒有達到冰毒那麼濃，只有很小一顆，是大家平常吃的普通止疼藥的 1/ 4大小。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種強烈的藥物反應，而且它真的可以解酒。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很強烈的精神滿足，也就是這樣的一次接觸，那種前所未有的刺激讓我就再也放不下來。

於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就會產生去吸食麻古的念頭和衝動，當時也就是在一個很相對來講比較封閉的小環境裡面，就是我的圈子裡面的一些朋友，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覺得我的事業家庭都還比較順風順水，經濟條件也還算得上優越。雖然對毒品的危害有一定認知，但是我太自信了，總覺得這個東西就是一種小資情調的娛樂品，偶爾玩一玩沒有關係，不可能會上癮，也更不可能被它控制，恰恰就是這種過度盲目的自信，讓我流連其中，樂此不疲。

漸漸地，隨著吸食毒品的次數增加，我的身體慢慢地發生了變化，對它產生了依賴，我已經不再滿足於特定小圈子和朋友酒會、聚會、接待之後的使用，而變成不分時間、不分地點、不分場合肆無忌憚地吸食。甚至在吸食的過程當中，為了追求更大的感官刺激，加入了一些純度很高的冰毒。前前後後，我記得應該是 2008 、2009 、2010 這樣一個時間段，我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癮君子。

最可怕的是，我對這件事情好像沒有什麼很深刻的感覺，當我一次次痴醉於毒品營造的幻境時，毒品如同惡靈一樣改變了我。我開始上班遲到，我的行為開始變得暴躁，工作的時候也好像失去了道德和規則的約束，開始覺得對身邊的人真不真誠無所謂。

不管是家人朋友還是我的工作夥伴，我曾經被津津樂道的那些優秀品質，對家庭的責任，在事業上的上進心，甚至是社會影響力，在我的眼裡慢慢失去了價值。我開始編造各種謊言去逃避工作，夜不歸宿，終日流連於賭博、毒品、色情之間。大家都知道黃賭毒不分家，我整個人就變得自私、野蠻，在我現在來看來，甚至是下流和汙穢。

總之，大家平常在禁毒宣傳當中看到的吸毒者的故事，在我身上一頁都沒有跳過。最終在毒品的作用下，我離開了工作十幾年的企業，多年積攢下來的將近 300 萬的家庭存款，也都在我的燈紅酒綠中化為了嫋嫋毒煙。失去了工作，沒有了收入。最窘迫的時候，我為了支付吸毒開銷到處借錢，甚至連我女兒存錢罐裡的硬幣和壓歲錢都被我偷去買了毒品，生活過得一塌糊塗。

由於長期吸食毒品，我的身體機能和神經系統受到了損傷，出現了嚴重的幻聽幻視，成天胡言亂語，疑東疑西，並且伴有嚴重的暴力傾向，經常鬧的左鄰右舍日夜不得安寧，甚至對家中親人拳打腳踢、橫刀相向。

當時，我們集團有一個酒店有 38 層。我經常因為吸毒產生嚴重幻聽，半夜爬到 38 樓頂樓，在那裡大喊大叫。我上學的時候經常看封神榜，幻覺中我成了大明法王，到處找如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一個孔雀。連續半個月，我天天晚上在 38 樓大喊大叫：如來，你在哪裡？我要跟你比武。就是一個神經病。

萬般無奈下，我的父母將我鎖在屋裡強行戒毒。毒癮上來時，心裡像是有一萬隻螞蟻在爬、在咬一樣，渾身顫慄，連進食和睡眠都無法正常進行，每天要靠吃大劑量安眠藥和鎮靜劑才能讓消停一會兒。這種方法雖然有效，但不能持久，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趁父母不注意時溜出去到處找毒品……我也想過改變，想戒斷毒癮。可身邊已空無一人的生活，毒品更加變本加厲，刺激我的神經、挑逗我的記憶、消磨我的意志，我一次一次發誓戒毒，又一次一次地重新拿起吸管……

一直到了 2014 年的 12 月 24 號，也就是以平安夜的那一天，我被送進了湖北省強制隔離戒毒所，在那裡接受了強制隔離戒毒的治療。只有這種極致的辦法，才能夠對抗毒品的無孔不入。說簡單一點，一旦沾染上毒品，靠個人的意志，幾乎是沒有辦法去戒毒成功的，請大家一定要記好這句話。

強制隔離戒毒是一場靈魂的博弈，它讓你感到痛不欲生的時候，它也讓你脫胎換骨，我偏離的人生方向慢慢被撥正。在強戒所，我開始不斷反省。父母對我的倚重，妻子女兒對我的依賴，我對事業的依念。這些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都因為我的過錯而錯過了，我是真的很後悔。

