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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高小賢
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
當代中國的公益事業發端於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社會變革的產物，它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關注農村貧困地區，重點為扶貧和可持續發展；二是在議題和方法上，與國際發展援助緊密交織。當時的公益實踐深受社會發展理論，特別是參與式發展理論的影響。婦女/性別與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目標和內容之一，在20世紀90年代初隨國際發展機構的援助專案進入中國，並與公益結緣。這二者結合的“蜜月”期一直延續到2008年前後。之後，國際發展機構在華髮展勢頭趨緩，參與式發展、婦女/性別與發展隨之在公益領域也逐漸弱化。本文希望透過分析公益組織在婦女/性別與發展領域的實踐，再現歷史場景的複雜性，為公益理論本土化的討論提供跨界視角。
▍社會性別與發展進中國：在地政治文化的獨特性
（一）何謂“婦女/性別與發展”
“婦女/性別與發展”是發展學的分支學科。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在第一個“發展十年”失敗之後，意識到“將貧困從發展中國家趕出去”必須有窮人的參與。窮人當中，70%是女性。因此，聯合國在第二個發展十年戰略“將婦女全面引入發展的整個努力之中”，並將1975年定為“婦女發展年”。
這些背景催生了“婦女與發展”學科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問世。這一學科受到三股力量的共同推動：以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為代表的婦女活動家、國際發展機構以及婦女研究學者。這使得婦女/性別與發展成為女性主義和發展學的交叉學科，既受女權主義思潮的影響，也從發展學中獲取養分。在發展程序中，學科形成WID(Woman in Development)、WAD(Woman and Development)、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三個流派，分別受女權主義理論中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影響。這些不同流派同發展理論結合後，在實踐層面產生多種干預路線與系列分析框架。本文以“婦女/性別與發展”（GAD）作為主要討論物件。
婦女/性別與發展的內容與特徵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其一，強調婦女是發展的主體，而不僅僅是單純的受益者。首先，婦女是決策的主體。制定所有和婦女相關的發展與反貧困政策、計劃等，要有婦女的參與，要尊重婦女的需求和發展意願。其次，婦女是行動的主體，婦女要參與到發展與反貧困的專案計劃當中，婦女的參與“能夠帶來新的能量、新的視野和新的組織基礎”，有助於增強各方面的行動。
其二，強調性別分析視角，認為婦女之所以較男性更容易受到貧困的侵害，是傳統的性別權力關係所致，“兩性在分享經濟權力方面的差異”，“社會認定的僵硬的社會性別角色，使得婦女獲得權力、教育、培訓和生產資源的機會有限”，導致婦女的貧困。
其三，強調賦權原則，即透過對婦女提供持續的能力建設和陪伴，提高婦女參與經濟和公共事務的能力。賦權的路徑包括提供資訊和資源、提高意識和覺悟、結成網路或組織。
（二）傳播路徑
20世紀90年代初，婦女/性別與發展受到三股力量的推動，開始在中國傳播。
首先是婦女研究。其主要貢獻體現在：（1）引入社會性別概念和分析框架，使農村婦女狀況分析擺脫了以往單一的縱向比較思維，注重橫向比較婦女的社會位置變化，凸顯出農村經濟蓬勃發展中遮蔽的諸多婦女問題，比如非農轉移中婦女滯後問題、農業女性化問題、農村婦女土地權屬問題。（2）透過系列研討會、翻譯和出版，引入國外婦女/性別與發展領域的研究成果，推動了理論研究和發展實踐的結合。當時一些重要的婦女研究機構和學者都承接了農村婦女與發展實踐專案。
其次是國際發展援助機構。國際發展援助機構在中國開展專案時，將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流行的發展理念及與之配套的方法和工具一併引介到中國，其後，這些要素構成本地進行組織能力建設的主要內容，並對當時新的社會組織發揮了帶動作用。婦女/性別與發展的理論和方法被嵌入其中。特別是90年代中後期，受聯合國推動社會性別主流化策略的影響，性別平等幾乎成為所有發展機構的原則和資助重點，所有援助專案都要求滿足社會性別敏感的條件，否則很難獲得批准。因此，接受社會性別培訓、提升社會性別意識、掌握社會性別分析工具幾乎是當時所有發展工作者的入門訓練。
發展機構的主要貢獻在於：（1）引入國際發展領域關於婦女與發展的新認識和新概念，如“可持續發展”“以婦女為中心”“以社群為基礎”“戰略性社會性別需求”與“實用性社會性別需求”等，為深化認識提供了基礎，強化了實踐的可操作性；（2）引入發展中國家一些成功的婦女發展專案經驗，如小額信貸、社群綜合發展，拓寬了實踐思路與模式；（3）培訓出一批能夠與國際發展思路和實踐接軌的發展工作者，不少發展學學者開始轉向婦女研究，壯大了性別研究隊伍，也為婦女/性別與發展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礎；（4）特別要指出的是，由發展機構推動的扶貧專案大力提倡參與式發展的理念與工具，使更多農村婦女，特別是貧困婦女參與其中。他們的能力得到提升、得以更具自主性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是婦女/性別與發展在實踐中的一大進展。
再次是農村發展研究。為適應國際援助的需要，國內迅速建立起一批相應的研究機構，以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發展學院為引領者，這些研究機構譯介了諸多有關婦女/性別與發展的知識，使之正式進入大學課堂。
需要強調的是，不同路徑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婦女研究界的重點在於，將社會性別（gender）作為新的分析視角或方法，站在女性主義立場，批評發展專案中的性別盲視；國際發展機構強調的社會性別與發展（GAD），是“社會性別”與“發展”的組合，強調在實踐中推動婦女參與和性別平等意識，注重操作性；農村發展研究則從扶貧發展效率出發，強調婦女參與的有效性。
（三）中國語境：在地的政治文化與對接的人群
外來文化的落地成效，與內部的接受需求及動力息息相關。婦女/性別與發展之所以在90年代初進入中國，因其佔據“天時”“地利”“人和”幾重有利因素。
“天時”，是指中國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扶貧開發戰略。基層政府在擁抱各類扶貧發展專案時，也接納了專案所蘊含的發展理論、方法及工具。以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為契機，中國政府對婦女發展議題秉持開放歡迎的態度。
“地利”，是指中國有著利於婦女/性別與發展落地的政治文化環境。在話語層面，性別平等一直是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有機組成部分。“婦女能頂半邊天”是中國共產黨主流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踐中共產黨也致力於推動婦女參與經濟發展。從延安時代著名的“四三決定”起，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的婦女工作就是以生產為中心而展開；20世紀50年代的集體化運動，更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婦女參與生產的社會動員，完成了婦女從家庭走向社會的巨大轉變。這個過程不但使中國共產黨積累了一整套成熟的農村婦女工作方法和經驗，也在實踐中訓練出一批有著豐富農村婦女組織工作經驗的基層幹部。改革開放後，婦女運動一直延續著，以各級婦女聯合會為樞紐，推動婦女組織與婦女運動。其中，最重要的組織性活動是20世紀80年代末全國婦聯應農村經濟改革的需求，在全國開展的“雙學雙比”（學文化、學技術、比成績、比貢獻）競賽活動。這些條件使得中國有著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環境。