用一場戰爭形容強制戒毒一點不為過，對每一個戒毒者來說，幾乎是從毒品的地獄裡面一步步爬回人間的，當然，還有人終生都爬不回來。

2016 年，我離開強戒所回到家中。愛人、女兒、父母都非常支援我，但他們沒有看到過身邊有成功戒毒的例子，所以很擔憂，不知道怎樣幫助我。我看到了他們的擔憂，也想打消他們的擔憂，讓他們對我有信心，所以我和沙洋強戒所管教民警、公安禁毒民警、禁毒社工成為了朋友，他們給與了我很多的支援，特別是給我引薦了國內比較知名的戒毒康復典型和老師，指導我持續的參加戒毒同伴小組活動，也參加了一些公益禁毒宣講，我重新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生命價值，也慢慢抬起了頭。

我希望透過參加志願服務活動，讓我身邊的人、尤其是家裡人知道，他們的丈夫、兒子已經變了，他敢於面對自己的過去和不堪了。

2018 年，我和幾個戒毒的同伴一起，成立了點亮公益戒毒工作室。目前是湖北省唯一由戒毒康復人員發起成立、專業從事社群公益禁毒宣傳、組織戒毒康復及預防復吸訓練、禁(戒）毒同伴教育、青少年毒品預防教育、涉毒家庭關愛、就業創業幫扶等公益志願服務活動的社群矯正類社會組織。

發起成立這個組織的初心其實很簡單，就是害怕自己又走老路，走上覆吸的回頭路，那就完蛋了。人和人之間是有能量交換的，我在向戒毒時間比我長的前輩學習時，自己也慢慢地變成了榜樣，重要的是要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改變和進步，讓自己能夠有信心堅強起來，好好活下去，重頭再活一次。

一直以來，我們做的是倡導「遠離毒品，但不要歧視和拋棄戒毒康復人員和他們的家庭」。但很多時候，人們做毒品預防教育，習慣把毒品的危害和吸毒的人聯絡到一起的：只要你吸了一口毒，就永遠戒不掉，只要你吸了毒，就會拿刀拿槍，變成紅眉毛、綠眼睛。這種方式當然有一定作用，可以幫助青少年和普通社群居民提升識毒拒毒、自我防範的意識，但反過來，也會讓很多人對戒毒康復人員另眼相看，甚至排擠和仇視我們。

你會怎麼界定一個戒毒康復人員呢？他首先是毒品犯罪的受害者，因為如果世上沒有販毒的、沒有毒品存在，也就沒有吸毒者；第二，他是一個違法者，從事違法交易、吸食毒品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法規；最後，也是常常被大家忽略的，他也是吸毒帶來的濫用藥物導致成癮的病人。

在我們這個群體當中，很多人的內心是非常脆弱的，我身邊有很多的同伴從戒毒所裡面出來了之後，就把自己關在了家裡。因為家裡人不能夠理解他，他也不懂得怎麼樣去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就會把自己關在一個兩三個平方的小房間裡，我們身邊一個同伴， 8 個月沒有出過房間，他覺得只有在戒毒所裡面才會有人去理解他。

站在更大的範圍去看涉毒家庭，也是目前我們這個社會當中真正的最底層。過去在我吸毒的時候，我是我們整個大家族的恥辱。甚至我的堂姐到家裡去看望我爸爸媽媽的時候，對我爸說，大爹，你最好勸葉亮死了算了。我爸爸一直到今年都還在唸叨這句話，他感到非常羞恥。不光是我的父母，因為我，我的愛人、我的女兒，他們都抬不起頭做人。

吸毒是可恥的，但戒毒也可以成為一個人嶄新的起點。你可以透過努力去重新獲得自由和尊嚴。工作室成立 6 年來，我們持續地實施了一個專案，它的名字叫做點亮新生戒毒康復人員社會融入服務專案。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擁有了黨員幹部禁毒民警、禁毒社工、戒毒康復人員、涉毒家庭家屬和普通社群居民共同組成的點亮新生公益禁毒志願服務隊。

我們的志願者人數已經超過了 500 名，就在我們宜昌，其中 85% 是我們的戒毒康復青年，已經在我們湖北的 124 個社群開展了禁毒宣傳、青少年毒品預防教育、涉毒家庭關愛、職業技能培訓、就業創業幫扶等各種形式的資源服務活動。我們活動開展了 600 多場次，服務人群突破了 11 萬人次，直接為 3000 多名我們的戒毒康復同伴提供了同伴教育、預防複習訓練、職業技能培訓、就業創業幫扶等社會服務，為超過 1000 名我們的涉毒家庭的家屬提供了心理疏導、家庭關愛服務。

2018 年，機構剛剛才起步的時候，因為缺乏活動經費，我帶著戒毒康復同伴在我們夜市攤子上，抱著盤子去推銷飲料，因為我們要籌資金。湖北宜昌大街小巷都是有燒烤，都有夜市攤。我們去推銷 8 塊錢一杯的飲料，給我們的提成是 3 塊錢。有一次在推銷飲料的過程中，突然之間有個 30 多歲的小夥子出現了，好像是我們集團下屬二級單位的一個副經理。他看到我，很熱情給我遞煙、叫「葉總」，我記得很清楚，是一包軟中華，當時就抽了一根菸、然後他就很納悶問我，葉總怎麼這幾年沒看見你了啊？我當時帶著大概有四五個同伴，我就實話實說，我說我剛才戒毒出來不久，他聽到這話之後，很輕蔑地瞟了我一眼，把要遞給我的第二根菸又裝了回去，轉身離開了。

這一幕我現在都感到特別羞辱，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覺得自己可憐。我還帶著這麼多同伴，只有咬咬牙，抱著盤子再去找下一個客戶。這個過程是無比艱辛的，但是當我們去做這樣的事情，我們堅持做下來了之後，我們也收穫了很多，在我們團隊中很多的同伴被評選為我們湖北的最美志願者、宜昌好人等榮譽稱號。這樣的一些收穫給了我們莫大的一些情感支撐，雖然我們幫助別人的初衷是為了幫助我們自己，但好像也得到了超出意外的一些社會的獎賞。

比如我們做的「家屬課堂」，是針對戒毒康復人員家屬進行的培訓，培訓的內容涵蓋了幾個方面：我的孩子為什麼會吸毒，我的老公他為什麼會沾沾染毒品，他吸食的是什麼毒品，有什麼藥理作用？從這些培訓中，讓戒毒康復人員重新獲得家庭理解與包容，之後，再讓他加入到助老助殘助幼的社群志願服務中。

透過社群內的人群傳播，這個戒毒康復同伴的自信心就會慢慢恢復了，更為關鍵地，他的生活交往圈子就會擴大，開始有正常的朋友圈。那些「正常」的朋友當然會保持警覺，但是那同時那對戒毒康復同伴也是一種勉勵，「我不能再做出虧待大家信任的事」。

除了這些嘗試，我們還設計了「公益禁毒工具包」，其實就是一整套戒毒康復人員的幫扶路徑，包括「戒毒所前置教育、禁毒社工講堂、涉毒家庭家屬課堂、社群志願服務、新生驛站建設、戒毒康復個案輔導」6大版塊，每個版塊都有相應的教材、課程、教案，活動方案，還有評估機制，可以根據具體需求來參照實施。

光靠我們機構的力量還是有限，我們希望這一套工具包，未來能夠免費讓更多的機構、社群、組織和家庭甚至是公安司法機構來參照使用，所有人共同努力，才能幫助更多的夥伴找到適合自己的康復路徑，早日迴歸日常生活。

戒毒是一條漫長的路，再過幾天，也就 12 月 24 號，那天既是平安夜，也是我的結婚紀念日，也是我的最後一次沾染毒品的日子。今天距離我最後一次沾染毒品，已經過去了整整的 10 年，但我仍然不敢放鬆。我每一天還在堅持去總結我自己的心理變化和行為，同時也在根據自己的心理歷程和夥伴們的表現不斷的去最佳化我們的服務，希望我的身邊的夥伴們能夠早日為社會貢獻價值，走出他們的困境。

今天很高興能夠把我的故事分享出來，因為我的個人經歷和我們機構的成就，我經常受到媒體的採訪，也受到很多政府的表彰，是很多人眼裡的戒毒典範，甚至有人說我是戰勝毒品的英雄。但這一路走來，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知道，這條路有多艱辛，有多慘烈，有多考驗人性，這是一個普通人的戰爭，我不是什麼強者，在我和毒品糾纏抗爭的這十幾年當中，我給我的家人、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傷害，恐怕是我用餘生都無法挽回的。

我不是一個合格的兒子，也不是一個稱職的丈夫，更不是個優秀的爸爸。代價太慘痛了，即便是我走上了公益禁毒的這條道路，也只是把我的生活恢復到了正常人的一個起點，我們只能夠讓自己慢慢再好一點，有了能力再向家庭、向親人去做彌補。我也深深知道，有些傷害不是嘴上說就可以的，是永遠都沒有機會再去彌補了。

而真正的強者，是那些能夠抵禦慾望的侵蝕、能夠堅守道德底線的人，是那些對身邊的不良誘惑說「不」的人。

原本我想講一些我們如何幫助戒毒人員康復的事例，但機構的工作，總歸屬於事後的彌補，所以我還是想把自己的吸食毒品和戒毒的經歷講出來，希望聽者以我為鑑，無論何時何地，永遠永遠不要嘗試毒品的「第一口」。

但如果事情已經發生，我們願意做永遠陪伴你去改變的那個人。

愛哲：

下一位講者是一位叫韓娜的 90 後，她來自一個慢一點的世界。韓娜因為求職，進入了心智障礙公益組織，一做就是七年，這七年間，她認識了一群很慢的人，也因為認識他們，她看到了一個被困住、被誤解、被看輕的群體，也看到了一個更加單純的、很直接表達愛的群體，她想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有請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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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娜