所謂“人和”，指的是國際發展機構進入中國時，多和政府、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在合作中這些有外語基礎的年輕人，大部分是恢復高考後的77級大學畢業生。這批人受到新中國理想主義教育的浸染，經過80年代思想啟蒙運動的洗禮，對社會改革充滿熱忱；他們中有不少人曾做過知青，熟悉農村並有濃厚的鄉土情結。國際發展機構的專案資助恰恰給這些理想主義者提供了實踐社會改造抱負的機會和空間。
這幾重要素使得婦女/性別與發展進入中國後快速傳播，和在地的政治、社會話語融為一體，並在實踐中湧現出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案例。陝西婦女理論婚姻家庭研究會（以下簡稱“研究會”）即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婦女/性別與發展落地的“操盤手”：陝西婦女研究會
20世紀80年代，社會快速轉型帶來拐賣婦女、招生分數女高男低、女大學生分配難、差額選舉中女幹部屢屢敗陣等諸多婦女問題，催生了改革開放後第一代民間婦女組織的產生。陝西婦女研究會成立於1986年，是國內最早成立的民間婦女組織。它同時活躍在婦女研究界、發展界和公益行業，紮根農村社群的時間最長，關注議題也最為豐富。筆者任省婦聯研究室副主任期間，是研究會的主要發起人，其後亦長時間擔任研究會負責人，直接參與了很多專案的設計與實施。在20多年的實踐經驗中，有一些思考與體會。
研究會最初以學術研究為主，註冊為社會團體，是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下屬的學會。90年代中期，研究會向公益組織轉型，在議題關切上也由理論研究轉向行動研究。以1996年開通陝西婦女熱線為標誌，直接干預現實婦女問題成為研究會的工作重點。
轉向實踐工作之後，研究會的工作人員一方面學習發展領域的理論思潮、干預框架和操作方法，另一方面有意識地將之用於實踐，尤其是農村社群發展部門。比如，1997年，研究會與香港樂施會合作，在丹鳳縣實施“貧困地區婦女健康教育專案”，將“參與式農村評估”“社會性別與發展”和“婦女賦權”等理論框架帶入專案，開啟了農村社群發展領域的實踐；1998年，研究會在宜川專案中引入“婦女領導力培訓”、參與式檢測評估，積累了“需求為本”框架下參與式社群綜合發展的經驗；1999年，研究會引進參與式社會性別與發展培訓，組建了社會性別培訓小組；2000年，研究會建立了預防家庭暴力中心，成為國內第一家開展社會工作實務的公益組織；同年針對紫陽水災，實施緊急救援專案，將社群發展的理念和社群發展基金引入災後重建。
截至2008年，研究會在農村發展領域已涉及健康、教育、反貧困、環境保護、防災減災、婦女參政等內容，成功培育出丹鳳健康教育、山陽健康促進、鎮安健康學堂、寧陝災後重建、合陽基層治理等以婦女為主體的品牌專案，成為國內服務門類最多、最齊全的民間婦女組織。截至2012年，陝西婦女研究會在4省（陝西、寧夏、江西、四川）15個貧困縣40餘個行政村實施了社群發展專案，受益人口達10萬餘人；舉辦婦女健康學堂150餘期，編寫印發健康教育宣傳冊近100萬冊，修建鄉鎮衛生院2所，村衛生室11所，累計發放社群發展基金160萬。這其中許多專案至今仍在當地婦女的管理下運作良好。
經過長時間的實踐，研究會的婦女/性別與發展專案在工作中有如下特點：（1）將參與性貫徹始終，從真實的問題出發，形成綜合性解決方案，關注村民的能力增長和社群的變化，而不是簡單的服務遞送；（2）所有專案保持社會性別敏感，尊重社群的歷史和文化，挑戰傳統的性別分工和權力關係，推動社群性別關係的改善；（3）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注重與生態、環境和文化的協調發展，調動本土資源與經驗，提升社群自我發展的能力；（4）和婦聯、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充分調動體制內外資源，拓展專案深度和空間。
研究會在落腳於實踐的同時，也一直注重與學術界的緊密互動，推動關於婦女/性別與發展本土化的討論。
1988年起，筆者以《農村婦女與發展研究與實踐狀況評述》一文開始提出“婦女發展”的本土化問題。2002年，在“社會性別與發展網路”年會上，筆者將討論重點聚焦於與國際基金會的關係及對發展工作者角色的反思。筆者提出，幾乎所有的發展資助機構都在提倡參與性和社會性別，但真正理解並在實踐中始終貫徹這些原則的機構並不多見。任何發展專案背後都潛藏著執行人員自覺或不自覺的價值觀。有國際援助的地方，這些問題一直考驗著發展工作者。發展工作者手中握有資金或對資金流向的發言權，因此，特別需要對自身價值觀有所反省，不同的態度和選擇會影響專案結果。2008年前後，受理論界討論社會主義遺產的啟發，研究會也認識到研究會運作專案的手法，無論是從點到面的推廣機制，還是使用地方戲、宣傳畫、大標語等社會動員的具體方式，都有著20世紀50年代中共農村基層工作的痕跡。這更讓我們加深了婦女/性別與發展在中國實踐的獨特性的理解。