大家好，我叫韓娜，是一名九零後，我從事心智障礙服務已經7年了。我大學的專業應用心理學，在校期間曾經做過早期康復機構的志願者。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了心智障礙者。早期康復機構的心智障礙者年齡都還小，看起來和普通小朋友沒什麼兩樣，但因為知道他們是有障礙的小朋友，內心自然生髮了同情，但也有明顯的距離感，尤其在老師介紹過各種注意事項之後，更不敢過多接觸他們了。那時候我還太年輕，和很多人一樣，有同情心，有同理心，但不瞭解情況的同情心，能做到的事情是十分有限的，也容易招致一些誤解和麻煩。

最後，我決定真正走近他們，倒不是懷揣著什麼偉大的理想，或者有多大的悲憫，只是覺得這個領域我可以嘗試。面試的時候還挺躍躍欲試的，當老師介紹到大部分心智障礙者有情緒問題時，他們非常嚴肅，讓我考慮清楚，不要一時上頭來選擇這份工作，我有點蒙了，不過，老師的勸誡也沒我退卻，我最終也如願面試成功，走進這個行業。

第一天上班時，帶我的老師和我講的第一句話是，保護好自己。

啊？這是什麼高危的工作嗎？為什麼要保護自己？還沒等我多想，突然一個二十多歲、長相干淨的男子，面帶微笑走到我面前，當著我的面，一下子脫掉了自己的褲子。我又懵了，又強壓內心的恐懼，不敢有什麼反應，看我沒什麼反應，他待了一會兒就走了，我這才靠著牆，深呼吸，自我安慰邊拍胸口邊說沒事，靠牆站了一會，才慢慢緩過來，回家時，我家裡人聊天今天的工作時，眼淚不自覺的流下來了。

這就是我們需要時常面對的奇奇怪怪的情況。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做某些事情意味著什麼，如果是普通人，這種就叫露陰癖，是可以報警的，但心智障礙者可能就是剛好突然因為什麼機制，觸發了這個行為，也可能是一種錯誤的表達方式，他們只是想要和別人互動，但無法選擇一種合適的表達方式，甚至只是為了求得一點關注，這些都要根據實際情況來看。

我跟老師反饋了我遇到的問題，老師指出，只有讓他們看到我的友善，我才能找到和他們互動的方式，他們才會慢慢信任我，如果我躲著他們，他們也能感知到，就會找事情求得一些關注。

於是我慢慢學著去接近他們，主動打招呼，主動和他們分享想法。我沒想到的是，努力的成果來很出乎意料，得到他們的信任之後，他們會反過來關心我，照顧我，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給我。我們在機構裡面，稱這些心智障礙者為「夥伴」，當有的夥伴有情緒針對我的時候，會有其他的夥伴出來給我打抱不平，有一次，我甚至收到了夥伴用自己掙的錢給我買的禮物。說實話，我甚至感覺和他們的交流，要比和普通人的交流更加容易，他們不過是想到得到別人的看見和尊重罷了，一旦得到，他們會非常會表達自己的愛。

我們機構有個夥伴叫小宇，今年二十一歲，我來講講我遇到他的故事。大概是去年十月，我第一次線下看見小宇時，他看起來瘦瘦高高，戴著一頂棒球帽，一直低著頭，很想把自己藏起來的樣子。

我那時候已經工作了六年，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我上去和小宇打招呼，告訴他室內是可以脫掉帽子的。但小宇一直搖頭，不說話。我以為他是擔心帽子丟了，便說你可以把帽子放到自己桌子上，放心，很安全，沒有人拿。他又搖頭，然後問我，你扎過針嗎？

我說，我生病的時候打過點滴，扎過針。他這才抬頭看向我，說，我每天都扎針，紮在腦袋上，我問他為什麼扎針，他說我有病，有癲癇，要在腦袋上扎針，我就問他，誰給你扎呀，他指了指站在他不遠處的女人說，我媽給我扎，我媽可厲害了，她包裡有很多針，我一犯病，她就拿針扎我，紮好幾個。

他媽媽見到我和小宇說話，走過來告訴我，帽子是小宇自己也要帶的，「經常扎針，他怕醜，就戴帽子遮一下」。透過和小宇媽媽的交談，我才知道，小宇的智力只相當於一個 5 歲的兒童，而且還是弱視，看東西的時候，需要把東西貼在眼睛上才能看清。日常生活根本離不開人，平常用的物品都放在指定的位置，所以他身邊一刻也離不開人。

小宇媽媽為了治療小宇的癲癇，去學了針灸，她說起來語氣中帶著驕傲，但更多時候，她看起來很焦慮，也很憔悴。癲癇經常發作，很多機構不接收小宇，外婆年齡又大了，她實在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因為小宇的情況，家裡人什麼也不讓他做，連倒一杯水，也是家人倒好，再遞到小宇手中。

聽到小宇的故事，我們決定開始幫助他。我們得知小宇很喜歡車，對車牌非常感興趣，只要看到車牌，就能準確說出是什麼地方的車。小宇最大的夢想，就是擁有一輛自己的車。我就問小宇，買車需要錢，你準備多少了？小宇說，他沒有錢，媽媽有錢，媽媽買。我說，可那錢是媽媽的，不是你的。他說，很多人的車都是父母買的，為什麼我不能？小宇也很聰明，一旦媽媽對他提出要求，要他做什麼事，他就用發脾氣的方式來抵抗。

我們初期和小宇媽媽一起嘗試制定了一個買車計劃：家務獎勵金打卡。做一次家務，就給一次錢，而且家務要讓他自己選，只要家務做完，立刻給錢，以此來增加他的信心。可是計劃並沒有像我們想象中那麼成功，第一個月還可以，之後，小宇要麼談條件，要麼拖延時間，媽媽的耐心也耗盡，很無奈，問我們還有沒有別的辦法。

當時正好機構設計了一款「自煮泡麵」大賽。對，就是這麼簡單的技能大賽，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根本不用學。可對於心智障礙者來說，可能需要專門學習。好在它簡單好操作，很容易學會，再加上有獎金和獎品，吸引力一下子就上來了。

我邀請了小宇來參加，小宇媽媽一口就回絕了。小宇是弱視，看東西都很費勁，更不要說煮麵了。我就請小宇的媽媽先問問小宇的意見，有時候，我們是需要想辦法跨過家長的判斷來做嘗試的。不出所料，小宇一聽說有錢，想著有錢之後就能買車，熱情高漲，一心撲在了做面上。

因為小宇弱視，所以得先找到適合他的工具，小宇的媽媽先後找了很多種不同樣式的鍋，讓小宇嘗試煮麵，終於找到一個款小宇能容易操作的鍋，只要媽媽在旁邊指導，他就能把面煮好，他們還梳理了煮麵的流程，用圖片和文字打印出來，做了各種貼紙標識，然後就是練習，練習，不斷練習，最後，經過一個多月的練習，小宇終於可以獨立煮泡麵了。他們報名了大賽，還把煮麵的影片發到了抖音上，收穫了很多鼓勵和誇獎。就是那段時間，家裡得一直吃泡麵。

小宇從小有外婆陪伴長大，學會煮麵之後，小宇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外婆八十歲的生日時，給外婆煮長壽麵吃。媽媽很支援小宇的想法，把外婆愛吃的幾樣菜也告訴了小宇，陪小宇去買菜，練習切菜，整整練習了一個月。外婆八十歲生日那天，小宇揹著他自己的鍋，去到外婆家，給外婆煮了一碗長壽麵。

外婆看著小宇趴在桌上切菜，每一刀都要找位置，她一直心驚肉跳，怕小宇切到手，怕小宇誤操作了什麼開關。可是一切順利，外婆吃到了小宇親手做的長壽麵，她說她這輩子從來沒想過有一天小宇居然可以給她煮一碗麵。

這之後，小宇的生活也豐富起來，從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少爺」，成了經常要給家裡人做飯的暖男，經常揹著鍋到親戚家，給家人煮麵。有一次，小宇問我喜歡吃什麼，說要請我去家裡做客，讓我嘗一嘗他的手藝。

學會煮麵的這半年時間裡，小宇開始關注他自己之外的事情，開始主動照顧家人，主動學習買菜，學習自己坐公交車。小宇媽媽沒有以前麼焦慮了，小宇能做一些事情，情緒上也穩定很多，小宇媽媽因此也終於放下心來做點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小宇是我們一個非常成功的幫助案例，但大多數的心智障礙者，還處在傳統的認知裡，家裡人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接觸到類似我們這樣的機構，去開啟心智障礙者的生活，給他們非常實際的、而且要非常有效的激勵和支援。

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心智障礙者從零歲到死亡都是需要支援，而且根據每個人的情況不同，需要多種策略和方法的嘗試，而且他們接受和嘗試的過程和時間，要比正常人慢很多。

說到心智障礙者，大家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模糊的認知，但具體的心智障礙，包括孤獨症、唐氏綜合徵、腦癱等等，他們小的時候會在康復機構，到了學齡階段會去融合學校或者是特殊學校，到了青少年，少部分就會去職業學校，康復機構，成年的，能夠就業都是少數，一部分在康復機構，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家裡。而他們大部分的一輩子都是在被選擇或者被安排下生活，小的時候去康復，上學被學校挑選，長大了，被機構挑選，這一輩子，很少有自己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生活的機會。