▍婦女/性別與發展的中國經驗：“即中即西”的混合體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研究會多數專案在設計中明顯受到婦女/性別與發展的理論影響，但在操作層面上則更多地結合了中國本土的婦女工作經驗與資源，並以此為基礎，發展並創新了婦女/性別與發展理論。
（一）“中國式合作”：社會組織和國家的良性互動
這個概念最初由宋少鵬提出，指中國公益組織和政府關係是合作而非對抗關係，是在對“國家–社會”二元論分析框架質疑基礎之上嘗試建立的新的解釋框架。
國際機構在中國的專案一般採用三種管理形式：一、交給政府業務部門，透過政府系統實施；二、自己組建辦公室，招聘全職人員組成專案管理團隊；三、和民間組織合作，交其實施。
陝西婦女研究會針對所有和國際機構合作開展的專案，都從自身問題關切出發選擇議題、設計干預框架，原則上保留一定的獨立性。在專案管理架構上，研究會多和基層政府合作：在縣一級，通常和縣政府簽署合作協議書，由一名主管業務的副縣長擔任專案總負責人，再根據專案的性質，選擇相應業務部門承擔專案辦公室的日常業務，業務部門負責人同時擔任研究會縣專案辦公室主任。
上述合作方式考驗著公益組織兩方面能力：一是如何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援；二是如何在合作中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不使專案方向走偏。
第一，研究會專案之所以取得各地各級政府的合作與支援，主要基於以下原因：首先，研究會的社群發展專案和政府的扶貧發展大方向一致；其次，貧困地區資金短缺，政府有動機引進專案；再次，研究會主要負責人具有跨體制的雙重身份；最後，有策略地選擇“入門人”，即有政治抱負、想做實事並對研究會有所瞭解的開明領導。
第二，關於如何保持獨立性，研究會在實踐中也摸索出了一些經驗：在洽談專案之初，說明研究會農村社群發展專案的原則(參與性、社會性別敏感、向貧困人口傾斜等)和操作流程，以獲得基本認同；在專案設計時，採用參與式方法，和政府幹部、基金會成員一起入戶開展需求調查，尤其在確定專案內容時尊重村民的優先選擇，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部權力干涉專案內容；專案啟動時，從參與式監測評估培訓入手，讓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村民/婦女及資助方代表聚在一起，瞭解參與式發展的內涵和研究會的專案原則，就專案的評估指標、活動計劃、執行方及資金預算達成共識。換言之，確保各方在專案實施過程中的參與，力爭使專案做到公開和共贏。
我們可以以研究會在合陽縣實施的“促進婦女參與基層治理專案”為例來加以說明。這一專案的要旨是，推動婦女參與基層選舉、擔任村官。試點推選女村官首先需要黨委政府認可；村級選舉需要基層鄉黨委政府的支援與協助；選拔婦女積極分子又離不開各級婦聯的支援和配合。如果專案在省內推廣，還需要民政部門的首肯。顯然，這一專案需要整合多部門資源，因而需要多機構合作的管理架構。為此，我們設計了專案指導委員會，分別由陝西省婦聯、陝西省民政廳、陝西婦女研究會、合陽縣4個單位組成。研究會作為專案法人和總協調方，直接負責專案的實施和財務管理，並提供技術支援。省婦聯負責協調省有關部門促成有關政策的出臺，總結合陽婦女參政經驗材料並推廣，協調省級有關部門成立專案指導小組。合陽縣作為專案合作伙伴，在縣一級設立專案領導小組，具體負責實施專案，組織相關培訓班、宣傳、組織選舉。由此，各方都在專案中承擔了功能，也都將之看作自己的品牌專案，如此安排頗利於形成一個多贏合作的局面。
（二）介於職業化和工作隊之間的專案管理模式：混合型團隊
國際援助專案進入中國後，產生了新的職業群體：發展專案官員。中國高校早期未設定發展學學科，中國最早的發展專案官員多由國際機構選拔，留學學習參與式發展話語和方法。這一批人是中國公益行業最早的職業化人群。
陝西位於國際發展專案的邊緣區域，很難找到此類工作人員；更重要的是，研究會一直認為中國農村具有相當的複雜性，遠非簡單掌握參與式發展話語和工具就可以應對。因而，混合型組織架構一直是研究會的構成基礎。筆者認為，混合型團隊至少更為適合中國的基層發展專案，是研究會從實際出發，解決人力資源不足、應對職業化弊端的一個成功經驗。
研究會初期的混合型團隊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有社會科學研究背景，喜歡行動研究並願意落地實踐的人，他們在團隊中往往擔任行動研究框架的設計者；二是從企業、政府管理崗位上退居二線的老知青，他們的鄉村情結、職業經歷使其非常容易和基層幹部及村民打交道；三是年輕的全職員工，這些年輕人多由研究會自主培養，負責專案的日常管理，特別是完成資助方要求的報告。
團隊最初的工作方式類似中共的農村工作隊：有分工，但重要活動都經由集體討論，以相互學習和補充，彌補個體經驗不足的缺陷。隨著專案數量增加，協會面臨著人手不足的挑戰，協會團隊不得不向專案官員負責制傾斜，但在此基礎上，團隊在人員結構上仍保持混合型特點，團隊成員之間具有互補性。
仍以合陽婦女參政專案為例：專案需要在省婦聯、省民政廳及合陽縣政府之間溝通協調，但年輕人往往缺乏和政府打交道的經驗。恰逢婦聯一位合陽籍管理幹部退休，她謙和敬業，在省和合陽縣都有很好的人際關係，研究會最後決定聘請這位幹部擔任專案協調員，負責和政府溝通協調，另聘一名全職員工負責和基金會溝通。實踐證明，這樣的團隊組合使得專案更易在當地展開。
（三）即中即西：“道”的相同與“術”的互補
在很大程度上，研究會的工作是中國革命孕育的婦女運動的延續。隨著市場化程序的展開，這些經驗幾乎被遺忘，但是“社會性別與發展”的引入激活了這些經驗。
在“道”的層面，婦女/性別與發展與中國婦女運動的傳統——以生產為中心的婦女工作方針——有相通之處，兩者目標都是推動婦女參與發展、進而推進性別平等程序。婦女/性別與發展本身屬於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在思想根源上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傳統有一定的親緣性。
從“術”的層面來看，兩者既有暗合，也有所不同。婦女/性別與發展在基因中有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影子，在技術層面直接接受了西方發展援助成果，尤其是參與式發展。而中共的婦女工作，經過革命時期、集體化運動與現代化建設，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依靠黨的領導、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展開；採用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發動群眾、教育群眾；開展四自教育、提高婦女覺悟；培養婦女骨幹和勞模，將婦女組織起來。
兩者在路徑選擇上有所區別。婦女/性別與發展常使用賦權、能力與脆弱性等分析框架，藉助健康促進、公民社會與善治等社會科學積累，分析社群錯綜複雜的性別關係及影響因素，建立干預邏輯框架。而在實踐中，研究會更為注重尋找發展專案和政府中心工作的結合點，如扶貧攻堅、合作醫療、基層民主、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等，在獲得黨和政府支援的基礎上推進工作。
研究會從婦女運動經驗中汲取大量營養，借用群眾喜歡、基層婦聯幹部頗有心得的地方戲、大標語、板報、宣傳畫等宣傳推廣手法，轉化調查研究、幹部蹲點、座談會等農村工作經驗。同時，研究會在工作中意識到，發展工作者在基層工作時，必須進行話語轉換，把國際發展援助機構熟悉的參與式發展的話語，轉換為政府官員和村民熟悉的主流話語，比如：性別公正——男女平等、社會性別主流化——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社會動員——發動群眾、社群自組織——基層群眾組織、參與治理——婦女參政等。
研究會的實踐，可以說是在外來理論刺激下重新啟用自身傳統的一次嘗試。我們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創造與發展，或許也能為中國發展援助走向世界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經驗。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8月號，原題為《公益的“中國式合作”道路——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實踐經驗》，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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