我們經常講，心智障礙者的權力都被我們最親近的人給剝削了，哪裡還有自己的想法，甚至說不的機會都沒有，發一下情緒都是他們的不對，所以，很多時候就會有負面的新聞報道他們，很多人還稱他們是傻子，瘋子。甚至見到心智障礙者，會本能的躲避、害怕，或者嫌棄，當然也有很友好的人。但人們對於心智障礙者的看法，會因為慢慢了解而改變，很多看似不友好的本能反應也會在瞭解中得到糾正，很多刻板印象就會被打破。

幸運的是，在我從事心智障礙服務的7年時間裡，我看到了他們的笑臉，聽到了他們的想法，比如小宇，他就不是刻板裡面的心智障礙患者，他喜歡汽車，想要賺錢買車，為了買車去學習煮麵，又因為煮麵慢慢能夠獨立做更多事情，更拉近了和親人的關係，這一系列良性的迴圈，是我們最願意看到的。

之前，我們向機構的夥伴解讀「心智障礙者」的詞彙時，他們明確表示，非常討厭這個「心智障礙」這個詞，他們說，他們是用心生活的青年人，要我們叫他們「心青年」。

關於「心青年」的故事還很多很多，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故事開放麥分享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想讓更多普通人聽到我們的故事，看到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我們的機構叫北京市豐臺區利智康復中心，我們已經在社群做心智障礙者服務做了二十多年。

在這二十多年裡，我們一直被注視，但並非被重視，當我們帶著心智障礙的「孩子們」到公園玩耍，總能遇到鄰居的質詢，你們為什麼要出來？為什麼不把他們關起來，他們有的人，甚至和我們一起在同一個社群做了二十年的鄰居，有時候，公園的保安也會一直尾隨我們，還總會問「你們什麼時候走？」，當我們行走在路上時，家長會迅速拉開身邊的孩子，乘坐公交地鐵，周圍人都主動讓座，並趕緊離我們遠遠的。當我們向陌生人介紹自己時，很多人的回應是：太可憐，不容易。當我們向陌生人問好時，他們有時像看傻子一樣看著我們，有時候會甩來一句「有病」。

我們意識到，讓心智障礙者能夠多一些生存技能，多一些社會化，只能解決心智障礙者向內的處境，但外部的處境，要不斷地透過向社會展現他們的生活和狀況，向外界展示他們的所思所想，才能真正的改善他們的外部處境，才能真正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也讓心智障礙者的家庭，得到更多社會的理解和尊重。我們能做的改善他們的內部處境，他們也是一樣的普通人，也想交朋友，想看世界，不需要做太多，只需要在有他們出現的地方，以平常心，以一個對待普通人的心態和目光，平等地對待他們，這對他們來說，就已經是如同禮物一樣的善意。所以我也希望藉助故事FM 的平臺，希望大家多一些瞭解、體諒和尊重。謝謝大家。

愛哲：

最後一位講述者是梁鋒。他帶來的是理想主義者跌跌撞撞的世界。梁鋒是一位全職的公益人，國家中級社會工作師。他因為一腔熱血，撲進了小縣城的公益事業當中，15 年跌跌撞撞的走來，無數次遭遇質疑、無數次懷疑自己，也傾盡了人生所有。有請梁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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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鋒

大家好，我是來自於瑞安市黑眼睛公益發展中心的梁鋒，浙江瑞安人。

很感謝有故事開放麥這樣的一個分享平臺，讓我有機會分享我的故事。我出生在農村，見過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輟學，我當時就想，長大以後要賺很多的錢去幫助他們。這只是一個很樸素的想法，但是在今天看來，這個想法與其他同齡人相比還是另類了一些，一個理想主義者在今天並不是一個完全正面的詞彙。

從學校畢業後，我進入一個大型商業公司工作，我以為年少的夢想已經拋到了腦後。但在 2009 年意外接觸公益領域後，我就想跨界做工公益了。一開始非常簡單，就是想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當然那個時候也有一些錢，也有一些底氣。方式比較簡單粗暴，就是在瑞安的街頭擺攤義賣籌集善款。同時也想透過讓大家看到募集的一個過程，讓更多的人來加入，當時我是利用自己的週末的時間出去擺攤，為了賺足人氣，我去瑞安本地的這個 BBS 貼吧去發信息。

很多本地熱心的年輕人，還有一些周邊城市的陌生朋友都會到現場來支援我。我們每次籌集的善款都不一樣，有多有少，經過大半年的義賣，其實只義賣了一千來塊錢，十五年前在這個小縣城，一千來塊錢雖然算不多，但也算不少。帶著錢，我去當地的慈善總會，捐給了當地的慈善總會。後來他們問我是否願意一起去慰問，第一次全程參與幫助他人，我非常高興，感受到了比工作賺錢更有意義的滿足感跟獲得感。

做了幾次的善款籌集之後，我的想法也慢慢變了，感覺一個人的力量非常有限，應該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成立一個團隊去做事情。說幹就幹，我馬上開始在貼吧搖人，沒想到有幾十個人響應。我給大家拉了一個 QQ 群，我們的自發小團隊很快就成立了。隨著我們的工作開展，當地的慈善總會找到了我們，建議我們成立一支義工隊伍，但是這個提議遭到了部分團隊夥伴的反對。

反對的夥伴認為公益就應該是自發的，也是自由的，成了義工隊，不就等於變相被收編了嗎？他們認為違背了他們做公益的初心，但我認為應該建立一支正式的隊伍，這樣我們師出有名，社會的公眾對我們以後更加信任，做起事情也更加便利，最終有十個人認可了我的想法，留了下來。

我用詩人顧城的詩句，給我們的義工隊起了名字，就這樣，「瑞安市黑眼睛慈善義工隊」誕生了。「黑夜、眼睛、光明」三個詞是我希望能夠為弱勢群體尋找到屬於他們的光明。

瑞安是個小縣城，當時的民間公益服務團隊很少。而「黑眼睛」成立之後，就開始大街小巷和往返貧困山區做活動和做服務，很快，黑眼睛就在小城「出名」了。當人們在路上看到乞討者或者有人需要幫助，他們會第一時間拍照發到貼吧，向我們尋求支援。備受信任和認可，我們非常高興。

可是很快，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已經不是一支簡單的義工小團隊能夠承受的了的，尤其是有癌症和白血病這種重疾患者家屬找我們，要幾十萬、上百萬的捐款。我們當然拿不出來，患者在著急之間，也會用髒話問候我們的家人，說我們是虛假公益。

這件事情讓我一度反思，我是不是不應該或者不適合做公益？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探索，我發現我們最大的癥結在於泛而不專，只要有需要就幫忙，這是一種比較樸素的善意，但真正做公益，不僅需要善意，還需要專業，才能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光有好心不一定能辦成好事。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明確了服務範圍，那麼也不會給人有我們無所不幫的印象，造成受困者一些過度甚至錯誤的期待，也浪費了他們寶貴的求救時間。因此，我打算開始做減法，把原本綜合性的服務，改為只聚焦在青少年幫扶的領域。

機構聚集到青少年領域之後，我專門去學校進修了「社會工作」專業。後來也迎來了一位需要專業幫助的 16 歲少年。他叫小光，一名失足少年，因涉嫌盜竊關押在看守所。小光兩歲爸爸意外去世，媽媽受不了打擊精神失常，從小跟隨常年吃藥的爺爺長大。因家庭變故和貧困影響了他的性格，沒有朋友，除了爺爺沒有人關心他。他渴望得到朋友和關心，他不斷地去討好別人。初中時期，為了幾個所謂「好兄弟」，他被威逼利誘去盜竊，從一瓶飲料開始，直到多次盜竊被抓。這些錢都是用來還債給「好兄弟」的，原來是好兄弟給他買過飲料，帶他打過遊戲。他以為的好兄弟之間的友善，卻變成了債務，變成了高利貸，利滾利，他要不停地偷竊去還這些債，他們一次次威脅不還錢就曝光他的偷盜行為，只能一次次逼迫參與盜竊。

當地檢察機關找到我說，小光是未成年人，犯案情節較輕，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可以從輕處理，直接釋放，又怕達不到教育目的，檢察機關希望能夠將小光委託給專業公益服務機構，進行「教育、感化、挽救」，這剛好與「黑夜、眼睛、光明」的公益理念方向一致。

這裡先說一下「黑眼睛」幫教的三個階段：前期，「社會調查」，中期，「考察幫教」，後期，「跟蹤回訪」。

第一步是社會調查。我們接受了檢察院的委託，先對小光進行一系列的調查，包括他的成長經歷、家庭情況、違法因素、幫教條件等等。之後，我們向檢察院提交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包括我們之後的具體幫教方案。調查報告提交後，小光獲得了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檢察機關對他作出了「附條件不起訴」的決定，考察期為6個月。

「附條件不起訴」是一個法律術語，簡單地說就是附加條件的不起訴，如果在考察期內表現良好，就可以獲得不起訴的機會。

第二步是對小光進行考察幫教。小光回到家中，回到爺爺身邊之後，我們會聯絡學校或者校外的一些輔導機構，對小光做學業輔導，也有專人對他做相關的心理輔導。與此同時，我們會對小光的家庭做具體的經濟救助，比如幫他爺爺尋找合適的工作，解決基本生活的問題。另外，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對他做一些法律法規的知識普及，也讓他能夠多與他經常往來的朋友交流心得，也就是我們的朋輩教育群體的構建和引導服務，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想辦法幫助還是少年的小光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在我們的多方努力下，小光順利通過了六個月的考察幫教期，爭取到了不起訴的決定書，從原本要判刑的犯罪分子，成了復歸學校的學生，人生又重新回到正軌。

最後是跟蹤回訪。6個月的幫教期結束後，我們並不會立刻結束對小光的幫扶，而是會持續一到兩年，密切關注小光的生活情況，如果他重新需要幫助，我們會繼續給予支援，幫助小光度過緩衝期和適應期，避免小光因為個別困難，重新陷入過去的旋渦，從而徹底走上正軌。

令人欣慰的是，小光在我們的幫扶下，現在也已經成年。畢業後，他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開始承擔起家庭責任，贍養爺爺，生活也迴歸了平靜。很多像小光一樣差點成為少年犯的孩子，在我們的幫扶下，讓過去的一時失足，成為了一段小插曲，最終過上了正直、坦蕩的生活。

未成年犯罪的問題，並不是單一的個人問題，而且一旦被判刑，人生就會有社會性的「汙點」，他們還是未成年人，未來的一生，都將要與這個「汙點」對抗，對抗不過的，就會重走老路，等到成年之後，很多事情就很難挽回了。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涉罪未成年人都適合做附條件不起訴，他需要滿足多個條件才可以，未成年人、案件情節較輕，有悔罪態度，達成諒解等諸多因素。

像小光這樣的孩子還很多，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機構一對一的幫扶，有些事情還是鞭長莫及，我們也有幫扶困難的物件，他們一旦在幫教期走入社會，不確定因素太多，就很容易左右他們的意志。

為了更好地幫助他們，我帶著團隊，籌集了一百萬的資金，在瑞安建了一個未成年人的關護基地，我給它取名叫「葵園」。

瑞安屬於沿海地區經濟相對不錯的縣城，外來流動人口較多，葵園不僅可以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服務，還可以為「三無困境未成年人」提供臨時庇護，他們是無監護人在身邊，或是無固定居住點，或是無工作的未成年人。

葵園建成之後，接納了很多像小光一樣的迷途羔羊。十餘年間，我們服務了 900 多名涉罪未成年人，已成功幫助 318 名涉罪未成年人復歸社會，其中已有 22 名「迷途羔羊」復歸學校後考上大學。後來比較遺憾的是，因為租金上漲等問題，葵園被迫不再續租了。但看到一個一個具體的孩子都逐漸走上了正途，我感到「黑眼睛」也找到了它終身的公益使命。

葵園雖然被迫關閉，我們的服務並沒有停止。

葵園之後，我們聯合了關注青少年成長的一些社會組織、公檢法、教育等部門，發起了進入學校關注陪伴未成年人服務的一些專案。與此同時，我也深感到一個民間公益組織的局域性，我們即使做得再好，做得再專業，我們的服務也是隻能在一定範圍的區域做，全國還有那麼多的孩子需要幫助，尤其是國內專注做這個領域的公益組織其實是不多的。這些孩子的家庭情況比較差，父母的文化程度也不高，怎麼辦？我們又不能直接在全國各地去覆蓋，或者說去做服務，人力物力來講都是無法辦到的。

於是我帶著我們機構的夥伴開始梳理總結我們的服務模式，籌集資金，舉辦行業交流會議，賦能其他區域的 300 多家公益組織，與當地公檢法部門合作開展服務，讓更多的涉罪未成年人得到幫教和服務。

很欣慰的是，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們推動和參與了國家《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規範》的出臺，規範”不但填補了該領域無國標的空白，也惠及了全國 3 億多未成年人和關注涉罪未成年人服務的公益組織。

到今天，我已經做了 15 年公益，身邊有掌聲，也有質疑聲，因為在不斷摸索，犯錯，全職做公益，同行的公益人不認可我的嘗試，家人也不理解，為了工作，我常常缺失對孩子的陪伴，多年前妻子也在不理解中和我離婚了。坦白講，即便是周圍有掌聲，我的心裡也無數次產生動搖，想放棄，但每當我帶領團隊幫助一位位迷途羔羊迴歸家庭，他們離開時抱著我們依依不捨，看著小光這樣的孩子復歸學校，重啟人生新篇章時，又選擇了繼續在這條路上孤勇前行。

可能有人會說我有過重的助人情結，即使被傷得遍體鱗傷，始終沒有離開這條路。即便是現在，我依然在放棄與繼續之間搖擺，但只要在做公益的一天，我就會把這件事情往好了做，儘量幫助更多的孩子，也要以公益之力，去儘量改變公眾包括公益人的觀念。

最後，我想奉勸躍躍欲試的年輕人，不能因為熱血，因為一時衝動，就一猛子扎進公益中。公益除了需要情懷、激情，專業的技能外，還需要勇氣和堅守。從 26 歲到 41 歲，我人生最好的 15 年，走的有些坎坷，付出的代價有點大，錯過了孩子的成長，這是我不希望未來的年輕公益人去經歷的。公益應當是一份良性的美好的事情，我在努力促成這件事情的發生，希望未來能越做越好。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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